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困難,主動迎難而上,解決一切攔路虎,這對普通人來說已經很困難了。
遇到冤屈怎么辦?你明明是正確的,明明立功了,結果卻對你大罰特罰,甚至一擼到底,然后你應該怎么辦?
這樣的重大冤屈,8年內連續遇到3次又怎么辦?
很多人難以想象世界上會有人遇到這樣的事情。
但其實你最熟悉的開國領袖毛澤東就曾經遇到過這樣的事,而且所有的證據都在黨史上清清楚楚的寫著。
你不知道,只是因為你以前沒仔細看過而已。
毛澤東曾自己說過:
“我從1927年到1935年,基本上是受壓的,在黨內沒有發言權。只是到了1935年的遵義會議后,才慢慢地好起來”
這個“受壓”,究竟指的是哪種程度的壓力呢?
01
第一次蒙冤
1927年9月9日,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毛澤東奉命領導秋收起義,按共產國際要求的“城市中心論”攻打長沙。
但敵人力量強大,起義很快失敗了。
9月19日,秋收起義部隊在文家市會師,毛澤東根據敵我力量的實際對比,決定放棄攻打長沙,帶領不足千人的隊伍來到井岡山,開辟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個革命根據地。
毛澤東指出:
“我們當前的力量還小,還不能去攻打敵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應當先到敵人統治薄弱的農村,去保存力量,發動農民革命。 我們現在好比一塊小石頭,蔣介石反動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總有一天,我們這塊小石頭,一定要打爛蔣介石那口大水缸,勝利一定屬于我們。 ”
這件事好像沒做錯對吧?成功開辟革命根據地這應該是大功對吧?
毛澤東率兵退到井岡山之后,中央和共產國際震怒。
1927年11月9日,在共產國際代表羅米那茲的領導下,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
會議強調,中國的革命形勢在“不斷高漲”,中國革命性質是“不斷革命”,湖南省委在秋收起義的戰略方針上“完全違背中央策略”,對此,毛澤東應負嚴重的責任,應予開除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并撤銷湖南省委委員身份。
對于毛澤東在文家市決定轉兵前往井岡山,放棄攻打大城市的行為,共產國際代表和中共中央定義為“可說是最可恥的背叛與臨陣脫逃”。
這個定義,可以說是很嚴重了。
當時沒有電臺,信息傳達不通暢,湖南省委的組織遭到了敵人的幾度嚴重破壞。
因此,這個命令傳達到井岡山時,已經是1928年3月了,由湘南特委軍事部長、省軍委特派員,20歲的周魯上井岡山傳達。
當時白色恐怖嚴重,不能帶文件,只能憑記憶傳達。
年輕的周魯傳達上級指示時,只記得“開除”,但“開除”什么記不清了,就想當然地說成是“開除黨籍”。
開除黨籍,這是比開除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嚴重無數倍的懲罰,等同于政治生命的終結。
井岡山上所有人都不明白為什么毛澤東要遭受這么嚴重的懲罰,毛澤東自己當然更是無法理解,大口大口的吸自己用紙卷的大炮筒煙。
毛澤東帶著殘兵上了井岡山,在極度困難的情況下打了很多勝仗,硬生生的從不足1000人,不滿一個團的兵力發展成了一個師兩個團,還在3個縣建立了穩定的工農政權,把革命根據地搞的風生水起,蓬勃發展。
這個時候,自己突然遭受了如此嚴重的懲罰。
但是毛澤東沒有怨言,面對如此重大的冤屈依然面不改色。
被開除黨籍后,毛澤東不能擔任書記和黨代表,不能過黨組織生活,那他應該干什么?
