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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靠日記，遠遠不能還原一個真實的蔣介石”

“只能說日記還原了蔣介石心目中的自己”】

2006年3月《蔣介石日記》（以下簡稱《日記》）公布之后，引起了海內外眾多中國近代史愛好者的關注。《日記》的公開為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增添了許多新資料。但這些資料到底能還原多少歷史的真實，則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事情。有的學者，如楊天石先生，對《日記》相當肯定，2008年還出版了《找尋真實的蔣介石》一書。但諸多學者則對《日記》的記載內容有所保留，覺得應該更多地參照相關史料來印證。

臺灣歷史學者汪榮祖就直言不諱地指出：

【“楊天石看了日記，就非要給蔣介石翻案，翻不過來的。你說蔣介石寫日記是不準備讓人家看的，哪有這種事情？”】

2012年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北京大學歷史系的三位研究民國政治史的學者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聯袂撰寫的《天下得失：蔣介石的人生》成為又一部蔣介石研究的力作。在談到這本書的寫作時，他們一致認為，

【“僅靠日記，遠遠不能還原一個真實的蔣介石”

“只能說日記還原了蔣介石心目中的自己” 

從1927年，蔣的地位鞏固以后，他寫日記很明確的一點是要給后人看的”。】

關于抗日，王奇生引用了網民時尚的語言：

【“搞半天他原來在日記里面抗日。”】

據筆者查證的史料，關于蔣介石在西安事變中的日記的故事，說是一個“日記里面抗日”的故事確實不為過。之所以這樣講，沒有任何貶低蔣介石在抗戰中的歷史地位之想法，只是想“找尋”那段時間蔣介石日記的歷史真相而已。

關于西安事變，國共兩黨過去的評價分歧很大。但隨著兩岸交流日益頻繁，對西安事變的某些基本問題也達成了一定的共識，其中有一條是：蔣介石在西安獲釋是因為他接受了西安方面提出的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的條件。這在2005年中央電視臺播出的《中國抗日戰爭紀實》文獻紀錄片中就有所體現。該紀錄片的總顧問之一是臺灣的蔣緯國，抗戰時期美國援華飛虎隊隊長陳納德的夫人、著名美籍華人陳香梅女士也擔任了顧問。但自西安事變至蔣介石去世，蔣都一直隱瞞獲釋真相。

蔣介石在西安被拘時，他就為來日一旦被釋放醞釀了一個保全面子的說辭，這也是為什么蔣沒有留下任何手簽字據而只留下口頭保證的原因。蔣在回到南京后即拋出了一篇《對張、楊的訓詞》，說他在西安期間，他隨身所帶的日記和公文等“總共不下十萬余言，爾等均已寓目”，“總之，現在國家形勢及余救國苦心，爾等均已明了”。于是，這樣的說法隨即被宣傳開來：蔣之所以獲釋返回南京是因為張、楊看了他的日記后，看到了他的抗日救國計劃，被他的“偉大人格”感動，“勇于改過”的結果。1936年年底蔣介石發表了日記體的《西安半月記》，文中有這樣的記載：

十二月十四日早晨，張又來見，立門后，對余流淚，若甚愧悔者。張乃言：

【“委員長之日記及重要文件，我等均已閱讀。今日始知委員長人格如此偉大。委員長對革命之忠誠與負責救國之苦心，實有非吾人想象所能及者。”】

這算是首次披露張“看日記”的具體時間和地點。

但有意思的是，就在14日晚8時，張學良還在西安廣播電臺發表了公開講話，張學良嚴厲批評蔣介石的“誤國”，“希望委員長能有最大的反省”。由此看來，張的早晚言行判若兩人。這個“看日記”以至于“愧悔”之說有可能嗎？

不過，當時的國內外輿論都充斥著這個“看日記”的說法。例如，當時在上海發行的、暢銷海內外的《密勒氏評論報》的主編、美國人鮑惠爾就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

【“（蔣介石）在答復（張學良）有關對日政策的批判方面，蔣委員長把他的日記拿給張學良，從這本日記中，張學良第一次獲知委員長內心最深處對日本的想法，以及他對統一全國，準備與日本攤牌的努力。張學良對蔣委員長日記中的一段祈禱文，印象尤其深刻。這段祈禱文是蔣委員長禱告能有十年時間，讓他為國家準備一戰。這段祈禱文是五年前寫的。”】

這段回憶很值得回味。蔣把日記拿給張看的，那么也完全存在一種可能，即這個日記在張看到前，蔣可以想怎么寫就怎么寫，甚至可以寫到五年前。而這個“五年”時間點的設立，是很有考量的。因為誰都知道，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蔣介石實際上長期對日本采取的政策是妥協退讓，到1936年正好是五年。這樣看來，“日記抗戰”的說法是相當到位的。

據了解，后來史學界對《西安半月記》的看法還是基本有了共識，即認為“蔣介石及其編纂者屢次加工，內容已不能反映日記原貌”。這也從一個側面證實了日記作為史料的缺陷。根據美國胡佛研究所公布的蔣介石日記，在1936年12月14日的日記中，蔣介石這樣寫道：

【雪恥 明禮義，知廉恥，今日幸無自負。住新城。我遷住張宅。

端納來見，邀余移住張宅。學良表示悔悟之意，似甚誠。彼實恐余住新城與楊接近，為楊操縱，故急求余離新城。及至其宅，彼乃提出八條件，并明言此時有共黨參加其間。余痛斥而深恨其無恥無信一至于此。

