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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的十八大之后，習近平總書記對中國革命歷史的資政育人作用給予了高度重視。他不僅要求廣大黨員干部學習中國近現代史和中共黨史，而且還從理論層面進一步闡釋了中國革命歷史的現實意義。習近平還專門指出，黨史工作要把“以史鑒今、資政育人”作為根本任務。

習近平所指的黨史，當然是我們經過黨中央或中央有關部門審批出版的黨史，也稱“官修”黨史。但是，盡管習近平多次作出有關指示，但就在十八大召開后不久，《炎黃春秋》發表署名閻長貴的文章，提出質疑。文中寫道：“據一位很著名的黨史專家說（大意），官修的黨史，是教育干部用的，能管十年、二十年。這怎么能叫經得起‘歷史的檢驗’！我們常說，‘資政育人’，‘要歷史告訴未來’，而若沒有‘信史’，怎么‘資政育人’，怎樣‘告訴未來’？”（《炎黃春秋》2013年第二期 第45頁）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我們的“官修”黨史確實聲音不強，而所謂的“信史”則大行其道。著名黨史專家、曾擔任中央文獻辦常務副主任的金沖及，早在2011年指出，1981年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黨的兩個歷史決議是評述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標準——筆者注），目的在于統一全黨的思想。但是“三十年過去了，思想看來并沒有完全統一，社會上混亂的思想還相當多。”“我們不少媒體好象特別津津樂道在建設過程中出現的一些消極面或者是黑暗面，而對當時全國人民如何熱氣騰騰建設一個新社會、新國家，卻表現出令人奇怪的冷淡。至于有一些地方，特別是海外，抓住個別事實，甚至是歪曲和編造事實，散布很壞的影響。這是值得警惕的，蘇聯解體前也有這樣一段過程。”“有些書籍和文章連篇累牘、有意無意地給人制造一種錯覺：仿佛那30年無非只是一個政治運動接著一個政治運動，整了一批人又整一批人，沒有干多少好事。這種看法是客觀真實全面的嗎？顯然不是。”

在下面幾個問題上，有些錯誤說法長期在媒體上，特別是網上時常可見，而那些說法與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與中共黨史的有關論述，與大中院校的歷史教科書，都是大相徑庭的。但非常遺憾的是，那些有明顯錯誤的言論，有時還出現在有一定影響力的媒體上，而且鮮有人出來澄清或反駁。

1957年反右派斗爭和“文革”運動

許多媒體都喜歡把兩者扯到一起，把兩者都稱為是錯誤的運動。這是明顯的混淆是非。反右派斗爭與“文革”運動的性質是完全不同的。

關于反右，第二個歷史決議作了這樣的結論：“一九五七年的經濟工作，由于認真執行黨的八大的正確方針，是建國以來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這一年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發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正常步驟。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干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而關于“文革”運動，《決議》的結論是：“歷史已經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一個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一個是“內亂”，涇渭分明！至于反右嚴重地擴大化，說來話長，在此不贅。但是有一條，很多被改正的當年的右派分子，例如方勵之、劉賓雁等等，還有后來那些人老心不老的鼓吹“憲政”的離退休干部，實際上并沒有錯劃。

鄧小平多次強調過1957年反右的正確性和必要性。他在新時期談到資產階級自由化言論時，多次明確地指出了這和1957年的右派言論一樣，都是“殺氣騰騰”的，甚至更為嚴重。例如1981年7月17日，鄧小平就嚴肅指出：“前些日子大鳴大放了一通，有許多話大大超過了一九五七年的一些反社會主義言論的錯誤程度。像這一類的事還有不少。一句話，就是要脫離社會主義的軌道，脫離黨的領導，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回憶一下歷史的經驗：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是擴大化了，擴大化是錯誤的，但當時反右派的確有必要。大家都還記得當時有些右派分子那種殺氣騰騰的氣氛吧，現在有些人就是這樣殺氣騰騰的。”

無論是1957年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還是1980年代的資產階級自由派，他們的目的都是要在中國推行資本主義制度，也就是帝國主義早在在1950年代就企盼的“和平演變”，即現在的“顏色革命”。因此，1989年政治風波之后，鄧小平多次提到了要防止“和平演變”。在1992年南方講話時，鄧小平強調：“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把希望寄托在我們以后的幾代人身上。”“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十二屆六中全會我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要搞二十年，現在看起來還不止二十年。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后果極其嚴重。特區搞建設，花了十幾年時間才有這個樣子，垮起來可是一夜之間啊。垮起來容易，建設就很難。在苗頭出現時不注意，就會出事。”