面對這個詢問,周魯說,你改任師長吧。
當時軍事干部可以不是黨員,于是毛澤東改任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
對于黨中央的決議,毛澤東完全不能理解,但一個20歲的周魯傳達的指示,還是錯誤記憶的指示,毛澤東立刻就無條件遵從,在一個完全由自己創立的地盤上。
1928年4月中旬,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第一師策應湘南暴動期間,在湘南特委機關見到了中共中央《政治紀律決議案》的正式文件,上面明文寫著毛澤東是被中央“開除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和“撤銷湖南省委委員”,但根本就沒有“開除黨籍”的決定。
毛澤東大松了一口氣,不管怎么說他還是黨員,只是被開除了幾個重要職位而已。
1928年4月底,朱毛“會師”井岡山,隨后合二為一,成立工農革命第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陳毅任教導大隊隊長。
隨后,毛澤東當選為第四軍軍委書記,率領第四軍連續粉碎敵人的兩次“進剿”,三次“會剿”,并在1929年初打下井岡山,開辟了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
中央對毛澤東的處分始終沒有撤掉,僅保留了黨員身份,但他憑著自己的努力,一點一點的在戰場上又打了回來。
02
第二次蒙冤
1929年5月,開辟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后不久,毛澤東在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這一問題上,和朱德、陳毅等發生分歧。
軍隊指揮由誰說了算,毛澤東說應該由黨說了算,而且是絕對領導,不容置疑,這一原則有問題么?
沒有問題,但當時的黨代表是毛澤東,而軍長朱德等人認為具體的打仗事務,應該由軍人說了算,外行不能指導內行。
1929年6月22日,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在龍巖城召開,由陳毅主持會議。
在會議上,代表們圍繞井岡山斗爭以來遇到的各方面問題進行討論,對毛澤東的民主作風和工作方法給予批評。
根據陳毅的回憶錄,當時對毛澤東的批評主要由四點組成:
第一,批評毛澤東對馬列主義的信仰不夠,因為他常講馬列主義只規定了世界革命、中國革命的基本原則,但中國革命具體的做法還要我們自己在實際之間來創造;
第二,批評毛澤東有個人英雄主義,他講的現在革命沒有黨的領導一定失敗,這話實際上是說沒有你毛澤東就要失敗;
第三,批評毛澤東的領導方式是家長式的領導,你們朱毛兩人天天在吵架,一個是晉國,一個是楚國,你們兩個大國天天吵,我這個鄭國在中間簡直是不好辦,兩大之間難為小;
第四,批評毛澤東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是不對的,共產黨都應該有發言權,說錯了就可以糾正。
會議否定了毛澤東提出的“黨對紅軍領導必須實行集權制的意見”,并給與毛澤東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同時毛澤東前敵委員會書記的身份被陳毅所取代,這是毛澤東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被下級奪了權。
7月中旬,毛澤東被迫離開紅四軍,以特派員的身份到閩西指導地方工作,離開了軍隊一線。
和毛澤東隨行的江華在回憶錄中寫道:
“我們離開部隊由龍巖出發時,把我的馬也扣下了,那時我們一行人真有些灰溜溜的樣子。 ”
離開龍巖后,毛澤東大病一場,患的是瘧疾,渾身時冷時熱,時好時壞,只得化裝成“教書先生”,在永定的深山中隱蔽起來,在此治病和工作。
9月下旬,紅四軍第八次黨代表大會在上杭召開,致信要在永定縣的毛澤東出席。毛澤東說自己身體有病不能參加。
紅四軍黨委認為毛澤東在鬧情緒,托詞不來,于是立即再次給予毛澤東黨內嚴重警告,要他馬上來開會。
于是毛澤東強撐病體,坐擔架趕來,大家見毛澤東“面無人色”,確實病重,就讓他留在上杭繼續養病。
所有人都沒想到,革命根據地的開辟者毛澤東被奪了權,并被趕出軍隊,居然一點脾氣都沒有,不來開會的原因真的是在生病,而且是重病。
1929年7月9日,陳毅以前委書記的名義,將紅四軍第七次黨代表大會的決議案和黨內爭論文件送交黨中央。
1929年8月10日,中央收到了這份文件。
