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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堡駿高冠中：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對中國改革的現實指導意義

點擊：作者：丁堡駿高冠中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發布時間:2017-10-03 15:37:01

【內容提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整個馬克思主義三大組成部分中占有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戰勝困難和挑戰，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必須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道路上、特別是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道路上實現新的飛躍。這就是習近平總書記號召各級黨委和政府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的深刻的思想內涵和戰略意義。

　　2014年7月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時強調：

　　“實現我們確定的奮斗目標，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不斷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發展必須是遵循經濟規律的科學發展，必須是遵循自然規律的可持續發展。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自覺認識和更好遵循經濟發展規律，不斷提高推進改革開放、領導經濟社會發展、提高經濟社會發展質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

　　習近平總書記作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當代中國工人階級政黨的總書記，在中國改革開放處于攻堅克難的關鍵時期，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是具有全局意義的偉大號召。

　　一、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學好用好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在習近平總書記上述重要講話發表以后，全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都為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學好用好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而歡欣鼓舞。然而，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有的“經濟學家”、有的政府部門的個別領導卻仍然堅持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排斥態度和對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偏愛”。

　　例如，當下有些“985”和“211”高校在經濟學的課程體系設置、經濟學科研評價體系和人才評價標準、研究生入學考試等各個方面，仍然堅持以西方經濟學知識內容為主，忽視或者根本排斥馬克思經濟學內容。有的個別政府部門招收公務員甚至公開強調不要學習政治經濟學專業的畢業生。

　　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到目前為止，在世界范圍內，經濟學領域確實存在著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兩大對立的思想體系。為了更深刻地領會總書記所講的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的科學內涵，我們必須從政治經濟學這門科學的歷史演化中深刻認識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性和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庸俗性。

　　在經濟思想史上，政治經濟學概念并不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最先提出和使用的。最早使用政治經濟學概念的，是法國重商主義經濟學家孟克列欽（1575年-1621年）。在《獻給國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經濟學》（1615年）一書中，孟克列欽最早使用了“政治經濟學”這一概念，將政治經濟學規定為研究整個國家經濟問題的科學。近代政治經濟學作為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是隨著近代資產階級的發生、發展而不斷完善和發展的。

　　西方資產階級在其產生和發展的古典階段，經濟學家都用政治經濟學這個范疇來概括當時的資產階級經濟學。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的早期代表人物，例如薩伊、馬爾薩斯也還仍然用政治經濟學這個范疇來概括自己的經濟學說。19世紀中葉以后，馬克思的科學著作包括《資本論》陸續出版，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影響不斷擴大。為了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劃清界限，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自19世紀70年代開始，在他們的論著中就有意識地回避政治經濟學概念，取而代之的是國民經濟學、經濟學等概念。英國劍橋大學教授、新古典學派的一代宗師A.馬歇爾，于1890年出版了《經濟學原理》一書。為了否定經濟學的社會歷史科學性質，馬歇爾將達爾文進化論中“自然不能飛躍”的名言作為這部經濟學著作的題詞，并且全書通篇使用經濟學而不再使用政治經濟學概念。此后資產階級主流派經濟學家一般都不再使用政治經濟學概念，而改用經濟學來表述自己的經濟理論。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后，在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出現嚴重的經濟危機，在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主義經濟政策的作用下，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世界出現了長期的滯脹趨勢。西方經濟學再次陷入范式危機。在范式危機的掙扎中，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出現了一個以“新政治經濟學”命名的以反凱恩斯主義為基本特征的新流派。這個學派叫新政治經濟學，也叫作公共選擇理論或公共選擇經濟學。為新政治經濟學奠定理論基礎的經濟學家是美國的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Buchanan）與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丹尼斯·穆勒將“公共選擇理論定義為非市場決策的經濟研究，或簡單地定義為把經濟學應用于政治科學”。而布坎南則把以他為代表的公共選擇理論或新政治經濟學定義為政治學的經濟理論。

