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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貴生:學術研究的“快餐化”現象深層次根源分析
點擊:  作者:郝貴生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發布時間:2021-02-19 10:1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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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光明日報》1月5日發表黃典林同志《學術研究的“快餐化”傾向有害無益》是一篇好文章。筆者在其基礎上,進一步揭示深層次的根源。首先從主觀原因分析:一是功利化的科研動機和目的。二是對教學與科研工作關系的錯誤認識。三是不注重科研意識和科研能力的培養。四是缺乏勤奮刻苦的研究精神。五是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方法。六是膚淺、片面、不完整的知識結構。其次從客觀原因分析:一是私有觀念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全國蔓延,也影響到高校領域。二是大學存在扭曲的發展和學科建設理念。三是錯誤的科研成果的評價標準。四是商品交換原則滲透到科研工作的方方面面。五是缺乏正常濃厚的學術研究氛圍。六是偏離或背離了“無產階級政治掛帥”的社會主義大學教育的路線和發展方向。


筆者大學畢業后,一直在高校第一線從事教學科研工作,直至退休。在實踐中,早就意識到中國高等教育存在的問題太多了。上個月,筆者在網上發表了評論西安交大校長演講的一篇文章《為什么不用馬克思主義教育思想認識中國高等教育問題》,文中提出和分析中國高等教育存在的九個方面的問題。這些問題實際是自己一生對教育問題觀察認識的結果,背后有大量感性的具體的事實材料做支撐。前些天,在網上又看到1月5日《光明日報》發表中國傳媒大學黃典林副教授的文章《學術研究的“快餐化”傾向有害無益》(以下簡稱“黃文”,見【附錄】),讀后感到是一篇好文章,也非常贊同文中的基本觀點。其好就好在直面和正視高校科研方面存在的問題,且進行了初步分析。在當今整個社會掩蓋粉飾現實阿諛奉承之風極其盛行的狀況下,《光明日報》發表這樣的文章很不簡單了。在此為《光明日報》點贊!為黃典林同志點贊!

該文揭示的學術研究“快餐化”即急功近利現象,筆者在職時也發現過,但高校學術研究方面不僅存在“快餐化”,還存在弄虛作假現象、垃圾文化現象、唯書唯上現象、權錢利益交換現象、以權謀私現象、價值評價扭曲現象等等。這些現象不都是孤立的,往往相互交叉、相互滲透、相互影響,多種現象并存。我想任何一個在高校工作時間較長,且有正常思維、是非美丑清晰的人(不要以為高校領導、教授頭腦都清醒、聰明,高校教授甚至各級教育部門的領導糊涂蟲的人太多了)對高校問題都應該看得很清楚。且篇幅所限,不一一具體列舉現象和事例了。

筆者是搞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不應該是書齋的哲學,而是實際的哲學,是批判撞擊現實的哲學。哲學應該透過現象看本質,應該通過表現出來的表面現象透視出其背后深層次的思想、政治、經濟等根源。只有全面和深入揭示出現象的根源,才能真正找到解決這些現象問題的具體的醫藥良方。本文正是運用哲學方法試圖揭示學術研究“快餐化”現象的背后的各種根源。

黃文把學術研究“快餐化”定義為“脫離了探索未知、解決真問題的宗旨,在一套‘唯論文’量化指標評價體系的控制下,被扭曲為一種只有空洞的數量和外在辭藻,成為無實質性內涵和思想貢獻”的科學研究現象。其實不僅是“無實質性內涵和思想貢獻”,而且是虛假內容、錯誤內容。不僅是“唯論文”,也是“唯著作”、“唯項目”、“唯獎項”、“唯成果”。這種現象不僅表現在科研工作者本人身上,也存在于高校的校院領導身上,也包括教育部及國家、省市有關科研的管理部門。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呢?筆者結合自己對高校科研工作的觀察,從主客觀兩方面對黃文再作進一步的揭示:

一、主觀原因

主觀原因主要是從科研主體即科研工作者自身找原因。它包括六個方面:

