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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關于推動平臺經濟規范健康持續發展的若干意見》界定“平臺經濟是以互聯網平臺為主要載體，以數據為關鍵生產要素，以新一代信息技術為核心驅動力、以網絡信息基礎設施為重要支撐的新型經濟形態”。平臺經濟無論從“數據要素與基礎設施”的事實法理，還是從“荒地開墾”的確權法理，無須質疑，所有權歸屬國家和全體人民。但是，長期被平臺企業以私有產權占用，造成國有資產歸母利潤巨額流失，并與“去勞動關系化”規避社保、無限延長勞動時間、“開曼群島注冊”逃避稅收，成為“中國富豪榜前6名中平臺巨頭占5”（見表1）、“整個餐飲行業虧損美團第二季度營收823億、同比增長77.6%、日進1.49億”（見表2）的內在根源。

【表1 2024年中國富豪榜前10名單】

【表2 2024年第二季度美團經營財報】

如上中國富豪榜單和“萬店損美團興”的形成，是由于“數據平臺企業之所以有超高估值，是因為它們將公共數據資源據為己有，即生產要素私人占有……平臺企業大數據資源的初始產權應是由國家代表全民所有，平臺國企依法掌控和使用，其他企業依法有償使用”（侯曉東、程恩富《基于產權視角的平臺經濟反壟斷治理研究》，《管理學刊》2021-02），亟待厘清平臺經濟由國家代表全民所有的產權歸屬，從而“推動平臺經濟規范健康持續發展”，“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

一、平臺經濟的形成基礎決定其所有權歸屬國家和人民

2020年3月，《中共中央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第二十二條指出：“研究根據數據性質完善產權性質”，數據作為一種新型生產要素首次正式在官方文件出現。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指出：“探索建立數據產權制度，推動數據產權結構性分置和有序流通”、“根據數據來源和數據生成特征，分別界定數據生產、流通、使用過程中各參與方享有的合法權利，建立數據資源持有權、數據加工使用權、數據產品經營權等分置的產權運行機制”，同時指出：“對各類市場主體在生產經營活動中采集加工的不涉及個人信息和公共利益的數據，市場主體享有依法依規持有、使用、獲取收益的權益”。平臺經濟“數據來源和數據生成特征”成為“數據資源持有權、數據加工使用權、數據產品經營權”分置運行的關鍵。平臺經濟是否涉及“個人信息和公共利益”，成為“平臺經濟所有權歸屬”的關鍵。

2021年12月，國家發改委等部門《關于推動平臺經濟規范健康持續發展的若干意見》，將平臺經濟界定為“以互聯網平臺為主要載體，以數據為關鍵生產要素，以新一代信息技術為核心驅動力、以網絡信息基礎設施為重要支撐的新型經濟形態”。平臺經濟可以劃分為：“提供產品和勞務交易的中介服務”的供需平臺、“各類搜索引擎和社交媒體”的廣告平臺、云平臺和工業平臺。供需平臺和廣告平臺是平臺經濟的最主要形式。“平臺作為交流和貿易等活動的媒介，聚集了大量與公民權利、國家安全、社會發展密切相關的基礎性數據，涉及廣泛的公共利益，具有公共物品的屬性。但平臺企業憑借資本投入，私人占有平臺和用戶數據的使用權”（吳文新、江永杰《另一種“混改”：以公有制破解平臺經濟的難解之題》，《政治經濟學研究》2022年第3期），平臺聚集了與公民權利、國家安全、社會發展密切相關的基礎性數據，直接“涉及個人信息和公共利益的數據”，但是被平臺企業長期違規“持有、使用、獲取收益”，由此造成著嚴重的經濟社會發展失衡。

從拼多多、阿里巴巴、美團等“提供產品和勞務交易的中介服務”角度，供需平臺經濟的形成“以網絡信息基礎設施為重要支撐”，網絡信息基礎設施以及支撐其快遞運營的交通便利基礎設施，屬于國家財產來源，必然涉及“公共利益”。供需平臺“以數據為關鍵生產要素”，數據信息形成于14億人民的參與互動。尤其，中國平臺經濟得以快速發展的突出優勢在于居住環境的聚集，居民聚集優勢形成于居民房產購買，屬于人民財產來源。由此可見，供需平臺所使用的數據無須質疑屬于“涉及個人信息和公共利益的數據”，平臺企業不具備“依法依規享有持有、使用、獲取收益的權益”的資格，因為“數據產權的獲得是建立在公有制度政策紅利基礎上、平臺企業與民眾在交易‘數據'時共同創造的，公共屬性是大數據要素最根本的屬性”（侯曉東、程恩富《基于產權視角的平臺經濟反壟斷治理研究》，《管理學刊》2021-02）。

