?醫療產業化是指將醫療服務和醫療資源納入市場化運作的過程。它包括將醫療機構轉變為企業化經營的形式，引入市場競爭機制。據贊同醫改的人說，醫療產業化有如下功德：“醫療產業化能夠推動醫療服務的優質化、高效化和可持續發展。醫療產業化的目標是提高醫療服務的質量和效率，促進醫療資源的合理配置，滿足人民群眾對醫療健康的需求。”盡管醫改支持者把醫改粉飾得天花亂墜，然而鐵的事實卻血淋淋的擺在世人眼前。 醫院成了賺錢的機構，醫生成了賺錢的工具，患者成了被宰的羔羊，被醫療產業化收割的韭菜一茬又一茬。醫療產業化后，醫療被世人公認是非常賺錢的生意，醫院目標是賺錢。醫生的職業道德讓位給了創收和賺錢，醫療產業化最終導致醫院腐敗現象叢生。
介于此，2005年8月初，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衛生醫療體制改革基本不成功》的報告出臺。
報告指出：“當前的一些改革思路和做法，都存在很大問題。其消極后果主要表現為，醫療 務的公平性下降和衛生投入 宏觀效率低下。現在醫療衛生體制出現商業化、市場化的傾向是完全錯誤的 違背了醫療衛生事業的基本規律。此外，城鎮醫療保險制度本身存在明顯缺陷，發展前景不容樂觀。中國醫療衛生體制期待變革。”
該醫改研究報告通過對歷年醫改的總結反思，得出的結論是：目前中國的醫療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
這種結論主要建立在市場主導和政府主導爭論基礎之上，這份報告讓2005年成為新一輪醫療體制改革的起點。
2005年，衛生部政策法規司司長劉新明提出“市場化非醫改方向”，這個觀點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
劉新明司長指出：“當前醫療服務市場上出現的看病貴、看病難等現象，根源在于我國醫療服務的社會公平性差、醫療資源配置效率低。要解決這兩個難題，主要靠政府，而不是讓醫療體制改革走市場化的道路。 ”
劉新明司長接著說：“國家將醫療服務定位為公共財政支持的行業，這決定了我國醫療市場必然走政府主導與引入市場體制相結合的模式。”
他認為，“最重要的是要處理好引入市場機制和遵守醫療服務市場規則之間的關系。”
劉新明個人認為，隨著新技術、新藥品等進入市場，醫療服務費用上漲趨勢不可逆。
但是，在過去的20年間，醫療費用的上漲速度超過了我國GDP的增長速度，大大超過了人民的支付能力。 衛生部同不少專家、學者一道，提出了“以醫補醫”的構想。即 積極引進社會資金、營造寬松的環境，壯大醫療服務資源。
對于如何解決醫療產業化所導致的宰割患者的行為，劉新明司長給出的方案是 ：加強對醫療機構的監管。
他說：“政府代表著公共利益，因此要運用管理的手段，對醫療機構進行技術管理、體制監管，防止醫院虛假宣傳、降低服務質量、開大處方等現象。”
2006年9月9日由11個有關部委為成員的全國醫療體制改革協調小組正式成立，新一輪醫改啟動。
2008年3月，最新醫改方案提交“兩會”討論。 然而從2006年新醫改啟動后至今已經17個年頭，其間出臺了一系列醫改方案，如此長時期的改革，按理說中國的醫療事業會因此煥然一新。但是時至今日不得不遺憾的說，至今老百姓看病貴，看病難的問題依然沒有解決！醫療腐敗甚至欲演欲烈，老百姓對此也是深惡痛絕。
是什么原因導致醫改效果不佳呢？原因就是醫改沒有觸及到醫療腐敗的源頭——萬惡的醫療產業化！
時至今日，無論是公立醫院還是私營醫院，皆打著解決高水平醫護服務問題的幌子，實行“以醫補醫”，那就是靠醫院自己解決創收問題。 所謂的創收就是國家放開不管，把權力下放給醫院，讓醫院靠自己的本事吃飯。
醫院的創收手段，自然便是以藥養醫，或者制訂高昂的醫療設備器械使用費。創收的對象自然是買方的廣大患者。 這就是一切醫療亂象的源由。
說穿了就是國家無力承擔醫療體系的建設和運營成本，因此只能讓各個醫院自主創收，這就給了醫院掌握權力的人中飽私囊的空間。