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根據1957年毛澤東提出的判斷人們言行是非的六條政治標準的核心內容，提出了著名的四項基本原則，并強調：“這四項基本原則并不是新的東西，是我們黨長期以來所一貫堅持的。”1982年，四項基本原則被正式載入黨的十二大通過的黨章的總綱和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的新憲法的中。四項基本原則作為1982年憲法的總的指導思想，奠定了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前進的共同的政治基礎，也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順利進行提供了根本保證。而四項基本原則的追根溯源，則來自于1957年的反右派斗爭成果。

“餓死三千萬”和“死了兩千萬”

這兩個數字，也經常出現在許多媒體上。一個是指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了三千萬乃至更多的人，另一個是指“文革”運動中死了兩千萬人。這樣，有意無意地為新中國前三十年營造了一個“全屏”的黑暗面。

曾參加過第二個歷史決議起草小組工作的黨史專家石仲泉指出：“（黨史二卷）在海內外一些媒體炒作‘大饑荒’的嚴峻挑戰面前沒有退卻，對于三年困難時期的非正常死亡的人口數字堅持了《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的說法。這樣寫，是對黨、對人民負責的表現。”黨史二卷的表述是這樣的：“糧、油和蔬菜、副食品的極度缺乏，嚴重危害了人民群眾的健康和生命。許多地方城鄉居民出現了浮腫病，患肝炎和婦女病的人數也在增加。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積降低，死亡率顯著提高。據正式統計，1960年全國總人口減少了1000萬。”（黨史二卷第563頁）

《求是》雜志是中共中央主辦的機關刊物，是黨中央指導全黨全國工作的重要思想理論陣地，也是指導全黨全國工作的重要思想輿論工具。2016年第16期的《求是》刊文，明確指出“餓死三千萬”是謠言。該文寫道：“有學者通過持續不懈努力，對‘三年困難時期’的經濟社會發展進行研究，特別是對人口變動的數據進行詳盡的比較分析，對各地的地方志進行了大量梳理，更下大功夫對對手的所謂‘資料’進行逐一考證，以比較詳實的資料駁斥了流傳甚廣的‘餓死三千萬’的謠言，讓更多的人認清了這個謠言的危害。”

聯想到多年來我們的某些黨報黨刊和圖書，不知把這個謠言作為“真相”重復宣傳了多少次，造成的思想混亂是短期內難以消除的。但愿今后境內的出版物不再出現類似的“真相”。

需要指出的是，我們的某些黨史專家，講話寫文章更應該講究科學性和嚴謹性，而不要隨意發揮。否則很容易引起某些媒體有意無意的炒作，造成思想混亂。例如2011年黨史二卷出版后，有位就職中央黨校的黨史專家就對媒體說，“在官修黨史中能夠承認一年內有1000萬的人口減少，已經足夠驚心動魄。這說明并沒有回避問題。”實際上，在1991年官修的《中國共產黨七十年》中，就有這樣的表述：“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一年減少一千萬。”（見該書第369頁）。當時并沒有人大肆炒作。而這位專家的話，經首發媒體的“解讀”，迅速在各種媒體上傳播開來，標題大都是“驚心動魄！黨史終于承認‘大躍進’餓死了一千萬人”。同樣的表述，在1991年和2011年不同的遭遇，從一個側面可以看出，近年來的歷史虛無主義不僅僅是沉渣泛泛而起了。

關于“文革”造成“死了兩千萬人”的說法，則來自于某些學者對葉劍英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的講話的“栽贓”。葉劍英的原話是，（“文革”運動的領導班子），“把許多老同志打倒，把大批干部和群眾打成‘走資派’、‘反革命’，進行殘酷迫害。包括受牽連的在內，受害的有上億人，占全國人口的九分之一。”且不說葉劍英的這種說法是否科學客觀，葉劍英的整篇講話根本沒有“死了兩千萬人”這六個字。但是，在馬立誠、凌志軍所著的《交鋒一一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實錄》（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一書首次出現了這樣的內容：“粉碎‘四人幫’以后，葉劍英在一次講話中沉痛地說：‘文化大革命’死了兩千萬人，整了一億人，浪費了八千億人民幣。”據該書的作者稱，此書在國內外都是暢銷書。因此，這種無中生有的“死了兩千萬人”的說法，至今時常出現在媒體上。就在2016年7月，擔任過《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的皇甫平，發表了一篇反思“文革”的文章，文中寫道：“1978年12月13日，葉劍英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說：‘文革期間，全國整了1億人，死了2000萬人。’”并且接下來還寫道：“1980年鄧小平對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說：‘永遠也統計不了，因為死的原因各種各樣，中國又是那樣廣大，總之，人死了很多！’”鄧小平的這段話，在《鄧小平文選》《鄧小平年譜》和《鄧小平與外國首腦及記者會談錄》里都查不到，只能說這又是一個“死了2000萬人”的孿生兄弟。在此還要補充一點：1981年，為了方便黨員和干部了解和掌握中央精神，中央文獻研究室報請中央同意，選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出“重要文獻”送審稿后，胡耀邦在看完稿件后寫下了一段很重要的批示：“為了便利于查閱中央的方針、路線和政策的規定和闡述，為了便利于黨內同志考查中央一些主要負責同志的重要言論，我贊成編輯《三中全會以來》這部重要文獻的匯編集和選編集。”葉劍英的那篇有“受害的有上億人”內容的講話未能入選。

