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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確理解馬克思的中國觀——訪上海師范大學教授張允熠

點擊：  作者：記者    來源： 馬克思主義研究  發布時間:2019-09-24 10:57:41

 

 名家訪談

張允熠，男，1951年生，江蘇沛縣人，曾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哲學社會科學部主任，中國科技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常務執行院長，中國科技大學哲學教授，中國科技大學學術委員會和學位委員會委員，安徽省哲學學會副會長,上海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等職務；現任上海師范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馬克思主義哲學博士點負責人、馬克思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國炎黃文化研究會常務理事、安徽省朱子學會顧問、中國現代哲學研究會常務理事等職務。出版專著《中國文化與馬克思主義》（1998年）、《歷史的抉擇——中國人為什么要接受馬克思主義》（2016年）等；發表論文《論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學脈淵承》（1998年）、《馬克思主義形成背景中的歐洲文化傳統》（2012年）、《馬克思主義形成的歐洲深層思想文化背景究探》（2013年）等100余篇。先后獨立承擔過3項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規劃項目和多項省、部級社會科學課題，正在承擔國家社科重點項目1項、重大攻關項目子課題1項。曾獲省、部級科研獎勵4次，地、市級6次。

馬克思主義是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指導思想，那么，作為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馬克思對中國的研究就成為許多中國人關心的問題。雖然馬克思不曾踏上中國的土地，但他也關注中國問題。這不僅從保留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的十多篇重要的有關中國的專文和述評中可以發現，而且從他與恩格斯的大量通信中也可以讀到。馬克思曾提及中國哲學、孔夫子、中國的皇帝、中國的官吏和中國的勞工，基于當時歐洲社會資本主義文明的發展水平，馬克思對清王朝統治下保守落后的中國社會不乏一些負面的評價和尖銳的批評。對于這些評價與批評，我們應該作歷史的、辯證的理解，把它放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加以分析。當前，中華民族正走在偉大復興的道路上，回顧和了解馬克思的中國觀，有著深遠和重大的現實意義。為此，我們采訪了上海師范大學張允熠教授。

01

馬克思眼里的孔子、中國哲學與文化

▲（采訪者簡稱▲，下同）：張老師，長期以來，許多人都想了解馬克思對中國的確切看法和評價，您在二十多年前就做過這方面的探索，您能否更具體地談一下馬克思對中國、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觀感？

  ●（被采訪者簡稱●，下同）：你提出了一個許多人都想了解的史實問題，也是一個十分重大的理論問題。我們用“馬克思的中國觀”作為此次訪談的話題是比較適宜的。因為就“觀”而論，乃是一種最基本的看法，如“自然觀”“宇宙觀”“世界觀”等；“觀”還有另外一層含義，就是直觀，就是“看”，既然“看”，就必須能看到一些具體的細節，而不只是宏觀的、抽象的概述。

十多年前，我曾經寫文章指出，馬克思恩格斯屢屢稱中國為“天朝帝國”，說它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一塊“活的化石”，是“僵死不動的東西”，“幾千年來沒有進步”，等等，有些用語激烈而尖銳，如今的中國人讀起來很不是滋味。殊不知，這是馬克思恩格斯對舊中國的真實寫照，其入木三分的筆法可與魯迅筆下對舊中國國民性的揭示相比擬，頗能反映19世紀處于衰敗深淵里的晚清中國社會的沉疴垢弊。但這并不代表馬克思對中國的整體性評價，如果我們能借用這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導師的深邃目光來反觀自身，對于正致力于民族復興的當代中國和已遍及世界各地的華人而言，不無裨益。

  ▲：馬克思對中國的傳統文化比較關注，他對儒家創始人孔子究竟是怎樣一種看法？

  ●：馬克思一生都沒有跟中國人直接打過交道，他和恩格斯并沒有關于中國哲學與思想文化的專著與專論，但對于當時在歐洲家喻戶曉的孔子其人卻給予了引人矚目的關注。馬克思有時喜歡用“孔夫子”一詞譏諷或調侃對方。譬如，他稱英國庸俗經濟學家麥克勞德為“倫敦西蒂區的孔夫子”；當他與年輕時的師友、青年黑格爾派的左派代表人物、流亡英國的德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領袖盧格分道揚鑣之后，他把年長于他16歲的盧格也稱為“孔夫子”。

由于孔夫子（Konfuiczius）在德文中的拼寫跟“糊涂蟲”（Konfuicsius）只差一個輔音字母，發音相同，故當稱呼某人為“孔夫子”時，就有可能造成一個俏皮的雙關語：第一種意思是承認你有學問，可以被尊為學界翹首或思想大師；第二種意思是說你雖有學問，但卻有點迂腐的學究氣，甚至稀里糊涂地像個“糊涂蟲”。馬克思在談到盧格時，就運用了這種雙關語，他說：“（盧格）作為流亡者所固有的通病——思想模糊和糊涂的典型代表，作為他們的孔夫子，他理應在他們中間為自己確立顯眼的地位。”本來是兩個毫不相關的名詞——一個是德語中的固有名詞（糊涂蟲），一個是對漢語的音譯（孔夫子），由于拼寫和發音的相似，就把孔子與糊涂蟲聯系起來了。因此，當時德國學界為了避免這兩個詞匯的混用，有時就把“孔夫子”直接稱為“中國人”。

