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久99国产精品尤物-国产高清色播视频免费看-男生肌肌往女人桶爽视频-精品国产-91PORNY九色|www.jqdstudio.net

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奪取了政權，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作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為在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不少寶貴的經驗。他肯定和倡導的“楓橋經驗”，不僅在20世紀60年代的中國社會生活中產生了積極的效果、深刻的影響，而且在21世紀的中國依然有著旺盛的生命力，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不斷放射出理念和智慧的光芒。研究和探索體現毛澤東治國理政理念和智慧的“楓橋經驗”，對于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有著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如何在百廢待興的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領導翻了身的中國人民走向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并實現中華民族的繁榮昌盛，是擺在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面前的重大歷史使命。1956年2月起，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用一個半月的時間對本國國情進行了一次重大調查研究，聽取了中央34個部門的工作匯報，調閱了國內外大量資料，并進行了反復深入的思考。中央政治局為此幾次開會展開了認真討論。在這樣的基礎上，毛澤東集中概括形成了《論十大關系》的報告。這一報告提出了要根據中國國情走自己的路，處理好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黨和非黨的關系，革命和反革命的關系，是非關系，中國和外國的關系。這“十大關系”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產物，其理念和智慧指引了后來幾十年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例如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初期的突破口?！墩撌箨P系》精心梳理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問題，為中國發展厘清了思路、提供了框架。毛澤東明確指出：“提出這十個問題，都是圍繞著一個基本方針，就是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反動勢力雖是一種消極因素，但是我們仍然要作好工作，盡量爭取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楓橋經驗”正是這一基本方針的貫徹。

1956年，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一系列變化。國際上，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作秘密報告，揭露斯大林犯的一系列嚴重錯誤，并全盤否定斯大林。在國內，我國基本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但也出現了急躁冒進的問題和官僚主義傾向。在國內外各種形勢的影響下，國內一些地方發生了工人罷工、學生罷課、農民退社的現象。1957年2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以“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為題作了重要講話。此后，毛澤東對講話稿作了若干重要修改和補充，在《人民日報》上公開發表。毛澤東在這一經典文獻中，圍繞著“社會主義是不是存在矛盾”“社會主義社會如何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提出了一系列治國理政的理念和方針政策。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矛盾。否認存在矛盾就是否認唯物辯證法”。他第一次闡述了社會主義社會具有兩種不同性質的矛盾，即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強調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所謂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就是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用民主的方法”解決人民內部的矛盾。毛澤東還特別指出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轉化，如果處理得當，敵我矛盾可以轉化為人民內部矛盾。不同性質的矛盾可以轉化，這是后來指導“楓橋經驗”的重要理念。

1963年，在全國農村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地處浙江諸暨的楓橋干部群眾采取發動群眾、依靠群眾的方式對“四類分子”進行改造，取得了良好效果。公安部領導向正在杭州視察的毛澤東作了匯報。毛澤東肯定地說，“這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并指示要好好進行總結。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公安部調查組趕赴楓橋，在調查核實后，主持起草了《諸暨縣楓橋區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開展對敵斗爭的經驗》，即“楓橋經驗”。其主要精神是捕人少，矛盾不上交，依靠群眾，以說理斗爭的形式把絕大多數“四類分子”就地改造成新人。后來，毛澤東在公安部遞呈的全國人大二屆四次會議書面發言稿上批示：“要各地仿效，經過試點，推廣去做。”1964年1月，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依靠群眾力量，加強人民民主專政，把絕大多數“四類分子”改造成新人的指示》，把“楓橋經驗”推向全國，此后全國各地掀起了學習推廣“楓橋經驗”的熱潮。1964年也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捕人最少的一年，但治安情況比往年都好。

毛澤東長期擔任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對于中國這個東方大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進行了不懈的探索，為當代中國治國理政提供了寶貴歷史經驗。這些經驗是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形成的，我們必須將其置于歷史進程中認真加以審視和研究。對毛澤東倡導的“楓橋經驗”的研究，必須將其與《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中的有關論述聯系起來，才能更好理解和把握毛澤東有關治國的理念。

