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的世界考古學研究中,科技考古正在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中國考古學緊跟世界考古學發展的步伐,在科技考古各個領域成果顯著、引人注目。目前的科技考古可以按照其研究方法和研究內容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利用專門的儀器設備,對某些肉眼看不到的特定對象進行探測、測試和分析,按照科學的依據提出科學結論。比如,遙感考古與物探考古、年代測定、古DNA研究、同位素研究和有機殘留物分析等。另一類是對與古代人類活動相關的自然環境、古代人類的骨骼、與古代人類的生產與生活直接相關的對象進行研究,得出比較客觀的推測或結論。這類研究往往包括多種學科、技術與方法,如環境考古、人骨考古、動物考古、植物考古、冶金考古、陶瓷器科技考古和玉石器科技考古等。分別屬于這兩大類的具體研究領域共十二個。從根本上說,各個領域的研究都必須以考古學研究的目標為指引,以考古學研究的問題為導向,強化科技方法在考古學研究中的作用。
行成于思,為了進一步把科技考古推向前進,本文在簡單闡述十二個領域的研究目的和內容的基礎上,對他們在今后的研究過程中需要努力的方向提出自己的認識。
一、遙感考古與物探考古
遙感考古與物探考古就是依靠高分辨率的航空、航天影像和地球物理探測設備,進行全面的遙感考古與地球物理探測,為制定田野發掘計劃和確立遺址的保護方案提供科學的依據。
遙感考古和物探考古今后的工作主要體現在以下三點。第一,認識研究工作的長期性和艱巨性。因為中國的考古遺址大多是由夯土構成,其與周圍的土壤沒有明顯差別,只是在結構上稍微緊密一點,只有在偶然情況下接收的遙感影像上才能產生一些細微差異,以供判斷。我們要做出真正得到考古研究人員認可的成果,還有一個從探索到成功的漫長過程。
第二,具體情況具體對待。迄今為止,物探考古真正得到考古研究人員認可的案例屈指可數,其原因與上述遙感考古的解釋大致相同,同時要指出的是物探考古更注重于對具體遺跡和遺物的探測,其難度更大,如何在各種異常中分辨何為古代人工遺跡和遺物的反映,何為外界環境的干擾,除儀器本身靈敏度的制約之外,各地的自然狀況均有特定的限制,需要因地而異,區別對待。
第三,與考古學緊密結合。需要特別強調的是不管遙感和物探設備的技術如何先進,遙感考古和物探考古都是應用于田野考古的技術,在這樣的前提下,相關研究人員在開展工作時,與田野考古研究人員的交流與合作是密不可分的,只有這樣,才能在今后長期的實踐過程中,不斷總結經驗,提高分辨的技能,真正取得有實質性的進展。
二、年代測定
考古研究中測定年代的方法主要有兩種,即碳十四(14C)測年法和樹木年輪定年法。碳十四測年法就是對樣品進行碳十四含量測定,并通過碳十三(13C)檢驗、樹輪校正和系列樣品擬合研究等,最后得到高精度的日歷年代數據,判定遺址、具體文化層或遺物的絕對年代。樹木年輪定年法是通過對某一氣候區特定樹木的年輪進行分析和研究,建立長序列的樹木年輪年表,對這個地區考古遺址中出土的同類樹種的木質遺物進行精確的定年,為確定遺址和遺物的年代提供參考依據。
年代測定尚有四點有待完善之處。第一,重構年代框架。現在全國各個時期的年代框架還缺乏科學的整合。全面、系統地認識各個地區考古學文化的年代系列還需要有目的、有計劃地開展工作,在此基礎上,重新構建更加客觀的年代框架。
第二,對碳十四測定年代標本的材質有統一的要求。炭化的一年生農作物種子、年齡為一歲左右的動物骨骼都是相當理想的測定年代的對象。有針對性的開展采樣、測定和研究,其結果應該是比較理想的。
第三,看懂碳十四測定年代報告。考古研究人員要理解各種英語字母縮寫的含義,掌握根據原始數據進行樹木年輪校正的基本方法,正確應用碳十四測定年代的成果。我們必須牢記碳十四測定年代顯示的“距今”僅僅計算到1950年,這個“距今”跟我們現在的年代已經有60多年的差距了。