此外，對“孔夫子”截然相反的兩種評價，也反映了中國文化在歐洲的命運變遷。十七八世紀，孔子是歐洲知識精英尊崇的偶像，而到了18世紀末至19世紀上半葉，孔子在歐洲的地位下降，只要別人攻擊你是“孔夫子式的博學”，那么，你就類似于魯迅筆下孔乙己式的老學究或“糊涂蟲”了。黑格爾對孔子的譏諷可謂一針見血：“為了保持孔子的名聲，假使他的書從來不曾有過翻譯，那倒是更好的事。”黑格爾死后僅僅9年，中英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中國慘敗，從此淪為西方列強的半殖民地。在這種大歷史背景下，在弱肉強食的動物法則驅使下的歐洲人，誰還會去美化自己的手下敗將呢？

然而，二百年來中學西傳對歐洲思想界的影響，其流韻余風不是一日之內能夠揮之而去的。當馬克思提到“完善的中國人（孔子）才是共產主義者”時，那又是一番景象了。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引用了杰出的法國空想社會主義的代表人物卡貝（Cabet）的一段話就非常有意思：“你們這些反對集體制的人……就讓我在你們面前詢問一下歷史以及所有的哲學家吧：請聽！我不來對你們談及許多實行過財產共有制的古代民族！也不來談及希伯來人……埃及的祭司、米諾斯……萊喀古士和畢達哥拉斯……孔夫子和瑣羅斯德，最后兩人之中，前者在中國宣布了這個原則（共產主義——引者注），后者在波斯宣布了這個原則。”這段話真實地反映了當時歐洲思想界對孔子和中國儒家思想的認知。

在16—18世紀的“中國風”中，孔子被看成自然神論的唯物主義者和共產主義（“大同主義”）的思想先驅以及絕頂聰明的古代智者，孔子在當時歐洲人的心目中，是一位偉大的啟蒙者，其地位不是我們今天所能想象的，正如伏爾泰所說，甚至在歐洲城鄉的一些大路口，也可以看到樹立著孔子的語錄牌。法國耶穌會士李明曾于1700年在巴黎出版了書信集，其中收錄了孔子的一些故事和體現其道德原則的格言。

  ▲：也就是說，在18世紀“中國熱”前后，歐洲人對孔子的評價是褒貶相異的。

  ●：是的。“中國熱”退潮之后，在德國思想界出現了一個反萊布尼茨與沃爾夫“獨斷論”的逆向潮流。然而在青年黑格爾派中，孔子仍然有相當的聲望，我們從馬克思恩格斯批判施蒂納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是“從中國人（孔夫子）那里剽竊來的‘天梯’”的譏諷言辭中，可清晰地看到這一點。馬克思恩格斯1850年合寫過一篇《國際述評》，在這篇述評中他們認為，中國的社會主義跟歐洲的社會主義就如同中國哲學跟黑格爾哲學一樣，兩者之間具有共同之點。這句話透露出的重要信息是：這兩位思想家曾經認真研究和比較過中國儒家空想社會主義與19世紀歐洲空想社會主義之間的異同，也認真研究和比較過中國哲學與黑格爾哲學之間的異同，否則他們不可能得出上述結論。

認為黑格爾哲學與中國哲學具有相似和相通之處，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并非孤證，實際上他們早就注意到這種現象了。如1839年12月9日，恩格斯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寫道：“現代泛神論，也就是說，黑格爾，在中國人（孔夫子）和襖教徒那里已經可以找到，除此之外，它在加爾文與之斗爭過的自由思想家宗派中也明顯地表現出來。”黑格爾的“神”就是“絕對理念”，中國哲學的“神”就是“太極”，而襖教即指瑣羅亞斯德教，它奉“火、氣、水、土”四元素為“神”，這三派哲學的“理性”實體和具體的物質實體都相異于基督教的人格神。

  ▲：這樣說，馬克思恩格斯關注和研究過中國哲學？

  ●：這是肯定的。從萊布尼茨、沃爾夫開始，德國學界就有研讀中國哲學的傳統。馬克思對中國哲學也很了解，如1842年馬克思在批評德國的書報檢查制度和《國家報》時，透露了他曾經研究過《周易》及其卦爻的信息。他寫道：“書報檢查官涂改時畫的叉叉杠桿之對出版物，正如中國人（孔夫子）的直線——八卦——之對思維。檢查官的八卦是著作的各種范疇；而范疇，大家知道，這是多樣的內容中本質的典型的東西。”這至少表明馬克思已經了解到，八卦的兩個根本對立的爻畫陽（—）與陰（- -）體現了中國人思維中的陰陽辯證法。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馬克思在批判普魯士的“書報檢查制度”時卻贊揚了中國，他說：“我們不要那種惡劣的書報檢查制度，因為甚至你們自己也不相信它是十全十美的，請給我們（這只要你們命令一聲就夠了）一種完善的報刊，這種報刊的原型好幾個世紀以來就一直在中國存在了。”好幾個世紀前中國就存在著一種被馬克思認作“完善的報刊”的“原型”——這只能是萊布尼茨眼中理想化的文化中國形象！

