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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在黨內黨外、國內國外引起了強烈反響。的確，人們要觀察和了解當今世界上最大的政黨以何種觀點來看待自己的百年歷史，以何種風貌創(chuàng)造新的歷史，要觀察和思考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發(fā)展前景，就不能不深入研讀這篇劃時代的文獻，其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隨著時間的推移將愈益彰顯。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歸根到底是因為馬克思主義行！”以史為鑒、開創(chuàng)未來，必須繼續(xù)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相結合，用馬克思主義觀察時代、把握時代、引領時代，繼續(xù)發(fā)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七一”重要講話深刻闡明了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內在邏輯聯(lián)系，特別是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相結合”，這“兩個結合”是具有重大意義的新論斷，不僅是黨的百年歷史經驗的科學總結，更是新時代繼續(xù)豐富和發(fā)展馬克思主義的鄭重宣示，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在馬克思主義觀上的重大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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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結合”是大課題

馬克思主義誕生后170多年在各國的發(fā)展歷史，中國共產黨100年的奮斗歷史，深刻表明，馬克思主義要不要與各國具體實際、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相結合以及怎樣實現這種結合，曾經長時期困擾著各國尤其是中國共產黨人和馬克思主義者，成為他們面臨的最大課題。而為了正確地、卓有成效地實現這種結合，就不能不在引領實踐發(fā)展的同時，推動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的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

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1898年夏，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委托胡貽谷，將英國人克卡樸1892年出版的《社會主義史》譯成中文，以《泰西民法志》為書名，由上海廣學會出版。此書辟有“馬克思”一章，其中寫道：“馬克思是社會主義史中最著名和最具勢力的人物。”1899年2月至5月，上海廣學會主辦的《萬國公報》上發(fā)表了李提摩太節(jié)譯、中國人蔡爾康筆述的英國社會學家頡德《社會的進化》的前四章，譯名為《大同學》，同年出版了單行本。書中多次提到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中國人自己撰寫的著作中最早提到馬克思的是梁啟超。1902年9月，他在《新民叢報》第18號上發(fā)表的《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一文中，簡要介紹了馬克思，“麥咯士（即馬克思）日耳曼人，社會主義之泰斗也。”

但是，梁啟超等人介紹了馬克思，卻反對在中國實行馬克思主義的主張。在他們看來，中國的國情是如此的特殊，以至于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階級斗爭和社會主義理論是完全不適用的。1920年，梁啟超在《歐游心影錄》中專門寫了《社會主義商榷》一節(jié)。他認為，在沒有工業(yè)的中國，主張實行社會主義，是“搔不著癢處”；中國只應當“全力發(fā)展生產”，建設工業(yè)，發(fā)揮“資本和勞動的互助精神”，防止分配過分不均，以求免掉“社會革命的險關”。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黨人李大釗、陳獨秀、李達等對上述言論進行了堅決的批駁，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不過，中國的國情又的確有自己的特點。中國共產黨人在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實踐的過程中，又不能不注意到中國國情的特點，即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fā)，否則就會吃大虧、栽大跟斗。馬克思主義創(chuàng)始人早就明確指出：“我們的理論是發(fā)展著的理論，而不是必須背得爛熟并機械地加以重復的教條。”（恩格斯語）因此，馬克思主義是在實踐中不斷發(fā)展的活的理論，而不是一成不變的僵死的教條，不是不顧時空條件到處可以套用的萬能公式。話雖如此，要正確而熟練地掌握馬克思主義的這一本質精神，殊非易事。中國共產黨是經過艱辛探索乃至付出慘痛代價才做到了這一點的。