1. “大格局”與“重心向下”相結合的治國理念

中國是文明古國，國土遼闊，人口眾多。領導這樣的泱泱大國，面對紛繁復雜的國內外形勢，必須有大格局、大智慧。在《論十大關系》中，毛澤東高瞻遠矚，統攬全局，立足于中國國情，提出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十大關系。這十大關系精辟完整地概括了發展要解決的主要方面，深刻地揭示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需要解決的十個重大問題。“十大關系”說是在反思蘇聯經驗教訓的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毛澤東指出：“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于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他強調了要“以蘇為戒”，不能照搬照抄，要走自己的路。這就提出了要走適合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大方向問題。即使在幾十年后的改革開放時代，毛澤東的《論十大關系》仍然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論十大關系》與《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兩部文獻是毛澤東分別在1956年和1957年黨中央和國家最高領導層上的講話，時間間隔不長，而且在內容上有著內在的邏輯聯系。毛澤東指出：“這十種關系，都是矛盾。我們的任務，是要正確處理這些矛盾。”毛澤東從治國理政的“十大關系”中揭示了“關系就是矛盾”的道理，同時又提出“任務”是“正確處理這些矛盾”。這樣一來，治國理政的頂層設計從理念走向了實踐。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中，治國理政面對的大多是人民內部矛盾，正確處理矛盾更多的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

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既是理念問題，也是方法問題。毛澤東認為：“我們共產黨人無論進行何項工作，有兩個方法是必須采用的，一是一般和個別相結合，二是領導和群眾相結合。”“任何工作任務，如果沒有一般的普遍的號召，就不能動員廣大群眾行動起來。但如果只限于一般號召，而領導人員沒有具體地直接地從若干組織將所號召的工作深入實施，突破一點，取得經驗，然后利用這種經驗去指導其他單位……就有使一般號召歸于落空的危險。”毛澤東的領導方法具有實踐性的特點，重視從廣大基層群眾的實踐中總結經驗、推廣經驗，打開工作局面。毛澤東對“楓橋經驗”的肯定和倡導，是在治國理政中對基層群眾實踐的高度重視，也是他精湛領導藝術的體現。

“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是毛澤東肯定和倡導“楓橋經驗”的核心內容。從中不難看到，毛澤東把國家治理的工作基礎放在基層治理上，或曰“重心向下”。概括起來說，從《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到“楓橋經驗”，毛澤東治國理政初步形成了一個體系，將“大格局”的頂層設計與“重心向下”的基層治理結合起來了，這是宏觀與微觀、理論與實際的結合。

2. 矛盾分析與矛盾轉化的哲學智慧

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社會生活中是否還存在矛盾？如何認識和處理這些矛盾？這是20世紀50年代國內外形勢下，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必然要回答的重大問題。存在矛盾是客觀事實。要承認客觀事實，同時要分析客觀事實。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用哲學辯證法分析了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的矛盾。這種分析可以分為三個層面，一是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矛盾。“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這是我們的事業必定要勝利的基本保證。但是，這并不是說在我們的社會里已經沒有任何的矛盾了。沒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觀實際的天真的想法。”二是社會主義社會存在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即敵我之間矛盾和人民內部的矛盾，兩者性質完全不同。三是不同性質的矛盾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轉化。在我們國家里，社會主義時期的民族資產階級具有兩面性，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對抗性矛盾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轉變為非對抗性矛盾。而這種矛盾轉化是圍繞著“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基本方針而展開的。

如何理解這個基本方針？這個方針不僅是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還包括盡可能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提出要按照不同情況，給反革命分子以不同的處理。“機關里的反革命跟社會上的反革命不同。社會上的反革命爬在人民的頭上，而機關里反革命跟人民隔得遠些，他們有普遍的冤頭，但是直接的冤頭不多。這些人一個不殺有什么害處呢？能勞動改造的去勞動改造，不能勞動改造的就養一批。反革命是廢物，是害蟲，可是抓到手以后，卻可以讓他們給人民辦點事情。”而“楓橋經驗”以說理斗爭的形式把絕大多數“四類分子”就地改造成新人，是運用毛澤東關于矛盾轉化的辯證法思想在實踐中獲得成功的典型案例。在治國理政中，既要堅持原則的堅定性，也要講求策略方法的靈活性，掌握矛盾分析和轉化的條件和規律，盡可能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毛澤東充滿著辯證法的領導智慧告訴我們，要學哲學、掌握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才能有利于團結更多的人建設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3. 歷史唯物主義的群眾路線