第一,功利化的科研動機和目的。

大學教師都要評定職稱,都要工作考核,評職稱和工作考核都要與科研成果聯系起來。任何一個大學老師考慮自己的職稱沒有錯誤。學校通過對老師科研成果的考核評定職稱也沒有錯誤。但一個教師究竟為什么搞科研?根本原因就在于大學教師肩負著為社會、為國家、為人民“探求未知追求真理”的社會職責,為社會和人民提供更多的精神文化成果,推動社會實踐的發展進步。那么從你一踏上教師崗位,就應該準備和進行基本的科研活動。只要你持之以恒堅持下去,一般經過幾年或十幾年努力,大多都應該能夠完成科研的基本任務。但有些教師,平時不重視科研和有意識培養自己的科研能力。一到評職稱時,才著急起來。因此就通過各種白貓黑貓論的途徑、方法努力湊夠評職稱的“論文”等成果。這種僅僅是為了評職稱或工作考核,僅僅是為了獲取個人名利地位而搞“科研”能不“快餐化”嗎?甚至為達此目的而弄虛作假。近些年來,高校抄襲剽竊,假論文、假研究成果不斷見諸報端和媒體。就研究者本人來說,就是功利化的研究動機、目的導致而來。抱有這種研究動機者大多在職稱評定之后,基本放棄了科學研究,或者也只是為完成科研工作量而應付差事。

第二,對教學與科研工作關系的錯誤認識。

筆者在長期的教學和科研實踐中,發現高校有兩個基本矛盾理論和實踐上都沒有真正搞清楚:一是教與學的關系,目前基本上重教輕學。不懂得學生和學習活動在整個教學活動中的重要地位。再一個矛盾就是教學與科研的矛盾。筆者所在的學校成立初期的教師大多都是中學老師轉為大學教師,他們大多把中學的教學活動特點帶到大學來,不懂得大學教學與中學教學的本質區別,因此不懂得大學科研活動與教學活動的內在統一和相互促進關系。在這些老師看來。一個合格的大學教師只要認真教好書,能夠得到學生對課堂教學的滿意度即可。他們認為大學教師不一定非要搞科研。因此主張評定職稱不一定要與科研成果掛起鉤來。筆者最初走上教學崗位,發現有些年長的教師就持這種觀念,而且這種觀念一直延續下來影響到許多中青年教師。其實他們不真正懂得大學教學的實質,教師本人就必須具備較強的科研能力。因為大學教學不僅傳授書本現成的知識,還要教給學生探求新知識的能力。你自己不具備這種能力,如何引導培養學生這種能力呢?但學校一般都硬性規定科研的指標,并與職稱掛起鉤來,因此造成有上述觀念的教師或者放棄高級職稱的評定,或是臨時抱佛腳,倉促應付,臨陣磨槍不快也光。由此形成的科研成果能不是低水平的“快餐文化”或“垃圾文化”嗎?

第三,不注重科研意識和科研能力的培養。

筆者實踐中發現有些教師輕視科研工作,認為搞科研很簡單,不就寫幾篇文章嗎?我只要拿出幾天功夫下點苦功夫,文章很快就能寫出了。這種認識是極端錯誤的。搞科研必須具備一定科研意識和能力。大學科研意識和能力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是在實踐中逐步培養和形成的。所謂科研意識,就是必須具備進行科學研究的自覺性、主動性,不是要我科研,而是我要科研。科研意識的具體內容包括問題意識、觀察意識、寫作意識和創新意識。所謂科研能力也就是發現問題的能力、對事物的觀察能力、寫作能力,以及在前幾者基礎上形成的能夠獨立提出新見解的能力。按照唯物辯證法的觀點,任何一種意識、能力的培養絕不是一簇而就,而是一個自覺地在長期實踐中逐步培養起來的過程。而一些教師平時不注重這種科研意識和能力的培養。即使一些研究生畢業,其科研意識和科研能力也相對較差。企圖在較低的科研意識和能力情況下,又想拿出較高質量的科研成果,應付評職稱和完成科研任務,也只能導致“快餐化”的結果來。

