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塘約經驗”看鄉村振興之路
——學習習總書記講話及國發2號文件精神的思考
2022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求是》雜志發表了《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舉全黨全社會之力推動鄉村振興》的重要文章。提出了舉全黨全社會之力推動鄉村振興。并認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是需要全黨高度重視的一個關系大局的重大問題。”今年國發〔2022〕2號文件即《國務院關于支持貴州在新時代西部大開發上闖新路的意見》專門對貴州提出：貴州要在鄉村振興上開新局的要求。2號文件肯定了貴州近些年的發展成就，同時也指出：貴州經濟社會發展也面臨一些突出困難和問題。決定在國家層面上支持貴州在新時代西部大開發上闖新路；在鄉村振興上開新局。發揮改革的先導和突破作用，大膽試、大膽闖、主動改，解決深層次體制機制問題。推動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走出具有貴州特色的鄉村振興之路。黨和國家希望貴州在鄉村振興等方面“大膽試、大膽闖、主動改”這既是對貴州的殷切希望與關切，也是對貴州人民的信任。貴州省在西部大開發方面有哪些突出問題呢？文件沒有特別指出，但我們可以從文件要求貴州2025年要達到的目標來看，可看出至少有這樣一些問題：在西部大開發綜合改革上尚未取得明顯進展；開放型經濟水平提升不顯著；脫貧攻堅成果鞏固拓展還不夠；鄉村振興尚需全面推進。在以上諸多方面來看，貴州的發展顯然是任重道遠。貴州是一個貧困人口較多、脫貧攻堅難度較大；規模性返貧可能性最大的內陸農業省份。與經濟增長壓力對比起來，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規模性返貧”壓力相對較大。在不違背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前提下，用什么方式改革生產關系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需要；如何防止規模性返貧底線，實現鄉村振興是我省重要任務之一。正如今年國務院的2號文件指出“推動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嚴格落實過渡期‘四個不摘’要求，堅決守住防止規模性返貧底線”。這守住了規模性返貧。國發2號文件明確表示：支持貴州在新時代西部大開發上闖新路，在鄉村振興上開新局。發揮改革的先導和突破作用，大膽試、大膽闖、主動改，解決深層次體制機制問題。 我認為貴州在新時代鄉村振興方面應該可以有所作為。由于貴州的特殊情況和地理環境，貴州農民具有首創精神，歷來是農村、農民、農業問題“出經驗、出成果”的地方。當年貴州關嶺的“頂云經驗”引發了“姓社姓資”的大討論。在全面完成扶貧攻堅建成小康社會的今天，貴州遵義也創造出了以農民為主導的“四在農家”經驗、安順市平壩縣以黨建引領為先導的鄉村發展的“塘約經驗”、貴州畢節“支部建在村民組”等好的鄉村振興經驗。貴州應該借助國發2號文件的東風，認真大膽總結、試驗、推廣畢節和安順支部建在村民組的做法；大膽闖出在農村建立專業合作社的做法，把廣大農民組織起來，以闖出一條中國西部振興鄉村的做法。才能“守住防止規模性返貧底線”。貴州開創的“四在農家”是西部地區貴州農民自發創建的，的確是適合西部地區實際的發展的一種模式。但它沒有全面系統完成以黨建引領，組織農民在“美麗鄉村建設”中的作用，更沒有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經營上的基礎性的重大問題。由于沒有深入研究，組織深化升級，沒有從全面系統建立一整套可供借鑒的管理措施及規劃，顯然有一定局限性。2021年在《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對國務院第八次大督查發現的典型經驗做法給予表揚的通報》（國辦發〔2021〕44號）文件中，通報表揚了貴州的三項典型經驗，其中提到了貴州省安順市平壩區探索“塘約經驗”助力鄉村振興的經驗。“塘約經驗”的一個重要做法是重視農村黨組織建設：支部建在村民組上，實行黨組織網格化管理。