為正確地掌握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革命，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針對黨內教條主義進行了堅決且艱苦的斗爭。黨成立初期，主要的注意力和工作重心在城市，組織領導工人鬧革命，搞城市暴動。這不難理解。既然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既然馬克思主義規(guī)定了黨的使命任務是領導工人階級通過暴力革命奪取政權，建立社會主義制度進而實現共產主義，那么黨的中心工作放在城市，組織領導工人運動，奪取革命勝利，就是理所當然的了。更何況中國人找到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最先進的思想武器，是通過俄國十月革命的隆隆炮響，中國共產黨是在蘇聯(lián)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指導幫助下成立的，并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接受其指導和領導。馬列主義的經典主張，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經驗，共產國際的指示，在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眼中，具有至高無上的神圣地位和不容質疑的權威性。而毛澤東在黨內最早認識到，由于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特殊國情，中國革命必然具有不同于俄國革命、歐洲革命的特點和規(guī)律。大革命失敗后，他領導創(chuàng)建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逐步探索出了農村包圍城市、建立革命根據地、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新道路。但是，毛澤東的探索，在黨內受到了教條主義者的嚴重質疑和責難。

在教條主義者眼中，山溝里是沒有馬克思主義的，即便毛澤東領導紅軍取得了三次反“圍剿”的勝利，也沒有什么軍事戰(zhàn)略戰(zhàn)術，只不過是從《孫子兵法》《三國演義》之類書中學來的一些戰(zhàn)法。對此，毛澤東回答說：“是的，我不懂他們那種蠢豬式的打仗方法；我確實讀了許多中國古時打仗的書，研究過孫子兵法之類的著作，也看過不少關于外國戰(zhàn)爭的書，但我的軍事知識主要是從戰(zhàn)爭實踐中得來的。”

曾經統(tǒng)治中國共產黨4年之久、幾乎將中國革命和中國工農紅軍拖入絕境的王明“左”傾教條主義，更是把馬列主義詞句、蘇聯(lián)經驗和共產國際指示教條化、神圣化推向了登峰造極的地步。1934年，王明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在共產國際執(zhí)委會第13次會議上發(fā)表題為《中國現狀與中共任務》的講演，提出“‘對共產國際路線百分之百的忠實’這個口號，是使黨更加布爾什維克化和蘇維埃革命更加勝利的唯一道路和保證”。

為反擊教條主義，毛澤東1930年在《反對本本主義》中響亮提出：“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1938年10月，他在《論新階段》中明確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主張，強調：“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并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成為偉大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而和這個民族血肉相聯(lián)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馬克思主義發(fā)展史上、在中國共產黨發(fā)展史上、在人類思想發(fā)展史上，都是一個重大的創(chuàng)新。任何外來的思想理論學說，即使是馬克思主義這一偉大的真理，都必須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并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即“化”為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理論，才能真正掌握群眾，才能實際地指導實踐，才能發(fā)揮理論在改變世界中的應有作用。這是主觀見之于客觀、理論見之于行動的創(chuàng)造過程，是認識來自于實踐、指導實踐、進而在實踐中檢驗其正確與否的辯證過程，體現了主觀與客觀、理論與實踐關系問題上徹底的唯物主義、辯證法、認識論和歷史觀的高度統(tǒng)一，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發(fā)展的源頭活水“一”與“多”的高度統(tǒng)一，體現了人類思想理論進步的普遍與特殊、傳承與創(chuàng)新的高度統(tǒng)一，是中國共產黨人的非凡創(chuàng)造。如果考慮到馬克思主義發(fā)展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fā)展史、中國共產黨百年歷史中，教條主義時常出現乃至肆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創(chuàng)造性意義就顯得尤為珍貴。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既包括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的現實實際的結合，又包括同中國具體的歷史實際的結合，因而必然地要求并蘊含著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結合。自然，這里的“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不應僅僅理解為孔孟或老莊，還應包括近代以來的革命傳統(tǒng)文化，更不應該理解為一切傳統(tǒng)的東西。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結合，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是密不可分的，并以之為前提。“兩個結合”是以實踐為根基并由實踐來檢驗其成果的，因而它們決不能歸結為觀念的變換或“頭腦的風暴”。正是這種以社會實踐為基礎的結合，對傳統(tǒng)文化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去劣揚優(yōu)，使之由“死的”變成“活的”，既可以推動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又可以為豐富和發(fā)展馬克思主義提供有益資源和營養(yǎng)，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fā)展根深枝繁葉茂，一派生機勃勃。