　　簡單地說，該理論就是以自私的經濟人假設為前提，將微觀經濟學的效用最大化和利潤最大化的分析范式生搬硬套到政治上層建筑的決策分析。這是一個混淆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相互關系，將上層建筑領域的政治決策直接等同于經濟基礎領域的企業和市場的微觀經濟行為的錯誤理論體系。所謂的新政治經濟學，用資產階級永恒的、超越社會歷史的所謂經濟人分析范式，牽強附會地解釋現實資本主義社會的、建立在一定歷史階段的現實階級關系基礎上的上層建筑關系。因此，這是一個科學價值極少的右翼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流派。

　　必須強調指出，盡管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極力掩飾自己經濟學的階級屬性，但是，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事實上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工具。這一點就連凱恩斯這樣的資產階級經濟學頭面人物都不回避。因此，我們也完全沒有必要在現代西方經濟學、現代西方政治經濟學和現代西方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等等這樣一些名詞之間再做概念游戲。總之，現代西方經濟學，即使它仍然可以稱為政治經濟學，但是它的科學性也仍然是極少的。因此，它只能是我們吸收借鑒的對象，而不能成為指導我們實踐的理論。

　　習近平總書記號召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絕不是號召我們的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理論基礎的各級黨委和政府，學好用好現代西方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習近平總書記也絕不是要我們重新回到改革開放以前政治經濟學教學和研究工作的那種封閉狀態。現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是腐朽沒落的資產階級的辯護工具，是代表壟斷資產階級利益的錯誤理論。因此，西方經濟學理論，就它作為一個學說體系整體而言是我們必須否定的。我們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不能把它作為我們的指導思想。當然，現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在解決各種具體問題的理論闡述中也包含有某種反映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共性規律的部分，這些部分可供我們參考借鑒。我們對于這一部分內容的吸收借鑒也必須建立在對它的分析批判的基礎之上，而這個過程也正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新和發展的過程。

　　二、政治經濟學在馬克思主義三大理論組成部分中處于重要地位

　　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指出：“宗教、家庭、國家、法、道德、科學、藝術等等，都不過是生產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產的普遍規律的支配。”

　　馬克思在這里所謂“生產的普遍規律”，就是指以社會生產方式為研究對象的政治經濟學所揭示出來的經濟規律。所謂“生產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就是指對于一定的社會生產方式進行“宗教、家庭、國家、法、道德、科學、藝術等等”方面進行反映的特殊規律。因此，馬克思的整個這段話就是在強調“宗教、家庭、國家、法、道德、科學、藝術等等”這樣一些具體科學所揭示的特殊規律，要從屬于政治經濟學所揭示的一定社會生產方式的一般規律。

　　馬克思主義產生于19世紀40年代，列寧把馬克思主義概括為包括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三大組成部分，并指出它們分別是對德國的古典哲學、英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學說的繼承和發展。那么，馬克思主義的這三大組成部分之間究竟是一種怎樣的關系呢？從馬克思主義理論形成過程來看，馬克思對人類社會的認識，特別是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認識是從哲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研究開始的。在這兩個方面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以后，馬克思才具體展開政治經濟學研究。然而，從馬克思寫作哲學著作、科學社會主義著作與政治經濟學著作的寫作時間分布來看，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著作的創作上所占用的時間要遠遠超過前兩個方面著作創作所用的時間。因為在馬克思看來，剩余價值學說創立之前，唯物史觀還仍然只是處于樸素的科學假說的地位。科學社會主義也還缺少嚴格的理論論證。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鮑威爾、施蒂納的觀點時，特別強調了僅僅停留在用哲學術語表達唯物史觀的局限性。即使是對于自己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和《論猶太人問題》中對唯物主義歷史觀的表述，馬克思認為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最后，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把哲學擱在一邊”“跳出哲學的圈子”作為一個普通人去研究現實問題的任務，即從事政治經濟學研究。