1929年8月13日,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進行討論,會議決定充分肯定了毛澤東提出的“工農武裝割據”重要思想和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這一軍隊建設基本原則。
1929年11月,紅四軍吃了大敗仗,損失了接近1/3的兵力,中央做出指示,恢復毛澤東的工作。
1929年11月26日,毛澤東恢復工作。
1929年12月28日,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在古田召開,史稱古田會議。
會議決定將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這一原則作為自己的建軍思想,《古田會議決議》成為了日后紅軍建設的綱領性文件,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政治工作奠定了基礎。
同時,古田會議決定選舉毛澤東為紅四軍前委書記,擁有對紅四軍的最高領導權。
03
第三次蒙冤
古田會議后,紅四軍縱橫馳騁,進一步發展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進一步擴大紅軍隊伍。
1930年6月,紅四軍被改編為紅一軍團,而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也最終被發展成了中央蘇區。
1930年10月,蔣介石在結束中原大戰后,集中10萬軍隊進攻中央蘇區,毛澤東率領紅一方面軍殲敵1.3萬人,活捉張輝瓚,打破國民黨第一次圍剿。
1931年4月,蔣介石集中20萬軍隊,以何應欽為總指揮,采用穩扎穩打,鐵壁合圍的方針對中央紅軍進行圍剿。
毛澤東率領紅一方面軍采用誘敵深入的方針,將3萬余兵力全部集中在一個點,在15天內連打5次勝仗,殲滅敵人3萬余,打破了國民黨的第二次圍剿。
1931年7月,蔣介石親任總司令,集中30萬兵力,并聘請德、日、英軍事顧問,采取“厚集兵力,分路圍攻,長驅直入”的戰術,分3路向中央蘇區進行“圍剿”。
毛澤東率領紅一方面軍,采用“避其主力,打其虛弱”的作戰方針,抓住機會后在四天內三戰三捷,休整半月后再次三戰三捷,在80天內殲滅敵人3萬余人,粉碎了國民黨的第三次圍剿。
三次反圍剿的勝利,中央蘇區不斷擴大,已經發展到了28個縣,擁有250萬人口,中央紅軍也不斷強盛。
很顯然,毛澤東立下了大功。
是不是應該重獎毛澤東呢?
因為中央蘇區的輝煌成績,巨大的地盤和最強的兵力,在上海的臨時中央決定把中央蘇區當成核心紅區,但極其反感毛澤東的游擊思想。
1931年11月初,中共中央代表團在瑞金主持召開中央蘇區黨組織第一次代表大會(史稱贛南會議),會議從思想、政治、軍事和組織四個方面全方位的否定毛澤東的路線和政策。
毛澤東制定的建設根據地的正確主張,被斥責為“非無產階級觀點”“單純防御和游擊主義”“狹隘經驗主義”等。
在會議上,博古對毛澤東說:
“你懂什么馬列理論? 簡直就是一個鄉巴佬! ”
最終,會議決定設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取消紅一方面軍總司令和總政委、總前委書記的職位,撤銷毛澤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的職位,體面的把軍權從毛澤東手里收走。
隨后,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整個根據地進行推廣。
但毛澤東在中央蘇區的威望太大了。
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召開,毛澤東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人民委員會主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
這是毛澤東第一次被人稱之為毛主席。
但毛主席的稱呼,沒有持續太久。
一山不容二虎,中央蘇區到底是聽毛主席的還是聽王明的?
沖突很快就出現了。
1932年1月,中央決定攻打贛州,執行共產國際攻占大城市的指令,讓中國革命大踏步的走向勝利。
但毛澤東強烈反對,認為贛州銅墻鐵壁,根本不可能打的下來。
于是,中央免除毛澤東中央局代理書記一職,紅一軍團兵進贛州。
圍了贛州很久,實在是打不動,馬上中央紅軍就要被國民黨軍隊包圍了。
1932年3~4月,在周恩來的邀請下,毛澤東重掌局面,帶領紅軍撤圍贛州,跳出包圍圈,并出其不意的發動了漳州戰役,攻克漳州城,殲滅國民黨軍第49師大部,俘副旅長以下1674人,繳獲各種槍2140支(挺)、各種炮6門、飛機2架,同時籌款百萬銀元,擴軍上千,取得了巨大勝利。
是不是應該給毛澤東頒獎?
