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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俄建立“戰略協作伙伴關系”21年來，在雙方的共同努力下，中俄關系持續發展。兩國不僅在重大國際問題上緊密協作，在核心利益問題上相互支持，而且在務實合作領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進展。中俄領導人高度評價兩國關系，稱其為“新型大國關系的典范”。有充分依據認為，中俄關系確確實實“處于歷史最好水平”。但是，“歷史最好”不等于不存在進一步提升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今天我要談的兩個問題即是：進一步深化中俄關系的強烈必要性；進一步深化中俄關系的可行路徑。

一、    進一步深化中俄關系的必要性

進一步深化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存在多方面的必要性。這里僅談3點。

一是中俄面臨著共同的戰略挑戰，肩負著共同的國際責任。世界進入“后冷戰時代”“后西方時代”“準多極時代”，國際格局加速重構、國際秩序加快調整。在從單極霸權向多極制衡過渡的過程中，很可能形成群龍無首、混亂無序的局面。中國與俄羅斯作為兩個世界大國、新興大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必須肩負起制止霸權體系拼死掙扎、維護全球戰略穩定、引領全球治理的歷史重任。為此，中俄必須以兩國戰略協作為基礎，廣泛集結新興力量、打造新興國家戰略協作平臺，平衡國際戰略格局，推動更加公正合理、更加有利于世界和平穩定的新型國際秩序的形成。這就要求，中俄戰略協作的視野必須放得更寬、看得更遠，在國際和地區重大問題上采取更多更加協調一致的行動，真正成為“全球戰略穩定的壓艙石”。

二是中俄有著共同周邊，需要共同制止共同周邊“生亂生戰”。

東北亞、中亞是中俄兩國的共同周邊地區。共同周邊地區的安全穩定，直接關系到兩國崛起的安全環境和發展環境。奧巴馬政府實施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以遏制中國與俄羅斯的發展強大為目的，拉幫結伙、打造以中俄為假想敵的“亞洲小北約”，為此甚至不惜復活日本軍國主義、激化朝鮮半島核危機、搞亂南海東海，存在著將世界經濟發展最為快速的東亞地區變得動蕩不定的現實危險。特朗普本質上也是美國霸權的維護者，加之受到以反俄、反華為“政治正確”的“建制派”勢力的強大鉗制，不可能從根本上修正奧巴馬在中俄家門口“生亂生戰”的戰略。為了穩定東北亞局勢，特別是和平解決朝鮮核危機、防范日本軍國主義復活，中俄兩大國需要采取更具戰略性的協同行動。在中亞地區，不僅阿富汗戰爭越打越亂、愈反愈恐，而且與中亞比鄰的中東地區因西方大國新干涉主義肆虐而戰亂不已、民不聊生，給予伊斯蘭極端勢力泛起以巨大空間，對中亞甚至中俄構成了嚴峻安全挑戰。而中亞地區是中俄共同打造的上合組織的核心地區、歐亞經濟聯盟成員國的集中地區、“一帶一盟”對接合作的中心地區，該地區的安全穩定關系到中俄的重大戰略利益，因此兩國必須在打擊“三股勢力”問題上采取更加有力的聯手行動。一句話，為了確保兩國和平發展有一個安全穩定的周邊環境，中俄必須擁有更多的大國作為，展開更加有力的戰略協作。

三是中俄有著巨大互補優勢，需要深化務實合作、實現共同發展。中國是快速發展的新興大國、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搭乘中國經濟快車進而利用亞太發展機遇，是俄羅斯實現國家復興的重要選擇；中國要實現“兩個百年”的宏偉目標，也需要利用俄羅斯相對快速發展帶來的重要機遇。俄羅斯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特別是油氣資源、土地資源和淡水資源，中國是世界各種自然資源的“戰略買家”和市場，兩國可以結成“資源開發戰略聯盟”。俄羅斯軍工、航天航空、材料技術比較發達，中國輕工、電子、通信技術比較先進，且擁有富裕資金、富裕產能和強大的基礎設施建設能力，兩國可以結成“現代化發展合作伙伴”。俄羅斯要實施東部地區開發戰略，中國要實施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戰略，兩者可以接軌互動。上合組織建設、“一帶一盟”對接合作，也有賴于中俄共同發揮“火車頭”作用。這就是說。中俄兩國在發展要素上有著巨大的互補優勢，通過強化兩國戰略協作帶動這種互補優勢的發揮，對于加速兩國的崛起復興具有重大戰略意義。另外，在外交戰略方面，中俄兩國間的互補優勢也十分突出：中國擅長太極，俄羅斯擅長拳擊，兩者剛柔相濟，可以組成“絕佳搭檔”，這對于兩國的國際戰略運籌，亦有著重大戰略意義。

二、進一步深化中俄關系的可行路徑

在這個題目下有很多問題要談。例如，如何增強戰略互信、消除戰略互疑？如何發揮兩國互為最大鄰國、同為新興大國和非西方大國，以及在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上理念廣泛相通、在發展要素上廣泛互補的特殊優勢？如何加強上合組織建設和“一帶一盟”對接合作、共同打造“大歐亞伙伴關系”？如何縱橫捭闔地運籌中美俄大三角關系、促進全球戰略穩定？等等。這里僅談談對中俄結盟問題的粗淺看法。

中俄均有部分學者主張兩國盡快結成軍事政治同盟。而且，中俄結盟的推動者大多都是深化兩國關系的熱心人，其對國際形勢嚴峻性的評估基本準確，主張結盟的出發點也值得充分肯定。但是，綜合考量各種因素，中俄目前尚不宜結成軍事同盟。