　　事實上，馬克思在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哲學研究和科學社會主義研究之后，又不得不回到政治經濟學領域進行研究。作為馬克思主義奠基人，就馬克思從事科學研究的路徑選擇和重點突破領域來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都是重中之重。我們可以說，因為有了馬克思《資本論》的科學論證，唯物史觀才得以由科學假說變成了指導無產階級進行革命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同樣，因為有了馬克思《資本論》的科學論證，科學社會主義才從空想變成現實。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通過對商品、貨幣、資本和剩余價值的分析揭示了人類社會最后一個階級社會中的階級關系。通過對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階級地位及其相互關系的分析，揭示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以及在這個基本矛盾發展運動中，無產階級的時代先鋒地位和肩負變革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神圣使命。可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整個馬克思主義三大組成部分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是指導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哲學基礎，科學社會主義是馬克思從事政治經濟學研究所要求證的科學結論。馬克思的哲學世界觀、科學社會主義的時代命題，都通過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研究，通過《資本論》的邏輯論證得到了貫徹。因此，《資本論》不僅是一部偉大的經濟學著作，而且同時也是一部偉大的哲學著作和科學社會主義著作，這個說法現在看來仍然是十分正確的。

　　2012年6月19日，習近平總書記視察中國人民大學《資本論》教學中心時指出：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形成了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兩大理論成果，追本溯源，這兩大理論成果都是在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指導之下取得的。《資本論》作為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之一，經受了時間和實踐的檢驗，始終閃耀著真理的光芒。加強《資本論》的教學與研究具有重要意義，要學以致用，切實發揮理論的現實指導作用，進一步深化、豐富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此后，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干部培訓班開學典禮上的講話，強調要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特別強調要認真學習《資本論》。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如此重視《資本論》教學研究和傳播運用的大背景下，我們有的高等學校，有的個別學校和學院的個別領導，還在明里暗里詆毀《資本論》。這是十分錯誤的，也是十分危險的！現在中央抓意識形態工作，我們的各級黨委和政府都表態要堅決貫徹落實中央精神。但是，有的部門和單位、有的領導干部，一旦具體涉及自己工作中的意識形態問題，就表現得很不積極了。有的部門和單位甚至故意在意識形態問題上藏貓貓、打擦邊球。我們越來越強烈地意識到加強意識形態工作的緊迫性和必要性。我們看到習近平總書記從馬克思主義思想方法出發所闡述的許多重要理論，時常被一部分政府官員和大批專家學者用資產階級的思想方法和話語體系進行解讀。一些人由于深受西方資產階級世界觀和方法論以及其經濟學話語體系潛移默化的影響，他們甚至認為習近平總書記的理論觀點和重要指示不符合現實，不能夠在實踐中貫徹執行。所謂的“政左經右”，就是人們對中國目前經濟建設和意識形態相割裂的一種反映。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原因就在于我們的高等學校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的西化。

　　習近平總書記高瞻遠矚，號召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學好和用好政治經濟學，是我們扭轉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邊緣化的難得的大好時機，也是我們在經濟建設指導思想上撥亂反正的大好時機。

　　三、學好用好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著力點和重點研究領域

　　中國共產黨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根本指導思想的工人階級的政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各級黨委和政府是以代表和實現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而工作的領導機關。各級黨委和政府，既是無產階級對中外敵人進行專政的政權機構，也是實現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領導和服務機構。

　　列寧說：“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就是馬克思理論最深刻、最全面、詳細的證明和運用。”

　　因此，各級黨委和各級政府要真正能夠應對國內外敵人的破壞和瓦解，要真正建立起社會主義的新型社會生產關系，要真正維護好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就只有學好用好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才能夠勝任工作。