馬克思于1853年5月撰寫了一篇《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的時政評論文章，文中分析了中國太平軍起義的原因和性質，指出中國事變對歐洲經濟和政治發展將會產生影響，但馬克思劈頭卻提到了黑格爾，他說：“有一個愛好虛構的思辨體系，但思想極其深刻的研究人類發展基本原則的學者一向認為，自然界的基本奧秘之一，就是他所說的對立統一［contact of extremes］規律。在他看來，‘兩極相逢’這個習俗用話是偉大而不可移易的適用于生活一切方面的真理，是哲學家不能漠視的定理，就像天文學家不能漠視刻卜勒的定律或牛頓的偉大發現一樣。‘對立統一’是否就是這樣一個萬應的原則，這一點可以從中國革命對文明世界很可能發生的影響中得到明顯的例證。”在談到中國與歐洲的關系以及中國革命對歐洲革命可能產生的影響及結果時，馬克思首先想到了“兩極相逢”和黑格爾的“對立統一規律”這一哲學問題，而且認為中國的革命將會驗證這一規律。這段話反映了在馬克思的思考中：中國哲學與黑格爾哲學兩者不僅在泛神論上具有“共同之點”，而且在辯證法上也有“共同之點”。

    ▲：19世紀下半葉，歐洲存在一種現象，只有去貶抑中國，才屬于“政治正確”。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還關注和重視中國文化嗎？

    ●：其實，馬克思恩格斯對中國和中國文化也是熟知的。例如，他們在其著述中寫到了中國的生絲、茶葉、瓷器、萬里長城，等等。如：“至于茶葉，大家都知道，由于中國革命和與之相聯系的商業混亂，出現了投機性的需求。”“官僚機構曾經在自己和公眾之間建立過一座像中國的萬里長城那樣的長城。”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還用了不無文學意味的筆墨描寫道：“在倫敦最熱鬧的大街上，商店鱗次櫛比，櫥窗中陳列的世界各地的財富琳瑯滿目，有印度披肩、美國手槍、中國瓷器、巴黎胸衣、俄國毛皮、熱帶香料；但這一切娛世物品，額上都貼著決定命運的白標簽，上面寫著阿拉伯數碼和簡寫字……這就是商品出現在流通中的景象。”在馬克思的筆下，甚至連中國的木偶戲都被描繪得栩栩如生，這說明他對中國的一切都不陌生。

即使在1840年之后西方普遍貶損中國文化的情況下，馬克思仍然對中國文明的貢獻給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譬如，對源于中國的“三大發明”，馬克思寫道：“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新教工具，總的來說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杠桿。”

02

馬克思眼里的中國人和中國政體

    ▲：黑格爾曾說中國是“一種終古如此的固定的東西代替了一種真正的歷史的東西”，馬克思也說中國是“活化石”“木乃伊”“僵死不動的東西”。那么，兩者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在黑格爾的批評言詞中我們明顯地可以發現有孟德斯鳩、康德以及《馬戛爾尼使華錄》影響的痕跡。馬克思雖然也受到那個時代西方對中國負面評價的影響，但馬克思是基于歷史發展的客觀性原理來認識中國的，他研究中國的目的旨在探索不同人類共同體社會發展的內在規律，以豐富歷史唯物主義的總體理論。為此，他閱讀了麥克－庫洛赫、克列姆、貝爾尼埃、薩爾梯柯夫等人的作品以及其他一些有關印度和中國的歷史、經濟方面的著作，并作了摘錄。

自1850年中國爆發太平天國農民革命開始，馬克思對中國事變就一直密切關注，除了與恩格斯合作發表了一系列關于中國時局的專論和評述之外，他還多次特意向恩格斯索要關于中國的資料并一再囑托恩格斯務必撰寫有關中國的文章。馬克思一方面從同時代人的著述和當時報刊中獲得有關中國的現實狀況和知識，另一方面歐洲18世紀的思想家乃至古代的先賢們有關東方社會的見解也在他的考察范圍之內。

▲：看來，馬克思是從他所處的時代來看待中國社會和中國人的，進而尋求認識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與特殊規律。

●：是的。18世紀以前的歐洲思想家大都對中國持羨慕態度，認為中國是一個文明程度超過歐洲的東方帝國和文明古國，希望從中國文明中吸取養料。由于18世紀的歐洲發生了歷史性的社會變革，資產階級革命和工業革命即“雙元革命”獲得了成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正式駛入了歷史軌道，加之中國國勢日衰，至19世紀中期歐洲西方中心主義開始流行。