貴州歷來重視黨的建設在解決“三農”問題中的作用。不僅是安順平壩區的塘約村重視農村黨組織建設，在過去脫貧攻堅的過程中，畢節市委通過黨支部建在村民組上，領辦集體生產合作社加強了黨組織在農村的建設與領導，同樣重視了黨在農村的組織建設。國辦發〔2021〕44號文件肯定了我省的塘約村助力鄉村振興的基本經驗。我們應該對“塘約經驗”從理論和實踐上進行深入研究、總結，找出具有規律性的因素，以及可供借鑒的方式、方法及路徑，以利在適合的更大地域推廣運用。“2013年，塘約村還是全省最貧困的村之一，主要表現在：一是收入水平較低。農民收入只有3786元，只占全省平均水平的70%，有貧困戶138戶600人。“三留守”現象突出，空心化比較嚴重，最多時候有1100多人外出打工，其中70%以上是年輕人。二是生存環境較差。由于種地不賺錢，30%以上耕地撂荒，“破石板、爛石墻、泥巴路、水凼凼”是其真實寫照，2014年6月一場洪水沖毀了房屋和道路，讓塘約村雪上加霜。三是村級組織較弱。村級經濟基本無積累，村干部說話沒人聽、做事沒人跟，沒人愿當村干部。村民等靠要思想嚴重，人人爭當低保戶、戶戶爭要救濟糧。”（摘自《貴州省委政研室聯合調研組“塘約經驗”調研報告》，原載2017年5月18日《貴州日報》） 由于貴州人多地少，“由于種地不賺錢，30%以上耕地撂荒”現象。應該說這種現象并非一地。由于坪壩縣塘約村的地理環境特殊，2014年6月一場洪水沖毀了塘約村的房屋和道路。大水災更使全村重新一貧如洗。毫無疑問這場水災造成了塘約村的規模性返貧。此時離黨的十八大提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僅有5年時間。全村一下子回到了“一窮二白”的窘境。如何面對這一突發情況，黨支部書記左文學組織支部各黨小組開會研究。他認為：要發展必須把土地集中起來。于是塘約村大膽實行制度創新。黨支部因勢利導、因地制宜，堅持黨建引領、改革推動、合股聯營、村民自治僅僅兩年時間，就改變了不利局面。2017年貴州省委政研室聯合調研組對塘約村的情況作了全面調研。對塘約村的發展路子作了肯定：“經過3年的努力，全村經濟社會、村容村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創造了貧困地區追趕跨越、全面小康的奇跡。一是實現了從貧困村到小康村的轉變。農民收入10030元，增加了6000多元，80%的農戶戶均年收入3萬元以上，50%的農戶建起了新房，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建成了村文化廣場、林蔭小道、健康步道、自行車車道等基礎設施，被評為貴州首屆“十佳美麗鄉村”。二是實現了從后進村到先進村的轉變。村級集體經濟收入202.45萬元，增加了198.53萬元，村級黨組織的凝聚力和戰斗力增強了，社會風氣變好了，人心變齊了。如今的塘約村被譽為“精神煥發的村莊”，到處充滿了生機和活力。三是實現了從封閉到開放的轉變。農業產業示范園建設初具規模，在合作社內部組建的運輸公司、旅游公司、建筑公司等經營實體，保障了全村勞動力充分就業，外出務工人員從860人減少到50余人，農村“三留守”問題基本得到解決。”（摘自《貴州省委政研室聯合調研組“塘約經驗”調研報告》，原載2017年5月18日《貴州日報》） 時任貴州省委書記的陳敏爾親自考察了平壩區塘約村，隨后塘約村的經驗與做法得到省、市各級黨政領導的肯定。
【時任省委書記的陳敏爾在塘約村考察】
塘約村通過科學規劃，用兩到三年的艱苦努力把一個“一窮二白的水洗村”變成了“精神煥發的村莊”。他們是如何做到的呢？顯然有一個艱難的“鳳凰涅槃”過程。
二、集中土地、科學規劃助力“鳳凰涅槃”
一場大水沖壞了田地、莊稼甚至房屋。單家獨戶的承包地被洪水沖毀了田地，模糊了邊界。黨支部把土地集中起來的想法很快得到了村民們的贊同。同時也得到了省、市領導的幫助與支持。但是土地集中起來需要確定各家各戶的承包地、自留地的面積。在現場測量確權難度很大，于是村里找出了當年承包地圖。
在有關部門的支持下，向塘約村提供了衛星遙感地圖，村里采用“農村土地權屬業務管理系統”對全村土地進行電腦管理的方式，對全村進行規劃管理。采用管理系統計算出各家承包地、自留地、宅基地的范圍和面積。通過確權——賦權——易權的方式，把全村的土地集中了起來。同時，組織村民根據自己的能力和愿望自主選擇就業，能開車的到運輸隊，把能種糧、種菜的，能搞修建的，能搞其他工程的，分別編組、立隊進行集體勞動。
