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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所謂文化自信，就是對于自我文化效能的確認感。大凡行為主體都有一定的文化，也都有預定的行為目標。當一個行為主體求實地認定自身擁有的文化能夠保障實現預定目標的時候，它就產生了某種程度的文化自信。李白說“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即是對于個人才思的確信。近年來，我們強調要堅持文化自信，就是說要始終堅信黨和人民擁有的文化是世間罕有的好東西，是實現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思想保證、精神動力和智慧源泉。

那么，我們黨和人民擁有哪些文化呢？一種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即列祖列宗留給我們的有益文化；一種是我們黨和人民創造的文化，即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通常我們統稱為紅色文化。這兩種文化雖然不同，但是在發揮效能時，卻并非彼此孤立的二元存在，而是統一于推動中國發展進步的社會實踐。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一經黨和人民實踐的創造性轉化，也就脫胎換骨，變成了紅色文化。比如“實事求是”，原本是《漢書》作者班固稱贊河間王劉德的話，意思是說劉德在古籍整理方面不尚浮辯、嚴謹扎實，但是到了中國共產黨人這里，則被作出全新的解釋：“‘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01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由此，這一詞語也就從特指“修學好古”的學風上升為我們黨的思想路線。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同志在闡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紅色文化的精神價值之后，又著意歸結強調說：“我們要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不斷增強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這樣的嚴謹論述，充分體現了辯證唯物主義一元論的文化觀。因此我們說，文化自信，歸根結底是對紅色文化的自信，或者說紅色文化是文化自信的根本支撐。

二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

在漫長的古代歷史中，我們中華民族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文化，因而一直以偉岸的身軀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直擁有山海一般的文化自信。正是因為有了這種堅定深沉的自信，我們的先人們才能夠以博大的胸襟容納外來文化，以從容的態度改造外來文化。佛教的中國化就是一個至今仍讓我們引為自豪的光輝范例。可以說，如果沒有先人們的那種文化自信，以儒、釋、道為主的中華傳統文化就會三分明月少其一。

但是，中國封建統治階級隨著政治上的日趨沒落，在文化上也日趨腐朽。為了維護反動統治，他們日甚一日地閹割、窒息傳統文化中的生機與活力，日甚一日地尊崇、放大傳統文化中的保守、僵化因素。到頭來，儒家文化以至整個中華傳統文化似乎只剩下“君權神授”，“天不變道亦不變”，“三綱五常”、“三從四德”之類的枯槁信條，而“自強不息”，“與時偕行”，“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等鮮活的元素則被拋到了九霄云外。這種文化上的倒行逆施，持續到1840年鴉片戰爭之后，終于在封建統治階級內部引發上百年的文化危機。危機的根本標志就是喪失文化自信：一是文化自負，即過高估計封建主義文化的實力和效能。它往往表現為既抱殘守缺又妄自尊大。面對西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政治制度和文化觀念的沖擊，面對國內變法求新圖強的呼聲，慈禧太后控制的清廷雖然不得不作出一些贊成變法或實施新政的姿態，但是骨子里依然頑固地抱定“綱常名教，亙古為昭”，“不易者三綱五常”之類的陳腐宗旨。更有甚者，竟然連學習一點資本主義的先進技術都不能容忍。大學士、理學大師倭仁曾公開指責洋務運動“上虧國體，下失人心”，強調萬萬不可動搖“尚禮義不尚權謀”的“立國之道”。二是文化自卑，即過低估計中華傳統文化的實力和效能，妄自菲薄、引喻失義，由自信轉為他信。在這方面，胡適就是一個極好的反面教員。他雖然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作出過不小的貢獻，但是又由反封建而不分青紅皂白地否定中國的歷史和文化，甚至公開聲明：“我主張全盤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