從騰訊、字節跳動、網易、百度等“搜索引擎和社交媒體”角度，廣告平臺經濟運行過程中，消費者個人的行為所生成的數據，以一種無形的方式融入平臺經濟生產過程，成為“產消型數字勞動者”。“產消型”數字勞動的一個典型例子是在社交媒體平臺和短視頻平臺上用戶生成的內容，如發布視頻、照片、評論等。這些內容不僅豐富了平臺的內容庫，而且成為平臺吸引其他用戶和廣告商的重要資源（湯蘊懿、曹渠寧《平臺經濟促進共同富裕的機制分析與路徑優化——基于平臺數字勞動的微觀視角》，《上海市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24年第3期）。無須質疑，“產銷型”數字勞動才是平臺經濟生產資料的根本組成，而生產資料歸誰所有，是所有權歸屬的本質。廣告平臺的所有權以國家網絡信息為基礎，由數字勞動者共同創造，平臺資本只起到了基于資本獲利的客觀推動作用，所有權主體必然屬于國家和全體人民。但是，由于一直未能及時“界定數據生產、流通、使用過程中各參與方享有的合法權利”，最終生成的數據及數字商品由平臺資本長期獨占。

平臺經濟的價值是由用戶共同創造，絕對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私域，也絕對不可以由平臺企業長期獨占。從西方法學角度，平臺經濟具有準公地性質。公地是指具有非競爭性、非排他性的公共資源聚集的地方，其中每位成員都享有對公共資源的使用權。平臺企業依靠資本的先期投入，利用算法技術一方面獲得巨大收益和數字資源，另一方面加強對勞動者的“控制”。但是，“互聯網時代的基建資源價值不是僅由投資人創造的，使用者也參與創造了生產過程和產品形式。如果否認這一點，公地悲劇便可能演化為公地鬧劇，即少數投資人不合理地占用和支配具有公共性質的基建資源”（鮑勇劍《共同體經濟學：基建資源的治理原理》，《清華管理評論》2020年7-8期）。尤其，參照土地終極所有權理論，公地所有權在土地產權結構中處于核心地位，土地所有權主體具有唯一性和鮮明的排他性。土地終極所有權只能屬于國家。

我們進一步從西方法學“公地效應”，轉向中國法學“荒地開墾”確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九條“礦藏、水流、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等自然資源，都屬于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規定屬于集體所有的森林和山嶺、草原、荒地、灘涂除外”，荒地必然屬于國有或集體所有，為了鼓勵荒地開墾，根據《土地管理法》第41條“開發未確定使用權的國有荒山、荒地、荒灘從事種植業、林業、畜牧業、漁業生產的，經縣級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批準，可以確定給開發單位或者個人長期使用”。依據“荒地開墾”確權法理，平臺經濟所有權必然屬于國家或“全體數據用戶”組成的集體，雖然經過依法批準可以給開發單位或者個人長期使用。但是，國有資產的使用需要繳納“國有資產歸母利潤”，“全體數據用戶”組成的集體需要共同分享平臺經濟利潤。

平臺企業超高的市場估值，來源于全體用戶創造的大數據，那些通過數據平臺企業上市不勞而獲的股東，出賣的實際是“全體用戶共同創造”的大數據，股權所得已經屬于完全的“非法侵占全體用戶權益”，必須從平臺企業中“萃取”出“全體用戶共同創造”的價值返還給全體用戶。尤其，平臺經濟固有的壟斷性特征，決定了如果平臺經濟屬于私有必然產生系統性貧富分化，必然違背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本質屬性。由于平臺企業具有系統性、壟斷性及覆蓋性特征，“只要平臺企業是公有的，哪怕普通企業都是私有企業，這個經濟也是社會主義；反之，只要平臺企業是私有的，不論普通企業是什么所有制，這個經濟就是資本主義”（趙燕青《平臺經濟與社會主義：兼論螞蟻集團事件的本質》，《政治經濟學報》2021年第20卷）。數據平臺是中國“企業群落”的核心資產，必須防止平臺企業私有化必然導致的不可逆的貧富分化，必須防止平臺企業被私人資本所挾持。

