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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草原上巡診的赤腳醫生】

“赤腳醫生”這個詞，1968年第一次出現在《人民日報》上，隨之流行。其本義是指中國農村中不脫產的基層衛生人員。有一定文化基礎的公社社員經過一定時期的培訓，具有一定的醫療衛生知識和技能，他們一面參加集體生產勞動，一面為社員治病，鼎盛時人數在100萬以上。

幾乎被國民黨政府明令禁止的中醫，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醫療體制中占據了話語的制高點，這種逆轉又是如何發生的呢？

毛澤東大發雷霆

1965年毛澤東接到衛生部關于農村醫療現狀的報告，不禁大發脾氣。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楊念群認為，毛澤東的態度是對一組數字的反應：“1965年，中國有140多萬名衛生技術人員，高級醫務人員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縣城，只有10%在農村，醫療經費的使用農村只占25%，城市則占了75%。”

1965年6月26日，毛澤東說：“衛生部的工作只給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還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生，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

這幾乎是對1949年以來的醫療衛生工作最嚴厲的質疑。為了改變最底層尤其是市鎮之外的農民缺醫少藥的局面，1965年之前已經出臺了各種方案并加以實行。尤其是臨時組建下鄉巡診的醫療隊最為常見。這些醫療隊有的來自城市和縣城，有的出自鎮一級的衛生院或者聯合診所，有的則是以“土改”或“四清”工作隊的名義下鄉，但并未真正解決亟須解決的農村地區缺醫少藥的問題。

楊念群在回顧這段歷史時說，即便醫療隊密度再大地穿梭巡醫，與居住過度分散的農民求醫的渴望相比，無異于杯水車薪。醫生無法留在鄉下，對農村的醫療保障來說是致命的缺陷。楊念群認為，毛澤東發怒的真正原因在于中醫一直沒有整合進農村醫療資源。

盡管1949年以來政府即提倡中西醫的團結和互相學習，很多中醫也逐漸學會了注射等西醫診療技術，并且參加各地防疫活動，但中醫整體被貶抑的評價并沒有根本改變。1954年毛澤東曾說，解放后衛生部門有宗派主義情緒，對扶植中醫不積極，導致中西醫沒有團結好，責任主要在西醫。他指責中央和各地衛生部門領導對中醫中藥抱有嚴重的粗暴的宗派主義態度，是一種極端卑鄙的惡劣的資產階級心理的表現。
 

 “神醫有三個好處”

毛澤東并不掩飾對中醫的興趣。1958年他曾批示：“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應當努力發掘，整理，提高。”但毛澤東的興趣與其說是醫學的，不如說是政治的。這種興趣既源于他對中國文化和中國農村的了解，更和他的政治構想不可分割。

“六二六指示”認為西醫教育和診療手段不適合農村。毛澤東說，“書讀得越多越蠢。現在那套檢查治療方法根本不適合農村，培養醫生的方法，也是為了城市，可是中國有五億多農民。”6月26日大發雷霆之后一個多月，毛澤東召見衛生部長錢信忠等人，討論在農村培訓不脫產的衛生員事宜。談話中，毛澤東忽然說，鄉村“神醫有三個好處：神藥它保險，不會害人，沒有毒；第二個好處是省錢，幾個銅板就可以了；第三是給病人精神安慰，病也就好了”。
 

這時候，“毛澤東考慮最多的仍是‘中醫’的位置。他心里很清楚，中國鄉村醫療改革成敗的關鍵在于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好絕大多數民眾長期認可的醫療資源。”楊念群認為，這種資源不可能是西醫，因為在毛澤東看來，西醫只為城市中占15%的“老爺”服務，而農民最相信的仍然是中醫、1965年那次后來被稱作“六二六指示”的講話，被認為是赤腳醫生的理論基礎，毛澤東說，“醫學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著讀那么多書……高小畢業生學三年就夠了、主要在實踐中學習提高，這樣的醫生放到農村去，就算本事不大，總比騙人的醫生與巫醫要好，而且農村也養得起。”
 

成本最重要
 

“養得起”事關農村衛生保健制度的成本問題。實際上，毛澤東念念不忘要將1949年之后仍受貶抑的中醫整合進新制度，成本是重要原因。他帶有怒氣表態，是對當時醫療資源分配的不滿，國家醫療資源嚴重傾斜在城市，城市中又傾斜向高收入人群；也是對西醫排斥中醫的不滿。根據“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指示，不脫產的衛生員制度正式迅速進入中央政府的議程，而“不脫產的衛生員”也即后來的赤腳醫生在醫療活動中，大量使用了成本低廉的中醫中藥。

實際上，赤腳醫生制度出現絕非1960年代靈機一動的創造。1930年代晏陽初在河北定縣進行舉世聞名的“鄉村建設運動”，吸引了大量知識精英加入，史稱“博士下鄉”。他們試圖用試驗的方法，探索使中國農村走向現代化的方法途徑，其中，畢業于協和醫學院的陳志潛試圖在定縣建立“縣、鄉、村三級保健制度”，奮斗多年，成效不理想。

楊念群回顧這段歷史時指出，陳志潛的失敗與兩個因素有關：首先他的醫務人員來自城市，不能長期為當地服務；其次他堅決排除中醫參與這一公共衛生體系。而赤腳醫生制度儼然繼承了陳志潛的設想，同時做了重要的改進。赤腳醫生大多是本地農民，居住在鄉村里，還要參加農業勞動掙工分，這大大加強了農民對他們的認同；另一方面，將價格低廉的中醫藥納入治療，降低了成本，有利于廣泛覆蓋、低水平的醫療保健制度建立。
 

“成本問題解決了，農民的醫療需求可以滿足，也就可以有效地整合國家。”楊念群認為，1949年后大多數國家政策，比如戶籍政策，工農業剪刀差等等，都違背城鄉平等原則。但在醫療上，卻實現了實際上的平等。這不是醫療資源分配在城鄉之間絕對平衡，而是指醫療資源向農村傾斜，并且達到了一般意義的平等。
 

不管今人如何評價歷史和人物，楊念群說，“通過吸納中醫，創設赤腳醫生制度，為中國幾億分散的農民提供了基本的醫療保障，這是一個事實。”多年后，在評價中國醫療體制變革的歷史時，赤腳醫生更是常常被提起。有人嘆息這一“公平的”制度后來消亡是一種不幸。“文革”結束之后，城市里迅速恢復了西醫在醫療體系中的主流地位，赤腳醫生的專業能力受到了懷疑，政治地位也急劇下降。隨著公社解體，他們后來大多自行開業，很多人放棄了中醫治療手段，同時接受了市場經濟的法則。上世紀90年代藥價飛漲，醫療資源分配的不公平在城鄉之間變得更加顯著起來。

（來源：昆侖策網【綜合】，轉編自“中國日報網”“新華網”，原文載于《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