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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黨的組織部門推動農村黨支部領辦各種類型的專業合作社，是黨在新形勢下為人民服務和密切聯系群眾的具體體現，也是黨組織保持自身活力、鍛煉和考察干部的有效辦法。

今年是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開局之年，也是鞏固脫貧攻堅戰略成果與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關鍵之年。鄉村振興走什么道路？這個問題關系著農村與農民的未來，也關系著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局。

為進一步深入探討農村如何在黨的領導下走合作化道路，《小康》雜志、中國小康網記者近日專訪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朱佳木。今年7月，朱佳木曾經率領專家團組成的調研組赴山東省煙臺市，調研市委組織部在全市推行農村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情況，考察了市轄6個區（市）的11個村合作社、2個鄉鎮合作聯社、2個黨建融合發展區、1個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實踐訓練基地。他認為，農村建立在農民土地承包權不變基礎上的再合作化，是我國社會主義農業改革和發展實現“第二次飛躍”，即壯大集體經濟的大勢所趨。黨的組織部門推動農村黨支部領辦各種類型的專業合作社，是黨在新形勢下為人民服務和密切聯系群眾的具體體現，也是黨組織保持自身活力、鍛煉和考察干部的有效辦法。

深入調研 今年7月，朱佳木曾經率領專家團組成的調研組赴山東省煙臺市，調研市委組織部在全市推行農村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情況。圖為朱佳木（左六）帶領調研組在煙臺棲霞市亭口鎮衣家村，同村支書等基層干部合影。

蹚出一條強村富民新路

《小康》·中國小康網：農民專業合作社在我國已經發展了多年，煙臺的“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究竟有哪些獨特之處？

朱佳木：我感到，煙臺市由農村黨支部領辦的合作社，與其他地方已有的農民專業合作社相比有以下幾個顯著特點：

一是突出黨的領導，把黨的領導全面融入合作社運行的全過程。一段時間以來，受“黨政分開”等思路的影響，不少村黨支部處于被弱化、淡化、虛化、邊緣化的地位。煙臺市委組織部認為，“村級集體經濟上空殼，政治上就會空殼”，提出必須把發展集體經濟作為鞏固黨在農村執政地位的基礎，把黨的領導全面融入合作社運行全過程。他們的具體做法是，首先選擇思想好、有能力的村黨支部書記，在上級黨組織指導下，代表村集體注冊成立農民專業合作社，然后，村集體和村民或以土地承包權或以勞動或以資產、現金等入股。這種安排，確保了黨支部牢牢把控合作社發展的政治方向，避免合作社落入少數唯利是圖的種田大戶和工商資本的手中，是最能體現農村黨的領導和公有制主體地位的合作社組織形式。

二是突出集體致富，把群眾重新組織起來。煙臺市黨支部領辦的合作社規定，村集體經濟必須用集體耕地、建設用地和其他各種資產在合作社占有大股，社員入股可以用勞動折合股份，也可以用承包地、資產、資金入股；在合作社全部股份中，集體股份不得低于10%，單個社員股份不得超過20%，但個人股份無論占多少，都只能是一人一票；鼓勵和吸收貧困戶及老弱病殘優先入社。有些合作社在村集體主導下，還引入了社會資本。通過這些做法，黨支部不僅有了一定實力的集體經濟作為經濟基礎，而且得以把群眾組織起來，整合碎片化的土地、資產和其他資源，延長產業鏈，從而改變了過去多數村集體靠簡單發包租賃資源、農戶靠一家一戶單打獨斗等低層次的增收模式，也避免了合作社收益為少數人所占有。

三是突出現代農業，用生產關系的變革推動生產力的發展。煙臺市用農村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辦法，將黨的政治優勢、組織優勢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優勢相結合，使農村“統分結合”中“統”的部分，不僅僅停留在保持土地集體所有權的層面，而是把集體經濟做實做活，使個體分散經營發展為適度規模經營，豐富了“統”的內涵，從而為農業的集約化、標準化管理，良田、良種、良法、良品的普及，農產品的品牌銷售，合作社與農業企業、科研院所、苗木基地、大型超市的聯合，以及產業鏈條的延伸、三產的融合發展等，創造了前提條件，激發了鄉村振興的內在動力。