隨著醫療產業化的實行，門診部醫生的考核制度應運而生。如有的醫院要求門診部接診患者績效考核達標線（及格線）設定為送院率30%、送檢率50%，有的醫院送院率、送檢率達標線（及格線）更是高得“離譜”。如有的醫院為了創收把送院率達標線提高到50%以上，這意味著門診醫生每接診2個人，就必須忽悠或嚇唬1個人去住院，否則就不能達標。
門診醫生的合法收入主要由以下幾部分組成：基礎工資+績效獎金（掛號提成、藥品提成、檢驗提成、住院提成等）+其他固定補貼。從上述組成不難看出，送院率、送檢率越高，相關門診及醫生的獎金就越高，超額完成任務的有的醫院還設置超額獎；不完成任務受批評沒獎勵，超額完成任務受表揚有獎勵，在這種機制下，如果你是門診部負責人或醫生，你會怎么辦？有位醫生說，他在消化科上班的第一天，他們科室要完成的一個指標還沒完成，快要下班的時候來了一個患心血管病的農民因為掛錯號找到了他，但是他當天一個病人都沒有，因此當時就違背良心給這位農民看病給開了藥，病人抓藥再回來問他時，他覺得內心實在過意不去。他就告訴這位農民再去掛一個心血管的號，那個農民突然哭道“我錢都用光了”。這位醫生后來說道，他當時有一種坐臺的感覺，從此告別了醫院，不再做醫生。當把醫療當作一種產業的時候，醫院必然會忘掉醫療的本質和初心。很多患者稀里糊涂就被門診醫生送進了住院部，稀里糊涂被做了手術，到老甚至到死都不明白，明明是一點小毛病，吃個藥就能好，為什么會被送進手術臺？只有醫院內部的人明白，手術臺一躺，醫院黃金萬兩。由此可見，當醫院變成了奸商欺世的場所之后，患者一直處于一種被搶劫的狀態。這種創收模式中看人下菜碟的特征，以及醫療的專業壁壘，更使得政府無法對醫療機構突破道德底線和原則的行為進行有效監管。這一切，最終導致了醫療機構的系統性腐敗。一個老醫生痛心疾首的說：“我們幾乎把醫院當成一個企業，我們的領導們在一塊開會最喜歡說的是“我們醫院5個億，我們醫院8個億，我們醫院9個億，我們醫院12個億，我們醫院20個億。”我想這醫學人文就是干這個的，塑造醫生的價值觀。為什么協和的婦產科主任郎景和院士告訴他們科室醫務人員每周必須讀一本本專業以外的書，就是為了擴大知識面。我們的醫生應該學會和人打交道，我們不能只會和疾病打交道。”一個醫院內部的人爆料，一些院長開年終總結大會時說：“過去的一年，經過全院職工的不懈努力，我們醫院的住院患者增加了20%，我們的門診患者增加了30%，我們的收入增加了10%。”那么這句話是不是有什么問題？可能在座的主任和醫生們都會覺得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其實我告訴大家，這不應該是院長說的話，這應該是企業家說的話。我們（醫院）院長該怎么說？我們應該說的是“我們治愈了多少人，我們幫助了多少人。”最近網上一張天價住院結算清單，引起了廣泛的關注。一名患者在上海第一人民醫院住院七天，住院日期是2023年3月13日到3月20日共計七天，僅一個星期就開銷了醫藥費四十二萬八千九百三十三元，平均每天花費6萬元。最要命的是，其中絕大部分不能報銷，其中三十九萬三千七百肆十八元是自掏腰包解決的。然而這種天價醫藥費結算單并不少見，2018年武漢大學中南醫院一位心血管病人住院61天，花費104萬，2020年網傳一位一歲兒童住院四天花費55萬。然而這都算不上大瓜，最讓人震撼的是那位住院67天花費550萬，然后死去的哈爾濱人翁文輝。翁文輝生前是哈爾濱市一所中學離休教師。2004年，翁文輝被診斷患上了惡性淋巴瘤。因為化療引起多臟器功能衰竭。 2005年6月1日，他被送進了哈爾濱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的心外科重癥監護室。在醫院住院的67天時間里，賬單顯示他的住院費用139.7萬元，平均每天2萬多元。而病人家屬又在醫生建議下，自己花錢買了400多萬元的藥品交給醫院，作為搶救急用，合計耗資達550萬元。