俄羅斯著名學者季塔連科在談到蘇聯(lián)解體的原因和教訓時說，勞動者包括無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在革命進程中和勝利后都絕對不能疏遠自己的祖國，疏遠自己的民族文化和傳統(tǒng)。共產黨執(zhí)政后不能忽視國家利益和民族文化特色及人民的愛國情懷。聯(lián)系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歷史，聯(lián)系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探索歷程，季塔連科的上述說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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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實現“兩個結合”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推動實現“兩個結合”的過程，實質上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創(chuàng)造性發(fā)展過程。中國是個大國，是具有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的東方大國，中國革命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的成功，主要是依靠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地領導中國人民不懈奮斗取得的。為了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現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相結合，就必然要在許多重要方面將馬克思主義加以創(chuàng)造性的發(fā)展，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fā)展觀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成果，是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的創(chuàng)造性發(fā)展。

例如，毛澤東對“實事求是”的創(chuàng)造性改造，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兩個結合”的范例。“實事求是”一詞源自東漢史學家班固所撰《漢書·景十三王傳》，書中稱贊漢景帝之子河間獻王劉德時說道：“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實事求是”原本是指研究歷史文獻、典籍、文物時的一種嚴謹治學的方法和態(tài)度。所謂“實事”，主要是文獻，而且是古代的文本；所謂“是”主要是“是非”意義上的“是”，即從古代文本中求得其“是”。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的偉大實踐中，創(chuàng)造性地對“實事求是”這一中國古代的術語進行了馬克思主義的改造與闡發(fā)，不僅使其思想內涵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和升華，而且使其思想價值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境界。毛澤東指出：“‘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lián)系，即規(guī)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qū)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fā)，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guī)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lián)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而要這樣做，就須不憑主觀想象，不憑一時的熱情，不憑死的書本，而憑客觀存在的事實，詳細地占有材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的指導下，從這些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論。……這種態(tài)度，就是黨性的表現，就是理論和實際統(tǒng)一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作風。”（《改造我們的學習》）從此以后，實事求是便有了特定的內涵，被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表達，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思想路線確立下來，成為普通百姓耳熟能詳的馬克思主義話語。

再如，鄧小平對“小康”概念的創(chuàng)造性改造。小康一詞，早在西周時期就已出現。《詩經·大雅·民勞》中說：“民亦勞止，汔可小康。”這里的“小康”是指生活比較安定。儒家把比“大同”理想較低級的一種社會稱為“小康”。這種理想社會在中國歷史上從未實現過，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文本中也未描述過。1979年12月6日，鄧小平在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提出，中國現代化所要達到的目標不是你們那個樣子，而是小康狀態(tài)。“翻兩番，國民生產總值人均達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紀末在中國建立一個小康社會。這個小康社會，叫做中國式的現代化。”“翻兩番，小康社會，中國式的現代化，這些都是我們的新概念。”鄧小平借用中國古代的術語，賦予其全新的內涵，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標提出來，進而領導我們黨制定了“三步走”發(fā)展戰(zhàn)略。習近平總書記在“七一”重要講話中莊嚴宣告，經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持續(xù)奮斗，我們在中華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和中華民族的重大貢獻。