第四,我們應該客觀地意識到,當前樹木年輪定年的應用范圍十分有限,尚局限在青海地區,這意味著今后的基礎工作尚需進一步加強。我們要一個氣候區一個氣候區地建立相應的樹輪年表,嘗試著對考古遺址出土的木質文物進行精確定年提供科學的依據。
三、古DNA研究
古DNA研究利用分子生物學技術,從古代生物遺存中獲取DNA序列,然后運用群體遺傳學和生物信息學等分析方法,研究古代生物的譜系、分子演化理論、人類的起源和遷徙、動植物的家養和馴化過程等。20余年來,隨著古DNA實驗技術不斷進步,分子克隆、PCR和高通量測序技術分別引領了古DNA研究的三次革命,極大地推動了該研究領域的發展。
古DNA研究當前需要注意的主要有以下兩點。第一,在思路和技術層面上尚需深化和提高。國際上現已普遍采用基于高通量測序的古DNA全基因組測試,這是我們的發展方向之一。另外,古病理的研究目前還停留在理論上的可行階段,需要在實踐中思考如何解決難點和關鍵問題。還有,我們對于農作物遺存的基因研究進展有限,這是因為炭化種子的DNA提取難度極大,但是如果當年日本學者對于河姆渡、龍虬莊和草鞋山等遺址出土炭化稻米的研究結果成為個案,這是一件值得深思的事情。
第二,需要加強與考古學研究的有機結合。在對特殊的考古樣品進行分析的時候,不考慮出土狀況,不考慮具體的形態學特征,不考慮迄今為止的歷時性研究結果,單純地以數量極少、沒有經過科學論證的古DNA研究結果進行考古學的學術討論,很可能要誤入歧途。
四、同位素分析
同位素分析主要分為碳氮穩定同位素分析和鍶同位素分析兩種,碳氮穩定同位素分析包括碳十三(δ13C)和氮十五(δ15N)這兩種穩定同位素分析,應用這個方法測定考古遺址出土的人骨和動物骨骼的碳十三值和氮十五值并進行研究,可以幫助我們科學地確定古代人類和動物的食譜,探討其形成的原因,最終認識人的行為特征。鍶同位素分析即通過測定樣品中的鍶同位素比值,確定其所包含的地域特征。應用鍶同位素分析的方法,對考古遺址出土的人和動物遺存進行分析,可以幫助我們科學地確定考古遺址中出土的人和動物是本地的還是外來的,再進一步探討其形成的原因。
今后同位素分析需要注意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同位素分析必須建立在完成考古學研究的基礎之上。同位素分析的研究人員必須與人骨考古或動物考古的研究人員緊密合作,在從事人骨考古和動物考古的研究人員完成對材料初步研究的基礎之上,共同凝練科學問題,制定研究方案,有意識地挑選標本開展研究,研究思路的科學性和技術路線的可行性都是十分重要的。
第二,開辟新的研究方法永遠是學科前進的動力。國外學者現在正在通過對人骨和動物的骨骼進行氫、氧穩定同位素的研究,認識氣候狀況及人和動物的個體遷徙;利用序列穩定同位素分析的技術,對動物的牙齒進行取樣、測試和分析,探討特定動物食物結構的季節性變化。他們在這些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在進一步發揮同位素分析在考古學研究中的作用上成效顯著。這些都是需要借鑒的。
第三,從文化探討和技術路線的角度反思鍶同位素研究。對多個遺址出土的家養動物的遺存的鍶同位素的分析后,結論中經常提到一部分黃牛和綿羊等家養動物是當地土生土長的,另一部分黃牛和綿羊等家養動物是從外地遷入的。由此又引發一個問題,為何各個遺址都需要從外地引進黃牛和綿羊?這是一個需要從文化的角度和鍶同位素分析方法的思路上給予科學解釋的問題。
五、殘留物分析
先民在加工和利用生物資源的過程中,殘留至今的有機物質統稱為有機殘留物。有機殘留物可分為兩種:可見殘留物(如液體、炭化物等)和不可見微量殘留物(如陶片吸附的脂類、酒石酸和樹脂酸,還包括植硅體及淀粉粒在內的植物微體化石等)。可見殘留物在考古發掘中出土的實例相對較少;而不可見微量殘留物則廣泛存在于石器、陶器和青銅器上,這是殘留物分析的主要對象。