三、統一思想、組織起來，實行集體勞動
大災之后，首先是要整理被沖毀的田土，全面恢復生產。土地集中了，顯然需要采用集體勞動的方式，走集體化的道路。馬克思指出 “小農經濟按其性質來說就是排斥社會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勞動的社會形式、資本的社會積聚、大規模的畜牧和科學的不斷擴大的應用。”（《資本論》 第三卷，第910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這個道理很簡單，小生產相似于“一個鞋匠完成全部工序做一雙鞋”。這樣的落后生產方式與“每人只做一道工序”的生產方式相比，顯然后者的生產率會大大提高。因此可以說農業的出路最終在于農業的社會化大生產。我國農村生產率不高的主要原因還是多年實行小生產的方式。單家獨戶的小農經濟很難說能把農業生產率提高到多高的程度。因為土地的增長是有極限的。特別是貴州山區“八山一水一分田”的情況下，過去提出“交夠國家手、留足集體的，都是自己的。”還能激勵農民的積極性，從今天看，全部免除了農業稅，不留也不交。也沒有能促進農民的積極性，反而出現大量的“耕地撂荒”。因此，從長遠來看，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不是現代農業發展的方向。習近平總書記在《求是》上發表文章指出：“現在，糧食生產一大軟肋是生產成本偏高，解決辦法還是要創新經營方式，要培育好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發展適度規模經營，健全專業化社會化服務體系，把一家一戶辦不了、辦起來不劃算的事交給社會化服務組織來辦。要加強農民農業生產技術和管理能力培訓，促進管理現代化。”一提起合作化的道路，人們不僅會聯想起蘇聯的“集體農莊”和我國改革開放以前的“合作社”、“人民公社”化運動。雖然這些運動因為一度采取過“一大二公”、“強迫命令”的方式，走過一些彎路，但從理論上講，“合作”和“集體”的方式才是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基本方向和必由之路。
四、從思想理論上認識鄉村振興的趨勢、規律及意義
新中國一建立，中國共產黨就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號召。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農村改革開放初期，曾經“小崗模式”、安順的“頂云經驗”吹響了中國農村改革開放的號角。“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產力，在一定時期使生產關系適合了生產力的發展。但是隨著時代的進步和科技的發展。“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局限性逐步顯現出來。新世紀以來實行的“降低農業稅”和“糧食直補”等單項政策措施也并未必能從根本上達到提高農民收入，提高農業產出效率的目的。特別是在全面取消農業稅后。農民不但不需要上交公糧，國家還要幫扶脫貧攻堅。顯然無論是“包產到戶”還是“聯產承包責任制”因為土地受增長極限限制，再用人們的“讓自己的勞動收獲，最大化的自己占有”的這種刺激農民的自私心以激勵生產力發展的方式，顯然已經到頭了。到了今天，一些地方還出現了好田好土地撂荒的現象。顯然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人不僅僅是“經濟人”，隨著社會和科技的發展，再用亞當·斯密的“經濟人”思路去激勵人的法子越來越不靈了。土地產出的極限限制了這種激勵方式的局限性。分散勞動的小生產方式不符合農業現代化大生產的規律。這種小生產的營業生產方式在世界農業發展史上，早已成為過去式。縱觀世界農業發展模式，無論是在美國、 德國、法國都有各種專業合作社。專業合作社在美國，由合作社加工的農產品已占農產品總量的80％。目前全世界農村合作社有四大類型：2、日本、韓國、印度、泰國型，我國臺灣地區型。它主要是以綜合性合作社為主；3、美國、加拿大型。主要特點是跨區域合作與聯合，共同銷售為主。4、以色列為代表的“基布茲”型和“莫沙夫”型。這是一種改良的“集體農莊”式。它采取了兩種主要形式：農業集體社（KIBBOUTZ音譯：基布茲）和定居點（MOSHAV，音譯：莫沙夫）。