　　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正處于一個關鍵的歷史轉折時期。這個時期國際壟斷資本不斷加強對社會主義國家和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人民的剝削，而這些國家的人民正在為爭取獨立自主、和平發展而進行不屈不撓的斗爭。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和挑戰。從國際上來看，我們受西方壟斷資產階級及其政府和國際組織給我們設定的各種規則和限制。從國內來看，中國共產黨面對嚴重高發的腐敗問題，不得不采取高壓政策。對于真正信仰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的共產黨人來說，這應該是繼續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奮斗的振奮精神的大好事。然而，有許多地方黨委和地方政府的一部分黨員包括個別領導干部卻覺得不知道“事兒”該咋做了。這說明我們的地方黨委和政府的這部分黨員和干部，在理論上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目標認識不清。因此，必須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尋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理論、基本綱領和基本政策的依據。由此，才能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理論、基本綱領和基本政策凝聚全體人民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精神力量和物質力量。

　　第一，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樹立和堅持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首先，《資本論》從商品分析開始通過對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分析所揭示的資本主義發生發展和必然被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所代替的必然規律，是我們共產黨人堅定共產主義理想信念不動搖，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的思想源泉。

　　其次，《資本論》是馬克思運用唯物辯證法分析經濟關系的成功典范，為我們分析當代經濟和政治問題提供了方法論基礎。

　　革命導師列寧十分重視《資本論》中唯物辯證法的運用，他說：“雖說馬克思沒有遺留下‘邏輯’（大寫字母的），但他遺留下《資本論》的邏輯，應當充分地利用這種邏輯來解決當前的問題。”

　　事實上，《資本論》運用唯物辯證法分析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矛盾以及科學預見人類社會未來發展趨勢的辯證邏輯，至今也沒有“過時”。宣布《資本論》“過時”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他們在嚴酷的經濟危機發生時想到了馬克思，但是他們的階級局限性決定了他們不可能真正學會運用馬克思的方法。現在我們進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我們的經濟學家對馬克思的《資本論》也有各種錯誤思想。

　　恩格斯指出：“我們最需要的不是空泛的結論，而是研究。結論要是沒有使它得以成為結論的發展過程，就毫無價值，這一點我們從黑格爾那時就已經知道了；結論若本身固定不變，若不再成為繼續發展的前提，就比無用更糟糕。”

　　中國共產黨的各級黨委及其所領導的各級政府，在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過程中，在我們目前還不得不實行市場經濟的背景下，《資本論》這個關于市場經濟分析的辯證邏輯著作，必然是我們戰勝各種實踐困難和挑戰的法寶。

　　第二，學好用好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學好用好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與時俱進，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然而，在方法論上必須弄清楚什么是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方向和空間在哪里？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一個開放的、不斷發展的科學體系。

　　首先，按照恩格斯關于狹義政治經濟學和廣義政治經濟學的劃分，馬克思的《資本論》是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研究對象的狹義政治經濟學。

　　《資本論》所揭示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矛盾運動，以及必然被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所取代的規律。因此，對于以《資本論》為代表的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狹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必然表現在我們必須堅持以馬克思的經濟理論為指導，對當代資本主義發展中遇到的新情況、新特點、新變化進行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比如，自動化條件下剩余價值源泉問題，需要把生產勞動范圍的擴大和生產工人概念的擴大引入分析。

　　其次，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從資本主義矛盾發展來認識社會主義社會特征的思想方法，是我們研究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指路明燈。

　　恩格斯說：“我所在的黨并沒有任何一勞永逸的現成方案。我們對未來非資本主義社會區別于現代社會的特征的看法，是從歷史事實和發展過程中得出的確切結論；不結合這些事實和過程去加以闡明，就沒有任何理論價值和實際價值。”