又如，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就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中國古代周朝初年，史伯提出了“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的“和而不同”思想。此后的先賢陸續(xù)將這一哲學思想運用于國家和社會治理。《禮記·禮運篇》強調“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論語》主張“以和為貴”；《尚書》提出“協(xié)和萬邦”；《易傳》倡導“萬國咸寧”。不僅如此，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創(chuàng)立，還是對馬克思主義關于人類共同體思想的豐富和發(fā)展。馬克思主義創(chuàng)始人曾經分析了人類共同體發(fā)展的三大歷史階段：第一階段，“由自然決定”的共同體；第二階段，“由社會決定”的共同體；第三階段，以自由自覺個性為前提的自覺的共同體。馬克思恩格斯所分析和設想的人類共同體不同形態(tài)中，未能預料到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態(tài)并存的局面，這當然是由于時代條件不同的緣故。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創(chuàng)立，為解決當今全球性“和平赤字”“發(fā)展赤字”“治理赤字”，推進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提供了中國思想、中國智慧、中國方案。

怎樣具體地實現“兩個結合”？

第一，一切從實際出發(fā)，理論聯(lián)系實際。即從中國實際出發(fā)，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對中國的現實實際和歷史實際作深入系統(tǒng)的調查研究，在多方面作出符合中國實踐要求和中國人民需要的理論性創(chuàng)造，進而指導中國的革命、建設、改革和現代化建設實踐，在實踐中檢驗真理、發(fā)展真理。毛澤東形象地將這一方法稱為“有的放矢”，“‘的’就是中國革命，‘矢’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改造我們的學習》）這一方法有兩個關鍵環(huán)節(jié)：一是調查研究。“沒有調查就沒有發(fā)言權”。“對于只懂得理論不懂得實際情況的人，這種調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則他們就不能將理論和實際相聯(lián)系。”（《〈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調查就是解決問題。”（《反對本本主義》）二是在詳細占有第一手材料的基礎上，對感性的調查材料進行“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制作，使感性認識升華為理性認識，作出判斷和結論，進而形成戰(zhàn)略策略和理論，指導實踐的下一步發(fā)展。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如此循環(huán)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huán)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更高的水平，“兩個結合”都比較地進到了更深的程度。

與之相反，教條主義的基本原則是理論和實際相隔離。把馬克思主義理論、經典作家的個別詞句、外國的經驗模式當作萬古不變的教條，當作可以到處套用的萬能公式，而對中國實際或毫無興趣不去聯(lián)系，或只是表面聯(lián)系、一知半解，“在延安學了，到富縣就不能應用”（《改造我們的學習》）；對中國的現實若明若暗，對中國的歷史更是漆黑一團，“言必稱希臘”，只知生吞活剝地談外國，起留聲機的作用；不是有的放矢，而是無的放矢，或“則僅僅把箭拿在手里搓來搓去，連聲贊曰：‘好箭！好箭！’卻老是不愿意放出去。這樣的人就是古董鑒賞家，幾乎和革命不發(fā)生關系”。（《整頓黨的作風》）

1937年11月，王明從蘇聯(lián)回到延安，毛澤東等在延安的中央領導人到機場迎接。王明在蘇聯(lián)時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之一，并任共產國際執(zhí)委會委員、主席團委員和候補書記。他以“欽差大臣”自居，打著共產國際和斯大林指示的旗號，指責黨中央在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和政策，提出“一切經過統(tǒng)一戰(zhàn)線”、“一切服從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主張。王明何以從“左”一下子跳到右的立場上呢？從方法論上看，“兩極相通”，“左”傾錯誤和右傾錯誤的實質都是主觀主義、教條主義，都是理論脫離實際。在王明那里，共產國際的指示必須“百分之百的忠實”執(zhí)行。王明的錯誤說明，教條主義既可以“左”的面目出現，也可以右的面目出現，無論是“左”還是右，都會對黨的事業(yè)、對馬克思主義的發(fā)展造成危害，這是一個深刻的教訓。