當然不應該,因為毛澤東撤圍了江西核心城市贛州,而且繼續反對攻打中心城市。
打漳州有用嗎,那是大城市嗎?都這么慢騰騰的搞,中國革命什么時候才能勝利?
1932年10月,王明領導的中央政治局在寧都召開了中共蘇區中央局全體會議,史稱“寧都會議”,集火批評毛澤東。
會議要求紅軍以進攻戰略直接粉碎敵人進攻,以奪取中心城市為主要作戰目標,指責毛澤東提出的誘敵深入,是“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批評毛澤東主張向贛東北方向農村發展的主張是“消極怠工”,對毛澤東批評蘇區中央急于進攻中心城市的行為定義為“不尊重黨領導機關”。
會議后,毛澤東被撤銷了幾乎一切職務,被調到了后方去“養病”,完全喪失了黨權、軍權,變成一個無職無權的“普通一兵”,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一些支持毛澤東路線的高級領導人也被撤職、批判。
從這一天開始,毛澤東被雪藏整整三年多。
毛澤東在延安時曾輕描淡寫的說:
“我在瑞金的中央蘇區“過了四年小媳婦日子”。
毛澤東曾經這么說過:
“一些吃過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認為山溝子里出不了馬克思主義。 1932年秋開始,我沒有工作,就從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來的書籍中,把有關馬恩列斯的書通通找了出來,不全不夠的就向一些同志借。 我就埋頭讀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讀了這本,又看那本,有時還交替著看,扎扎實實下功夫,硬是讀了兩年書。 ”
“他們把我這個木菩薩浸到糞坑里,再拿出來,搞得臭得很。 那時候,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 我的任務是吃飯、睡覺和拉屎。 還好,我的腦袋沒有被砍掉。 ”
陳毅曾經這么說過:
“毛主席是一個受過污辱、冤枉和虐待的人……他被撤過職,受過黨內審查,被宣布為機會主義者,蒙受恥辱,被送往后方休養。 沒有人去看望他,因為誰也不敢接近他。
04
真金不怕火煉
毛澤東立下如此巨大的功勛,結果卻蒙受了如此巨大的冤屈,被幾個到蘇聯留過學的,20多歲的小娃娃給直接一擼到底。
如果換成你,你會怎么做?
你會因此憤怒,因此對黨失望,因此懷恨在心么?
普通人也許什么想法都會有,但毛澤東選擇了無條件接受黨的一切命令。
被一擼到底,我就看書、學習,堅持原則,顧全大局,遵守紀律,盡可能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做出自己的貢獻,絕不消極沉淪。
周恩來回憶說:
在撤銷紅軍總政委的職務后,毛澤東對他說: 需要我的時候,打個招呼。
沒有多久,贛州打不下來了,項英去請他,他二話沒說就去了,還幫助解決了困難。 在第五次反“圍剿”中,他連獻三計破圍,雖然被置之不理,但他沒有把自己置身事外,始終關注作戰進程。
當時許多會議都不讓他參加了,但他的態度是,只要讓他參加他就一定出席,去了就在會議上宣傳他的觀點,不管人家喜歡不喜歡聽。
毛澤東退出領導崗位后,王明博古等人終于可以毫無阻礙的全盤照搬蘇聯的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按蘇聯紅軍的形態去改造中央紅軍了。
然后中央紅軍在王明博古等人的領導下,寸土不讓,處處設防,節節抵御,大搞“短促突擊”,和國民黨軍正面對轟。
結果一敗再敗,中央紅軍損失慘重,只剩余86000余人,關鍵戰略位置幾乎都被國民黨軍占據,生存空間被嚴重擠壓。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紅軍被迫長征。
1934年12月3日,紅軍渡過湘江,突破四道封鎖線,但損失極為慘重,僅剩余3萬人,瀕臨全軍覆滅。
毛澤東在領導崗位的時候,屢戰屢勝,越打越強,而全面否定毛澤東思想后,就吃了如此之大的敗仗。
誰對誰錯已經很明顯了,要不要立刻把毛澤東請回來主持大局?