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認為，中國政體純粹是建筑在一種道德的結合上，國家的特性便是客觀的“家庭孝敬”；中國人把自己看作屬于他們家庭的而同時又是國家的兒女，皇帝是中國這個政治大家庭（國家）的最高主宰：“在國家之內，他們一樣缺少獨立人格；因為國家內大家長的關系最為顯著，皇帝猶如嚴父，為政府的基礎，治理國家的一切部門。”他斷言：在東方只有“一個人”（皇帝）是自由的，其余的人都沒有自由；在希臘和羅馬，“有些人”是自由的，另一些人沒有自由；在日耳曼人的歐洲，“全體人”是自由的，沒有人沒有自由。他進而指出：第一種形式是專制政體，第二種形式是民主政體和貴族政權，第三種形式是君主政體——即普魯士的國家政體。黑格爾美化日耳曼人的國家政體是通過貶低東方的“專制主義”來表達的。

▲：黑格爾年輕時“中國風”流行，到了他的晚年，“中國風”已經式微。您在一本書中曾說馬克思家庭中也流行“中國風”，這是真的嗎？

●：當然是真的。與黑格爾不同，馬克思給予中國皇帝以特殊的敬重，因為“中國風”中盛傳中國是一個由“哲學家當王”的國度。如，馬克思就認為中國皇帝是天朝帝國“唯一的政治人物”，是土地的最高所有者，“通常被尊為全國的君父”，是最“高貴的中國人”。他的大女兒小燕妮在家中有兩個綽號，一曰“中國皇帝”，二曰“高貴的中國人”。他的小女兒愛琳娜在家里也被戲稱為“中國皇太子古古”，馬克思給她寫信就稱為“我親愛的小古古”。馬克思為自己兩個心愛的女兒都起了跟中國皇帝、“中國人”有關的綽號，這是耐人尋味的。不管怎么說，既然是愛稱，至少不應該從貶義上去解讀。

啟蒙時代歐洲推崇清朝的康熙大帝為“哲學王”，黑格爾一度對中國皇帝也表達過尊崇。他說：“天子是一國之主，所以他們的行為舉止都應該做老百姓的榜樣……因此，中國能夠得到最偉大、最優秀的執政者。‘所羅門的智慧’這句話可以用在他們身上……關于君主和君主教育的理想不知有多少，這一切理想都在中國實現了。”“天子的行為舉止，據說是最高度地簡單、自然、高貴和近于人情的。他在言行上都沒有一種驕傲的沉默或者可憎的自大，他在生活中，時刻意識到他自己的尊嚴，而對于他從小就經過訓練必須遵守的皇帝義務，他隨時要加以執行。除掉皇帝的尊嚴以外，中國臣民中可以說沒有特殊階級，沒有貴族……其余的人都是人人一律平等，只有才能勝任的人得以做行政官吏，因此，國家公職都由有才智和學問的人充當。”“在中國……任何人都能夠在政府中取得高位，只要他具有才能。”黑格爾贊賞中國皇帝和中國官吏制度是一種賢君政治，同時又指出這種體制實際上就是“大家長制的專制政體”。

馬克思也說，在中國，“就像皇帝通常被尊為全國的君父一樣，皇帝的每一個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轄的地區內看作這種父權的代表”，“家長制的權力”是“這個廣大的國家機器的各部分的唯一的精神聯系”。黑格爾通過對比中國美化普魯士國家制度，而馬克思則通過批判中國，最后把矛頭對準了普魯士國家制度。

▲：也就是說，黑格爾用中國的“專制政體”來襯托普魯士的君主政體，證明“每個人都自由”“沒有人不自由”，而馬克思則認為普魯士同樣是不自由的專制政體。

●：這正是馬克思與黑格爾的不同之處。最早把中國政體定義為“專制政體”者是孟德斯鳩。孟德斯鳩曾區別了三種政體，即民主政體、君主政體和專制政體，認為民主政體的原則是品德，君主政體的原則是榮譽，專制政體的原則是畏懼。他在《論法的精神》的“中華帝國”一節中，指出中國的政體原則是“畏懼、榮譽和品德兼而有之”，即兼有“君主制”“家長制”“專制政體”的共同本質。

馬克思不同意孟德斯鳩關于“君主政體的原則是榮譽”的說法，指出：“專制制度的唯一原則就是輕視人類，使人不成其為人……專制君主總把人看得很下賤。”“專制政體的原則總的說來就是輕視人，蔑視人，使人不成其為人……哪里君主制的原則是天經地義的，哪里就根本沒有人了。”君主專制形成一套完備的專制機制和龐大的官僚隊伍，實行著“家長制權力”的統治。馬克思不同意黑格爾的普魯士國家全體人都是自由的說法，他認定普魯士國家也是一個專制政體，這個政體的功能就是“管理那些除了自己國王的專橫外從不知道其他任何法律的人民”。馬克思指出：“事實上，在普魯士，國王就是整個制度；在那里，國王是唯一的政治人物。總之，一切制度都由他一個人決定。”