第二，從問題入手，堅持問題導向。馬克思說過，每個時代總有屬于它自己的問題，準確地把握并解決這些問題，就會把思想理論大大地向前推進一步。而所謂問題，就是公開的、無畏的、左右一切個人的時代聲音，問題就是時代的口號，是它表現自己精神狀態(tài)的最實際的呼聲。列寧說，堅持和發(fā)展馬克思主義，只說空話是無濟于事的，回避問題“是最有害最無原則的做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fā)展，馬克思主義的強大生命力，從根本上說，決定于它把握解決中國問題、時代問題的程度和水平。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要在迅速變化的時代中贏得主動，要在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中贏得勝利，就要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基礎上，以更寬廣的視野、更長遠的眼光來思考、把握和回答黨和國家發(fā)展面臨的一系列重大戰(zhàn)略問題，在理論上不斷拓展新視野，作出新概括，結合新的實踐作出新的理論創(chuàng)造。

與之相反，教條主義的原則是空談理論，只說空話、套話，回避問題。“我們的教條主義者是懶漢”，他們拒絕對于具體問題、具體情況、具體事物做艱苦細致的研究工作，只知背誦馬列主義的個別詞句，用經典作家說過什么、沒說過什么來裁決無比豐富生動的現實問題、現實情況和當代實踐。即使關注到問題，也往往帶有主觀性、片面性和表面性，一是不能客觀地看問題，而是憑主觀愿望、好惡或概念，即戴著“有色眼鏡”看問題，一旦現實問題與主觀認識不一致，不是反思主觀，而是指責現實、實踐錯了；二是不能全面看問題，只看見局部問題，看不見全局問題，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三是不能深入細致地看問題，流于表面，粗枝大葉，只見現象，不見本質。僅僅站在那里遠遠地望一望，粗枝大葉地看到一點皮毛，就手忙腳亂地解決問題，其結果必然是“越忙越亂”。

第三，正確把握社會主要矛盾，把握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一般與個別的相互聯(lián)結和轉化。“問題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沒有解決的矛盾，哪里就有問題”（《反對黨八股》），矛盾既有普遍性，更具有特殊性，“不同質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質的方法才能解決”（《矛盾論》）。人們認識把握事物矛盾運動的基本規(guī)律是特殊—一般—特殊。正確地指導中國實踐，順利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現“兩個結合”，不僅要善于把握矛盾的普遍性，更要善于把握矛盾的特殊性；不僅要善于掌握矛盾運動一般的、普遍的、共同的規(guī)律，更要善于掌握矛盾運動特殊的、個別的、不同的規(guī)律和特點；不僅要正確掌握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基本矛盾的原理，更要正確把握社會基本矛盾在中國社會、不同歷史階段上的具體表現——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及其運動變化，尤其要認識不同時期社會主要矛盾運動變化的新特點新要求，認清中國社會不同階段的歷史方位，這既是黨制定正確的戰(zhàn)略策略的根本依據，也是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現“兩個結合”的關鍵。

與之相反，教條主義的原則是忽視個別，把一般原理原則絕對化、公式化，不了解矛盾的運動變化，不了解矛盾的特殊性，不懂得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不同的矛盾，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種自以為不可改變的公式到處硬套，“削足適履”，“砍頭適帽”。正如毛澤東1941年在讀《辯證唯物論教程（第4版）》時的批注所指出的，“中國主觀主義者的一般是脫離個別的（脫離實際）”，他們“不注意具體特點，妄把主觀構成的東西當作特點（抽象的特點，沒有客觀實在性的特點）”，“在認識過程，個別決定普遍；在實踐過程，普遍決定個別”。

第四，堅持真理觀與價值觀的統(tǒng)一，以人民為中心，密切聯(lián)系群眾。恩格斯說，“科學越是毫無顧忌和大公無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毛澤東指出，“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堅持真理，因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修正錯誤，因為任何錯誤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論聯(lián)合政府》）。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國共產黨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與人民休戚與共、生死相依，沒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從來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團、任何權勢集團、任何特權階層的利益。必須緊緊依靠人民創(chuàng)造歷史，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站穩(wěn)人民立場，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尊重人民首創(chuàng)精神，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思想。

