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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雜談二題

充分認識土地對于農民就業的約束

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曾有一個產業或行業，始終在就業上無任何門檻，也就是有多少人都可以容納得下，這便是傳統農業。改革開放前的農村人，可以說從出生那天起，就意味著天然獲得了農民身份，只要長到能拿得動農具的年齡，就符合一個農民的基本標準。就業時不用做任何選拔，干活時也沒有什么嚴格的要求，也不用像工人或軍人要退休、退伍，只要身體狀況允許，盡可以干到干不動的那一天。傳統農業本是一個十分平常的產業，以往的農民也本是一個十分普通的群體，但在就業方面卻幾乎是終身制，讓它顯示出與其他產業完全不同的特性。農業就業者的主要工作場所是在土地上，土地不光在很長時間里消化了所有的農村人口，甚至在改革開放前的三十年里，還先后吸納或接受了2000萬左右的城市知青長期或短期就業，由此可見其容納能力有多強。到上世紀90年代初峰值時期，中國的農業人口竟然達到9億之多，其中有一半左右為勞動力，之后這種狀況才因“民工潮”的興起而逐漸改變。

筆者作為農家子弟，出生于上世紀60年代初，童年、少年時代都是在農村度過的。幾乎從我懂事的那天起，我就從大人的言談中知道，農民是那時天下生活最苦的一群人，因而農民最大的夢想，便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一天能走出去，像城里人那樣端上鐵飯碗，吃上國庫糧。然而那時國家嚴格控制農民進城，除了考學、招工、參軍幾個非常狹窄的渠道，幾乎再沒有其他途徑能讓人離開農村。誰家的孩子如果有出息加上運氣好，有一天終于干上公事，再不用和土坷垃打交道了，父母高興得會從睡夢中笑醒。倘若沒有辦法走出去，那就只好老實地呆在村里當農民，反正天下只有當農民沒有任何障礙，愿意不愿意當你都得認命。我是趕上了“文革”結束后恢復高考制度的好機會，寒窗苦讀了好幾年，才在1981年實現了“鯉魚跳龍（農）門”，從此改變了自己的命運。

其實在以往，土地之所以能有超常容納就業的能力，奧妙全在于當時的生產力水平極度低下。傳統農業就其基本形態來說是一種小農經濟，不太重視核算投入和產出比，因而無論投進去多少人力，實際產出并不見有明顯的增加。盡管當時有數億人在從事農業生產，然而糧食總產量卻始終沒有大的突破，餓肚子問題一直沒有能得到徹底解決。我國是一個高原、荒漠、山地居多，而平原、盆地等宜農土地相對較少的國家，發展農業的條件完全無法和美國、巴西、印度等國家相比，加上我國又是一個自然災害頻發的國家，因而糧食產量在很長時間里一直處于較低水平。直到經過幾十年持續興修梯田、水利，同時發展化肥、農藥等相關工業，不斷改良和引進農作物品種，大量使用各種現代農業技術，尤其是在上世紀80年代初實行承包制，糧食產量才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從而一舉解決困擾國人數千年的吃飯問題。記得那時流行著一句讓國人十分自豪的話語：“中國用占世界7%的土地，養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創造了人間奇跡。”不過，美國人對此可能不以為然，他們認為自己才了不起：“美國用不到2%的人口，產出的糧食不僅養活了3億美國人，還出口到全世界。”的確，單純從基本解決了十多億人民吃飯問題來看，中國取得的成就實在值得稱道，但是我們無法回避這樣的成就，卻是建立在巨量的農業就業人口之上的，而從投入與產出比來看，美國農業的比較優勢不言而喻。

隨著糧食產量空前提高，尤其是隨著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建立，到上世紀90年代，“谷賤傷農”“增產不增收”“人地關系高度緊張”等等，這些在小農經濟占據主導地位時代從未有過的問題，便迅速地凸顯出來且愈來愈烈。當時，我國農村戶均承包耕地大約7畝多一點，其中一半左右的省份人均耕地低于1畝，更有幾個省市人均耕地面積不到半畝，土地的承載力遠遠超過了極限。由于生態環境的不斷惡化，國家不得不采取退耕還林等策略維持生態平衡，與此同時，城鎮化的快速推進又引起非農項目大量占用土地，致使耕地每年以幾百萬畝的速度銳減。與耕地減少相對應的是，那時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有4-5億，而據專家測算，當時的耕地面積只需要不到一半的勞動力，甚至還有人認為只要1億左右的從業者就足夠了，這樣便意味著，另有一半乃至三分之二的人，成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農民不能實現充分就業，也就等于形成隱形失業，土地上第一次出現了就業過剩的問題。過多的勞動力，如果還像以往那樣不講效益地聚集在土里刨食吃，就只能勉強維持低水平的溫飽日子，根本無法脫貧致富并且向小康目標發展。

在這種情況下，有眼光、有抱負、有雄心的農民，開始放下世代視為命根子的土地，轉身到農村、農業之外尋找出路。于是從上世紀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起，大批青壯年農民進城或到發達地區從事二三產業，由此掀起了洶涌澎湃的“民工潮”。這實在可以算為中國農民的一大創舉，為此他們無意中獲得了一個新的身份——農民工。一些學者說“農民工”這個稱謂具有歧視性，在一個講文明的社會中不該這樣叫。但農民工生來講求實際，不認為起個好聽的名字就會有好運，他們只希望干活后能及時把工資領到手。考慮到那么多的農民如果都擠在土地上就業，不但不能有效地解決農業發展的深層次問題，還會影響到農村社會的長治久安，而那時的城市建設以及二三產業發展也確實需要大量的勞動力，于是，國家也相應地調整了人口遷徙、戶籍等方面政策，推動了“民工潮”有序流動。