當然沒人去請。
機會,從來只留給努力的人。
從被閑置的那一天開始,毛澤東就從來都沒有消極懈怠過,更沒有怨天尤人,而是持之以恒的宣傳自己的思想,在任何場合,抓住任何可能的機會去宣傳。
周恩來曾在一個青年會議上,講如何學習毛澤東。他說:
毛主席當他的意見沒有被大家接受時,他就等待,有機會他就講,又教育又說服。 我們主張打大城市,毛主席認為我們力量小,不應該打大城市,應該集中力量建設根據地。
但是毛主席的意見大多數人不贊成,大家要打,他只好跟著打。
后來打敗了,毛主席趕快在會議上提出: 打敗了證明這個方法不行,換一換吧! 大家還不接受,他只好再等待,又跟著大家走。 正確認識意見要經過許多等待、迂回才能取得勝利,為大家所接受。
在代價極其慘重的連續失敗面前,原本支持左傾冒險路線的王稼祥、張聞天等人和博古、李德產生了嚴重分歧。
生病的毛澤東和負傷的王稼祥在擔架上聊天,然后又上門做張聞天的思想工作,探討如何才能讓紅軍更好的走向勝利。
反復多次后,毛澤東爭取到了王稼祥和張聞天的理解和支持。
而這樣的聊天,毛澤東進行了一次又一次,把能聊的人都聊了,爭取到了越來越多的人支持他。
對自己思想的不懈宣傳,這樣的事毛澤東已經做了三年多,一直沒有任何效果。
但這一次,毛澤東的努力終于得到了回報。
由于條件極端困難,此時中央紅軍和共產國際的無線電聯系中斷了,遠在蘇聯的王明無法對中央遙控指揮。
得到王稼祥和張聞天的支持后,毛澤東在1934年12月12日參加了通道會議,在會上,毛澤東提出部隊必須向西,進入貴州,并闡述了自己的理由,得到了大多數人的支持。
1934年12月18日召開了黎平會議,改變了博古制定的挺進湘西北計劃,按毛澤東的意見,改向黔北進軍,準備創建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根據地,為紅軍制定了新的戰略方針。
1935年1月1日召開了猴場會議,否定了李德個人包辦軍事指揮權的情況,重申“建立川黔邊區新蘇區根據地”的戰略任務。
這三個會議的召開,為遵義會議奠定了基礎。
1935年1月15~17日,挽救黨,挽救紅軍,挽救中國革命的遵義會議召開了,用三天時間,集體大辯論,討論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
在這次會議上,博古認為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敵人過于強大,和指揮沒關系。
周恩來認為自己對失敗應承擔責任,進行自我批評,并批評博古和李德。
毛澤東做長篇發言,系統性的指出了博古和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種種錯誤。
王稼祥的發言除批判博古和李德外,還建議取消博古和李德的軍事指揮權,把紅軍交給毛澤東這樣富有經驗的人來指揮。
張聞天對王稼祥的意見表示支持。
劉伯承說:
“沒有本錢打什么洋仗,毛主席是有什么本錢打什么仗。 ”
朱德說:
“丟掉了根據地,犧牲了多少人命! 如果繼續這樣的領導,我們就不能再跟著走下去! ”
李富春、聶榮臻、彭德懷等人的發言也都很激烈,大家都對博古和李德的錯誤指揮非常不滿。
在會議上,毛澤東得到了絕大多數人的支持,和博古、李德共同組成中央“三人團”的周恩來,最后也表態全力推舉毛澤東來領導紅軍。
至此以毛澤東為首的新一代黨中央領導集體確立,中國革命避免了失敗的命運,越過轉折點,開始走上了輝煌的征程。
你是不是認為故事到這里就結束了?在遵義會議拿到指揮權后,所有人都無條件的服從毛澤東的指令,毛澤東就可以一心一意的和蔣介石做斗爭了?