文化自信的喪失，實質上是民族自信的喪失。1931年，日本侵略者制造九一八事變，繼而東北淪陷。在這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一些代表統治階級利益的文人、政客居然慌張到六神無主的地步，因此上演了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丑劇。《大公報》發表題為《孔子誕辰紀念》的社評，斷言“中國人失去了自信力”。蔣廷黻揚言“為了對日和平不惜任何代價”。有蔣介石“國師”之稱的戴季陶則聯手下野軍閥段祺瑞，請九世班禪在杭州靈隱寺舉辦時輪金剛法會，還振振有詞地說：“今則人心浸浸以衰矣！非仗佛力之加被，未由消此浩劫。” 上流社會制造的烏煙瘴氣，不可避免地要蔓延開來，泱泱中國彌漫著萎靡不振、手足無措的氣氛，中華民族的文化軟實力也隨之跌入低谷。嚴峻的事實告訴人們，不打破腐朽的封建政治專制和文化專制，不但要導致中華傳統文化的中斷，也勢必把整個中華民族推向覆亡的深淵。

那么，打破封建專制的力量何在呢？仍然存在于中華民族之中，存在于中華傳統文化之中。早在1900年，梁啟超發表著名的《少年中國說》，指出有兩個中國：一個是“老大中國”，即腐朽沒落的帝國；一個是“少年中國”，即充滿朝氣的工業化強國；有兩種國民：一種是默認并固守“老大中國”的“老大國民”，一種是憧憬并創造“少年中國”的“少年國民”。“老大中國”是腐朽的封建統治階級制造的“冤業”，“少年中國”將是由具有少年一樣“心力”的國民創造的輝煌。他大聲疾呼：要用“少年國民”取代“老大國民”，用“少年中國”取代“老大中國”，讓“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讓“我中國少年，與國無疆！”1934年，魯迅針對“中國人失掉自信力”的悲觀論調，明確指出：“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說中國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則可，倘若加于全體，那簡直是誣蔑。”（《魯迅全集》第6卷第11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然而，在資本主義已經形成世界體系的國際環境中，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歷史條件下，要激活、揚厲中華傳統文化的生命活力，喚醒、振作民族精神，必須有一種新的文化元素的植入；要動員、組織富有民族精神的“少年國民”或“中國脊梁”，形成改寫歷史的偉力，必須有一種新的社會力量的出現。正是在時代的召喚下，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共產黨走到中國歷史舞臺的中央，承擔起指導、帶領億萬人民拯救中國及中華傳統文化的重任。

馬克思說：“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決定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1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中國人民自古以來就崇尚和諧、追求和諧，一直憧憬“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大同社會，向往沒有城狐社鼠、沒有剝削壓迫的“樂土”，積淀之深，已經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觀。可以說，愈到近代，中國人民的這種向往便愈加熱切。當年康有為的《大同書》不脛而走，就是一個明證。然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盡管確立了美好的核心價值觀，卻未能提供實現這一價值觀的正確道路。這個時候，馬克思主義一經傳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必然會產生久旱逢甘雨、歧路見明燈那樣的親切感和依靠感，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深刻的內在統一性。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億萬人民改造中國的實踐過程，也是揚厲優秀傳統文化、蕩滌腐朽傳統文化的過程，實現馬克思主義與優秀傳統文化融合的過程，培養、造就千千萬萬具有嶄新精神氣質的“少年國民”或“中國脊梁”的過程。正是在這一無比壯麗的偉大歷史進程中，誕生了以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為核心的紅色文化。歷史毋庸置疑地證明，馬克思主義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救星，中國共產黨人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和卓越發揚者，而用紅色文化武裝起來的中華優秀兒女則是改造中國的“少年國民”或“中國脊梁”。任何把紅色文化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立起來的觀點，都是沒有根據的。

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把紅色文化稱之為“中國人民學會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文化”。（《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515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回顧黨和人民的奮斗歷程，他十分自豪地指出：“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后，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同上，第1516頁）