第四,缺乏勤奮刻苦的研究精神。

馬克思講過:“在科學上沒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勞苦沿著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達光輝的頂點。”也就是說,進行科研工作必須有勤奮刻苦的精神。這句話實際也是馬克思從事《資本論》研究工作的真實寫照。我們今天大學進行科研工作,也需要馬克思那樣的科研精神。我所接觸的有些在教學上優秀的老師,除對科研工作有所輕視之外,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勤奮刻苦精神,不愿在收集和整理資料方面下太大的功夫,不愿意經常進行深層次的理性思考和鉆研,怕苦怕累。但又迫于評職稱和工作考核等外界壓力,不得不應付科研。這也是導致“快餐化”的重要要原因之一。

第五,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方法。

科研的過程本質是認識的過程,是從實踐到認識的過程,毛主席談到認識過程首先是一個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過程,是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過程。要完成這個過程須有兩個條件:一是感性認識十分豐富,二是要有正確的思維方法。因此研究的過程不僅如何體現在最大程度地收集資料的過程,也表現在如何整理資料、提煉概括的過程。這個正確的思維方法就是哲學,就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任何科研工作,不僅文科研究、理工科研究也都需要科學思維。馬克思恩格斯這方面的論述太多了。但現實中一些研究人員輕視哲學,特別是輕視馬克思主義哲學。任何一個從事科學研究的人,一定是有哲學思維的,要么是唯物論、辯證法的思維,要么是唯心論和形而上學的思維。以科研選題為例,選題的最根本的指導思想是社會現實的需要,是努力回答社會現實中人們的模糊和疑難問題。但相當多的研究者的指導思想是唯書唯上,直接或間接把科研變成了對書本和權力者觀點的論證,而且不自覺的前提就是前人或外國人、權力者的觀點都是真理,同時竭力回避現實生活中真正需要回答的尖銳的甚至所謂“敏感”性的問題。由此導致這種所謂“研究”成果邏輯混亂、漏洞百出。但許多這樣的成果不僅易于為刊物特別是核心刊物刊載,而且屢屢獲獎。有些研究者就瞅準這種現象,觀風使舵,哪些研究項目、課題易于為官方認可、易于刊載、易于獲獎,就研究什么題目。這種現象太多了,甚至包括馬克思主義專業研究人員,其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思維方式也相當之多。筆者不一一例舉了。因此,以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的研究成果,一定會導致程度不同的“快餐文化”、“垃圾文化”、“虛假文化”等。

第六,膚淺、片面、不完整的知識結構。

一個合格的大學教師要有完整的知識結構。古人講要專與博的結合,也就是在專業上要最大程度地專和精,在知識面上要最大程度地博。筆者在職時經常給文科學生講要樹立大文科意識。而且這種知識結構要形成一個有內在有機聯系的統一整體。這不僅是搞好教學的前提,更是搞好科研的前提。但筆者發現,部分大學教師的知識結構既不專也不博,或者只專不博。“決裂”電影中葛存狀扮演的大學教授“馬尾巴的功能”式的知識結構現象,現實大學中大有人在。不僅感受到哲學專業、馬克思主義專業學科中有這種現象。其他學科也同樣存在。筆者曾經參加過歷史學方面的學術研討會,有的老師發言中就指出了歷史學存在的“碎片式”研究方法,即把完整系統的有內在聯系的歷史學內容割裂為孤零零的一個個人物、一個個事件,努力挖掘其細節。研究得似乎很深入,但缺乏對人物、事件的宏觀、本質認識,就如同蘇軾詩中“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上”。說明研究者自身知識結構的不完整和不系統性。這種現象也是造成“快餐文化”、“垃圾文化”等的重要原因。