▲：專制政體一般以皇帝為中心，后邊跟隨一群臣僚。那么，馬克思是如何看待中國的官吏們或者說中國的官僚體制的呢？

●：官僚制度本是中國隋唐時期在政治體制上的一個創舉，18世紀之后近代歐洲的文官制度是從中國學習借鑒的。19世紀，英國的文官制度方興未艾，而中國的官僚體制卻日益保守、腐敗。不過，即使在中國的君主專制政體下，從來也不乏能臣干吏。在馬克思恩格斯的筆下有四位值得稱道的中國官員，他們是嘉慶進士太常寺少卿許乃濟、欽差大臣兩廣總督林則徐、道光進士戶部右侍郎王茂蔭和兩廣總督葉名琛。

關于許乃濟，馬克思在《鴉片貿易史》中介紹道：“中國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許乃濟，曾提議使鴉片貿易合法化并從中取利；但是經過帝國全體高級官吏一年多的全面討論，中國政府決定：‘這種萬惡貿易毒害人民，不得開禁。’早在1830年，如果征收25%的關稅，就會使國庫得到385萬美元的收入，而在1837年，會使收入增加一倍。”林則徐是鴉片戰爭的中方代表人物，也是中國近代史上當之無愧的民族英雄，馬克思在其著作里為這位歷史人物鄭重地記載了一筆：“中國政府在1837年、1838年和1839年采取的非常措施——這些措施的最高潮是欽差大臣林則徐到達廣州和按照他的命令沒收、銷毀走私鴉片——提供了第一次英中戰爭的借口，這次戰爭帶來的后果就是：中國發生了起義。”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注83中寫到了該書中唯一的中國人——安徽歙縣人王茂蔭：“清朝戶部右侍郎王茂蔭大膽地給天子上了一個奏折，暗示宜將官票寶鈔改為可兌現的錢莊鈔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審議報告中，他受到嚴厲指責。他是否因此還受到笞刑，不得而知。”王茂蔭的貨幣改革方案，體現了反對通貨膨脹的精神。事實上，在清政府已經完全腐朽的社會經濟體制中，不可能出現健全的財政狀況的。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主持廣州戰事的兩廣總督葉銘琛受到了馬克思的高度好評，在《英人在華的殘暴行為》中馬克思這樣說：“葉總督有禮貌地、心平氣和地答復了激動的年輕英國領事的蠻橫要求……海軍上將態度專橫，大肆恫嚇，中國官吏則心平氣和、冷靜沉著，彬彬有禮。”

在《英中沖突》一文中，馬克思詳細描述了葉銘琛同英國領事巴夏禮就“亞羅號”事件交涉的經過，稱贊“這個中國人的雄辯把全部問題解決得實在徹底——顯然無懈可擊”。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馬克思的感情傾向和鮮明立場。然而，這四位有才能的中國官吏最終結局都非常悲慘，它從另一個側面反襯出清政府的腐朽昏暗已到了沉疴難醫的地步：“這個帝國是如此衰弱，如此搖搖欲墜，它甚至沒有力量來度過人民革命的危機，因為連激烈爆發的起義也會在這個帝國內變成慢性而且顯然是不治的病癥；這個帝國是如此腐化，它已經既不能夠駕馭自己的人民，也不能夠抵抗外國的侵略。”馬克思對當時中國政治狀態的分析和判斷是何等深刻而正確！

▲：除皇帝和官吏之外，還有沒有其他類型的中國人進入馬克思的視野？

●：有的，還有最普通的中國人。譬如，中國的戰士和中國的勞動者——農民。針對兩次鴉片戰爭，馬克思一方面譴責英國人的獸行，指出他們“欺凌性情柔弱的中國人”，發動“極端不義的戰爭”，另一方面熱情贊揚中國人民的反侵略戰爭。馬克思恩格斯筆下的中國戰士不僅勇敢，而且視死如歸。如寫到鎮江保衛戰：“中國軍隊無論軍事技術怎樣差，卻絕不缺乏勇敢和銳氣。這些中國人總共只有1500人，但殊死奮戰，直到最后一人。”“鴉片戰爭時燃起的仇英火種，爆發成了任何和平和友好的表示都未能撲滅的憤怒烈火。”他們還指出，中國的軍人在抗英戰爭中不斷積累經驗，擅長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他們寫道：“那一次戰爭的經驗，中國人是不會白白忘記的。不久以前在珠江的軍事行動中，中國人在炮兵射擊和防御方法上技術大有進步，以致使人懷疑在中國軍隊中是否有歐洲人。在一切實際事務中——而戰爭就是極其實際的——中國人遠勝過一切東方人，因此毫無疑問，英國人定會發現中國人在軍事上是自己的高材生。”