“基布茲”和“莫沙夫”是以色列農業生產的兩大支柱。“基布茲”類似于我國過去的人民公社，實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則。財產包括房屋和生產資料屬公有，其成員共同勞動，共享財富，過著一種完全平等的生活。幾十年來，在以色列國家建設與農業發展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由于它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普通莊員在生產上和管理上積極性低下的問題，以高效率著稱于世。
但是，不管是英國農場、德國、法國、美國、日本、韓國的農業合作化模式，還是以色列的模式。由于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即生產資料私有制前提下），社會的統治者們重視的只是土地和農產品的交換政策，從來沒有人真正重視農民本身的利益和問題。然而，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從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家《憲法》就定下了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屬性。我國的合作社性質只是生產方式的轉變。無論是“包產到戶”、“還是聯產承包責任制”從來都沒有，也不可能改變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屬性。很多人至今還不明白的是，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下，每一寸土地都是國家的、集體公有的。沒有一寸土地是屬于個人全權所有的。過去我們的生產方式的轉變只涉及生產關系與生產力是否相適應的問題。我們常常說道的農村土地的買賣，實際上只是使用權和經營權的讓渡，其所有權永遠屬于國家和集體。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法》中是有非常明確表述的。簡而言之，即“除國家規劃、征用的土地外，城市的土地理論上屬于國有，鄉村的土地屬于集體所有。”這也是深化農村經濟改革的不可逾越的紅線；也是討論鄉村振興的基本前提。不明白這一點，任何對討論、研究及制度設計的模式的評價都是徒勞的，也都是無意義的。對于“塘約經驗”的研究、討論和評價也是這樣。在考察“塘約經驗”時，給我們的一個重要啟示就是農村土地需要重新確權。一個地方集體地土所有權應該說是有區劃分割的，有既定的歷史依據的。但經營權和承包權則比較混亂。鄉村振興一個重要的問題是集體所有的土地上有哪些經營權、承包權被非法利用與侵占。過去我們一直認為村集體很窮，其實，村集體所擁有的土地所有權應該建立在確權的基礎上。一段時間以來對塘約村的深化農村改革方式認為是“重回農業合作化和集體化”，特別是對著名作家王宏甲的報告文學《塘約道路》有不同看法，并常受理論界和民間人士詬病。實際上發達國家的農業發展模式都是“集體”、“合作”的方式，縱觀近代世界農業發展史，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已經有150多年的歷史，它被認為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發展農村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世界各國都有程度不同的發展。只是由于各國、各省、各地的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而出現不同形式。但本質上都是以“集體”、“合作”的方式存在。只是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在不同的地區應該有各種不同的模式。在國內過去社會主義鄉村發展的模式有多種多樣，如深圳的“南嶺模式”、河南的“南街模式”、還有“蘇北模式”和“蘇南模式” 。甚至在一些學術刊物上還討論過試行韓國的 “新鄉村運動”模式，以及以色列“集體農莊”模式。這些模式的具體做法都只是適應其自身的實際情況，適應當時、當地經濟社會發展情況而存在的。