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始終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堅持走群眾路線。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是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不斷取得革命和建設勝利的重要法寶。新中國成立以后，在治國理政中貫徹群眾路線成為時代的課題。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最關鍵的是要走群眾路線。毛澤東指出：“所謂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就是我黨從來經常說的走群眾路線的問題。共產黨員要善于同群眾商量辦事，任何時候也不要離開群眾。”

所謂群眾路線，就是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無產階級政黨是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實代表，其宗旨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墩撌箨P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所蘊含的價值目標就是為了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為人民謀取最大利益，即一切為了群眾。但在實現這一價值目標中，必須堅持一切依靠群眾。依靠廣大人民群眾的力量，集中人民群眾的智慧，使國家長治久安。在實踐中，“楓橋經驗”之所以能夠獲得成功，是因為它“依靠群眾”（毛澤東批示）。學習“楓橋經驗”，必須抓住“依靠群眾”這一關鍵點。甚至可以說，把“楓橋經驗”堅持好、發展好，就是要把黨的群眾路線堅持好、貫徹好。

所謂群眾路線，就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楓橋經驗”來自人民群眾，是楓橋鎮廣大干部和群眾植根于實踐，在工作中不斷總結形成的智慧結晶。在毛澤東、習近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倡導和推動下，“楓橋經驗”在治國理政的社會治理中發揮著標桿的作用，并在實踐中不斷發展，呈現出旺盛的生命力。時代發展了，治國理政的內容、形式和方法也將與時俱進，但群眾路線不能丟。治國理政是一門科學，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對待實踐與認識關系的科學態度。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也是不斷總結經驗、提升治國理政效能的過程。

“楓橋經驗”起源于鄉村，是20世紀中國鄉村基層治理的經驗總結。這些經驗植根于中國國情，反映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特點，被實踐證明是行之有效的。毛澤東出身農村，長期領導農民運動，充分了解中國農村和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毛澤東最喜歡讀中國歷史書籍，在數萬冊藏書中，歷史書籍占比最大。他閱讀次數最多的是《資治通鑒》，一生讀了17遍。他認為“這部書寫得好”“讀這部書借以熟悉歷史事件，從中汲取經驗教訓”。從毛澤東對“楓橋經驗”的肯定和倡導中，不難窺見他對中國國情和中國傳統文化特點的深刻把握。

1. 毛澤東對“楓橋經驗”的倡導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德法共治的發展

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是在幾千年的歷史發展中形成的。在由原始社會進入文明社會的歷史進程中，東西方經過了兩條不同的途徑。一條是以古代希臘為代表的“古典的古代”，一條是以古代東方國家為代表的“亞細亞的古代”，中國屬于后者。“亞細亞的古代”由氏族直接到國家，國家的組織形式與血緣制相結合。中國傳統社會結構是建立在血緣、地緣基礎上的，形成了以倫理為本位的“差序格局”。傳統社會的治理是通過兩條軌道進行的，一是國家政權機構依據國法自上而下實施，二是鄉土社會內的紳權和族權依據禮俗實施。在鄉村文化中，禮俗發揮著基礎性作用。“傳統的中國農村是靠推行‘禮治秩序’來進行治理、實現穩定的。”中國和西方在國家治理的理念、思路、途徑上有明顯的差異。

中國傳統社會長期實行德法共治的治國方針，這是由中國社會的生產方式、文化特點所決定。中國古代社會是建立在一家一戶基礎上的農耕社會，在維持生存和抵御自然災害的斗爭中，中華民族養成了與德治相適應的民族心態。西周時期，周人反思殷商覆滅的慘痛教訓，提出“修德配命”“敬德保民”的新思想。“德”不僅有正心修身的功夫，而且還具有治國平天下的作用。這樣，在歷史的演進中，形成了中國古代所特有的政治文化。這種政治文化認定，國家的興衰存亡與“修德”密不可分，要使政權長盛不衰，必須德法共治。