2005年8月6日，老人因搶救無效在醫院病逝。此事經央視《新聞調查》11月21日晚披露后，被稱為“最昂貴的死亡事件”。近幾年屢屢有新聞報道醫生護士組成醫療病案流水線的造假，這和搶錢有什么區別？2019年7月，《國際金融》披露，醫療產業化導致許多醫院造假騙保，其中的套路花八門，令人防不勝防，其中的套路有：套路一：陰陽處方 “虛假增加住院天數”、“虛開藥品”、“虛增醫療項目”，這是醫療機構欺詐騙取醫保基金最常見，也是最容易操作的作案手段。有些醫院甚至形成了“流水線式生產”的協作騙保關系。比如，在治病過程中通過“陰陽處方”開出高價藥，實際使用普通藥，以此騙取醫保基金。還有些醫療機構，醫生實際治療患者使用一套處方，醫保報賬使用另一套用藥更貴的處方。醫生、護士、醫院主負責人等各方配合天衣無縫。安徽省淮南市毛集第二醫院就是一個典型案例。2016年8月至2018年8月，該院以免費體檢為由，獲取阜陽市潁上縣參合群眾信息，共編造450人次虛假住院信息，騙取新農合基金136萬元。套路二：過度醫療 “一感冒頭疼，就做核磁共振、CT、B超”“小病當大病醫”，為了騙取醫保基金，過度檢查、過度治療也是醫療機構騙保的慣用套路。例如，安徽省阜陽市阜陽雙龍醫院在2016年至2018年11月間，采用超范圍開展手術套取醫保基金38.2萬元，過度治療、過度檢查18.15萬元。 另外，河南省蘭考縣蘭陽衛生院更是通過串換診療項目、過度治療等方式，騙取醫保基金高達266.83萬元。套路三：空手套白狼，與部分涉案醫療機構“部分造假”、“以假亂真”不同的是，有些醫療機構造假的膽子更大，他們直接選擇“空刷醫保卡”：即在患者并未就醫的情況下，通過免費贈藥贈物、給予回扣等方式，誘導或吸引大量參保人員到診所或醫院空刷醫保卡。四川省達州市仁愛醫院無疑是典型。2018年1月至2018年6月，該院采取免收病人自付費用、車輛接送、出院贈送棉被和藥品等方式誘導病人住院，通過多記、虛記費用的方式騙取醫保基金9萬元。
套路四：偽造病歷、通過掌握參保人員的信息，讓病歷材料真真假假，以假亂真，有些醫療機構也玩得很溜。湖南省茶陵縣洣江衛生院虛構五保戶住院騙取醫保基金案中提到，洣江衛生院院長雷某指使醫生聯系洣江敬老院，假借為洣江敬老院五保戶體檢的名義，收集敬老院五保戶花名冊，于2018年2月對28名五保戶以掛床住院、虛構費用的方式違規辦理住院手續，并安排衛生院工作人員制作虛假醫患交流記錄、病歷診斷書、處方等相關資料，違規套取醫保基金3.6萬元。同樣，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阿克蘇地區溫宿縣民康醫院于2017年5月至2018年12月，通過偽造病歷、降低住院指征等方式騙取醫保基金2.18萬元。對大部分中國人而言，醫療產業化下的一張醫藥結賬單，完全可以壓垮整個家庭，因醫返貧導致人的尊嚴被殘酷的現實所擊碎，讓全家人一輩子的積蓄付諸東流，原本平靜的生活風光不再。為了救命，還要腆著臉看著別人的眼色東挪西借。只有0.3%的少數富人才付得起這樣高昂的天價醫療費，從中可見，萬惡的醫療產業化是中國人民實現共同富裕的攔路虎。怎么辦？如何打破這種殘酷的現實？那就是廢除醫療產業化，讓醫院回歸本真。因為改革實踐的結果已經證明，醫療產業化這條路是走不通的死胡同！ 現今醫療反腐進行得如火如荼，一大批醫療體系中的碩鼠被約談，對此老百姓非常的開心。然而《新天地咨詢》最近搞了一次訪談節目，被訪談對象是一位三甲醫院的高管李院長。他在接受訪談時，表述了如下觀點：“你們不要高興的太早了，這次因為醫療腐敗被處理的大部分都是醫療各方面的專家學者，你看看現在被抓的除了院長，其他的都是各個科室主任，包括有些院長都是各個學科的專家。要知道一個專家最少需要國家培養三十年以上，你們把技術好的醫生主任院長都抓完了，那么誰還給老百姓看病呢？是那些剛進醫院的碩博研學研究生嗎？還是在醫院打醬油四五年的年輕醫生？