此外,還有一些更具體特殊的原因,筆者就不一一分析了。

二、客觀原因

造成學術研究“快餐化”更重要的原因是客觀原因,也就是社會原因、大環境原因、發展理念、科研管理等原因等。

第一,私有觀念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全國蔓延,也影響到高校領域。

“改開”以來,一個極其重要的內容就是搞私有化、市場化的改革傾向,打著馬克思主義物質利益原則實則以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經濟人即“看不見的手”觀念作為改革的指導思想,由此導致私有觀念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全國各個地方、各個角落、各個領域泛濫開來。同樣也嚴重影響到教育系統,推行教育產業化,通過物質刺激調動教師的科研積極性。教育從培養人的功能轉變為知識分子撈取名利地位的名利場、轉變為發財致富的地方。教育改革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教學與科研一律量化,細致又細致,且都與個人的所謂“績效獎金”緊緊掛起勾來。由此造成相當多的教授搞科研不僅僅是為了評職稱,也是為了賺錢、評獎,獲取功名利祿。如此指導思想下表現在科研成果和數量方面能不“快餐化”嗎?能不弄虛作假嗎?

第二,大學存在扭曲、片面的發展和學科建設理念。

大學要發展沒有錯誤,但大學發展的內容究竟什么?許多大學領導認為大學的發展,一是歸結為專業數量的發展、學生數量的發展、規模的發展、校園面積的發展、大樓的發展、自然環境的發展、排名的發展;二就是學科建設的發展,而學科建設就是科研項目的發展、科研成果獎項的發展、研究生點(包括博士生點、碩士生點)的發展、研究生及其導師數量的發展。所以全國性的學術會議在某校開會,校領導都要介紹本校學校的規模、專業點、研究生點、學生人數等學校都可以量化的東西。同時,某機構每年都搞各高校、各專業、文理科大排名。因此各個學校就都把工作重點放在所有這些可以量化的東西,特別是研究生點、研究項目、研究成果、獲獎級別數量等,以此爭學校排名、學科排名、專業排名,而不注重教學和科研的質量。在這種發展理念下,學校與學校,專業與專業都展開的激烈的競爭。學校制定名目繁多的措施鼓勵爭專業點、爭研究生點、爭項目、爭發表論文、爭獲獎的獎勵措施。于是各個學校校院領導、教授八仙過海各顯其能,不僅利用領導權力特別利用國家和省市掌握審批研究生點和研究項目、獎項大權的學術權力為自己學校、部門撈取利益。這在高校已經是盡人皆知的潛規則了。由此必然派生出大量的“快餐化”、“垃圾化”、“假冒偽劣化”的研究成果來。10多年前轟動全國的西安交大李連生造假項目且欺騙獲獎事件正是這種錯誤的發展理念和扭曲的學科建設的典型事例。筆者10多年前,在《天津教育報》發表短文《究竟什么是學科建設?》就批判了這種扭曲的學科建設觀念,強調學科建設的本質首先是人的建設,是學科研究人員自身素質、能力的建設。