“楓橋經驗”將道德的自律與法律的他律相結合，“就地解決”各種基層的矛盾，為中國社會基層治理提供了范例。楓橋鎮加強村規民約建設，使鄉村基層治理出現了新的面貌。村規民約既反映了法律規范的要求，也反映了道德規范的要求。村規民約使依法治村具體化、可操作化，也使以德治村條文化、規范化，體現了德法共治在治理中的價值。在基層社會的治理中，必須堅持法治原則，將法治作為“準繩”，同時也要加強道德建設，將法治建立在道德“基石”上。由于“禮治秩序”是根深蒂固的，鄉村中的現代法治觀念的真正形成還有不少路要走。因此，要加強鄉村道德文化建設，形成尊法、守法的鄉村新風尚，支持鄉村法治。楓橋是個有著深厚人文底蘊的江南古鎮，據歷史記載，司馬遷、王陽明、徐霞客等不少歷史名人都在楓橋留下了足跡，南宋朱熹曾四次來到楓橋講學。歷史和文化孕育了鄉賢文化，這些鄉賢文化支持了中國傳統鄉村社會無訟理想和德法并舉的治理理念。在“楓橋經驗”中，“老楊調解中心”創新發展了傳統的鄉賢文化，崇尚說理，德法交融，化解基層矛盾，成功率非常高。“老楊調解中心”的創辦者因此獲得了政府有關部門的記功表彰?？傊?，“楓橋經驗”吸取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德法并舉的治國理念，并將其成功運用于現代社會的基層治理，提升了社會治理效能。

毛澤東大力倡導和推廣“楓橋經驗”，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德法共治的治國理念的肯定，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它進行發展。隨著時代發展，“楓橋經驗”不僅推廣到全國鄉村，也推廣到全國城鎮。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在“社會基層”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完善社會治理體系。面對“社會基層”大量的人民內部矛盾，德法并舉加強基層社會治理，將能更好地化解矛盾，解決矛盾，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實現。

2. 毛澤東對“楓橋經驗”的倡導蘊含著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民本思想的肯定

中華傳統文化有著豐富的民本思想。民本思想源于《尚書》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一語。民本思想或曰“民惟邦本”（《尚書·五子之歌》），意思是民眾是國家的根本，國家的安寧依賴于這個“根本”，它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之一。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儒家民本思想的集中體現。“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離婁上》）中國古代儒家的民本思想認為，桀紂失去政權的原因中，歸根結底是民心的失落，而國家要穩固政權，必須得民心，才能得到民眾的擁護。中國古代的明君、賢臣實踐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在治國理政中主要表現為重民、貴民、安民、恤民、愛民等。只有施仁政，給民眾以實際利益，才能得民心，使國家長治久安。概而言之，處于社會底層的民眾問題，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問題，在一定條件下甚至關系到國家的生死存亡。

國家治理的基礎在基層，不僅古代中國社會是這樣，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新中國也是如此。毛澤東非常重視歷史的經驗，并從中國歷史上的治國理政經驗中汲取智慧。毛澤東要求推廣“楓橋經驗”的“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的做法就是強調加強基層社會治理。基層是社會治理的最前沿，是“中國之治”的根基。在當代中國，基層常常發生各種矛盾，如不及時把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化解在萌芽狀態，就可能失去民心，失去基層群眾對國家和政府的擁護，就可能釀成巨大的社會風險。這更突出了做好基層社會的治理才能穩固國家政權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彰顯了傳統民本思想的現代價值。