在馬克思的筆下，中國農民“是莊稼漢又兼工業生產者”，過著“閉關自守與文明世界隔絕的狀態”的生活，他們“和平怕事”“勤勞而節儉”。馬克思在《對華貿易》一文中引用了米契爾的記載和額爾金勛爵的敘述來描述中國農民：中國農民一般說來是過著豐衣足食和心滿意足的生活，他們大部分擁有極有限地從皇帝那里得來的完全私有的土地，每年須繳納一定的不算過高的稅金；這些有利情況，再加上他們特別刻苦耐勞，就能充分供應他們衣食方面的簡單需要。農民一方面耕種土地，收取糧食；另一方面一年到頭一有可利用的空余時間就利用家庭工業生產一些有用的東西，如紡紗織布，等等。中國有9/10的人都穿這種手織的衣料，其質地各不相同，從最粗的粗棉布到最細的本色布都有，全都是農家生產出來的，生產者所用的成本簡直只有原料的價值，或者毋寧說只有他交換原料所用的自家生產的糖的價值。自給之余的東西便拿到附近城鎮上去賣，以便買回自己不生產的其他生活資料。每一個富裕的家庭都有織布機，世界各國也許只有中國有這個特點。“中國人的習慣是這樣節儉、這樣因循守舊，甚至他們穿的衣服都完全是以前他們祖先所穿過的。這就是說，他們除了必不可少的東西外，不論賣給他們的東西多么便宜，他們一概不需要。”“一個靠勞動為生的中國人，一件新衣至少要穿上三年。”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馬克思對中國社會結構和中國廣大農村真實生活了解之細。他認為：中國封建社會小農經濟的主體是租佃農和自耕農兩類，糧食和紡織品的生產是支撐中國封建經濟的兩項大宗，也是中國傳統社會男耕女織的家庭經濟得以世代延續的動力。

▲：除農民之外，“中國苦力”究竟指的是何種群體？他們與歐洲的“無產階級”有何不同？

●：馬克思恩格斯著述中所稱的“中國苦力”實際上指的就是那些被招募而來的海外華工，他們或因生活所迫或被拐賣到國外謀生，大都是來自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農民和小手工業者，馬克思恩格斯稱其為“自由工人的奴隸”，是世界上最便宜的勞動力，三個中國工人的勞動力價格只抵得上一個美國工人的勞動力價格。這些苦力具有中國農民勤勞節儉的特性，特別能吃苦耐勞，又聰明靈巧，因此能勝任許多歐美工人難以勝任的工作，而且效率很高，這一點已被橫貫美國東西大動脈的鐵路鋪設工程所證實。然而，恩格斯在1894年11月12日給馬克思的二女兒勞拉·法拉格的信中說：“中國人的競爭一旦成為群眾性的，那么這種競爭無論在你們那里或在我們這里都會迅速地極端尖銳化，這樣一來，資本主義征服中國的同時也就會對歐洲和美洲的資本主義的崩潰起推動作用。”從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來看，中國苦力并不屬于近代產業無產階級的范疇，只是中國傳統農民的海外移民勞力。恩格斯甚至還預測到將有一個中國人向世界各地的移民浪潮，“如果到那時歐洲的生產方式還沒有變革，那就無可避免地要發生變革了”。

03

馬克思是西方中心主義者嗎?

▲：張老師，您用了大量馬克思本人的著述和其他相關西方學者的著作中的原話作為第一手材料，十分生動、形象、真實地再現了馬克思的中國觀。有人說，馬克思與黑格爾一樣，也是一位西方中心主義者，您怎樣看待這一問題?

●：你提出的這個問題非常尖銳，有必要加以澄清。毋庸諱言，國內外學術界確有人把馬克思歸于西方中心主義者，如著名的德國學者弗蘭克在《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一書中就認為，從15世紀的航海大發現直到18世紀末工業革命之前，全世界是亞洲時代，而一向被西方主義者視為世界體系“中心”的歐洲卻在很長時間里實際上只是世界經濟的一個次要的和邊緣的部分。弗蘭克認為，即使像馬克思這樣的偉人都沒有意識到亞洲的中心地位，馬克思沒有超脫出歐洲中心主義的窠臼，他也是在“歐洲路燈”下面來看待東方社會的。例如，馬克思關于社會發展的幾個階段論，“都是以歐洲為起點”的。他還明確指出：“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史表面上似乎別開生面，但它同樣甚至更是以歐洲為中心。因此，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史學家也在歐洲內部尋找‘西方的興起’和‘資本主義的發展’的根源。”在他看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所作的一般性闡述中含有強烈的“歐洲中心論”傾向。

