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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1日和12日，中國人民銀行分別將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下調2%和1.6%，導致人民幣匯率跌至2011年來新低。

　　對此中國央行發言人表示，中國實行的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匯率波動是正常的，對此應客觀看待，未來中國人民銀行將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維護匯率的正常浮動，保證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并強調“當前不存在人民幣匯率持續貶值的基礎”。

　　耐人尋味的是，在此前后國際間盡管出現了一些針對中國匯改的批評聲音，但較諸以往卻明顯低調、溫和，這和此番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幅度，顯得有些不那么“配套”。

　　自人民幣匯改開始、國際化進程提上議事日程以來，美國一直是逼迫中國匯改提速的主要外在壓力，幾乎任何級別的中美政府、議會間高層會談，“人民幣匯率被低估”都會自動成為美方對中國的核心要價內容和主要施壓方向。

　　應該說，此番在口徑上，美國的態度也并未有太大差別。

　　5月27日，美國財政部官員稱中國必須“切實推進匯改”才能讓人民幣加入特別提款權(SDR)一籃子貨幣;6月9日，美國參議院舒默和格雷厄姆致函IMF總裁拉加德，以“中國應對美國政府雇員檔案遭黑客攻擊事件負責”為由，要求IMF暫緩考慮將人民幣納入SDR一籃子貨幣;8月11日，美國財政部官員就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下調發表講話，稱“人民幣匯改進程若發生任何倒退都將令人不安”，并強調美國將繼續就匯改問題向中國施壓，此后美國財政部官員又重申了類似口徑。

　　但相對以往，來自美方的壓力不論力度、層級，都顯得溫和與低調得多。

　　舒默和格雷厄姆這兩位資深議員是對華強硬政策的鐵桿支持者，僅就人民幣匯改話題論，幾乎中美間任何一次引發媒體關注的“輿論爆發點”，都會觸發其“懲罰性言論”甚至提案。對他們而言，人民幣匯率永遠是被低估的，也永遠是被操縱的，所謂“市場化匯改”不論怎么做、做多少，在他們看來也總是遠遠不夠的。但相對以往，此番兩位議員的類似邏輯和論調，顯然少了許多附和與共鳴。

　　自中美貿易出現連年巨額中方出超以來，美國政府、國務院和財政部就始終強調“人民幣必須市場化”—或干脆說“人民幣必須升值”，這一口徑同樣至今未變。但以往這類口徑的嚴厲程度更甚，奧巴馬總統“不能指望人民幣一夜間升值20%”的外交辭令已屬相對溫和，即便如此其潛臺詞也等于“人民幣應該升值20%”;認為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應盡快升值50%甚至更多，以及希望中國制定出人民幣升值具體時間表的論調，也不時從美國政府各級高官口中發出。

　　不僅如此，以往發出類似言論的美方高官，包括小布什、奧巴馬等歷任美國總統，希拉里·克林頓等美國國務卿;去年奧巴馬和財長雅各布·盧也都就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向中國“放話”。而今年以來，盡管中美關系總體上出現反復，但在匯率和匯改問題上的施壓層級、力度都有所下降;5月27日雅各布·盧曾談及人民幣匯改和人民幣納入SDR問題，但用了“人民幣一旦承受更大匯率壓力將構成對中國匯改真正考驗”的委婉語氣，而此番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調整，美國財政部僅讓一般官員出面表態、施壓，且使用了“目前判斷此舉全面影響尚為時過早”、“將持續關注調整措施會如何落實”等非確定性措辭。

　　以往即便人民幣兌美元升值“過緩”，美國金融、貿易界和智庫也充斥著不滿的聲音，但此次情況同樣異乎尋常，針對人民幣匯改和匯率是否仍被低估，美方卻出現了不同聲音、論調的爭鳴。格雷厄姆和舒默這樣的“傳統論調”固然依舊，但相反的聲音也同樣令人矚目，如8月17日，美聯儲前主席伯南克就在布魯金斯學會主辦的活動上表示，中國央行完善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報價機制的舉措“表明中國正向市場化匯率制度邁進”。

　　出現這種“微調”的關鍵，仍然是美國自身利益改變的結果，盡管美聯儲在加息問題上一直舉棋不定，但量化寬松的“放水”式貨幣政策顯然已逐漸走到盡頭，華盛頓“借美元匯率下跌舒緩國內壓力”的需要，開始讓位于通過穩定和強化美元匯率，鞏固已見動搖的美元在國際金融秩序中支配地位之需要，而美國官方對人民幣的最大擔心，則已悄然從“中國產品出口助推器”轉化為“美元統治地位掘墓人”。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朝野各界對人民幣匯改、對人民幣匯率浮動機制的觀感和意見，從近乎“一邊倒”變成“多元化”，也就不難理解了。

　　但“人民幣外交”的作用也不容忽視：通過臺面上下的說服和努力，部分美國人士開始愿意傾聽“人民幣匯改現行節奏、方向，對中美是雙贏結果”的中方觀點(如果還不能說是接受的話);“人民幣被低估”這一曾經在美國被視作“當然正確”的論調，如今也不再是不可討論的“鐵律”了。

　　當然，鑒于中美貿易間的巨額美方逆差仍在，且未來仍有可能繼續擴大，美方對人民幣匯改的施壓也仍會持續，如年內將舉行的“習奧會”就可能再度談及這一話題。但以往“美方施壓、中方讓步”的“單動狀態”，今后可能會發生改變。