晚間，端納為余言，南京對陜變已決議討伐，余心乃安。端納乃余妻托其來營救。而張于昨日自知此事不了，亦電彼與余妻來陜設法調處也。

張上下午來見共三次，向余連泣三次，然余知其偽泣也。……】

在這里，關于張學良在12月14日一早所言“看日記”后而“愧悔”之說沒有了，留下的只是張無緣無故的“悔悟”和“向余連泣三次”。怎么會有如此這般的表現呢？因此，盡管這個版本的日記與《西安半月記》有所區別，但顯然也是無法自圓其說的。

那么，張學良本人對“看日記”是否有過說法呢？答案是肯定的，不過那是在被蔣介石監禁在臺灣時寫的《西安事變懺悔錄》中，提到過“張楊（這里變成了張楊兩個人——筆者注）二人私下在蔣介石的日記中看到他的抗日計劃，就被感動得決定釋放他”。這種在監禁下寫的東西顯然難以采信。果然，在蔣介石死后，張學良的說法就不一樣了。1990年張學良在口述西安事變時有這么一段對話——

【郭（即采訪者郭冠英——筆者注）：羅啟（蔣經國副官，20世紀60年代派給張作副官，與張熟悉）說有天中秋您喝了酒，對他說“羅副官，我其實沒看蔣日記”。有沒有這事？

張（即被訪者張學良——筆者注）：是的，我說看了蔣的日記其實是給蔣先生一個臺階下。我是看了，但我看了更生氣，唉，里面不談了。】

這段話筆者的理解是：這里提到的“沒看”，就是說沒有看到蔣日記里的抗日計劃而受感動進而決定釋放蔣。至于在類似《西安事變懺悔錄》的文章中承認看了日記受感動，完全“是給蔣先生一個臺階下”。后來說的“我是看了，但我看了更生氣”，則至少可以說明，張不會因為蔣在日記中有堅定抗日計劃而“更生氣”。至于他什么時候看到的，是一個人看的還是幾個人一起看的，看的時候看到的是什么內容，現在也無從考證了。因此，筆者以為，這段對話同時也告訴讀者，看了任何版本的蔣介石日記中的關于抗戰的內容或者其他內容，都不能輕易相信那就是歷史的真實，更不能隨便作為信史采用。

▲ 公布的《蔣介石日記》

從西安事變后到1955年的18年間，除1937年12月蔣介石發表了一篇《西安半月記》作為國民黨方面的官方基調來反映這個事件外，不論是國、共兩黨還是社會輿論，對這個歷史事件雖不時有所提及，但都沒有再就這個事件做出翔實的敘述。直到1955年，西安事變見證人之一的郭增愷在香港《熱風》雜志發表《一個沒有交代清楚的問題——西安事變十八周年感言》，對所謂的張、楊看日記后受感動，幡然悔悟一說表示質疑。蔣介石對此文很惱火，他一面派特務給郭增愷寄去裝有子彈的恐嚇信，一面啟用已被他長期軟禁的張學良。

1956年12月20日，蔣召見負責管理張學良的保密局少將劉乙光，命劉將郭增愷的文章轉交張學良，要張加以駁斥。張于是在題為《概中國文人之無行》的文章中寫道：

【“有郭增愷其人者，當年在西北公路局任職，為楊虎城之嬖佞。……此人真不知羞恥者。”“我等當年讀過蔣總統日記之后，自認抗日之事已有著落，追悔孟浪，不明領袖謀國苦衷，恭送總統回京，自動隨從請罪。”】

這件事，最后還是由張學良在美國的經紀人出面斡旋，由張出資6100美金封口了結。

這里還要提到在解決西安事變中的一位關鍵人物，即主要斡旋者之一的英國籍澳大利亞人端納。端納與張學良的關系甚篤，曾擔任張學良的顧問。同時端納與蔣介石夫婦的關系非同一般。1934年,蔣介石發起所謂“新生活運動”。宋美齡為宣傳這一運動,請端納幫助她處理信件和報告。張學良不好拒絕,只得有條件地答應端納為蔣介石夫婦工作6個月,但最后端納還是被他們硬留在了身邊。西安事變發生后，端納受宋美齡委托，1936年12月13日從南京乘飛機到達洛陽，然后于14日到達西安。端納的回憶錄于2011年出版。端納回憶，他到達西安后，即與張學良和楊虎城會面 。接著就和張學良一起到蔣介石住處，勸蔣搬到條件好一些的高桂滋公館。蔣此前一直堅持不搬。經端納和張學良一起勸說，蔣終于搬到了新住所。

【“在安排蔣躺下休息后，端納前往少帥家共進晚餐。端納說：‘我帶來一樣東西，你一定要看，這是蔣介石的日記。’隨即將它遞給少帥。”“少帥放下日記，緩緩地說：‘這回我明白了，委座長期以來一直秘密準備對日作戰，我將以新的眼光看待他。’少帥答應按照端納的意見行事。”】

順便再對照一下有關時間：《西安半月記》寫的是張在12月14日早上見到蔣時說的“看日記”，而這里是12月14日晚飯后張才“看日記”的，而且是端納從南京帶來的。

通過西安事變關于蔣介石日記的上述史料，不難看出，蔣無論是在寫日記方面，即怎么寫，寫什么，包括后來應該怎么修改，還是在用日記方面，即什么時候展示出來，展示什么內容，以期達到什么目的，等等，都是煞費苦心的。因此，汪榮祖認為蔣介石的“日記里有很多言不由衷的話，夢想的話，一廂情愿的話”，是很有道理的。也正因為如此，蔣“日記抗日”才留下了那些自相矛盾的情節和難以自圓其說的內容。在這個意義上，《日記》作為歷史資料的價值確實還是有限的。

本文原載《文史博覽》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