與之相反，教條主義等主觀主義往往是脫離群眾、蔑視群眾的，搞宗派主義、個人主義，唯我獨尊，“唯我獨馬”，“欽差大臣滿天飛”，對同自己意見相左的同志實行“殘酷斗爭，無情打擊”；鬧名譽、鬧地位、鬧出風頭，“為了這些，就要拉攏一些人，排擠一些人，在同志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對黨不老實。“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學態(tài)度辦事的人，自以為得計，自以為很聰明，其實都是最蠢的，都是沒有好結果的。”（《整頓黨的作風》）

正因為教條主義從一開始就反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和主張，因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兩個結合”的過程，很大程度上說，也是同教條主義較量斗爭進而克服之的過程。

3

繼續(xù)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在馬克思主義發(fā)展史上，在中國共產黨發(fā)展史上，多年來存在一個對待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態(tài)度問題。百年來，中國共產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現“兩個結合”，表明了一個深刻的哲理：馬克思主義是實踐的科學、不斷發(fā)展的理論，而不是僵死的教條和萬能公式；馬克思主義沒有結束真理，而是開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一言以蔽之，馬克思主義是活的，而不是死的。正如毛澤東1945年4月在黨的七大的口頭政治報告中所指出的：“我們歷史上的馬克思主義有很多種，有香的馬克思主義，有臭的馬克思主義，有活的馬克思主義，有死的馬克思主義，把這些馬克思主義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們所要的是香的馬克思主義，不是臭的馬克思主義；是活的馬克思主義，不是死的馬克思主義。”

百年來，中國共產黨持續(xù)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現“兩個結合”，產生了三次偉大的飛躍。

第一次偉大飛躍，創(chuàng)造了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無論是工人階級領導的農民土地革命戰(zhàn)爭，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還是以和平的方式對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及由此形成的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和政策，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和政策，人民軍隊和人民戰(zhàn)爭的理論和政策，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理論和政策，黨的建設的理論和政策等等，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文獻中，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fā)展史上，在人類發(fā)展史上，都沒有成熟的經驗和成功的范例可以遵循和借鑒。中國共產黨人創(chuàng)造的中國特色革命道路，不僅是馬克思主義發(fā)展史上的偉大發(fā)現，而且是中國歷史和人類歷史上的偉大創(chuàng)舉。

第二次偉大飛躍，創(chuàng)造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一個生產力水平比較落后的東方大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特別是在世界范圍內資本主義的包圍、競爭和遏制中，獨立自主地開創(chuàng)適合本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社會主義發(fā)展史上并無多少成功的經驗，而在蘇聯(lián)東歐一些國家社會主義還出現了逆轉。無論是通過改革解放和發(fā)展社會生產力，通過開放大膽吸收借鑒包括資本主義創(chuàng)造的人類文明成果，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發(fā)展理念、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從嚴治黨等等，在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原有辭典中都是找不到的，在人類發(fā)展史上也是從無記載的。中國共產黨人創(chuàng)造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僅是馬克思主義發(fā)展史、社會主義發(fā)展史上的偉大發(fā)現，而且是中國歷史和人類歷史上的偉大創(chuàng)舉。

第三次偉大飛躍，創(chuàng)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chuàng)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現代化是世界各國的普遍追求。迄今為止的現代化道路，普遍以西方模式為范本。而中國式現代化走出了一條與西方現代化迥異的新道路，是史無前例的。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guī)模巨大、超過現有發(fā)達國家人口總和的現代化，是以人民為中心、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相互促進協(xié)調發(fā)展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fā)展道路的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深入推進，不僅將徹底改寫現代化的世界版圖，而且會從根本上改寫現代化的理論譜系，對“西方中心主義”現代化理論、概念、范疇、模式、標準（包括指標體系等），構成顛覆式的挑戰(zhàn)和創(chuàng)新。馬克思主義的現代化理論并無系統(tǒng)的成熟的形態(tài)，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創(chuàng)造，是對唯物史觀的重大發(fā)展。