　　恩格斯的這段話通常被引用，用來證明社會主義沒有基本特征。事實恰恰相反，恩格斯強調要從社會實踐的發展出發認識什么是社會主義社會，認識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特征。恩格斯在這里所強調的“歷史事實和發展過程”，既要理解為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后的歷史事實和發展過程，也要理解為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以前的歷史事實和發展過程。因為，資本主義經濟矛盾和危機的前車之覆，應該成為我們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和運行的后車之鑒。可見，資本主義經濟矛盾和危機，能夠為認識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提供實踐依據。

　　所以，對社會主義的特征和內涵的認識，所依據的實踐理所當然要包括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生、發展和必然滅亡的歷史事實和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的實踐。這些實踐客觀地發生在現實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之中，同時這些實踐作為歷史事實也被記述于馬克思的不朽著作《資本論》之中。因此，恩格斯所強調的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生、發展和必然滅亡的歷史事實和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的實踐中總結出未來非資本主義社會特征的觀點，為我們重新認識什么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科學內涵指明了方向。

　　再次，社會主義實踐是研究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理論源泉。

　　由于社會主義在人類社會發展歷史上嶄新的一頁，這個社會形態的到來還仍然要經歷各種各樣的復雜過程。因此，對于這個社會歷史階段的生產方式的研究，也必然要經歷一個曲折復雜的探索過程。社會主義制度在蘇聯進行了70多年的實踐，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留下了寶貴的精神遺產。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也經歷了60多年的發展，改革開放前的30年和改革開放后30多年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這給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對全新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進行理論概括，留下了廣闊的發展空間。毛澤東的思想遺產，特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的最新成果。我們要繼續深入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現實問題，破解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理論難題，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增添新內容。

　　四、深化改革呼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理論指導

　　面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的失敗，面對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現實矛盾，面對國際風云不斷變化和帝國主義的包圍，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唯有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改革開放才能發展社會主義，才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要成就這樣偉大的事業，中國共產黨必須堅定不移地以馬克思主義為根本指導思想，特別是要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運用和發展上實現新的飛躍。

　　目前中國全面深化改革，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個領域，有許多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按照馬克思主義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基本原理，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個領域的改革可以對經濟領域的改革起到巨大的反作用，但是這些領域的改革要想能夠持續堅持下去，也必須要有經濟領域的成功改革為之提供堅實的基礎。中國改革的許多重大問題的解決，都急需馬克思主義特別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其提供理論指導。

　　中共十八大以后，習近平總書記在領導全黨和全國人民進行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發表了一系列的重要講話。其中有關經濟理論和政策的部分，體現了習近平總書記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改革開放的實踐相結合的時代精神，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經濟的學說。

　　第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原則。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現在，許多黨政干部長期忽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盲目崇拜西方經濟學。然而，我們不得不承認的事實是，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經濟學上的規定，西方經濟學顯然不會為我們提供論證。當然，我們也不可否認，我們是在社會生產力水平不高的國度建設社會主義，我們要吸收借鑒人類文明所創造的一切積極成果。西方經濟學中的個別理論觀點、個別論證方法，是可以被我們吸收借鑒和積極利用的，但前提是我們必須要在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指導下，拋棄其理論為資產階級服務的階級成分以后，才能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所利用。我們必須堅持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和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

　　鄧小平在改革過程中一再強調：“一個公有制占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

　　然而，在我們改革的實踐結果中卻出現了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私有化傾向，出現了收入分配上的兩極分化傾向。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重視。我們不得不回過頭來反思改革，我們要對改革的概念內涵、改革的內容、改革的具體方案、改革理想目標等諸多問題進行再認識，以期在全黨上下取得新的共識。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凝聚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力量，推動中國新時期的改革事業健康向前發展。