這個研究領域尚需進一步完善和提高的方面,主要有以下三點。第一,學習國際上最新的研究方法。我們的研究相比國際上的前沿研究仍有差距。比如,我們對考古遺存的脂質分析極少,對陶片吸附的脂質研究尚未涉及;對考古遺存的蛋白質分析研究的深度和廣度有待提高。在借鑒相關研究方法的同時,還應大力拓寬其應用的范圍。以蛋白質組學方法為例,該方法除了殘留物分析之外,還應對古代某些傳染性疾病的相關病菌開展研究,比如肺結核致病菌結核桿菌等。這類研究可以為我們認識古代流行病的發生及其對人類社會的影響提供借鑒。
第二,從多個角度探討分析結果。以往的研究結果尚存在多種解釋。比如針對酒殘留物的分析結果,就存在人工有意識地發酵和殘留食物的自然發酵兩種可能性,需要進行明確的區分。可以考慮把考古學的出土背景、器型分析和科技分析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為酒殘留物的判定提供更加全面的證據。
其三,制定科學的研究計劃。在認真歸納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升課題意識,確立明確的科學問題,將個案研究融入考古學文化演變和人類社會發展這一大背景下進行探討。比如,面對眾多考古遺址出土的大量陶片,以分析陶片上的殘留物作為切入點,借鑒動植物遺存及相關人工遺物的研究結果,探討古代居民的生計模式和社會發展狀況等。
六、環境考古
環境考古研究的目的就是為了全面、具體地闡述和解釋古代的自然環境和人類行為的相互作用。其研究主要包括二個部分:重建古代的自然環境;探討古代的人地關系。其中,古環境的重建有賴于各種地貌、沉積現象以及環境代用指標的提取,這構成了環境考古研究的基本任務。而相關的古代人類行為不僅包括古代人類具體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更重要的還有他們對其所處的自然環境的認識。這些資料大部分可以通過田野考古調查和發掘以及多種自然科學方法的應用而獲知,有些則需要包括環境考古在內的考古學研究做進一步的探討。
環境考古還存在一些需要解決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第一,具體遺址的環境考古研究是把握遺址內涵的關鍵要素之一。需要探討一個具體遺址在特定時間段里的地勢地貌、河流走向、水位高低、遺址周圍是否有過包括自然災害在內的環境變化、被當時人利用的以食物為主的自然資源的種類和數量比例、當時的人類活動是否對自然環境造成影響等等。在這樣的研究基礎上,才能科學地認識當時的自然環境因素及其作用機制。
第二,認識河流地貌的演化過程在考古學研究中具有重要意義。河流地貌作為與人類活動關系最為密切的地貌類型之一,其在全新世期間的變化是非常明顯和頻繁的。河流的堆積、下切和擺動等過程都可能會對聚落和遺物等考古材料造成明顯的影響。在研究聚落形態和遺物的分布中,對地貌過程影響的評估應該成為一項基本內容。另外,河流地貌的演化也深刻地影響著一個區域的土地資源狀況及水土條件,而這些因素又與聚落選址、生業模式息息相關。因此,在探討古代人地關系時,需要深入研究河流地貌的演化過程。
第三,強化對自然災害的研究。近年來,人們開始關注史前自然災害的研究,但主要集中在水災和地震方面,對于旱災、蟲災和瘟疫等其他自然災害,由于難以發現地質記錄,所以研究工作極少。對于史前災害事件,目前主要還處于定性的描述階段,缺乏定量的研究。盡管有部分學者開始進行古水文學方面的相關研究,試圖對洪水事件進行定量描述,但還需進一步完善理論和方法。自然災害對古代人類的影響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它涉及自然災害的性質、規模和成災機制,還涉及人類社會自身的抗災能力,今后還要重視這一方面的研究。