第三,錯誤的科研成果的評價標準。

筆者在一生的科研實踐中遇到的最大困惑之一,就是研究成果的評價問題,說白了就是究竟什么是好的高質量的論文?筆者寫了一輩子文章,也看了一輩子文章包括學生的作業、本科和研究生學術論文以及刊物學報發表的、學術會議參會的論文,特別是某些知名人物發表在知名刊物的所謂“重磅級”論文。往往對一篇論文與其他老師、刊物編輯,與會議專家講評等評價不同,甚至完全相反。如上世紀80、90年代哲學界所謂解放思想,相當多的人包括知名大學的知名教授以研究馬克思“實踐唯物主義”為名,幾乎完全照搬西方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的“實踐觀”的所謂“創新”解讀為主體性而否認客觀性。這顯然是對馬克思思想的歪曲。但圍繞這一問題,全國相當多的大學教師、教授包括知名教授寫了一批又一批的文章發表在《哲學研究》、《哲學動態》等國家級及知名大學的學報上。筆者堅決反對這種觀點。也寫了多篇反駁文章,但只有個別文章刊發出來。如復旦大學的大紅人愈吾金教授寫了相當多的有關論文及專著。筆者90年代就寫過多篇文章與之商榷,但都被各種刊物、學報槍斃。直至2005年筆者針對俞發表在《哲學動態》上的一篇鼓吹馬克思恩格斯對立論的文章《運用差異分析法研究馬克思的學說》,寫了《究竟應該怎樣認識馬克思恩格斯思想關系?》反駁之,才發表在《哲學動態》第5期上。筆者始終不明白,為什么包括知名刊物學報上發表那么多的觀點錯誤和邏輯混亂的文章?為什么許多國家級、省市級研究項目、成果垃圾化現象如此之多?黃文指出的“快餐化”的一些文章有相當一部分也是這種“垃圾化”東西。筆者一直認為,科學研究就是通過研究自然和社會現象揭示其真善美與假惡丑的對立,促進社會和文化的進步。但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大學研究部門及媒體刊物,卻研究和刊載如此荒謬、錯誤的大量研究成果,或者回避人民群眾關注的尖銳的社會矛盾問題。如這些年泛濫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許多“成果”恰恰就是高校教授的“研究成果”,并通過國家正式媒體、刊物、出版社發表出來,而批判他們的成果發表卻極其之難?前幾年圍攻王偉光、周新城同志的文章許多就發表在國家正式刊物上。高校相當一大批“教授”、“博導”就是依靠這些錯誤、荒謬的“研究成果”獲得項目、職稱、獎項、各種榮譽及各種學術權力的,且這些現象始終得不到管理意識形態的國家最高權力部門的揭露和批判,還在一定意義上縱容和助長。而各個大學領導及有關部門認為發表、獲獎級別之高就一定是“優秀成果”,如獲取“諾貝爾”獎的作品就一定是“優秀”作品一樣。筆者認為,正是高校、出版部門及科研管理等權力部門這種扭曲的是非美丑善惡的辨別標準和能力也成為導致“快餐化”“垃圾化”等現象的重要原因。

第四,商品交換原則滲透到科研工作的方方面面。

毛主席在世時,特別提醒全黨不能把商品交換原則拿到黨內生活中來。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私有化、市場化的改革傾向,毛主席提醒批判的這種把商品交換原則帶到黨內權力部門現象不僅沒有得到制止,反而愈演愈烈。同時這種商品交換原則也影響和擴大到教育系統。教育系統特別是高校權錢交換、權學交換、權色交換、學錢交換、學色交換等也比比皆是。那么在科研領域這種交換原則也極為嚴重。如某些學術權力者不僅利用手中權力為自己及弟子、熟人謀取項目、獎項,且與其他學術權力者相互交換。如某一個項目或獎項的評審組織評選時經常不考慮研究項目、成果的質量。今年評給某一位評委,明年就評給另一位評委。評委的權力大小也不同,權力小的評委也用金錢等物賄賂權力大的評委。各校院為獲取項目、獎項,發動各種關系賄賂學術權力者。有時不好直接為評委送錢送物,于是就邀請評委講學,不是因為其有真實學術水平,而是其有學術權力。通過多給講課費名義賄賂上述人物。這在高校已經是司空見慣的秘密了。據筆者所知,某位掌握研究生點、國家項目的學術權力者每年到處被邀請講學,收取大量講課費,且給予邀請者許多方便。一些學校為通過學術權力者為本校獲取更多利益,往往給這些學術權力者以比普通教授高數倍數十倍的年薪,同時還用高薪或住房挖其他學校的真正有學術權力的所謂“人才”。還有報刊、網站公開叫賣論文等都是商品交換原則的典型表現。如此科學研究,能有高質量的研究成果嗎?能沒有“快餐性”、“垃圾性”的研究成果嗎?