　　第二，要正確對待改革開放以前新中國經濟建設的歷史。

　　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

　　“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

　　對于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一重要論述，理論界不同的學者做出了截然不同的解讀。我們認為，正確理解“兩個不能否定”，關鍵是要堅持辯證的否定觀。“不能否定”，不應理解為我們對于兩個歷史時期的任何人和任何事件都不能否定。對于“不能否定”作辯證的理解，是說我們對于兩個歷史時期的個別人和個別事件還是要有所否定的。無論是改革開放前毛澤東同志在個別時期所犯的左的錯誤、毛澤東同志逝世后一個時期華國鋒同志所犯的“兩個凡是”的錯誤，還是改革開放以后胡耀邦同志、趙紫陽同志所犯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領導不力的錯誤，也包括近年來反腐敗所揭露出的黨內個別領導干部的嚴重腐敗問題，對其進行否定都是不容爭辯的。那么，習近平總書記的“兩個不能否定”肯定的到底是什么呢？我們認為，肯定的就是這兩個歷史時期，兩代領導集體領導人民在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指導下，在實踐中探索和踐行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如前所述，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和基本特征必須要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予以論證。

　　第三，要正確認識市場和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的不同作用。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明確寫道：

　　“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然而，有的經濟學家就按照新自由主義觀點進行解釋，解釋成市場萬能論。2014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進行第十五次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學習時鮮明地指出：

　　“在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問題上，要講辯證法、兩點論……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機統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開來、對立起來，既不能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現在的問題是，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有兩種理論解讀：一是現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解讀，另一個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解讀。現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盡管也有國家干預主義和經濟自由主義之分，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二者都認為政府干預終究還是要歸于市場決定。因此，現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解讀，是解讀不出真正科學的“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

　　事實上，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來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這個舊的社會形態消亡以后建立起來的新型社會生產方式。這種新型生產方式，在其第一階段是以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為其提供保證的。因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人民政府：一方面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機構，另一方面也是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發展要求的經濟指揮協調機構。這樣來定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府職能，明確政府的經濟指揮協調功能，才能與西方資產階級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劃清界限，才能在資源配置中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

　　第四，要堅持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做大做強國有企業。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

　　然而，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很多地方都出現了公有制主體地位發生動搖的情況。

　　有人強調，“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主要體現在：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公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對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這是就全國而言，有的地方，有的行業可以有所差別。”

　　那么，就全國而言的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還要不要有地方和行業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做保證呢？對于一個省、一個市、一個縣、一個部門和一個行業來說，都可以以“差別”為理由而放棄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那么，就全國而言的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又由誰來保證呢？事實上，很多地方都在打擦邊球。

　　黨的十八屆三中通過的《決定》明確規定：

　　“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

　　然而，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后，卻有人以發展混合所有制為名試圖改掉社會主義公有制。在參加2014年全國“兩會”上海代表團的審議時，習近平總書記提出，

　　“國企不僅不能削弱，而且要加強”，“國有企業加強是在深化改革中通過自我完善，在鳳凰涅槃中浴火重生”。

　　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改革開放進入攻堅區和深水區以后，站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和國際政治經濟格局變化新的時代高度，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戰略家的膽識和氣魄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和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提出的新目標和新任務。

　　國有企業怎樣在深化改革中不斷加強，怎樣才能在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中，為堅持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發揮主導作用，這是我們黨的各級黨委和政府必須認真貫徹執行的時代任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能否可持續健康發展的關鍵。然而，理論界的認識卻有原則性的分歧。

　　有人從凱恩斯國家干預主義的理論觀點出發，用資本主義國有化解釋中國國有企業的存在和發展，得出國有企業只能在壟斷行業內存在，進一步提出要求國有企業要退出競爭性領域的結論；有人則從新自由主義理論觀點出發，主張取消任何領域的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

　　可見，我們絕不可低估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話語體系誤導中國改革的負面作用。

　　事實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國有企業，與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國有企業是有本質區別的。

　　首先，前者是在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積極揚棄，后者則是在資本主義私有制不變的前提下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消極揚棄。其次，前者是共產黨所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有企業，而后者則是資產階級政黨所領導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企業。再次，前者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下的國有企業，而后者則是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下的國有企業。