第四,完善環境考古的研究方法。需要對環境考古中應用的每一種方法從原理到應用范圍進行檢驗和反思。第四紀地質學方法重建的古環境與探討古代人類的生存環境具有較大的差異。應用第四紀地質學的方法最為優先考慮的是沉積物的時間分辨率以及其所包含的古環境信息的豐富程度,并不必然能夠準確地揭示先民對其所處的自然環境的認識狀況。充分考慮人地關系中的文化因素,有助于深入推進環境考古研究。
七、人骨考古
人骨考古的研究對象來源于考古發掘出土的人類化石或骨骼。通過測量學及非測量性狀的研究、牙齒人類學研究、古病理、古DNA、碳氮穩定同位素、鍶同位素等各種研究,全面探討古代人群的各種狀況。其內容包括:人群的種族形態、飲食、營養和健康、社會身份、風俗習慣和古人口統計學以及遺傳學等方面。
人骨考古當前需要思考的問題有四點。第一,繼續關注新石器時代至歷史時期的人頭骨特征研究。在繼續完善和把握新石器時代不同地區存在特有的人種類型的基礎上,如何探討具體的考古學文化及類型內部是否存在少數個體差異,如何進一步探討夏商周三代及歷史時期位于不同地區及遺址的人骨群體特征,認識人群交流、文化融合對原史時期和歷史時期的人群體質特征的影響。從長時段的歷史進程中把握不同地區、不同人群的體質特征及其變遷,是今后持續努力的一個方向。
第二,對肢骨的研究需要進一步深入。狩獵采集與農耕飼養這兩種生業方式是不同的。其勞動的動作亦存在明顯的差異,不同的人群在長時間里持續進行這樣不同的勞作,會在肢骨上留下可以觀察到的特征。換言之,如何依據肢骨上的特征推測當時的生業狀況,也是需要認真探討的問題。
第三,加強測量數據的統計學研究。在長期的人骨考古研究中,積累了極為豐富的測量數據,這些數據不但涉及到人骨的各個部位,更為重要的是反映了居住在不同地區的不同人群的體質形態特征,需要從統計學的角度進行探討,更加準確地揭示研究對象的具體特征,進行創新性的研究。
第四,開展多角度的研究。除了對人骨進行體質特征的研究之外,應該考慮有計劃地開展對于人骨的年代學研究、古DNA研究和同位素研究,尤其要注意把不同領域的研究聚焦到具體的個體上,全面匯集具有典型特征的單個個體的信息,結合新石器時代人種類型的分布和特征、原史時期和歷史時期的人群體質特征,開展全方位的探討。
八、動物考古
動物考古學的研究對象為分布在各個地區、各個時期的考古遺址中出土的貝類、魚類、爬行類、鳥類和哺乳類等動物遺存,通過定性定量分析及古DNA、碳氮穩定同位素、鍶同位素等各種研究,結合考古學的文化背景進行探討,可以認識古代人類利用動物資源的行為,探討家畜化的過程,研究動物在古代人類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中的作用和地位。
動物考古研究當前需要思考的問題有兩點。第一,全方位地開展研究。今后除了對動物遺存進行形態學的研究之外,還應該考慮有計劃地開展對于動物遺存的年代學研究、古DNA分析和同位素分析,尤其要注意把不同的研究方法聚焦到某一具有典型意義的個體,匯集最有價值的信息,加強統計學的研究,結合考古學背景,開展全方位的探討。
第二,豐富研究實例和深化研究內涵。相比新石器時代各個考古學文化類型所屬的多個遺址的人工遺跡和遺物的研究和歸納,動物考古學的研究實例數量不多,用少量遺址的動物考古學研究成果去概括數十個乃至于數量更多的遺址的某個考古學文化的獲取肉食方式、家畜飼養狀況及古人對動物的各種利用方式難免比較片面,從中難以客觀地把握規律性的特征。今后要注意在考古發掘過程中大力推廣和應用動物考古學的采樣方法,開展全方位的研究,用新石器時代考古學區系類型的思路作為指導,在歸納眾多考古遺址出土動物遺存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把動物考古學研究推向深入。
九、植物考古
植物考古學的研究對象包括大植物遺存(未炭化和炭化)、木材(未炭化和炭化)、孢粉、植硅體和淀粉粒。其研究目的是認識和了解古代人類與植物的相互關系,探討各種栽培作物的起源和發展過程,復原古代人類生活方式和解釋人類社會的發展與過程。