“整個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

“整個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指的是文革”期間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說法，簡稱“崩潰邊緣說”。此說法最早出現在1978年。但隨著形勢的發展，此說法逐漸淡化 1981年2月，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起草小組寫出第五稿，刪去了“國民經濟被拖到崩潰的邊緣”和毛澤東“制定和推行了一條左傾路線”等說法。收入1983年出版的《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刪掉了“把國民經濟拖到崩潰的邊緣”這句話。黨史專家的解讀這句屬于“過頭話”。外國研究鄧小平的專家也持相同的看法。例如英國的理查德.伊文思的《鄧小平傳》（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2014）就認為“這是一種夸張的說法。”

但是，這種說法在近年來的一些書籍和官方的文章中仍可看到。例如有的說是“一度”瀕于崩潰邊緣。這種說法在客觀上造成了一定的思想混亂。“文革”十年的經濟是新中國前三十年的一個組成部分。究竟是什么時候瀕臨崩潰，至今沒有人能說出個所以然來。在這里要特別提一下，1975年是第四個五年計劃的最后一年。1975年初，鄧小平開始主持全面整頓，“經過幾個月整頓，經濟形勢日益好轉。1975年全國工農業總產值比上一年增長11.9%。其中工業增長15.5%，農業增長3.1%。這種狀況表明整頓工作抓住了要害，深得人心，成效顯著。”（《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 第618頁）

《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對“文革”期間的經濟狀況是這樣表述的：

【“第三個五年計劃、(1966—1970---引者注)第四個五年計劃（1971—1975---引者注）基本完成，全國主要工業品產量增長較快，農業穩步增長，對外經濟工作有較大增長，三線建設也取得重大進展。綜合起來看，在‘文化大革命’這十年中，中國工農業總產值指數（以1952年為100），比1965年增長了133.54%。其中工業總產值1976年比1965年增長181.7%，平均每年增長9.9%；農業總產值1976年比1965年增長51.2%，平均每年增長3.8%。當然，這一切決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我們的事業會取得大得多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中，黨、人民政權、人民軍隊和整個社會的性質都沒有改變。歷史再一次證明，中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強大的生命力。”（見該書第631頁）】

這段話明確說明，大體對應“文革”十年的兩個五年計劃基本得到了完成。五年計劃一直是由國家制定的，體現的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如果我們回顧從1953年第一個五年計劃到現在的第十三個五年規劃（從“十一五”開始改稱規劃），盡管在執行過程中大都有些不足之處（特別是“文革”期間受到了非常嚴重的干擾破壞），但每完成一個五年計劃，我國的經濟建設就上了一個臺階，這是不爭的事實。因此，鄧小平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中明確指出：“社會主義革命已經使我國大大縮短了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的差距。我們盡管犯過一些錯誤，但我們還是在三十年間取得了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所沒有取得過的進步。”

這些年來，上述幾種錯誤說法，有時炒得還相當熱，有的甚至多次出現在主流媒體上。究其原因，問題主要還是出在我們黨的自己身上。象金沖及那樣有自信敢講真話的黨史工作者還是太少。值得慶幸的是，黨的十九大校正了航向，我黨戰斗在意識形態戰線上的同志們一定會增強自信心，堅定地與黨中央保持一致。這將會對減少社會上的思想混亂，凈化輿論環境起到重要的積極作用。

希望我們的黨史工作者，要有更強烈的自信心和使命感，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旗幟鮮明，毫不含糊地多講、講好“官修”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