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開辟，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不可逆轉，意味著中國共產黨人創(chuàng)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這種新形態(tài)是經濟社會發(fā)展與人本身發(fā)展有機統(tǒng)一的文明形態(tài)，避免了近代西方工業(yè)文明以來普遍存在的經濟社會發(fā)展與人本身發(fā)展的尖銳對立和異化狀態(tài)，避免了物對人的統(tǒng)治、文明進步以犧牲多數人的發(fā)展為代價的“文明悖論”，人的全面發(fā)展不再僅僅是一種理想，而是正在推進的實踐；這種新形態(tài)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的文明形態(tài)，是對資本主義文明形態(tài)、“西方中心主義”的超越；這種新形態(tài)是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文明形態(tài)，它植根于中華5000多年文明歷史，又具有新的時代內涵，是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在民族復興進程中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這種新形態(tài)是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和生態(tài)文明協(xié)調發(fā)展的文明形態(tài)，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身的緊張對立關系逐步被克服，呈現和諧共生、生動活潑、有機統(tǒng)一的氣象；這種新形態(tài)是全體人民共建共治共享的文明形態(tài)，人民對美好生活包括美好物質生活、美好精神生活的向往和創(chuàng)造，成為文明進步的不竭動力；這種新形態(tài)是尊重各民族國家文明樣式，各美其美、美美與共，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目標的文明形態(tài)，它弘揚和平、發(fā)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堅持合作、不搞對抗，堅持開放、不搞封閉，堅持互利共贏、不搞零和博弈，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崇尚文明互鑒，反對文明沖突。中國共產黨人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zhàn)略全局的交互影響中、在西方資本主義發(fā)達國家的圍堵遏制中，創(chuàng)造的這一文明新形態(tài)，不僅是馬克思主義發(fā)展史、社會主義發(fā)展史上的偉大發(fā)現，而且是中華文明史和人類文明史上的偉大創(chuàng)舉。

三次偉大飛躍相互銜接，每一次新的偉大飛躍都以前一次飛躍為前提和基礎，而第三次偉大飛躍還在推進過程中。

列寧說：“正因為馬克思主義不是死的教條，不是什么一成不變的學說，而是活的行動指南，所以它就不能不反映出社會生活條件的異常劇烈的變化”（《論馬克思主義歷史發(fā)展中的幾個特點》）。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一大變局既非一時一事之變，也非一域一國之變，而是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大變局最突出的特征是“東升西降”，其核心變量和主要推動力是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持續(xù)發(fā)展，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不可逆轉。深入研究大變局及其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的影響，有效應對風險挑戰(zhàn)，繼續(xù)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現新時代的“兩個結合”，繼續(xù)發(fā)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和馬克思主義者的歷史責任。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馬克思主義深刻地改變了中國，中國也極大地豐富了馬克思主義。回想中國共產黨的幼年時期，黨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理解和認識是何等簡單、膚淺，那么，今天這種理解和認識則豐富得多、深刻得多了。

馬克思主義誕生后的170多年間，世界上產生過許多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政黨，但像中國共產黨這樣一以貫之地堅持和發(fā)展馬克思主義，一以貫之地推進馬克思主義本土化并取得豐碩成果的，卻是十分罕見甚至絕無僅有的。另一方面，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總有人企圖將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送進歷史的博物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宣告了這種“歷史終結論”的破產。中國共產黨人以其領導中國人民艱苦卓絕的偉大創(chuàng)造，堅定地捍衛(wèi)并極大地發(fā)展了馬克思主義，無愧為馬克思的偉大學生。

經過百年的奮斗洗禮，馬克思主義的命運早已同中國共產黨的命運、中國人民的命運、中華民族的命運緊緊聯(lián)結在一起，馬克思主義已經融化為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血液并為中國人民所掌握。試問，世界上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擋住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武裝的9500多萬中國共產黨人和14億多中國人民的前進步伐呢？！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秘書長、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總編輯；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中國社會科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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