　　“人民幣外交”取得的最顯著突破，恐怕在IMF層面。

　　8月12日也即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大幅調整當天，IMF就此發表聲明，稱此舉是“受歡迎的舉措”，強調人民幣中間價調整不影響人民幣是否被納入SDR一籃子貨幣的決定，并稱贊新的人民幣中間價機制“應該會允許市場發揮更大作用”、“相信中國能夠且應當致力于在兩三年內實現自由浮動匯率”。稍早前，IMF關于人民幣儲備貨幣地位條件的報告指出，自2010年以來，人民幣在國際使用方面取得了“顯著的進步”。

　　在“人民幣匯率是否被低估”問題上，IMF長期附和美國觀點，但今年這一姿態發生了根本性改變：5月26日，IMF報告首次放棄這一觀點，稱人民幣在過去1年間實際有效匯率大幅升值，其幣值“當前已不再被低估”;8月15日也即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大幅調整后3天，IMF發布2015年度對中國的第四條約磋商報告，重申了“人民幣匯率不再被低估”的觀點，這等于給此番人民幣匯率的顯著調整“背書”，并賦予一定國際合法性。

　　中國“人民幣外交”在IMF層面上的積極效果也得到國際金融界的關注，如法國興業銀行4月報告中曾預測，今年11~12月人民幣被納入SDR一籃子貨幣，從而成為更多國家儲備貨幣的概率約為50%，其8月報告中這一預測概率已升至70%。

　　中國“人民幣外交”在IMF層面的積極成果和收獲，與后者意識到美元過度強勢的副作用有關。自布雷頓森林體系實際上解體，尤其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爆發以來，希望以多極、多元化全球貨幣體系“替代”美元單極的呼聲，在國際上得到越來越多的共鳴。甚至連許多美國業內專家也承認，過于強勢的美元無形中讓美元背負過多的責任，一個“適當多極化”的全球性金融貨幣秩序對美國而言也不無好處;以中國如今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人民幣理應成為“新多極化國際貨幣”的一員。

　　不僅如此，IMF和越來越多國際金融人士也日漸相信，“權力即責任”原理也同樣適用于人民幣，承認人民幣地位和中國匯改成果，有助于引導匯改進一步向放開中國金融市場的目標邁進，也有助于中國盡快實現完全意義上的自由浮動匯率機制，有助于人民幣盡早成為具有完全可自由兌換能力的“真正國際性貨幣”。贊賞中方在匯改方面的措施和成果可能會付出一些代價，但和中國金融市場開放和人民幣實現匯率自由浮動、自由兌換相比，正所謂所失者小，所得者大。

　　另一個近期引發廣泛關注的是，津巴布韋宣布將人民幣當作其法定貨幣。

　　其實這并非一條“新聞”：由于恐怖的通貨膨脹，2009年4月津巴布韋政府被迫宣布廢除早已一錢不值的本國貨幣，轉而將多種外國貨幣當作本國法定貨幣流通，當年被定為該國法定貨幣的外幣為美元、南非蘭特、博茨瓦納普拉、英鎊、歐元5種，2014年則增加人民幣、澳元、日元、印度盧比4種。近期的“宣布”，一是配合該國重大外事活動的姿態性重申，二是津巴布韋央行開始啟動舊津巴布韋元的收兌。

　　人民幣被津巴布韋納入法定貨幣范疇，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重大進展，在某種意義上也可算作“人民幣外交”的一個突破。但這并非中方的主動推動所致，因此過多在意和過高評價是不切實際的;反過來，過于憂慮“中國替津巴布韋背包袱”也顯得杞人憂天，如前所述，人民幣不過是津巴布韋引入的9種外幣之一而已。

　　更應關注的，是人民幣國際化方面的進展。

　　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日前發布的統計顯示，今年第二季度人民幣繼續保持全球第二大貿易融資貨幣、第五大支付貨幣、第六大外匯交易貨幣、第六大國際銀行間貸款貨幣地位，今年1~6月人民幣在全球貿易融資、支付、外匯交易、銀行間貸款中，占比分別達到7.9%、2%、2.8%和2.7%，作為國際銀行間貸款貨幣的占比已超過日元。IMF報告也顯示，至今年第一季度末，全球國際新發債券金額和債券余額中，人民幣計價國際債券占比分別高達1.4%和0.6%，居全球第六、第八位。盡管基數仍然較低，但和同期其他貨幣相比，人民幣國際化正如IMF《SDR定值方法審查—初步考慮》報告中所言“取得了顯著進步”。

　　《經濟學人》日前也指出，5年前開始的人民幣國際化速度令人印象深刻，人民幣跨境結算直到2009年還幾乎為零，2014年則已高達22%，全球將人民幣當作儲備貨幣之一的央行已近50家，外國人持有中國股票、債券總數已逾2000億美元。盡管這些數據相比美元還是一個小數字(如外國人所持美國股票、債券總值高達16萬億美元)，且中國金融體系要達到令國際投資者放心的完善、開放和信任度，仍然任重道遠，但進步依然是顯著的。

　　未來隨著亞投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等中國積極參與的全球金融機構紛紛開始實體化運作，中國“人民幣外交”的騰挪余地會更大，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也會更加令人矚目。當然，國際間也將繼續關注中國匯改、金融市場開放和匯率浮動機制、人民幣可自由兌換等關鍵問題的進展。這些方面的任何風吹草動，都會影響到“人民幣外交”的說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