當然不是。
1935年3月10日,遵義會議召開僅僅兩個月之后,軍委開會,對林彪關于進攻打鼓新場的提議進行討論,召開了茍壩會議。
打鼓新場是通往黔西的必經之地,如果能攻占,那么對紅軍西進極為有利,而且看起來守軍也不多。
在會上,大多數人都認為可以進攻打鼓新場,代價不大,好處多多。
但毛澤東卻認為打鼓新場位置重要,周圍有蔣介石多股部隊,紅軍進攻此處有被包圍的可能性,幾份被破譯的電報也表明黔軍、滇軍有向打鼓新場附近移動的征兆,紅軍不應該冒險。
毛澤東把自己的想法說了,證據也都展示了,但大家都表示毛澤東多慮了。
最后舉手表決,包括朱德、周恩來、張聞天在內的20多個人都支持進攻打鼓新場,只有毛澤東一個人反對,投票結果是完全的碾壓局。
毛澤東急了,他認為此事關乎紅軍的生死存亡,自己絕不能退。
“你們硬要打,我就不當這個前敵司令部政委了!”毛澤東來了脾氣,對主持會議的張聞天說。
凱豐當場頂了回去:“少數服從多數,你這是什么態度?”
張聞天則說:“不干就不干吧。”
最后會議形成了進攻打鼓新場的決議,同時免去毛澤東前敵司令部政委職務。
散會后,毛澤東在床上輾轉反側,無法入睡,最后決定去找周恩來。
周恩來回憶說:
“毛主席回去一想,還是不放心,覺得這樣不行,半夜里提著馬燈,又到了我那里,叫我把命令晚一點發,還是想一想。 我接受毛主席的意見,一早再開會議,把大家說服了,......”。
經過一晚上的商量,毛澤東說服了周恩來和朱德。
3月11日,茍壩會議繼續召開,周恩來和朱德在會議上贊同毛澤東的看法,講形勢,力陳利弊,最后其他人也從善如流,接受了這一觀點。
會議恢復了毛澤東的中央紅軍前敵司令部政委職務,并決定以朱德的名義發出《關于我軍不進攻打鼓新場的指令》。
就在這份指令發出去的同時,僅僅幾個小時后,我軍就偵察到滇軍孫渡部已經向打鼓新場進發,而川軍郭勛祺部、周渾元部、吳奇偉部正圍繞打鼓新場進行運動,以8個師的絕對優勢兵力形成了對打鼓新場的合圍戰略姿態。
這份情報傳回紅軍總部后,所有人都被嚇出了一身冷汗。
稍有不慎,紅軍就會重演湘江戰役的慘烈。
蔣介石布下的這個陷阱,參會的20多個領導人都沒看出來,其中甚至包括朱德和周恩來,只有毛澤東一個人強烈反對。
毛澤東手上的那一盞昏黃的馬燈,在暮色中為紅軍指明了正確的道路。
這件事引發了毛澤東的思索,軍事決議民主制是為了防止博古李德對軍事的專制錯誤指揮而設定的,但目前看來好像并不正確。
于是,毛澤東向周恩來、張聞天提出:
“不能像過去那么多人集體指揮”
軍事指揮不能處處搞“少數服從多數”
不能老是20來人討論來討論去。
指揮作戰,權力必須高度集中。
3月12日,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了毛澤東提出的關于集中軍事指揮權力的建議,并得到了一致通過,成立了以周恩來、王稼祥、毛澤東組成的三人軍事領導小組,實際由毛澤東進行指揮。
至此毛澤東正式獲得了紅軍的最高指揮權,統帥地位得以確立,指揮紅軍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爬雪山,過草地,終于到達了陜北革命根據地,取得了長征的偉大勝利。
在八年的蒙冤中被嚴重打擊三次的毛澤東,終于證明了自己思想的正確性,還團結了能團結的所有人,最終讓全黨接受了毛澤東思想。
毛澤東的心胸有多大,團結能力有多強?