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農業問題大多只涉及到農村的農場主、地主、業主們利益問題，也很少有人對從事農業勞動的勞動者有過關心和重視，只把他們作為用錢購買來的雇傭勞動工具，如果說在資本主義社會，他們對勞動者的態度上有所改善的話，也只是他們為了盡量減少成本提高效率上進行考慮。因此，即使是在上述提及的各種生產模式中，包括韓國 “新鄉村運動”也不可能真正解決中國“三農”問題。因為我們鄉村振興的新模式是在“生產資料公有制條件下”的模式，必須具有社會主義屬性；必須“闖出”我們自己的鄉村振興的新模式。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今天，在科學技術、信息技術高度發展的今天，在貴州乃至西部地區人多地少的情況下，土地種糧只需要農村勞動力的一小部分。過去一段時間一些專家支招解決貴州“三農”問題的方式竟然是——發展讓農民掙快錢的“打工經濟”，許多農民長年在外打工，無力在城市買房，無法融入城市，到一定的年齡后，最后還是一貧如洗地回到老家茍延殘喘。過去的一些做法常常忽視了基礎性的“美麗鄉村建設”，有的地方的所謂美麗鄉村建設，只停留在發展的外殼上，更談不上“鄉村振興”。過去一段時間，我們許多地方的黨政領導眼睛只盯著“GDP”。為了急功近利，貪大求洋，不惜用幾萬、幾十萬甚至數億、數百億的資金打水漂，也不重視發展鄉村的“內生發展動力”。為了扭轉這些局面，特別針對貴州農村經濟發展的國發2號文件才對貴州的發展提出了探索前進的方向的要求。習近平總書記在文章中要求：“全黨務必充分認識新發展階段做好“三農”工作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舉全黨全社會之力推動鄉村振興，促進農業高質高效、鄉村宜居宜業、農民富裕富足”。（習近平《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舉全黨全社會之力推動鄉村振興》，《求是》2022年4月1日）我認為習近平總書記的文章為中國下一步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特別是對西部欠發達地區的發展道路指明了方向。從塘約村發展的經驗來看，黨建引領應該是發展、推動鄉村振興的關鍵要素。“塘約經驗” 是在特殊困難的情況下農民自己探索出的經驗，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形成的模式，雖然其中可能有許多并不適當的做法，但也有許多創新的做法是值得推廣的。塘約村從單家獨戶、生產互助小組生產方式的轉變，重新采用集體勞動的方式有其歷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這種新時期的改變，必然帶來管理方式的創新。塘約村在建立健全黨的基層組織的基礎上。在大災面前立即采用統一指揮，共同勞動的方式作出了清理、恢復田地，減少災害帶來的損失決定。1、以黨的建設為引領建立健全村黨組織。2014年6月大災之后，經過一個月的籌備與規劃，2014年7月成立塘約村農村綜合改革辦公室。第一步就是從黨的建設入手，完善建立健全了黨總支，把支部建在村民組上。將全村劃分為3個網格黨支部和11個黨小組， 實行村級黨員“積分制”管理，對班子成員實行"“駕照式” 量化扣分管理，以更好發揮黨員干部模范帶頭作用。完善村委會自身監督、監督委員會監督和村民小組監督“三方”監督制度，通過“黨支部管全村， 村民監督黨員”，以進一步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夯實發展根基。2、制定塘約村發展規劃，探索“村社一體、合股聯營”的發展模式。塘約村在區委、區政府的關心指導下，村黨總支制 定《平壩區樂平鎮塘約村農村綜合改革發展規劃》 ， 立足發展實際，規劃制定了“以黨建為引領、以改革為抓手、以產業為根本”的發展藍圖， 明確了“村社一體、 合股聯營”的發展道路。調整、改組了村委會、新建立了專業合作社。在合作社內部組建的運輸公司、旅游公司、建筑公司等經營實體。全村村民根據自己的技能、能力、意愿選擇工作崗位。3、“約法三章”制定規范。集體勞動的關鍵問題是如何管理好集體成員。無論是管理層還是被管理層都需要有規范。鄉村并不是一般的企事業單位有現成的經驗和做法。結合勞動的實際分工有很大的差別，對于塘約村這種微小的基層鄉村組織來說，現階段基本沒有可遵循的現成辦法。