▲：我們在分析弗蘭克等人這些觀點時，有一個前提，就是要先弄清什么是西方中心主義。

●：是的，在分析這一問題之前，我們有必要搞清什么叫作“西方中心主義”。西方中心主義必須具備三個理論特征：一是認為西方（特指西歐，當代美國文明只是西歐文明的拓展）不僅現在是世界的中心，過去一直是、將來永遠是世界的中心；二是西方主義具有白人至上主義的理論特征，認為白人尤其是盎格魯-撒克遜人等日耳曼各部族高于和優于一切其他民族，他們創立了可以稱為最高標準的近現代文明體系；三是鑒于上述兩點，西方主義是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的面罩和外套，其骨子里不僅認為西方是世界的中心，還主張由白種人統治全世界。如果我們從這種典型的西方主義來看，不僅馬克思不是西方中心主義者，連黑格爾的西方中心主義都要大打折扣。

黑格爾雖然有著西方中心主義情結，但黑格爾明確表示西方并非一直是世界的中心，他曾經宣稱文明的太陽“從東方升起”，東方曾經領先于西方。黑格爾認為文明的中心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有階段性的，世界歷史的演進按照從東方世界（人類幼年時代），到希臘世界（人類青年時代），再到羅馬世界（人類壯年時代），最后到日耳曼世界（人類老年時代）——四個階段依次遞進，太陽由東方向西方運行。只是當“太陽升到日耳曼的上空”時，西方文明才大放光明，西方才可以稱得上是世界的中心。可見，黑格爾的歷史觀是發展的、辯證的，黑格爾的西方主義只是狹義的、特定歷史階段的西方中心論。

▲：請您具體說明為什么馬克思不是西方中心主義者？

●：馬克思無疑受到過黑格爾的影響，但最終卻批判和超越了黑格爾，因而馬克思絕不是一個西方中心主義者。

第一，作為共產主義的革命導師，馬克思恩格斯把無產階級的利益看成超越民族利益之上的，如他們在《共產黨宣言》中申明：“在各國無產者的斗爭中，共產黨人特別重視和堅持整個無產階級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

第二，馬克思對西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居領先地位的論述基于他的世界歷史理論，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正像它使農村從屬于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這是對工業化之后世界歷史的一種總體性格局的客觀描述，也是對普遍歷史規律的揭示，并沒有暗示西方必然是世界的中心。

相反，馬克思恩格斯于1850年在他們共同發表的《國際述評（一）》一文中明確指出：世界經濟貿易文化中心由古代的地中海沿岸向近代北大西洋東岸再向北大西洋西岸進而向太平洋沿岸轉移，具有一種發展的周期性，世界沒有永恒不變的中心。“再過幾年，在我們面前將會出現一條固定航線，從英國通往查理斯，從查理斯和舊金山通往悉尼、廣州和新加坡……這樣，太平洋就會像大西洋在現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紀一樣，起著偉大的世界交通航線的作用；大西洋的作用將會降低，而像現在的地中海一樣成為內海。”如今，馬克思恩格斯的預言已變為現實，歐洲中心正在成為過去式。

第三，如果說黑格爾出于日耳曼民族的優越感，把日耳曼人的某些品質在抽象層面上刻意拔高的話，馬克思則恰恰相反，作為共產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思想導師，他對狹隘的民族主義歷來持有一種批判態度。如馬克思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為理論武器尖銳地批判了唯心主義的德國民族優越論，指出：“古往今來每個民族都在某些方面優越于其他民族。”這是說，每一個民族包括東方民族都有其他民族不具備的優點，而德國民族“躊躇滿志地把自己擺在各民族之上并期待著各民族匍匐于自己腳下乞求指點迷津的批判，正是通過這種漫畫般的、基督教德意志的唯心主義，證明它依然深深地陷在德國民族性的泥坑里”。馬克思這種批判西方民族優越論的觀點，都與西方中心主義的立場針鋒相對。

另外，正像對“亞細亞生產方式”和“跨越卡夫丁峽谷”理論的闡發一樣，馬克思沒有排除一般現象和一般規律之外特殊現象和特殊規律的存在。從19世紀50年代開始，馬克思開始關注中國、印度、波斯、土耳其、俄羅斯等國家不同于西歐封建領主制的鄉村土地制度和共同體的特殊問題，認為東西方不僅經濟制度不同，政治制度也不同。馬克思指出：東西方的發展是很不平衡的，當西歐進入工業化社會之后，而古老的東方社會卻停滯不前。所謂“跨越卡夫丁峽谷”，就是馬克思試圖探索東方社會在不具備西方社會條件下，根據東方的特殊情況進入社會主義的途徑。

▲：在中英第二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革命運動期間，馬克思恩格斯旗幟鮮明地展示了他們的政治立場，這是否也表明他們超越了西方中心主義者的視野，對中國以及其他東方民族歷史命運表示深切同情和高度關注?