你們放心嗎？政府為什么不去從根源上去解決這個問題呢？這次醫療反腐如果處理不好，可能會導致我們國家醫療系統是全線崩潰！”雖然這位院長給人一種意圖保護貪腐分子的感覺，但是他的話也很令人深思。這次醫療體系的反貪風暴究竟能持續多長時間？如果反貪風暴不能持久，產業化之下的醫院貪腐一定會重新反彈，這是不言而喻的。結果呢？一茬又茬的醫療骨干落馬，相對來講，這不能不是慘重的損失。因為有機會接觸貪腐條件的醫院骨干差不多都是國家辛辛苦苦培養三十年以上的醫療精英人才，他們一茬茬的倒下，不僅令人扼腕嘆息，而且也是醫療人力資源巨大的損失浪費。因此說，醫療產業化不僅禍害廣大的患者，而且也削弱了醫療人力資源。從中可見，醫療反腐不能從根源上解決問題，只有改革醫療產業化這個體制，才能徹底解決問題。因為醫療是一個需要良心的行業，根據歷史經驗來看，需要良心的行業是不能產業化的，否則其質量會大幅下降，今天的莆田系民營醫院和英美加澳等西方發達國家的醫療體系就是最好的證明。醫療成為了產業，也就意味著疾病變成了商品。首先需要制造疾病這個產品，最終才能完成銷售這個終極目標與過程。糖尿病、高血壓之類終身病乃至癌癥、血液病這類絕癥就是這樣被醫療產業一道道工序成功制造出來的。 當疾病成為商品，也就開始了醫療這個迫害與掠奪的過程。被迫害的是生命的健康，被掠奪的是病人的財產。之所以說醫療產業化是萬惡之源，是因為醫療產業化從一開始產生到發展至今，它的每一個毛孔都流著骯臟的東西。 當把醫療按照產業管理的理念、思路去運營的時候，必將以醫院資產所有者的利益最大化為根本，而不再有上善若水的慈悲情懷！這和寺廟產業化后，佛家子弟不再清白是一個道理。最近，據紅星新聞報道，截止今年8月12日，全國至少已有176位醫院院長、書記被查，醫藥反腐席卷20余省份，本輪醫藥反腐不僅嚴查醫藥代表，醫院也查科室、查醫生。這個擺在眼前的事實證明，2005年至今的新一輪醫改又是一次失敗，同時證明政府對醫療機構的監管也是不成功的。醫療產業化、市場化、商業化所引發的亂象，弊端重重，天怒人怨，結果就是對人性極大的褻瀆！如果醫生不好好看病而是看患者的口袋，醫療就會從圣潔的事業，變成銅臭熏天的行業臭水溝。什么是醫藥分離呢？藥醫分離就是患者所需要的藥品，必須到醫院之外的藥店去由患者自行購買，醫生只管診斷疾病和下藥方。藥店所有售賣的藥品全部都要從政府所指定的藥企進貨，所有藥品售出的價格由物價局確定。并且所有藥店的售藥，只要是同一規格品牌的藥品，都是同一個售價。藥店如果私自改動藥品價格，將被取締售藥資格。采取藥醫分離措施后，醫院里的醫生不能吃到藥品里的回扣，這樣的話，醫生開藥就不會專挑那些昂貴的藥品，醫生利用開藥進行貪腐的問題就會得到有效的抑制，藥廠的醫藥代表也就沒有了推銷的空間。革除醫療產業化的第二個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對于醫護人員的薪資待遇的改革。目前由于醫生護士的薪資待遇與醫院的創收相掛鉤，并且由于醫生對患者的診治有著非常高的自由度，醫生讓患者所做的檢查項目是否有必要，因為患者對自己疾病嚴重程度判斷是懵懂的，所以患者只能順從的就范。同理，有些沒有必要做的手術，由于醫生的誤導也給患者做了。這種過度醫療是醫院實行產業化創收的重要手段。因此，破除這種弊端必須從醫護人員薪資待遇改革入手。如：首先可根據醫護人員的醫術技能的水平確定醫護人員的基本薪資，然后設定新的績效工資的考核辦法。績效工資可根據治愈率、工作強度、患者滿意度這三方面來考核。可充分利用現代科技人工智能大數據系統來進行考核。醫院設置終端機，由患者根據自己的治愈程度和滿意度為給予自己醫療服務的醫護人員打分，而醫護人員的勞動強度可由醫護人員所服務病人的數量和工作時間還有工作項目的疲勞程度來打分，最終所有的數據匯總于醫管計算機的存儲器進行運算，得出公平合理的績效工資數額，做到醫護人員和患者都滿意。