植物考古當前需要思考的問題有三點。第一,進行互相印證。嘗試著使用大植物遺存分析、植硅體分析和淀粉粒分析這樣三種方法對同一遺址出土的植物遺存開展研究,對研究結果進行互相比較和印證,進一步提高認識古代農業及古人獲取植物性食物方式的科學性和全面性。
第二,豐富研究實例。相比對于新石器時代各個考古學文化類型所屬的多個遺址的人工遺跡和遺物的研究和歸納,植物考古學研究的實例為數不多,用屈指可數的遺址的植物考古學的研究成果去概括包括數十個乃至于數量更多的遺址的一個考古學文化的農業狀況及獲取植物性食物的方式往往是比較片面的,從中難以客觀地把握規律性的特征。在今后的考古發掘過程中應努力推廣和應用植物考古學研究的方法,以新石器時代考古學區系類型的思路作為指導,填補空白,深入研究。
第三,注意方法論的探討。除現有的借助顯微鏡對大植物遺存進行觀察和統計之外,還要考慮借助DNA分析的方法對保存狀態較好的大植物遺存進行測試,借助相關儀器對特定大植物遺存的屬性進行檢測,進一步提高植物考古學研究的科學性。
一〇、冶金考古
通過對青銅器、鐵器、金銀器和其他古代使用的金屬及其制作技術進行多種測試分析和研究,把冶鑄遺址、遺物的實地考察、現存傳統工藝的調查與實習、文獻資料的考訂以及古代工藝的復原研究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不僅可以了解中國古代金屬技術的發展歷程,而且可以探討有關不同地區的文化交流、技術傳播以及社會發展的問題。
基于國內礦冶遺址的龐大數量及出土眾多相關文物的現實狀況,當前的冶金考古需要在田野調查、發掘和采樣及實驗室內的多種測試和分析方面注意以下三點:第一,進一步強調規范化。針對礦冶遺址調查中的采樣、礦冶遺址發掘中的采樣和對金屬制品的采樣中的問題,開展冶金遺存采樣的規范化研究,并最終建立在田野調查和發掘過程中冶金考古和考古的聯合研究機制。
第二,進一步深化研究。比如,迄今為止僅對一些重要的銅鐵冶鑄遺址進行了較為系統的研究,但金、銀、錫、鉛、鋅和汞等有色金屬冶煉遺址的研究仍處于起步階段。目前對青銅器陶范鑄造技術的研究無論在深度和廣度上均有欠缺,尚需通過對不同地區青銅器的總體觀察和陶范工藝的深入研究加以解決。現在對鋼鐵冶金技術的研究大多通過對鋼鐵文物的檢測來進行,但諸如“鑄鐵脫碳鋼”、“灌鋼”和“炒鋼”的判定標準仍不明確,需要結合冶鐵遺址進行更深層次的調查研究。對宋代以后用煤煉鐵引起的鋼鐵技術的變化以及鋼鐵技術對社會的影響的研究亟待加強。
第三,加強綜合研究。以往的冶金考古以個案研究居多,并多從配合考古和歷史研究的角度展開,研究人員偏重于提取金屬器物和冶鑄遺物的科技內涵,缺乏考古學研究的思考,今后需要認真考慮冶金考古在探討冶金技術這個生產力要素的狀況及其變遷,深究其形成的歷史原因及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一一、陶瓷器科技考古
陶瓷器科技考古主要是指借助現代材料的觀測、分析手段和數據處理系統,對古陶瓷進行系統的年代、組成、結構、物理性能、成型工藝和呈色機理等的測試分析,闡釋古陶瓷產生與發展的技術支撐、資源條件以及工藝特征和發展脈絡,闡明新石器時代陶器的發明和使用對人類生活產生的影響,瓷器的發明與不斷創新對社會進步所起的作用,再現古陶瓷蘊含的豐富的科技與人文信息,為傳承、保護和利用古陶瓷蘊含的科技與人文資源奠定基礎。
當前,陶瓷器科技考古有五點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第一,探討陶器的起源及發展還需注重新技術和新方法的引入與適用性研究。對于早期陶器起源的時間、地點以及工藝特征等尚需進一步深入研究。另外,新石器時代陶器中夾砂、夾碳陶器占有一定比重,如何通過制定相應的特殊樣本處理方法和流程,以降低由于夾砂、夾碳陶器的嚴重非均勻性分布給分析數據的通用性所帶來的不利影響,是必須解決的問題;再有,在進行陶器成分測試時,選擇何種儀器以提高數據的可比性,關系到陶器的研究方向,需要慎重考慮。