●：這是毋庸置疑的。馬克思恩格斯以極大的熱情關注中國、研究中國，其對中華民族的同情、厚望和期待溢于言表，貫穿于字里行間。他們指責英國發動的是一場“海盜式”的侵略戰爭——“英國的仁慈強迫中國進行正式的鴉片貿易，用大炮轟開了萬里長城，以武力打開了天朝同塵世往來的大門”〖ZW(〗《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73頁。〖ZW)〗。他們立場鮮明地聲援中國人民的反侵略斗爭，譴責英國殖民主義者在中國的暴行，指出“英國人控告中國人一樁，中國至少可以控告英國人九十九樁”。“我們不要像道貌岸然的英國報刊那樣從道德方面指責中國人的可怕暴行，最好承認這是保衛社稷和家園的戰爭，這是保存中華民族的人民戰爭”，“雖然你可以說，這場戰爭充滿這個民族的目空一切的偏見、愚蠢的行動、飽學的愚昧和迂腐的野蠻，但它終究是人民戰爭”。他們還揭露沙俄對中國東北廣大領土的侵吞，在道義上聲援了當時處于弱勢地位的中國人民。

對待重大歷史事件，馬克思恩格斯總是基于唯物史觀，以實踐和社會現實為依據來探索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和主觀要素，力圖總結出科學判斷。例如，太平天國革命初期，馬克思曾把太平天國運動看成一場改變中國封建性質的民主革命，然而到了太平天國后期，當他看到了這場運動與傳統的農民起義并沒有什么根本不同時，馬克思又寫道：“實際上，在這次中國革命中奇異的只是它的體現者。除了改朝換代以外，他們沒有給自己提出任何任務……他們的全部使命，好像僅僅是用丑惡萬狀的破壞來與停滯腐朽對立，這種破壞沒有一點建設工作的苗頭。”事實正是這樣，太平天國的領袖洪秀全沒有等革命最后成功，就迫不及待地龍袍加身，躲進了高墻深院，過上了三宮六院的帝王生活。這種沒有遠大政治目標和崇高革命綱領的運動，無法跳出中國封建社會農民起義改朝換代的“周期率”。

▲：張老師，您的談話使我們明白了馬克思的中國觀是馬克思關于東方社會理論中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那么，作為當時東方社會“活標本”的中國，馬克思寄予一種什么樣的期望呢?

●：馬克思對中國人民和中國革命具有很高的期望值。1853年，正當中國的太平天國革命的高潮之際，馬克思撰寫了《中國革命與歐洲革命》，他在這篇文章中經過深刻分析之后得出結論說，中國的革命將要影響英國，并通過英國影響全歐洲。他認為，中國的起義縮小了英國商品在中國的市場，而商品市場的縮小將加速工業危機的到來。馬克思在強調中國革命的國際意義時寫道：“中國革命將把火星拋到現代工業體系的即將爆炸的地雷上，使醞釀已久的普遍危機爆發，這個普遍危機一旦擴展到國外，直接隨之而來的將是歐洲大陸的政治革命。”直到1856年，馬克思仍然認為，“斷定這次中國革命對歐洲的影響一定比俄國的所有戰爭、意大利的宣言和歐洲大陸上的秘密社團所起的影響大得多”。馬克思關于歐洲和東方的革命運動互相聯系、互相影響的結論對于研究殖民地革命問題有極重要的意義，列寧在《落后的歐洲和先進的亞洲》一文中更以中國的民主革命為例來闡明這一論點。

如果讓歷史的車輪從今天退回到19世紀的歐洲，即馬克思生活的時代，當時西方中心主義如日中天——用黑格爾的話說，就是文明的太陽正照耀在日耳曼人的上空。1793年，《馬戛爾尼使團使華觀感》在西方出版流傳，書中認定中國已經變成了一艘“永遠不能修復”的“破敗不堪的舊船”。1840年的中英鴉片戰爭，其結果證明了馬戛爾尼所言不虛。16世紀以前古代中國的光彩不再，這促使西方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從美化中國到抹黑中國。

正是在“西方中心主義”這一點上，馬克思恩格斯超越了他們的那個時代，作為無產階級的革命導師，他們的科學觀點不僅建立在對東方社會長期不懈地進行科學研究的堅實基石上，而且還表現在他們對中國社會未來走向的預言上。如他們斷言，中國閉關鎖國、停滯不前的封建專制政體必將解體，中國的民主革命將會影響到歐洲的變革，中國會對世界革命作出先導性的貢獻。馬克思預言，有那么一天，“如果我們歐洲的反動分子不久的將來會逃奔亞洲，最后到達萬里長城，到達最反動最保守的堡壘的大門，那么他們說不定會看見這樣的字樣：中華共和國——自由，平等，博愛”。事實表明，中國歷史的發展跟馬克思的預言若合符節，在恩格斯逝世16年之后，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取得了成功，并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中華民國”。又過了38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了勝利，誕生了以馬克思主義立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如今已經走過了70年光輝燦爛的道路。當代中國，正像英國著名學者湯因比在20世紀的預言的那樣：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也必然是中華民族全面復興和騰飛的世紀。我們必將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輝煌成果，告慰馬克思的在天之靈！

文章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201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