像政府部門那樣出文件、像企業那樣定制度，對于村民來說“看不懂，聽不明，記不住”。比如政府文件中的“GDP”就常常被當成笑話和段子傳播。于是塘約村選擇了召集村支兩委和全集村民代表開會，決定采用“村規民約”的方式制定規范。要求全體村民共同遵守的“九條規定”，俗稱為塘約村的“紅九條”。從2015年7月采取“紅九條”管理模式，對村民違反“九條規定”的，一律列入“黑名單”管理，考察期為三個月。考察期內，村支兩委對列入“黑名單”的農戶，不辦理部分手續，不給予部分優惠政策，直至考察合格，消除“黑名單”后，該農戶才有權享受國家一切優惠政策和村支兩委提供的服務。從法理上說，或許這些村規并不規范，但這是村民共同制定的。執行下來基本沒有阻力和異議，同時還具有一定的有效性。
【2018年我們在塘約村的宣傳欄中看到了塘約村“村規民約”執行的效果】
4、采用土地確權——賦權——易權的方式，完成資金的籌集與經營。農村的貧困、缺少“內生動力”的原因很多情況下是缺乏資金。常常是一種“富饒的貧困”。除了國家的各類扶貧減困補貼和資助外，各類發展都需要資金的投入。國家、政府的投入只能做到臨時的減貧解困。并不能包攬長遠的發展。而發展“內生動力”是需要資金投入而產生利潤才能發展壯大的。一切農產品應該說都是人類生活的必需品，只不過是市場的大小多少不同而已。農民在擁有無償土地承包權的今天，常常是可以通過對農村產業結構、農業產業結構、農產品的結構調整而獲得相對較大的利潤。關于如何獲得更大的利潤的問題。《經濟發展理論》告訴我們：“沒有創新就沒有利潤，沒有利潤就沒有發展。”然而利潤的產生，不可能是“空手套白狼”。對于如何通過制度創新獲得更大的利潤呢？利潤理論告訴我們，利潤的獲得必有這樣的前提、程序、要求，也就是說，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體制創新必須符合創新理論的一般規律。無論是開展合作化經營，公司化經營；無論是合作社內部組建的運輸公司、旅游公司、建筑公司等經營實體。都需要基本的投資本錢。但對于這種一貧如洗的“水洗村”，如果不能取得發展資金一切都只能是空談。目前農村經濟發展問題很多，但根本的問題還是缺乏資金的投入。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文章中提到：“各地普遍反映，發展鄉村產業還有很多政策堵點和痛點，最突出的是用地難、貸款難。鄉村建設用地需要給一些新增建設用地指標，更要靠內部挖潛。要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多渠道補充中小銀行資本金，推動農村金融機構回歸本源。一些地方搞的特色農產品保險，受到農民歡迎，這是個方向，要總結經驗、加快推廣。”（同上）1、申請土地“確權”。在市、區黨政部門的支持下。安順市同意將塘約村作為安順市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確權試點，有關部門協助塘約村制定了農村土地確權工作流程圖。在確權的實踐過程中，塘約村在土地確權試點的基礎上，還大膽探索了“七權同確”的方式。“確權”的目的是“賦權”，“賦權”的意義是“易權”。“易權”的意義是“貸款”。其流程是：農戶用產權證——到信用社貸款——農戶以產權入股——到村委填寫簽訂抵押擔保承諾書、財產委托處置書，村民組長審核簽字，村主任、合作社、法人審核簽字，到信用社貸款。這就是塘約村“確權”啟動、籌措資金的邏輯。2、“賦權”的意義和方式。股份合作中心，賦予產權入股權利，探索實施“合股聯營，村社一體”發展道路。采取“黨總支+合作社+公司+農戶”的經濟發展模式。鼓勵村民以土地和資金與村集體合股聯營，根據產量、產能對每畝土地按200元至700元不等分級估價，折算股份，按照合作社30%；村集體30%；村民40%的收益分配模式進行利潤分成，促進村集體與村民的“聯產聯業”而達到“聯股聯心”。