首先是指導思想上的主動。僅以革命時期為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與充滿辯證精神的民族智慧在革命實踐中的融合，孕育出《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論持久戰》、《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等一系列指導性的理論著作。這充分表明，在每一個轉折關頭，在每一個發展階段，我們黨都能發現規律、科學決策、成竹在胸，從而牢牢掌握斗爭的主動權。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這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優秀成果！自從誕生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中國人民就徹底告別了近代歷史上沒有思想武器可用的窘迫局面，完全擺脫了四顧茫然、不知所之的被動狀態。

其次是精神狀態上的主動。自從有了馬克思主義的武裝，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就把“東亞病夫”、“劣等民族”之類的帽子甩到了太平洋中。越是面對艱難和坎坷、風險和挑戰，我們黨和人民越是迸發出驚人的勇氣和智慧。紅船精神、井岡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大慶精神、航天精神、98抗洪精神、抗震救災精神……所有這些，都是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和衷共濟、眾志成城，舍生取義、盡忠報國，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等等民族精神的燦爛升華，從而在一個更高的歷史起點上詮釋了中華民族之為中華民族的偉大與光榮。

再次是文化斗爭上的主動。從1927年國民黨反動派背叛革命到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官僚資產階級結成“神圣同盟”，在對紅色政權進行兇殘的軍事“圍剿”的同時，也對紅色文化進行了空前的文化“圍剿”，甚至瘋狂屠殺革命的、進步的文化工作者。然而其結果卻是1935年一二九青年革命運動的爆發，而作為共產主義者的魯迅，也正是在這一“圍剿”中成為文化革命的偉人。這里還應當特別指出的是，紅色文化的巨大效能和獨特魅力還往往令對手折服。1947年9月9日，國民黨召開六屆四中全會暨黨團聯席會議。根據蔣介石的指示，會上印發了中共延安整風的3個文件，即《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關于在職干部教育的決定》、《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蔣介石還特別強調，這3個文件“是非常重要的參考資料，大家要特別注意研究，看看他們是如何增強黨性，加強全黨的統一；如何調查敵情，研究敵情；如何教育干部，改造學習的風氣。”敗退臺灣以后，蔣介石痛定思痛，于1950年開展國民黨改造運動。其間，他除再次將延安整風的有關文獻作為參考資料外，還要求國民黨干部學習4本書，即《辯證法》、《中共干部教育》、《中共工作領導及黨的建設》和《中共整風運動》。當然，由于黨的性質的根本不同，黨和人民的紅色文化是他們根本學不來的。

迄今為止，我們黨和人民依靠紅色文化打了三場大仗。第一仗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從而終結了世界近代史上看不起中國人民和中國文化的時代；第二仗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勝利，為中國實現現代化奠定了政治文化基礎和物質技術基礎，中國人民和中國文化得到全世界人民的普遍尊敬，我們的朋友遍天下；第三仗取得并且還在取得改革開放的勝利，短短30年間，中國就躍居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國際地位越來越高，中國人民參與國際交往的范圍越來越大，中華民族的文化軟實力空前增強。

試問，中國歷史上有過這樣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么？有過如此效能強大、戰無不勝的文化么？沒有，從來沒有。完全可以肯定地說，黨和人民在革命、建設、改革實踐中創造并且還在創造的紅色文化，正在復興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種文化就其先進性來說，不僅超越封建社會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也超越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它使得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之園中重新煥發出奪人心魄的光彩，它使得中華民族再次以偉岸的身姿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為具有民族感情的中國人，我們沒有任何理由不對這種文化產生由衷的自信和自豪。

三

習近平同志指出：“現在，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然而，越是接近這一中國人民夢寐以求的理想，國際敵對勢力越是千方百計地消解我們的紅色文化，處心積慮地瓦解我們的文化自信。在這場看不見硝煙的文化較量中，帝國主義文化和封建主義文化再一次結成“神圣同盟”。他們或者鼓吹“以儒代馬”， 重新“將儒教立為國教”，或者鼓吹“全盤西化”，用西方的“憲政民主”顛覆我們的人民民主，用新自由主義改造我們的生產關系，用“普世價值”取代我們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而一些數典忘祖的人，見小利而忘大義的人，則像亂蟬一樣跟著嘰嘰地鼓噪，給本應清新的文化環境平添不少的雜音和負能量。正是著眼實現民族復興的遠大目標，正是出于對當前文化態勢的深刻洞察，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才一再強調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一再強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一再強調傳承紅色基因，努力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一再強調在全黨全國人民中樹立起堅定的文化自信。其用心之良苦，寄托之深遠，全黨全國人民不可不察！