搞好基層治理，要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中贏得群眾的肯定和贊揚，獲得民心和群眾的擁護。楓橋人加強制度建設，在“服務不缺位”中積累了好經驗。他們對于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進行“最多跑一次”的制度改革，推進了公共服務的普惠化和均等化，并切實做到一網辦，一次辦，“讓數據多跑路，群眾少跑腿”，深受群眾的好評。他們在“服務不缺位”中發揮黨員的先進模范作用，創建“紅楓黨建”品牌。為了落實發揮黨員先鋒模范作用，楓橋鎮建立了黨員監督管理制度，黨員通過亮分、亮牌、亮業績的“三亮”活動，接受群眾的監督。為了抵御市場經濟中的利益誘惑，楓橋人加強了經濟活動中的監管制度建設，把村干部的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楓橋鎮桃源村創造了好經驗，該村建立了相關制度，要求村干部做到“五個零”，即管理零違規、承諾零違背、違法現象零容忍、村級工程零投訴、村級公務零招待。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可以分為兩部分，重民、貴民更多地屬于理念問題，即對民眾在治國理政中的重要性的認知問題，安民、恤民、愛民等更多地屬于實踐操作問題，即在治國理政實施什么樣的政策問題。前者與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宗旨與使命有不少契合點，后者強調基層治理和重視民心的操作導向是毛澤東倡導的“楓橋經驗”之精髓。

3. 毛澤東對“楓橋經驗”的倡導體現基層社會治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必要性

“楓橋經驗”在實踐中形成，并被實踐證明是成功的，毛澤東稱贊“楓橋經驗”實現了“捕人少，治安好”的治理效果。之所以能取得這樣的治理效果，其重要原因是它植根于中國歷史和文化發展的沃土中，毛澤東倡導“楓橋經驗”蘊含著基層社會治理的重要性以及它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必要性。

“凡將立國，制度不可不察也”（《商君書·壹言》），治國理政必須建立一定的制度，依據一定的制度運行。然而，制度是一個具有豐富內容的范疇。從廣義來說，它包括顯性的制度和隱性的制度。顯性的制度是以條文形式所呈現的，而隱性的制度往往深藏于社會習俗、倫理道德等文化中。隱性的制度對于治國理政起著基礎性的支持作用。基層社會治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必要性必須從這種“基礎性的支持作用”中加以認識，同時從歷史基礎和群眾基礎兩大層面中加以把握。

社會治理是現實的，是在現實生活條件下進行的，要解決大量的現實生活中的矛盾。社會治理又是歷史的，現實社會是在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和文化的發展中走過來的。我們不能割斷歷史，而要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汲取經驗和智慧。歷史和現實之所以能夠溝通，其內在的根據是“社會跨時間的同一性”。國家和社會的治理要借鑒歷史的經驗，例如本文前述的“楓橋經驗”作為基層社會治理的典范，是“德法共治”“民惟邦本”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發展。各民族的文化傳統各有其特點，世界各國的社會治理必須與該國民族的歷史文化相結合，才能獲得成功。世界各國在社會治理中的成功經驗，是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我們應該學習和借鑒，但這種學習和借鑒必須立足于中國歷史文化的土壤，必須堅定文化自信。簡言之，堅持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國社會治理的“根脈”，建立中國特色的國家治理體系才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楓橋經驗”昭示人們，基層社會治理需要依靠群眾，走群眾路線。這也是毛澤東肯定“楓橋經驗”的主要內容。要依靠群眾，必須把群眾發動起來，團結起來。這就需要在基層社會治理中，尋找中華民族團結奮斗的最大公約數，凝聚共識，匯聚力量。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源遠流長，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它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深深地植根于中國人民的內心世界，它所蘊含的價值理念和道德規范為最大多數的中國人民所認同。將基層社會治理與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結合起來，才能更好地獲得廣大群眾的支持，吸引更多群眾投入到基層社會治理的事業中去，從而實現事半功倍，提高國家治理效能。“楓橋經驗”起源于中國的鄉村，絕不是偶然的。楓橋地區有著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底蘊和氛圍，楓橋鄉規民約、家庭建設等基層治理的工作結出的碩果離不開這一“底蘊和氛圍”。進入21世紀，盡管我國的鄉村已經發生了巨變，但中國社會的基層治理依然要強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凝聚力和政治認同，創新新時代的群眾路線。

毛澤東批示“楓橋經驗”至今已經有60年，在這60年中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帶領中國人民守正創新、踔厲奮發、勇毅前行，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而團結奮斗。面臨新的形勢，我們需要認真思考如何堅持好和發展好“楓橋經驗”。