第二,加強陶器比較研究的關鍵技術參數與表征指標的研究。在進行陶器比較研究時,需要獲取樣品的原料處理、燒制工藝、成型技法、關鍵物相組成、含量,胎體巖相、氣孔尺寸大小與分布狀態,以及燒成溫度等信息的準確定量數據,需要重點解決如何設定標準,確定關鍵工藝技術參數,在此基礎上比較陶器制作工藝的異同,這是科學地探討不同文化的陶器制作技術與文化跨區域交流互動研究的基礎。
第三,原始瓷、瓷釉和瓷器的起源問題。隨著考古發掘不斷深入,近年在上海市馬橋、山西省陶寺、河南省二里頭等重要遺址發現了白陶、原始瓷和釉陶等,為探索原始瓷和瓷釉的起源提供了重要資料。白陶有高嶺土質、瓷石質和高鎂質等,其是否與原始瓷起源有關,白陶工藝結合釉陶工藝是否對原始瓷制作起到推動作用,尚需要認真分析。另外,隨著考古材料不斷豐富,青瓷、白瓷和青花瓷等的起源問題亦需深入研究。
第四,加強陶瓷民族考古學和模擬實驗研究。通過古陶瓷制作的民族學調查和模擬實驗研究,可以深層次、全方位地理解古陶瓷制作原料的選取、加工,泥料的配置,陶瓷的成型、裝飾和燒成工藝,制作陶瓷的生產組織和管理,成品的流通、使用和廢棄等,進而更好的認識古代人類社會的文化與生活。陶瓷民族學研究已取得一定結果,而模擬實驗研究在國內尚處于起步階段,相關理論、實踐與方法還在摸索之中,有待進一步的努力。
第五,陶瓷器工藝研究應回歸社會、文化和歷史。以往關于陶器的科技考古研究更多側重于“技術”層面,對“社會”層面的剖析不夠,對陶器的生產和消費等生產組織方面的研究尚需深入探索。以往關于瓷器的科技考古研究多注重從陶瓷材料學的角度揭示其科技價值,然而每種新瓷品的發明均應有一定的社會背景。比如,認識中國古代社會幾次大規模的人口遷徙對南北方制瓷業的影響,應用科技分析的結果對這些影響或變化進行闡釋,深層次地揭示瓷器制作工藝與文化內涵的關系需要久久為功。
一二、玉石器科技考古
對石器的選材、制作、使用及功能的分析是考古學、尤其是史前考古學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它能夠為我們認識古代人類文化的各個層面、特別是生產技術領域的各個方面提供十分有價值的資料,并開展有針對性的比較研究,探討與生產力相關的學術問題。對玉器材質的鑒定和制作工藝的探討,從原料和工藝的角度開展研究,是認識當時生產狀況的重要內容,最終目的是探討社會性質問題。
為了進一步做好玉石器科技考古,需要高度重視兩點。第一,科技考古研究強調將今論古,對于探討玉石器的生產工藝問題,借鑒民族學的調查資料和開展實驗考古都是十分必要的,這些實踐的過程可以為認識古人的技術及生產行為提供重要的實證性啟示。
第二,注重對生產關系的探討。對于玉石器的研究不但要考慮玉石器生產本身的工藝特征,揭示古代文獻中鮮有記載的制作工藝流程和技術進步過程,還要研究當時是如何組織生產玉石器的,與其相關的社會生產關系如何,進而探討當時的政治、經濟、貿易和宗教等深層次問題。
綜上所述,今天,考古學已經逐漸成為一門以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為目的、廣泛采用自然科學等相關學科的研究方法和技術的學科。能否在考古學研究中更加廣泛、更加有效地運用多種自然科學等相關學科的方法和技術,更加全面地獲取各種資料和信息,進行全方位的研究,已經成為21世紀衡量一個國家考古學研究水平的極為重要的標尺。我們要清醒地認識到,科技考古涉及的各個領域在實施過程中,從思路、方法到實踐,都有需要進一步完善之處,如何真正融入考古學研究之中,還大有文章可作。
我們要在今后的研究中,繼續強化科技考古,認真踐行科技考古,更加全面地深化中國考古學研究,努力在世界學術舞臺上講好中國考古學的故事。
(作者:袁靖 復旦大學科技考古研究院;原文刊于《江漢考古》2018年第4期 此處省略注釋,完整版請點擊左下方“閱讀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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