文化自信并非行為主體對于自身的文化實力和文化效能的機械反映。也就是說，不是擁有雄厚的文化就一定能夠產生文化自信。楚厲王和楚武王都曾親睹并可能擁有荊山之玉，無奈其識見鄙陋，反而認作普遍的石頭。可見文化自信的前提是文化自覺。這里所說的文化自覺，就是能在紛紜繚亂的文化現象中，把握紅色文化的本質特征、普遍聯系和發展規律，從而對它的效能和前途作出正確的判斷。這是一種科學的理性，它恰如巨大的羽翼，托載我們上升到一個居高望遠的境界。一旦進入這個境界，我們就會看到平日貎似龐然大物的資本主義文化其實并不足觀，就會在浮云籠罩的時候看到即將普照的燦爛陽光，就會在遇到困難和挫折的時候看到民族和民族文化的光明前景。

從上世紀90年代起，美國國際戰略學者約瑟夫·奈陸續發表《注定領導世界：美國權力性質的變遷》、《軟實力》、《軟實力：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等等著作和文章，不斷闡發他的“軟實力”（Soft Power）理論。在他看來，自冷戰結束特別是蘇東劇變以后，國際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世界的相互依賴日益加深，跨國公司林立世界。生產的一體化、工藝的擴展等等都在表明：傳統的暴力、財富手段正在逐漸失靈，權力正在由“資本密集”型向“信息密集”型轉移。在當今世界，倘若一個國家的文化處于中心地位，別國就會自動地向它靠攏；倘若一個國家的價值觀和外交政策支配了國際秩序，它就必然在國際社會中居于領導地位。總之，在當今和未來，國際間的較量主要在文化領域進行。應當說，這個理論盡管漏洞不少，但畢竟勾勒出了國際競爭重點轉移的大趨勢。這是我們必須借鑒的。

約瑟夫·奈是一個政客出身的學者，他研究軟實力理論的目的在于保持并強化美國的世界霸主地位，但是資本的邏輯并不以約瑟夫·奈的意志為轉移。蘇東劇變以后，世界社會主義陷入低潮，國際資本以為天下已定，又變得無法無天起來。有道是“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國際資本對于勞動大眾和第三世界的貪婪榨取和瘋狂掠奪，在不到20年的時間內，就把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又一次弄到激烈對抗的地步，從而在2008年引發全球性金融危機，資本主義文化的軟實力也隨之迅速滑落。對于資本主義的極度失望，必然催生對于社會主義的熱情向往，于是越來越多的人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中國，投向中國的文化。在遍及歐美的反對資本主義的群眾運動中，被剝奪者們舉起了“天下為公”的旗幟。種種事實表明，社會主義的中國正面臨提升文化軟實力的大好機遇。

民族復興，歸根結底，體現為文化的復興。我們應當不忘初心、不負使命，抓住機遇、銳意進取，不斷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不斷推動紅色文化的發展繁榮，讓以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為核心的充滿民族智慧的紅色文化在指導實踐、推動發展中取得更加偉大的成就，讓我國的國際示范作用越來越大，讓我國的國際威望越來越高……到了我國在實現人與自然和諧、人和社會全面發展中居于世界領先地位的時候，我國在化解國際社會各種矛盾、保障人類可持續生存和發展方面靠榜樣力量發揮引導作用的時候，我國因為對人類作出巨大貢獻而得到國際社會普遍擁護的時候，我國文化特別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為世界人民所普遍傾心的時候，我們就可以自豪地宣告：中華民族實現了偉大復興。

——“未來屬于那些堅信自己美好夢想的人！”（美國諺語）

（資料來源：《紅旗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