　　在明確區分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下不同性質的國有企業以后，我們才能自覺地沿著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的方向，探索和改革社會主義國有企業。如何將國有企業改革沿著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方向向前發展，這是關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興衰成敗的大問題。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以資本主義制度永恒不變為前提，他們不相信在資本主義制度以后會有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制度，更不相信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因此，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自然不會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給出任何科學的論證。有人指望現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能夠為我們的改革開放提供頂層設計，這是十分荒唐的！事實上，只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才能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有企業改革提供科學理論指導。

　　第五，要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建設方針。

　　2008年以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不斷加深，經濟復蘇回升緩慢，世界各種政治矛盾、經濟矛盾和社會矛盾不斷凸顯，帝國主義戰爭的威脅不斷加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受到國際帝國主義的威脅。2014年5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上海視察參觀了C919大型客機后說：

　　“中國是最大的飛機市場，過去有人說造不如買、買不如租，這個邏輯要倒過來，要花更多資金來研發、制造自己的大飛機。”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建設方針。

　　“造不如買、買不如租”是一種什么邏輯？這個邏輯倒過來又意味著什么呢？實際上，“造不如買、買不如租”這個邏輯，來自于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理論。這個理論宣揚發展中國家和落后國家不要在科學技術上追趕發達國家，要安心于自己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或資源優勢的產業，要安心于承接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發展中國家和落后國家執行這種經濟政策的后果是，勞動和資源過度消耗、環境惡化、經濟嚴重依附于發達國家。

　　事實上，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理論，是以李嘉圖的比較優勢原理為基礎的。大衛·李嘉圖是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的杰出代表。然而，由于他不能歷史地解釋資本主義歷史，不能科學地說明價值轉形，這導致了19世紀二十至三十年代以李嘉圖學說為代表的李嘉圖學派在激烈論戰中的解體。事實上，在國際分工和國際交換領域，由于李嘉圖沒有國際價值和國際生產價格等范疇，因而也就不能科學地說明資本主義的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他的比較優勢原理，就是他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為處于優勢地位的英國資產階級辯護的庸俗理論。在李嘉圖以后，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穆勒、米勒、哈伯勒、赫克歇爾、俄林和薩繆爾森等，都對李嘉圖的比較優勢原理進行了局部的修補。但是他們都沒有真正在科學的道路上發展這一理論，而是使這一理論進一步庸俗化。現在比較優勢理論已經淪落為資產階級拿來欺騙和愚弄發展中國家和落后國家人民的工具。我們國內某些經濟學精英竟將這種錯誤理論和經濟政策獻給我們的黨和政府。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造不如買、買不如租”這個邏輯要倒過來，我們要擯棄資產階級經濟學的錯誤思想，重新回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運用和發展的思想路線上來。當然，由于馬克思生前沒有能夠系統地整理出版他的全部政治經濟學著作，特別是馬克思沒有整理完成還處于片段手稿狀態的，以價值規律作用形式轉化為基礎的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理論，這給我們后人研究和運用這一理論帶來了一定的困難。但是，這同時也為我們在這一領域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留下了廣闊的空間。事實上，只要我們把馬克思關于一國國內的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的理論運用于國際商品交換，我們就會得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國際價值論和國際生產價格論。按照國際價值和國際生產價格進行交換，價值規律在一國作用的兩極分化規律，必然要在國與國的交換中發生作用。國際商品交換的結果必然是窮國越來越窮，富國越來越富。因此，運用這一理論指導發展中國家和落后國家的經濟建設和對外交往，在經濟政策上必然會得出結論：發展中國家和落后國家要堅持“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根本方針。

　　總而言之，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不僅沒有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所需要的來自發達國家的社會主義支持和援助，而且我們還要面對國際壟斷資本的包圍和圍剿。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然要面對前人沒有經歷過的空前的困難與挑戰。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戰勝困難和挑戰，沿著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必須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道路上、特別是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道路上實現新的飛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