1. 復雜多變的國內外形勢帶來的風險凸顯堅持好和發展好“楓橋經驗”的迫切性

當前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的特征更加明顯。在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奮斗中，必須深入分析國際國內大勢，科學把握我們面臨的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從國外看，美西方國家組成小圈子，瘋狂圍剿、打壓中國，貿易戰、芯片戰、高科技戰等接連不斷。從國內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是波浪式前進的，會遇到各種困難和矛盾。在各種利益關系調整中的結構性體制性矛盾、經濟發展調整中的就業困難、社會貧富差距拉大后形成的矛盾，都會成為社會風險的溫床。必須增強憂患意識，著力化解各種社會和自然界帶來的風險。這就要求中國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提高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水平。“力爭把風險化解在源頭，不讓小風險演化為大風險，不讓個別風險演化為綜合風險，不讓局部風險演化為區域性或系統性風險，不讓經濟風險演化為社會政治風險，不讓國際風險演化為國內風險。”在治國理政的理念和智慧上，重心向下加強基層社會的治理是必然的選擇。因為要化解風險，實現社會穩定與發展，必須搞好國家治理，而基層是改革發展穩定的第一線，是各種矛盾和問題的集聚地，基層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石。“基層強則國家強，基層安則天下安”。要“堅持以街鎮、居村為重點，推進基層社會治理創新政策落地”，“基層是一切工作的落腳點，社會治理的重心必須落到城鄉社區”。

“楓橋經驗”是加強基層社會治理的好經驗，只有將堅持好和發展好“楓橋經驗”的迫切性問題放到當前國內外大背景、社會發展的大潮流中認識思考，才能更深刻把握它，從而以歷史主動精神推進基層社會治理。多年來，“楓橋經驗”主要是以鄉村治理為基礎的一面旗幟，而如今“楓橋經驗”從鄉村走進了城市社區，成為城鄉社會治理的楷模。在堅持“楓橋經驗”的過程中，“楓橋經驗”的內容、形式也與時俱進，不斷豐富和發展，其在治國理政中的地位也不斷提升。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將堅持好和發展好“楓橋經驗”作為社會治理制度建設的重要內容，而黨的二十大政治報告則將其提升為完善社會治理體系的重要方面。新時代“楓橋經驗”在傳承中發展，在發展中創新，超出了“經驗范疇”，從中凝練出“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基層社會治理體系的理論原則。堅持好和發展好“楓橋經驗”的實質是提升當前基層社會治理中的質量和能效。新時代“楓橋經驗”將人力和科技相統一，將現代信息技術引入基層社會治理，高效化和精細化有力促進了治理質量和能效的大幅提升，將打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治國理政的新局面。

2. 以“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原則建立新時代基層社會治理體系

基層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石。基層社會治理體系是國家和政府按照一定的理論原則，通過一系列制度、方針和政策建立起來的。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貫穿在基層社會治理體系中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原則，是堅持好和發展好“楓橋經驗”中結出的碩果。它反映了中國共產黨人立足中國國情，對治國理政客觀規律的認識和把握。

社會治理中的主體是多元的，包括黨和政府、基層組織和社會組織、基層群眾等。廣大基層群眾參與社會治理，使“楓橋經驗”中的群眾路線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得到了傳承。把矛盾化解在基層，這就要求以自治為基礎，發展群防群治，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在基層社會治理中以自治為基礎，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精神。人民當家作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本質和核心?？词欠裾嬲龅搅巳嗣癞敿易髦鳎匾氖强慈嗣裼袩o廣泛參與權。在基層社會自治中，發動和依靠群眾，參與基層管理和服務，調動了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在推動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過程中，激發和凝聚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智慧和力量，提高了社會治理的效能?；鶎由鐣杏龅降拿?，涉及人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往往錯綜復雜，但主要是人民內部矛盾。要解決這些矛盾需要占用大量社會資源，然而社會資源畢竟是有限的。只有以自治為基礎，發展壯大群防群治的力量，才能把風險化解在基層，做到矛盾不上交。