在1931年,王明和博古奪走了毛澤東的軍權,近乎于把毛澤東一擼到底。
后來王明去了蘇聯,國內事務由博古實際指揮,從各種途徑壓制毛澤東。
毛澤東最終證明自己的正確后,是不是應該搬掉博古這個絆腳石?
并不是,毛澤東和博古、李德等人成為了好朋友,盡一切努力去團結他們。
毛澤東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的一次談話中提到:
“遵義會議時,有人勸我代替博古(當總書記),我說不行,那樣的話,斯大林就不同意了。 硬要這樣搞,就會弄僵的。 我們在共產國際會成為不合法的了。 還是要讓斯大林信得過的人拋頭露面。 實踐證明,這樣做是對的。 實際上并不影響我的領導地位。 ”
在長征末期,在與張國燾的斗爭中,博古、李德、凱豐這些曾經反對過毛澤東的人,都堅定的站在毛澤東這一邊。
毛澤東下令中央紅軍單獨北上時,張國燾前敵指揮部副參謀長李特追過來,用槍指向毛澤東時,李德從后面抱住李特,保護毛澤東。
這是一張在延安拍攝的,毛澤東、周恩來和博古三人的合影,可以看出三個人關系非常之好。
1937年,王明回國,坐飛機從蘇聯抵達延安,又犯了右傾主義錯誤,否認在抗日統一戰線中紅軍獨立自主的原則,強調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主動把紅軍置于國民黨軍的指揮之下,放棄黨的領導權。
仗著共產國際的支持,任長江局書記的王明把長江局搞成了中央第二政治局,一段時間內甚至導致毛澤東“指示出不了延安窯洞”。
但毛澤東依然持忍耐態度,和王明斗爭力求做到斗而不破,不撕破臉皮,給予了王明足夠的尊重,并通過擺事實、講道理,獲得了絕大多數人的支持。
毛澤東的指揮權和影響力,從來就不是誰授予的,而是完全憑自己的努力一步步獲得的。
冤屈和不理解,乃至于長期被冤屈和不理解,這在毛澤東眼里并不算什么。
1942年4月9日,新四軍軍長陳毅在遭到政委饒漱石排擠打擊時,毛澤東寫信給陳毅:
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點,增益其所不能,照顧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則,多多原諒人家。 忍耐最難,但作一個政治家,必須練習忍耐。 這點意見,請你考慮。 感冒宜多睡,少動多食。 余容面敘。
在1956年9月10日中共八大預備會議第二次會議上,毛主席說:
“我想同志們中間可能也有多多少少受過冤枉受過委屈的。
對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對于那些不適當的處罰和錯誤的處置(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機會主義’、撤銷職務、調離職務等等),可以有兩種態度。
一種態度是從此消極,很氣憤,很不滿意; 另一種態度是把它看作一種有益的教育,當作一種鍛煉。
你曉得,這個世界就是這么個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現在不可能,永遠不可能......”
遇到事情多想自己缺點,多從大局思考,在不妨礙大的原則下,多原諒別人,并在忍耐和等待中磨練、提高自己。
這樣的人,才能成大事。
很多人覺得自己只要夠強,夠聰明,就一定可以成事。
但實際上哪怕強如毛主席,人生也不是一帆風順的,被自己視為戰友的人對自己各種反對和不理解,長期的被打壓被閑置,這樣的事毛主席當年遭遇了八年以上。
碰到這樣的情況,有人的選擇是怨天尤人,埋怨自己遭受的不公正,從此一蹶不振,個別人甚至另立門戶走向反面,而有人的選擇是對同志們說:
“需要我的時候,打個招呼”。
不同的選擇,最終帶來了不同的人生結局。
最終帶領我們走到了國慶節這一天的,是毛主席這樣的人。
你或許很強,但肯定強不過毛主席。
如果你自認能力不如毛主席,那你在做人做事的時候,就更要虛懷若谷,更要在忍耐中磨練自己。
否則,你不可能取得人生的成功。
看黨史,不能只看輝煌和成功的那一面,其他的部分你也要看看。
因為只有在逆境中,我們才能見到一個人真正的上限。
作者:一棵青木;來源: 遠方青木微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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