無須質疑，從法理意義上平臺經濟歸屬國家和全體人民，但是，卻長期被平臺企業非法占用，無償占有全體用戶共同創造的數字勞動價值，無償利用政府提供的數字基礎設施獲得超額利潤和數據壟斷收益。平臺經濟的突出特征是零邊際生產成本與規模報酬遞增，即達到一定規模邊際成本下降為零，規模報酬卻不斷增加。“所謂‘平臺壟斷’，是指平臺經濟中普遍存在的‘贏家通吃’現象可能演化為少數壟斷平臺長期維持‘通吃贏家’地位，對良性市場競爭和消費者福利造成損害。”（熊鴻儒《我國數字經濟發展中的平臺壟斷及其治理策略》，《改革》2019年第7期）由此，資本越來越集中于少數互聯網平臺企業，少數壟斷平臺企業憑借對大數據、信息技術、金融資本私有占用權，長期“贏家通吃”。平臺經濟長達10-20余年發展，在實現盈利期便應同步繳納國有資產歸母利潤，尤其當邊際成本下降為零、規模報酬不斷遞增時，必須在繳納正常稅收的同時，繳納本應屬于國家和全體人民財產的巨額歸母利潤。

受新自由主義錯誤思想影響，平臺經濟長期“去勞動關系化”，包括1750萬貨車司機、700萬網約車司機、500萬達人、500萬外賣員、400萬程序員、300萬快遞員等高達2億的平臺經濟用工，除了京東、順豐等平臺企業始終以企業社會責任擔當足額繳納勞動者社會保險外，其余均以勞務、居間、眾包等“去勞動關系化”方式，將勞動者基本報酬組成占比達20%的“五險一金”盤剝侵占，將近2億人60歲后的賣命錢轉化為“中國富豪幫前6平臺富豪占5”的財富來源，而且造成社保當期支付嚴重不足，依靠劃撥1.68億國有資產彌補社保不足（見截屏1），間接性轉為平臺私有者的財富來源。

【截屏1】

平臺企業占有屬于國家和全體人民的公有財產，以“去勞動關系化”造成社保間接轉化為平臺企業私有財富的同時，規避《勞動法》第三十六條“國家實行勞動者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8小時、平均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44小時的工時制度”及第四十四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單位應當按照下列標準支付高于勞動者正常工作時間工資的工資報酬：（一）安排勞動者延長時間的，支付不低于工資的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工資報酬；（二）休息日安排勞動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補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資的百分之二百的工資報酬；（三）法定休假日安排勞動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資的百分之三百的工資報酬”，使眾多平臺員工工作時間長達12-16小時，而無任何加倍工資。尤其，通過“算法”無限制壓榨降低小時工作收入。“算法”作為異化的工具對大量數據進行訓練，引導甚至支配平臺經濟的市場走向，致使“中小微”平臺企業、個體勞動者、消費者用戶在大平臺企業面前利益嚴重受損。

本屬國家和全體人民共同所有的公有平臺，被私有平臺企業長期占用，形成無序壟斷競爭傾銷，即使在阿里巴巴以違反《反不正當壟斷法》被國家市場監管總局罰款182億之后，美團依然以對餐飲與外賣員的雙向盤剝，拼多多依然以“9塊9”“僅退款”等內卷壓價，繼續沖垮實體個體工商經濟和中小制造企業。在平臺銷售的壓迫下，中間商直接被消滅，工廠直接對接平臺。在平臺的誘迫下，制造商無底線低價銷售，大量工廠因無利潤而倒閉，平臺將財富集中到極少數人手中，與頭部商家和壟斷性工廠形成經濟寡頭，造成社會財富分配嚴重不公。普通日益嚴重地面對失業，失去消費購買力，經濟發展失去活力。同時，政府稅收失去稅源，已經成為“2022年底，31個省市區總的債務余額達到34.94萬億，相當于平均每個省（市區）負債1.13萬億”形成的重要根源之一（見圖1）。