新時代基層社會治理的過程是法治化的過程。在浙江主政時期，習近平就強調要把學習推廣“楓橋經驗”與貫徹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結合起來。在基層社會復雜矛盾中，利益矛盾是基本矛盾。要以法律為準繩，有效保障國家治理體系的系統性、規范性、協調性，在更大程度上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必須從中國國情出發思考法治建設，推動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導端和疏導端用力。我國有14億多人口，如果社會生活中的大小事都要上法庭打官司，那是政法系統資源難以承受的。要堅持和發展好“楓橋經驗”，在運用法治力量處理基層矛盾糾紛時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走中國特色的法治道路。

新時代基層社會治理需要剛柔相濟。治理需要剛性的力量，又需要柔性的力量，并且重在將兩者融合起來。法律強調“必須”，以剛性為特點；道德強調“應當”，注重柔性引導。剛柔相濟，兩者在治理中的作用相得益彰。“楓橋經驗”在處理民間糾紛時貫徹了調解優先的原則，內含剛柔并重、德法并舉的理念。調解是雙方或多方當事人就爭議的實體權利、義務，在人民法院、人民調解委員會及相關組織主持下，自愿進行協商，通過教育疏導促使各方達成協議、解決糾紛。調解是法律程序中的一個環節，自愿協商、教育疏導體現著道德的柔性，是法治與德治的融合。

3. 新時代基層社會治理需要人力和科技相統一

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進入社會基層治理，創新了基層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推動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新時代堅持好和發展好“楓橋經驗”，就需要堅持人力和科技相統一。新時代基層社會治理需要人力和技術的結合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當今社會正處于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時代，信息化、數字化、智能化的潮流正席卷社會各個角落。社會生活的節奏大大加快，各地區人財物流動的速度之快是過去傳統社會難以比擬的。順應時代潮流，適應時代發展，基層社會治理必須升級社會治理工具、方法，重視運用現代科學技術。

首先，高效化是現代基層社會治理的內在要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使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多樣化、豐富化，并呈現出錯綜復雜的情況。僅僅依靠傳統的人力進行管理，明顯力不從心，難以勝任。在基層社會治理的調研、統計、分析等工作中，現代數字技術有著獨特的優勢。運用現代數字技術，才能提高效率，事半功倍。特別是現代社會是一個風險社會，突如其來的重大治安事件、公共衛生事件、自然災害，對基層社會治理的效率提出了嚴峻的挑戰?；鶎由鐣卫恚仨毻苿訑底只夹g賦能，才能有力地回應這種挑戰。

其次，現代數字化技術進入基層社會治理，不僅是滿足高效化的要求，也是滿足精細化的要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城市管理應該像繡花一樣精細”“通過繡花般的細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細化水平”。“繡花”妙喻生動形象彰顯了“致廣大而盡精微”的治理辯證法。數字化技術給基層社會治理精細化提供了充分條件與可能，我們要發揮主動精神，做到細心、耐心、巧心，告別粗放型的管理模式，加速基層社會治理精細化。

社會的迅猛發展凸顯了數字技術等前沿技術對基層社會治理的價值，但科學技術是需要人掌握并正確運用的。習近平認為，“‘楓橋經驗’發展到今天，最重要的成果和最鮮明的特色就是實現自律和他律、剛性和柔性、治身和治心、人力和科技相統一”。“人力和科技相統一”意味著在基層社會治理中，各類治理主體要認真學習和掌握前沿科學技術，善于將科學技術運用到治理的實踐中去。在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提高技能。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豐富發展了“楓橋經驗”，為基層社會治理開拓了廣闊空間，但是它不能代替面對面的群眾工作，沉湎于“網來網去”“隔空對話”，容易滋長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因此，黨員干部要深入群眾、深入基層，面對面進行交流?？傊?，提升基層社會治理人員的素養與“善用”數字化技術推進新時代基層社會治理是并行不悖的。

參考文獻：

[1]《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2]王海光：《〈論十大關系〉文本的形成與演變及其經典化》，《中共黨史研究》2018年第3期。

[3]周中之、徐鐵光：《“楓橋經驗”與新時代中國德法并舉治理鄉村之路》，《紹興文理學院學報》2018年第5期。

（作者系上海師范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上海師范大學特聘教授；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馬克思主義研究”，原刊于《馬克思主義研究》2024年第5期，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