一方面，中俄結盟缺少必要的現實條件。中俄均未面臨來自強敵的大規模戰爭威脅，結盟意愿均不夠強烈。中俄要結成軍事同盟，均需要讓渡部分國家主權、局部改變獨立自主的外交方針，特別是中國需要從根本上放棄“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的“三不”方針，提問者外交方針的根本性調整，其敏感度、難度不容小視。在結盟情況下，雙方均需要為對方及其他盟國不合本國理念與利益的行為“背書”，關鍵時刻還需要承擔軍事義務，而不論是中國還是俄羅斯目前都恐怕難以做到。鑒于歷史上中蘇三次結盟的教訓，中俄結盟的另一重要條件是必須確保相互平等，為此雙方都必須拋棄主導權追求、勢力范圍思維，這對于俄來說難度很大。中俄的戰略目標都是成為未來多極世界中的獨立一極，中俄結盟與此目標存在矛盾。俄羅斯對中國經濟實力超越俄一時難以適應，擔心成為中國的“小伙伴”“原材料附庸國”，亦是其與中國結盟的心理障礙。兩國民意對于締結軍事同盟也存在這樣那樣的疑慮，兩國的親西方勢力和極端民族主義勢力對中俄結盟更是構成重要牽制。

另一方面，中俄結盟可能帶來嚴重后果。中俄結成軍事同盟，即使再拉上幾個中小國家，相對于美國遍布全球的同盟體系，也只能是一個弱勢聯盟。中俄同盟作為弱勢一方，在由此可能催生出的強弱不對稱的新的兩極結構中，必然面臨更加嚴峻的戰略挑戰。中俄結盟還會引起美日及歐洲大國的強烈反彈，引發全面對抗甚至新的冷戰，嚴重惡化中俄的安全環境和發展環境，存在打亂兩國和平崛起進程的巨大危險。中俄結盟還關系到上合組織的未來，不排除引起上合組織分化、導致上合組織偏離既定發展方向的可能。而且，與少數國家結成軍事同盟，不利于構建更加廣泛的“緊密朋友圈”和“全球伙伴關系網絡”。一句話，目前條件下，中俄結盟缺少現實可行性。

至于未來中俄會否走向軍事結盟，則主要取決于兩國面臨的戰略威脅，特別是軍事威脅程度的變化及兩國關系的深化。從理論上講，“結盟”還是“不結盟”不應是一成不變的教條，而應是因時因勢而適時調整的策略運用。中俄現在不結盟，不等于任何情況下都不結盟。從現在起，中俄必須為將來必要時結盟奠定基礎。不論是中國還是俄羅斯，都不會迂腐到面對傷筋動骨的安全威脅還非要堅持“不結盟”的地步。中俄結盟對于霸權國家及其他敵對勢力無疑是最大的噩夢，但愿他們不要把中俄逼到非結盟不可的境地。

“不結盟”不等于“不結伴”，“結伴而不結盟”無疑是兩國關系的現實選擇。用王毅部長的話來說，“結伴而不結盟”是兩國“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探索走出的一條“新路”，體現著平等性、和平性、包容性等“新型國際關系理念”。高舉“結伴而不結盟”的大旗，有利于順應時代潮流、廣泛團結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有利于抵制霸權國家的冷戰思維、爭取戰略主動，有利于維護全球戰略穩定、促進世界和平和諧。

需要強調指出，中國與俄羅斯所結成的不是一般“戰略合作伙伴”，而是“全面戰略協作伙伴”。“全面”意味著兩國合作在各領域、各層面展開。“戰略”意味著兩國合作具有戰略內涵、戰略價值。“協作”的內涵是“按照目標、任務、地點、時間和遂行任務的方法實施協調一致的行動”，其要求遠高于“合作”。如能實現上述要求，中俄關系事實上就將成為一種“準同盟關系”、“不承擔條約義務的盟友關系”。用普京總統的話來說，也就是“彼此視對方為親密盟友”的伙伴關系。

在“準同盟”框架內，中俄應在應對遏制圍堵上肩并肩，在維護核心利益上手拉手，在經濟社會發展上相互給力，在國際形象營造上相互配合；同時應以中俄為核心，吸引志同道合的發展中國家首先是新興大國，集結起一支有別于西方世界的新興力量，打造大周邊“緊密朋友圈”及“全球伙伴關系網絡”，改變嚴重失衡的國際戰略格局、推進新型國際秩序的構建；還要共同推動美國等西方大國擯棄冷戰思維、對抗思維，共同構建“新型大國關系”。

特別是在軍事安全領域，中俄兩軍有必要在“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框架內構建“特殊友軍關系”。其內涵是：在軍事戰略上增大相互透明度、深化相互信任；在軍事部署上背靠背、構成掎角之勢；在軍事行動上緊密協同、相互助力；在軍事理論和軍事改革上相互借鑒、相互促進；在軍事技術上聯手研發、協力突破。軍事安全關系是國家關系中最具戰略性、實質性、標志性、帶動性的領域，中俄在此領域結成具有上述內涵的“特殊友軍關系”，不僅對于兩國戰略協作，而且對于整個國際戰略格局，都有望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綜上所述，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存在進一步深化的強烈必要性、有著巨大的深化空間；今后一個時期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進一步深化的最可行的路徑應是“結伴而不結盟”。中俄資訊網特稿

作者：王海運 系中國國際戰略學會高級顧問、中國駐俄羅斯前陸海空武官，少將軍銜。先后畢業于山東大學、北京外國語學院、國防大學。現任中國上海合作組織國家研究會中心高級顧問、中俄關系史研究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