【圖1】

基于國家基礎設施和全體用戶共同創造，公有屬性是平臺經濟的固有屬性，必須堅持平臺經濟社會主義公有制屬性，從明晰產權視角對平臺企業所依賴的全民所有資源和經營權邊界進行監管。平臺經濟到了必須理直氣壯收歸國有，實現“以人民為中心”的有序發展階段。2022年11月1日《促進個體工商戶發展條例》實施，著力推動已達1.19億戶、占經營主體總量67.4%的個體經濟發展。第25條突出對平臺經營的規范：“國家引導和支持個體工商戶加快數字化發展、實現線上線下一體化經營。平臺經營者應當在入駐條件、服務規則、收費標準等方面，為個體工商戶線上經營提供支持，不得利用服務協議、平臺規則、數據算法、技術等手段，對平臺內個體工商戶進行不合理限制、附加不合理條件或者收取不合理費用”。

自9月1日起，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網絡反不正當競爭暫行規定》將正式施行。第六條“平臺經營者應當加強對平臺內競爭行為的規范管理，發現平臺內經營者采取不正當競爭方式，違法銷售商品、提供服務，或者侵害消費者合法權益的行為，應當及時采取必要的處置措施”。平臺經營者如果是平臺私有者占有，基于“資本趨利性”特征，將難以真正落地實施。只有能夠代表國家和全體人民的平臺國企基于“國家功利性”特征，才可能依法掌控和使用。平臺經濟到了必須收歸國家和全體人民所有，“平臺國企依法掌控和使用，其他企業依法有償使用”之時。同時，基于平臺經濟長期私有侵占國家和人民資產，造成的經濟社會破壞性，根本性扭轉“中國富豪榜前6名中平臺巨頭占5”、“整個餐飲行業虧損美團日進1.49億”等經濟失衡狀態與貧富分化狀況（圖2），依照國家法律法規應跟進如下具體措施。

【圖2】

1. 確立平臺國有性質，補繳國有資產歸母利潤。按照《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管理辦法》規定，國有資產歸母利潤應以“不低于30%的比例上繳利潤收入”，補繳國家、上交國庫。這是不容回避的必須承擔的法規責任。平臺經濟無論從形成過程還是從法理特征，所有權屬于國家和全體人民，必須由國家管理，投資開發的平臺企業可以擁有優先有償使用權，但在實現盈利期便應同步繳納歸母利潤，尤其當邊際成本下降為零、規模報酬不斷遞增時，所產生的巨額年度利潤以“不低于30%的比例”的歸母利潤上交國家，是法不容辭的規定。

2. 嚴查開曼群島注冊合規性，補繳應交的國家稅收。開曼群島是世界第四大離岸金融中心，由此成為避稅天堂。1961年開曼群島頒布《公司法》，將開曼群島設為免稅地區，公司稅、個人所得稅、資本利得稅等稅收全部免除。由此出現11個平臺企業營業總額40923億元，納稅總額591.741億元，納稅總額不及華為一個企業的65.5%；納稅占營收比1.4458%，僅為華為的1/10（見表3）。平臺經濟是國家基礎設施和14億人民共同創造的公有數據價值，理應為國家和全體人民創造基于現代科技的豐厚稅收，卻以私有占用開曼群島注冊避稅。是否具有合規合法性，值得整個法學界討論。如果不具有合規合法性，必然要補繳屬于國家和全體人民的稅收。

【表3 2022年華為與中國知名互聯網公司納稅額對比】

3. 針對平臺經濟社會性沖擊，補繳經濟負溢出稅收。溢出效應指一個組織在進行某項活動時，不僅會產生活動所預期的效果，而且會對組織之外的人或社會產生正向或負向影響。壟斷平臺企業憑借對大數據、信息技術、金融資本私有占用權，長期維持“贏家通吃”地位，對良性市場競爭和消費者福利造成巨大損害。尤為，對民生實體經濟構成嚴重沖擊，對中小微制造企業產生嚴重壓價內卷……平臺經濟造成的經濟負溢出，必須要承擔負溢出補償性稅收。

4. 擯棄“去勞動關系論”，補繳社保補發超時工資。勞動關系是勞動者與勞動使用者之間建立的基本關系，新自由主義極力倡導“自由化”“去政府干預論”而形成“去勞動關系論”，造成2億平臺從業者90%以上失去五險一金，不僅犧牲勞動者60歲以后保命的錢和未來社會的潛在不穩定，同時社保當期支付日益艱難局面必須終止，像京東、順豐一樣“絕不外包、絕不規避勞動者社會保險”，同樣是每一個平臺企業義不容辭的法律責任。勞動者8小時超工作時間，必須根據《勞動法》獲得1.5倍、2倍、3倍工資，“算法盤剝”到了必須扔進恥辱的歷史垃圾堆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