醫護人員的開支成本和醫療設備的使用成本，還有醫院的運營成本可由政府財政補貼一部分，另外一部分由患者所支付的掛號費和診斷費，還有所接受的醫療項目收費來解決。對醫院相關的收費，如醫療器械使用費，可由政府統一定價，力爭使價格保持在公平合理的范疇之內，杜絕創收醫療，保持收支平衡為宗旨，以減輕患者負擔為要。國家實行藥品統一采購政策，由醫保局主持藥品價格采購談判，盡可能的壓低藥品進價。關于降低藥品價格的手段問題，英國經濟學家瑪麗安娜·馬祖卡托給出的解決方案是：“政府有必要采取國有化措施，通過獲得部分私人制藥企業的控股權，直接參與生產以改變私人制藥公司壟斷價格制定的行為。”馬祖卡托認為：“雖然私營部門在將前沿藥物推向市場方面也至關重要，但由于企業股東治理模式所導致的短期主義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大型私人制藥公司的行為與公共利益的嚴重不一致長期得不到解決。因此，當傳統的政策工具無法影響制藥業所需要的改變時，尤其是在這些傳統的政策工具失敗的情況下，有充分的理由需要在制藥領域采取公共選擇：政府以合理的和固定的價格普遍提供有質量保證的藥品，與私營部門的產品競爭，這就需要政府更直接地參與協調和執行藥物創新和生產的全部活動，并保持足夠的控制水平。”國有化是這種公共選擇的最適合形式，但國有化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并不需要完全轉讓所有權。馬祖卡托等人將國有股份作為創新政策工具的主要目的有以下幾個方面： 在私人制藥業創造“鯰魚效應”的競爭，迫使大型私人制藥公司改變制定壟斷高價的行為，使國家對新藥研發投資的收益普惠于廣大患者。所以中國應該學習印度的成功經驗，擴建一批不以營利為目的的國有藥企，進行仿制藥生產，這樣就能干預市場，壓低藥品價格。還可以借鑒實行免費醫療的古巴成功經驗。醫療服務水平首屈一指的古巴之所以有能力自主研發疫苗，其背后的原因在于國家層面對生物制藥產業長達60多年的集中投入。六十年代，古巴面臨美國的貿易禁運令，古巴在緊急培訓醫生的同時，創建一批科研機構，支持發展本土生物醫藥產業，以解決缺醫少藥的困難。其中成立于成立于1986年的古巴基因工程與生物技術中心，一直致力于開發各種藥物和疫苗，主要用于治療癌癥、心血管疾病、腦膜炎和肝炎，現今已研發出癌癥治療性疫苗和乙肝疫苗等成果。目前古巴的醫療服務水平已經成為全球的典范。另外，借鑒古巴的經驗，今后要注重新藥品研發和醫療設備研發工作，以打破國外在藥品和醫療設備上的壟斷，這也是一條降低醫療服務成本的有效手段。總之，自從實行產業化以來，住房、教育、醫療價格高企，變成了人民群眾頭上的新三座大山。醫療產業化致使相關醫療制度產生了嚴重的缺陷，由此導致醫患矛盾也愈演愈烈。自2001年以來，至少50多位醫務工作者因暴力傷醫事件而失去生命，醫療產業化所形成的不合理醫療制度是醫患糾紛的導火索。所以醫療產業化本身的合理性非常值得商榷。 老百姓中流傳著一句話叫“小病全靠抗，大病全看命”，這種無力的傾訴證明醫療產業化掏空了老百姓的腰包。
醫療產業化幾十年下來，中國醫療體系的腐敗可以說已經到了系統化的程度，但凡有能力腐敗的，都或多或少陷入其中，從而導致大批被國家嘔心瀝血培養出來的醫療骨干腐化墮落，說穿了，這簡直是造孽！當中央電視臺在播“冬蟲夏草含著吃”、“生命一號”等虛假廣告的時候，當許多著名的文藝界人士在為假藥做代言人的時候，就說明醫療產業化把整個社會都給污染了。事實證明，高等教育產業化以及醫療產業化加重了弱勢群體的負擔，這種變化對社會的兩極分化有著非常顯著的推動作用，如果不痛下決心刮骨療毒，這種向深淵墮落的趨勢將不可挽回。
（作者系昆侖策特約評論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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