第五,缺乏正常濃厚的科學研究、學術研究的氛圍。

科學研究固然研究者自身的素質、能力起巨大作用。但外界環境、研究氛圍也極為重要。一個學校重視科研工作,除創造有利于科研的硬件條件之外,還要創造軟環境。這個軟環境就是濃厚的學術研究氛圍。就要形成研究者的相互學習、相互交流、相互質疑、相互啟發,正常的討論辯論氛圍。這種環境不僅能夠提升研究者自身的科研意識、科研能力,而且能夠相互撞擊出許多新的火花和深層次的見解。筆者多年觀察,一般大學大多不重視科研軟條件的培養和創造。筆者在職時,曾給領導提過多次建議,如在各教研室、各學院經常把思想理論界、社會關注的熱點、難點拿來舉行多種形式的學術交流會、研究討論會。再如,可硬性規定教師參加全國學術會議后一定把會議概況向全院教師傳達,形成一種慣例。但大多數領導把科研僅僅看做研究者個人的事情,僅僅通過加大物質獎勵和考核要求激發研究者的積極主動性。由此造成部分教師科研意識、科研能力的欠缺。由此造成低水平或錯誤的“快餐性”的成果來。筆者發表在2007年我校學報上的一篇論文《大學要努力辦成“學習型社會”》就揭示和批評了大學不重視培養濃厚的學習氛圍、科研氛圍的狀況,并提出相應的合理化建議來。同時,即使全國性的學術討論會,也缺乏真正的學術研討、觀點碰撞和交鋒,竭力回避社會焦點。筆者某年參加的一場全國學術討論會,會議負責人大會上公開講,“敏感”性的問題不要涉及。筆者就不明白了,老百姓最關心“敏感”性問題,我們這些搞專業的大學教授們都不敢觸碰“敏感”性問題,不敢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上回答之,讓老百姓怎么辦呢?這叫做科學討論會嗎?難道這種會議只是為官方文件和領導人講話唱贊歌嗎?如此怎么能夠引導與會者進行真正意義上的科學研究呢?

第六,背離了“無產階級政治掛帥”的社會主義教育路線和發展方向。

毛主席“古田會議”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要求紅軍明確為誰打仗問題。延安抗日軍政大學校訓中“三八作風”的第一句話,就是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毛澤東時代強調大學的社會主義性質,大學培育的目標是具有社會主義覺悟的全面發展的勞動者,是又紅又專的人才。因此要求我們的教育工作者首先要明確為人民教書、為人民科研的思想,多數知識分子能夠做到這一點。“改開”后,“無產階級政治掛帥”就被拋棄了,所有知識分子都被看作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世界觀改造”再也不提了。知識分子一定程度上變成了“異化”的人,“單向度”的人,片面扭曲的人。筆者在職時曾寫過的一些文章說,大學許多知識分子已經不同程度喪失了羞恥感,已經不同程度變成了小市民、商人和政客。所以大學科研工作中出現的包括“快餐化”、“垃圾化”、弄虛作假、權錢交換、權學交換、權名交換、學錢交換等現象,歸根結底是知識分子做人標準出了問題,是世界觀出了問題,是是非美丑善惡觀念出了問題,也是管理的指導思想和制度出了問題。而更深層次的原因是教育的思想政治路線出了問題,是根本背離或偏離了毛主席所說的“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的教育的根本宗旨和教育方針。

因此筆者認為,糾正學術研究中的“快餐化”等現象不能單純從具體措施入手,只治標不治本。而要從根本上即教育的宗旨、方針入手,解決究竟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大學教師?合格的大學教授?大學教師要不要正視自身存在的舊思想、舊觀念、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思維方式?要不要改造世界觀?要不要政治掛帥?要不要又紅又專?要不要做普通勞動者?為什么要搞科學研究?如何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和管理科學研究工作?……。也就是真正解決知識分子如何做人的問題,這才是克服學術研究中種種錯誤傾向的根本措施和方法。

以上見解僅供參考!望各級領導、老師及網友同志們批評指正!