四是突出制度建設，推動合作社的規范發展。煙臺市推行農村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沒有搞層層下指標、一刀切的做法，而是由市委組織部協同農業農村等政府有關部門，整合各類資源，采取政策引導、資金支持等多種辦法。他們先后出臺了《黨支部領辦合作社高質量發展的意見》等30余項扶持政策和22條指導性意見，在章程、項目、分配、財務、社務、文檔管理等方面，統一了標準，突出了鄉鎮街道的把關作用；并列支了2億多元的扶持資金，組建了200多名農業專家組成的顧問團，把各種資源向合作社集中；同時，還建立了科學閉環的監管機制，強化了風險防控。

四年來，煙臺市各地黨支部通過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使黨組織增強了號召力和話語權，成了農村一切工作的主心骨，鞏固了黨在農村的執政基礎。合作社則通過全產業鏈的收益，蹚出了強村富民的新路，使農民群眾從中得到了實惠，改變了以前“各掃門前雪”的心態，并吸引了外出人才的回歸。村集體通過從合作社提取公益金，也得以興辦健身娛樂設施、公共食堂、養老院、文化館等，使村莊的物質和精神面貌一起發生了積極變化，使農業發展、農民富裕、農村振興出現了良性循環的局面。另外，廣大干部通過推動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也受到了深刻的群眾路線教育，煥發了革命精神，增強了組織能力。

黨在新形勢下密切聯系群眾的好辦法

《小康》·中國小康網：由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是否違背了黨政企各負其責的原則？會不會因此產生角色的沖突？

朱佳木：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弄清中國的國情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中國最大的國情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就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黨和政府以及企業當然各有各的職能，需要各負其責。但在中國，凡涉及生產關系方面的問題，都離不開黨的領導。所謂生產關系，就是人與人的經濟關系，其中最主要的是生產資料所有制的關系。經濟學之所以被稱為政治經濟學，就是因為生產關系構成了社會的經濟基礎，經濟基礎又決定了社會的上層建筑。正因為如此，任何社會的生產關系都離不開政治；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農民辦合作社更離不開黨的領導。

當前，現代科學技術在農業中的應用越來越廣泛，以市場化、網絡化為特點的生產社會化在農業生產、管理、銷售等環節中的作用越來越深入；同時，縮小城鄉差別和收入分配差距的呼聲也越來越強烈。要適應這些新形勢，唯有走新型農村合作化的道路；而要走好這一道路，唯有依靠黨支部的領導。我們這次考察過的村（鎮），之所以實現了產業升級和三產融合，都是因為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壯大了集體經濟。招遠市金嶺鎮大戶陳家村，過去幾十年一直堅持發展集體經濟，現在不僅保留有村集體的化工廠，還興辦了村集體的農場、旅游業，使一二三產都很繁榮，2020年實現銷售收入7600萬元。福山區門樓鎮南莊村，在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后，從過去村集體沒有一畝地，變為現在有土地280畝；從過去村集體負債43萬元，變為現在擁有4000萬元資產。萊州市文峰路街道田家村在2018年之前，村集體有上百萬元的外債，自從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后，小米售價在電商平臺上從每斤7元提高到15元，集體收入2020年達到26萬元。棲霞市廟后鎮豐卓聯合社與民營科技公司聯營，不僅使自己的水果品種跟上市場需要，而且還能銷售果木苗，大幅增加了村民收入。

這些例子表明，只有依靠黨支部的作用把農民組織起來，興辦合作社，壯大集體經濟，才能適應農業現代化、市場化的大潮，在市場經濟、數字經濟中保護農民利益，避免“富了老板、窮了老鄉”。

《小康》·中國小康網：由黨的組織部門推動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對于黨的組織工作有什么作用？

朱佳木：我認為，煙臺市各級黨組織推動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既是黨在新形勢下密切聯系群眾的好辦法，也是加強自身建設的一個途徑。當前，興辦農民專業合作社，正是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和現代農業的具體辦法。在農業合作化這件事的部門分工尚不很明確的情況下，煙臺市委組織部主動作為，通過抓基層黨建，用推動合作化來帶動鄉村振興、促進農民增收，不僅體現了他們在新時代不忘初心、密切聯系群眾、堅持為人民服務宗旨的精神狀態，而且促進了黨的干部隊伍的革命化建設，有利于鍛煉、培養、考察干部，帶出一支善于做群眾工作、肯吃苦、能打硬仗的干部隊伍。在調研中，我們接觸到的市縣鄉村四級干部，普遍有一股子朝氣，發自內心地想為老百姓辦實事，就是很有力的說明。