3、“易權”之后的管理措施。由土地流轉中心，賦予相應產權流轉權利。賦予營銷信息中心產權收益權能。同時組建營銷團隊，打造特有品牌，籌劃營銷方案 。通過初步建立的“農村產權確權信息管理平臺中心”賦權“互聯網+農產品”“合作社+物流”的營銷模式。從而實現“權證到人、權跟人走”的目標，拓農產品銷售市場。同時，塘約村還與天成農業公司合作，建立“學生營養餐食材特供基地”，發展“淺水蓮藕基地”，“精品水果基地”、試種“羊肝菌”等各類特色經濟作物，對于一些農副產品實行訂單生產銷售，實行多種經營，有效應對市場風險。“塘約經驗”中有一條是建立金融服務中心，賦予產權抵押擔保權能。建立村級金融擔保基金，引進農村信用社金融服務入駐塘約。探索“3+x”放貸模式、創新“金土地貸”、“房惠通”、“特惠貸”等信貸產品，引導產權主體通過土地承包經營權、林權、小型水利工程產權和房屋所有權等抵押擔保貸款讓新型經營主體、合作社、村集體以及貧困戶抱團發展。如今，塘約村沿著“黨建引領、改革推動、合股聯營、村民自治”的工作主線，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 深化農村產權制度改革、農業經營制度改革和村級治理制度改革，進一步盤活農村自然資源、存量資產、人力資本，初步實現了農業增效、農民增收、農村繁榮，走出了一條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脫貧攻堅路子。如今塘約村正沿著“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鄉村振興路子不斷探索前進的方向。貴州省委政策研究室的報告總結指出“讓分散的資源聚集化、模糊的產權清晰化、集體的資產市場化，壯大集體經濟，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摘自《貴州省委政研室聯合調研組“塘約經驗”調研報告》，原載2017年5月18日《貴州日報》）“三農”問題的原因，看起來在于農村貧窮、農業經濟發展緩慢、農民勞動收入與勞動付出不成比例，但從更深層次來看，其實也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不相適應”的問題。“三農”問題是一個經濟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問題，甚至是一個政治問題。從解決問題的角度來看，更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不是一兩項政策所能奏效的。因此，在研究方法上，只有采用系統分析和系統工程的方法，才能真正找出存在問題和解決辦法，才能跳出“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煮夾生飯”的改革怪圈。鄉村振興需要從制度創新、組織結構創新角度研究、解決新時期的“三農”問題，同時還要兼顧與鄉村振興相關的市場創新、產品創新、技術創新及資源供給配置等方式的創新。“塘約經驗”或許只是解決“三農”問題的一朵浪花，是在西部地區特殊環境下，成功跟上全面實現小康社會腳步、實現快速嬗變的一個個案；“塘約經驗”或許也可能是中國農村發展值得學習借鑒的一條道路——“塘約道路”。這個道路的基礎，或許應該從“塘約經驗”中的“土地確權”開始，從建立健全鄉村土地“賦權”的地方性法規入手，一開始就杜絕鄉村振興中可能存在的問題。比如“承包土地延長三十年不變”的政策，如沒有準確的“確權”，沒有規范的“賦權”，沒有依法依規的“易權”。會不會存在私自違規讓渡承包土地使用權的情況？會不會出現改變土地使用屬性等違反國家《土地法》的情況？筆者認為，下一步我們的黨和政府應對如何科學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從政策設計、法制規范、體制安排、激勵機制、投入機制、投資體制等方面進行調查研究。要研究各地“闖”、“試”的經驗與教訓。研究如何實事求是地建立發展的目標體系、設計推進程序、步驟和內容，同時提出機制、體制方面的設想。需要為鄉村振興做出階段性規劃：初級階段如何建設，中級階段怎樣發展，高級階段如何過渡。要組織專家學者總結各國、各省成功的農業合作化、集體經濟組織發展的經驗、教訓。提出如何建立社會主義新時期鄉村振興的對策措施及階段目標體系、方法、程序、途徑、內容、體制、機制等方面提出對策措施及政策建議。（作者：貴州省委宣傳部離退休支部 王春曉；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本公眾號所編發文章歡迎轉載，為尊重和維護原創權利，請轉載時務必注明原創作者、來源網站和公眾號。閱讀更多文章，請點擊微信號最后左下角“閱讀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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