2021年2月18日
 
【附錄】光明日報

【光明論壇】學術研究的“快餐化”傾向有害無益


(作者:黃典林,系中國傳媒大學傳播研究院副教授)

隨著近幾年各高校紛紛加大對科研產出的要求,高校教師,尤其是人文社科領域的青年教師面臨的科研壓力也水漲船高。在頂級期刊發表論文數量與個人晉升掛鉤的制度規則下,一些“青椒”(高校青年教師的自我戲稱)們不惜通過追逐各種熱點或時髦概念、把同一主題稀釋拆分為多篇“水文”,或者“新瓶裝舊酒”式的對既有研究結論重新包裝發表,以實現科研發表數量的最大化。

這種氛圍之下的學術研究已經脫離了探索未知、解決真問題的宗旨,在一套“唯論文”量化指標評價體系的控制下,被扭曲為一種只有空洞的數量和外在辭藻,成為無實質性內涵和思想貢獻的“學術快餐”。

仔細分析不難發現,這種“學術快餐”現象的背后是一個由高校科研評價體系、期刊排名指標和科研工作者三者構成的互動循環機制,被裹挾在其中的高校青年教師很難通過個人努力改變這一現象。論文發表快餐化現象的背后,有著深刻而復雜的現實原因。

一方面,迫于學校排名、學科評估等各種評價體系的壓力,各高校不得不把論文發表,尤其是在國內外頂級期刊發表成果的數量作為評價教師貢獻度的核心指標。一些模仿北美高校“非升即走”聘期制的高校,更是把“高水平”論文的發表量與終身教職資格的獲取掛鉤。這種導向一旦走向極端,就會陷入“唯論文”的惡性循環,重數量而輕質量,難免助長科研界急功近利、心浮氣躁的心態,甚至導致“逆淘汰”的結果。

另一方面,各大期刊為了提升影響因子,在既有的排名體系中不斷爬升,也不得不考慮所發表論文在多大程度上能被關注、引用和轉載。排名壓力下的期刊編輯們,往往會更關注那些自帶“流量”的“明星”教授寫的時髦文章。相比之下,那些默默無聞的“青椒”們,即便學問做得不錯,往往也會因為資歷和題目不夠時髦而被拒之門外。在這種情況下,為了能得到編輯的青睞,追逐熱點也就成為不少科研界新人的無奈之選。跟風模仿、扎堆發表、論文同質化在所難免。

無論是高校愈演愈烈的“唯論文”評價體系,還是學術期刊為了影響因子而引導作者追逐熱點,在這兩套體制規則下,只有那些能夠迎合和適應這套快速產出規則的科研工作者,才能較好地生存下來,游刃有余;而那些追求“慢工出細活”,甚至“十年磨一劍”的學者將會發現,不僅各種正常的職業晉升和學術利益與己無關,甚至有可能還要面臨“逆淘汰”的結果。

無疑,學術研究領域的這種“快餐化”傾向是無益甚至是有害的。這種現象極大地挫敗了許多科研工作者的積極性,違背了科研工作的基本規律。尤其是對人文社科領域的研究來說,真正有價值的研究往往需要研究者投入較長的時間。而既有的這種一年一度的量化評價指標,讓有志從事這類高質量研究的學者望而卻步。更嚴重的是,這種體系從根本上扭曲了學術研究的宗旨,把以發現和回答真問題、貢獻新知識和新思想,或者就重大的實際問題提出解決方案為旨歸的科研工作,異化為一種在高校、科研機構和學術期刊界內部自我循環的文字游戲,降低了科研工作對社會整體的貢獻度,浪費了科研成本。

當然,我們說反對學術研究的“快餐化”傾向,改變“唯論文”的評價體系,提倡多元評價,并不等于不要論文。鼓勵科研工作者多出高質量學術精品,既要保留現有評價體系中的合理成分,更要為科研工作者創造一個在研究成果的質量和數量上都相對友好的工作環境,讓不同類型、不同特長的人才發揮各自優勢,切實提高科研工作的創新水平。

令人欣慰的是,相關部門已經意識到目前某些不良科研評價導向的危害,并開始糾偏,出臺了一些實質性的解決辦法。從全國教育大會和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的召開,到《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的出臺,再到前不久引起廣泛反響的破除“唯論文”的呼聲,相關舉措層層推進,步步落實,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下一步,關鍵就要看各高校、科研機構如何將這些精神落實到各自的學風教育和專項整治行動之中,切實為科研工作者創造一個更加人性化、良性發展的、鼓勵創新的環境。
 
(作者系天津師范大學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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