挖掘、培養稱職的集體經濟領頭人

《小康》·中國小康網：由黨組織領導新型農業合作化是否具有普遍意義？您對下一步我國農村合作化的發展有什么建議和展望？

朱佳木：我在前面說過，合作化涉及農村生產關系的變動，而生產關系的變動必須也只能由黨來領導。煙臺經驗的核心就在于，通過加強農村的基層黨建，把黨員組織起來，然后再通過黨員把群眾組織起來。在這里，黨的基層組織是否健全、是否堅強、是否有戰斗力，是成功的關鍵。從這個意義上講，由黨組織推動合作社建設，不僅是一個創造，而且肯定有推廣價值。至于究竟由黨的哪個工作部門主抓更合適，這個問題可以再研究。但有一點是明確的，就是在分工還不大明晰，而合作化大潮已經涌現的情況下，市委組織部門出面，從抓農村基層組織建設入手推動這項工作，是完全值得肯定的。實踐表明，由組織部門推動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工作，也確實有它的優勢。

通過煙臺調研，我對農村的再合作化產生了三點思考。

第一，黨組織對于土地承包經營基礎上的農村再合作化應當給予積極領導。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發生重大變化，農村已經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農民對美好生活有了更高要求，急需我們黨帶領廣大農民群眾沿著共同富裕的道路更上一層樓。同時，要鞏固黨在農村的執政地位，推進鄉村振興和城鄉發展一體化，加快農業現代化，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健全農業專業化社會化服務，解決農村空心化問題，也急需我們黨帶領農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所有這一切，都聚焦于加強農村黨支部的地位和增強農村集體經濟的實力這兩件事上。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正是做好這兩件事的抓手。我認為，在當前正在形成的合作化大潮面前，黨的領導機關理應勇立潮頭，積極引導。

第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第一要務在于挖掘和培養稱職的集體經濟領頭人。農村合作化的歷史告訴我們，集體經濟能否搞好，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能否找到一個好的帶頭人。具體講，就是村支部書記一定要既有公心又有能力，也就是煙臺市委組織部總結的“好人加能人，才是當家人”。實踐證明，這樣的人雖然不好找，但只要下功夫，還是能找到的。有時村里現有的人中選不出，可以從外面找。改革開放以來，一些村的黨員或復轉軍人到城里打工或下海經商，見了世面，學會了經營，有的還賺了一些錢，積累了一些人際關系。他們之中有些人對故鄉有感情，在本村也有威信，看到上級黨組織有意讓自己回去領著大家致富，往往會認為這是展示才華、實現個人價值的機會。我們這次考察的村（鎮），幾乎有一半黨支部書記都是這樣產生的。他們熱情很高，也做出了顯著成績。我們認為，對這種人要繼續加強培養，同時要進一步拓寬發掘合適人才的路子，使集體經濟的發展在組織上得到切實保證。

第三，對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工作要抱著既積極又穩妥的態度。走新型農業合作化道路，是鄧小平同志曾經說過的我國農村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后要經歷的“第二次飛躍”，很多人沒有經驗。因此，應當高度重視煙臺的經驗，支持他們在現有基礎上邊探索邊總結邊推廣。在推廣過程中，要特別注意尊重基層干部群眾的首創精神，不拘一格，不求進度，務求實效；用生產是否發展、群眾收入是否增加作為成功與否評判標準，并讓群眾做最終的裁判員；力爭成熟一個成立一個，成立一個鞏固一個。

專家簡介：

朱佳木，中共黨員，研究員。籍貫江蘇南通。1946年出生。1970年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1975年在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理論組工作。1977年任胡喬木秘書。1980年在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簡報組工作。1981年任陳云秘書（1982年2月起擔任陳云辦公室負責人）。1985年任天津港務局副局長。1987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黨委書記、副院長。1990年調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工作，先后任綜合組組長，室務委員兼秘書長、兼第四編研部主任。1999年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兼中共黨史出版社社長。2000年12月至2012年4月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成員、副院長，當代中國研究所黨組書記、所長。2001年至2013年兼任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常務副組長。

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陳云與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理事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特聘課程主講教授、博士生導師。是中共十四大、十五大代表，全國政協第十屆、十一屆、十二屆委員會委員。

代表著作有：《陳云年譜》及其修訂本（主編）《我所知道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專著）《中國工業化與中國當代史》（論文集）《論陳云》（論文集）《當代中國史理論問題十二講》（專著）《同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斗爭的有力思想武器》（專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縱橫談》（專著）《改革開放與中國當代史》（論文集）《歷史經驗總結與中國當代史》

（《小康》·中國小康網 獨家專稿）

作者：李志怡  來源：《小康》·中國小康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