據國家統計局有關資料顯示，2019年我國農民工總數為2.9億人。這個數字意味著，4-5億農業勞動力當中，有一大半實現了非農就業，遠遠超過了從事農業生產的人數。農民工在農業之外謀求自主擇業，其中包含著一絲窘迫與無奈，但總體來說也是一種巨大的進步，因為幾千年來農業無限制就業的魔咒，終于被他們在不經意間打破了，這預示著農業作為產業終將翻開嶄新的一頁。

缺少文化是農民貧困的根本原因

有必要指出這樣一個事實：千百年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文化基本上沒有與鄉村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生活在鄉村的絕大多數農民，從來都是不掌握或者很少掌握文化知識的文盲或半文盲。雖然農家門額上，常常也寫有“耕讀傳家”的字樣，但那不是告誡子弟為耕田而讀書，而是要他們銘記孔夫子“學而優則仕”的教導，一旦掌握了文化知識，就實現“鯉魚跳龍（農）門”，在過去通過科舉在如今通過高考，進入到設在城市里的衙門或者機關里，那里從來都比鄉村更有強烈的誘惑力。

相對其他階層而言，農民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從整體上來說不是文化的擁有者和使用者，他們歷來主要是靠體力而非腦力獲取生活來源，那些從事傳統農業的農民尤其如此。由于整個農民階層受教育的程度不是很高，甚至于還有很多人并未接受一定年限的教育，因而我國的文盲或半文盲人口主要集中在農村，農民中也基本上沒有中高級知識分子，文化知識對于天門來說是一種非常稀缺的資源。農民缺少文化的狀況之所以會長期存在，其中有經濟能力不允許他們享受教育的原因，也有農民長期在觀念上不重視文化的原因，但還有一個常常被人們忽視的重要原因，那就是：從事傳統農業以及在鄉村生活，實際上用不到多么深厚的文化知識，或者說沒有文化照樣可以做農民，種地對文化并沒有多少剛性的需求。既然做一個農民主要靠力氣吃飯，因而有一個好身體才是最要緊的，又何必去花那么大的代價去寒窗苦讀呢！

仔細考察農民之所以長期處于貧困，有自然條件較差、資源匱乏的原因，有從事傳統農業本身收益較低的原因，也有災害、疾病等方面造成的原因，但是最根本的原因還是由于缺少文化。沒有文化，造成農民沒有廣闊的視野，難以接受新的思想觀念，無法掌握先進的科學技術，從而缺乏徹底改變貧困命運的基本素質和能力。不過，農民從整體上普遍缺少文化，并非意味著鄉村就不會產生知識分子，實際上，歷史上有許多影響深遠的思想家都出自于鄉村，一些知識分子政治上失意后還會退隱在鄉村，說明鄉村仍然具有產生知識分子的土壤。但是更應該看到的是，古代的科舉與現代的高考，如同一架功能強大的人才收割機，將農村的知識分子大量地選拔到城市里，這樣農村便由于知識的稀薄而長久地衰落了。越是艱苦的地方，人們對土地越是有巨大的離心力，往出走的欲望就越是強烈，這也就是為什么越是貧困縣，往往越是聞名遐邇的高考狀元縣，許多貧困縣在高考制度恢復后的幾十年間，竟然有數萬農家子弟考出去，這些人大學畢業后絕大多數都留在了城市里。城鄉二元分割格局其實并非出現在現當代，這種差別在歷史上就始終存在著，只是表面上看似乎是經濟、社會、生活水平等方面的差別，本質上卻是文化的積淀、活力與能量的差別。城市不僅是工商業以及巨額財富的聚集地，同時也是人才、知識的聚集地，鄉村中的人才與財富總是不斷地流向城市，致使鄉村一直處于失血狀態，鄉村如何能與城市并駕齊驅地發展呢！

如果說，高考制度以及城市較好的發展機會，一遍又一遍地將具有較高文化程度的農家子弟選拔到城市里，造成鄉村在文化上的巨大貧困，那么民工潮的興起，又讓更多頭腦靈活、擁有一技之長的農民更多地疏遠或脫離了土地，致使農業、農村發展后勁嚴重不足。能夠持續去城市、去發達地區打工的這一部分人，從年齡上來說，是農民中的青壯年；從體力上來說，是農民中的強健者；從掌握的知識和智力上來說，是農民中的佼佼者，總之，他們是農民中的優秀分子。他們通過出外打工謀生的途徑和方式，從從事傳統農業的土地上轉移了出來，某種程度上來說有利于農業產業化，應該說這是一種巨大的社會進步。但是，這樣既在智力上又在體力上，反復不斷地減弱農村發展的主要動力，無疑會讓農村目前的情況更加雪上加霜，這種狀況又會延緩整個國家現代化進程。中國農業要真正實現產業化、集約化，中國農村要發生根本性的變遷，中國農民要真正成為自己命運的主宰，農民就必須成為文化知識的掌握著和使用者，必須在頭腦中掀起知識與思想的風暴，這樣才能使土地擺脫千百年來的落后與愚昧，使這塊古老的大地煥發生機和希望。

時下，扶貧攻堅已經讓中國農民擺脫了絕對貧困，國家將“三農”工作的重心聚焦到鄉村振興上，而大力發展農村文化事業應該成為農村工作的重要內容。

作者簡介

張黎明，1985年畢業于西北師大中文系，先后從事過教育工作、公務員工作以及企業中高層管理工作，現供職于新課程報社。從上世紀90年代起從事“三農”問題研究，先后在《經濟參考報》《甘肅日報》《西部發展報》等報刊上，發表有關“三農”文章數十篇。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圖片來源網絡 侵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