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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認識儒學及儒家文化

梅榮政

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巨大成就，同時社會發展又面臨諸多問題的新階段，一些“大陸新儒家”主張全面復興儒學，以儒學思想為核心重建中國人的精神家園，用儒家的政治智慧和指導原則來轉化中國的政治現實，“用儒學取代馬列主義”、“儒化共產黨”。這就提出了在中華民族探尋復興、發展之路過程中，應該如何認識儒學及其功能，如何對待儒家文化的問題。本文擬就這一問題作些探討。

一、不能放大儒學的功能

“大陸新儒家”主張全面復興儒學，其中一個重要的理由是，當代中國在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出現了信仰缺失，精神空虛，社會道德水平整體下滑，人們行為失范，人際關系緊張，人與自然的矛盾凸顯等問題，而這些問題是現代工業文明自身不能克服的，只能通過全面復興儒學方可解決，儒學是當今中國的濟世良藥。那么，儒學果真有如此強大的功能嗎？

儒學在西漢漢武帝時期被改造成為封建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取得了獨尊的正統地位。在漫長的封建時代，儒學為適應、滿足封建專制統治的需要，不斷豐富和發展，出現了一些新的理論形態，如理學、心學等。同時在封建專制政權的推動甚至強制下，儒學的思想內容逐漸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形成了以儒學為理論基礎的文化形態。總體看，經過歷代儒家改造和發展的儒學，在社會整體層面，主張與民言服從，與君言仁政，追求構建等級分明、秩序穩定，君主百姓各守本分的等級社會；在社會個體層面，它主張人應遵守三綱五常，要“克己復禮”，要塑造有仁愛之心、有責任感、忠順誠信的人。儒學在我國封建時代發揮了三大功能：其一，儒學在政治上主張“大一統”，宣揚“君權神授”，這有利于專制主義中央集權，也利于維護國家統一，為封建專制主義統治提供理論支撐；其二，儒學倡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內圣外王”思想，為社會提供了統一的價值觀，有利于在全社會形成共識;其三，儒學提出“禮、仁、忠、孝、信、義”等一系列行為規范，協調社會生活中的人際關系，維護社會秩序，有利于實現社會穩定。概括而言，儒學在中國封建社會顯示出其鮮明的闡釋性價值和建構性價值。

應該看到，即使是在封建時代，儒學的功能也是有限的。作為封建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儒學既不能阻止和解決各王朝出現土地兼并、貧富分化、政治腐敗等問題，護佑封建王朝幸免覆滅，對封建君主和官僚個人也沒有根本的約束力，中國歷史上昏君暴君、貪官污吏不可勝數。北宋程顥、程頤對儒學進行創新，興“義理之學”，到南宋時期朱熹繼承二程，又獨立發揮，集理學之大成，突出儒學控制社會的功能，可羸弱的南宋不能抵擋蒙古人的金戈鐵馬；明中葉王陽明把儒學發展到心學階段，格外重視倫理觀念和個人的道德修養，要“破人心中賊”，以應對官宦之間爭權奪利和此起彼伏的農民起義，卻造成了整個士人階層清談道德、不務實事的風氣，相當部分官僚缺乏應有的政治能力；清朝時期儒家的獨尊地位勝過漢武時期，官學、私學都以儒學為主，被高度“儒化”的大清王朝卻日益走向政治腐敗、軍備廢弛和思想沉寂的境地。

細數中國封建朝代，最強盛的時期與儒學地位的尊顯并不對應。如：漢代前期的盛世，所尊奉的是黃老學說，儒學并無地位。唐代達到中國歷史上的鼎盛時期，李唐統治者以老子后人自居，大揚道教，立道教為國教;對于民間盛信的佛教，統治者往往出于政治考慮，或揚或抑。唐朝統治者也尊重儒學，利用儒學治國。但總體上唐代是儒、釋、道并立，儒學并不占絕對優勢。可見，儒學與封建王朝的強盛并無直接的聯系。

到了近代，當人類不可阻擋地由傳統農業文明邁向工業文明時，當中國遭受來自西方工業文明強國的入侵和掠奪時，儒學作為官方意識形態，不僅不能認識、解決當時中國面臨的問題，而且無法在理論上回應西方列強的入侵和西方文化的傳入。維護社會倫理和封建專制制度的“三綱五常”，控制社會的“天不變道亦不變”觀念，反而成了維新革命、探索民族出路的思想障礙。

歷史是一面鏡子。既然儒學在中國封建時代不能解決王朝的長治久安問題，也不是王朝興盛的必要條件，在近代不能解決中華民族獨立、國家領土完整和安全問題，不能引導中華民族維護獨立、實現富強。那么時至今日，在經濟全球化趨勢加快，科學技術進步日新月異，世界各國綜合國力的競爭更加激烈復雜，中國已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正快速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條件下，儒學就更不能解決當下中國面臨的問題。

認識儒學的功能和價值應有辯證的態度，不能片面夸大。這是因為：其一，從儒學內容看，它主張“內圣外王”，重視道德教化和人的自我修養，這可以在一定時期內發揮協調人際關系，實現社會穩定的凝聚功能和整合功能。但是，儒學重人倫輕自然、重道德輕工藝、重農輕商、重義輕利等，在追求物質財富的增長和生產效率方面，難以滿足人類社會的需求；它特別強調維護統治者的權力和利益，維護等級制度，為統治者的權力和利益不斷膨脹提供理論依據，有利于統治階級權力和利益的強化，導致社會兩極分化愈演愈烈，直至社會動蕩，王朝衰落。同時，儒學關注自身“道統”而形成的排他性，維護既有秩序而反對改革、變遷的保守性，使它無法面對新形勢，解決社會矛盾。古人云：治世道，亂世佛，由治入亂只是儒。此話道出了儒學功能的局限。其二，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社會存在是社會意識的根源，社會意識是社會存在的反映，所有社會意識都對社會存在具有依賴性。雖然社會意識具有相對獨立性，具有不同于經濟生活的獨立表現和形態，具有相對獨立的發展過程和內在規律，對社會存在有巨大的反作用。但是這種反作用發揮的程度和效果，往往受制于社會存在。“只有經濟發展、政治清明，整個國家才能強大安定。文化只有在經濟起基礎性作用和政治制度優化的條件下才能發揮它的最佳作用”。儒學雖長期在封建社會思想文化領域處于支配地位，但它在封建社會各個朝代產生的實際功效，卻受到社會經濟狀況、政治狀況的制約，其理論內容也隨著政治格局、政治關系的變化而調整。

“大陸新儒家”并非不了解中國的歷史，不了解儒家學說的實際功能。他們之所以要放大儒學的功能，其最終目的并不在于弘揚和振興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也不是要用儒家文化中的積極因素回應中國現代化中的問題，以維護當代中國社會穩定，而在于反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政治追求。

二、全面復興儒學不符合歷史的潮流

馬克思曾指出：“一切依次更替的歷史狀態都只是人類社會由低級到高級的無窮發展進程中的暫時階段。每一個階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對它發生的那個時代和那些條件說來，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對于它自己內部逐漸發展起來的新的、更高的條件來說，它就變成過時的和沒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讓位于更高的階段，而這個更高的階段也要走向衰落和滅亡。” 歷史與認識是一樣的。任何文化都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當它存在的歷史條件發生改變時，它要么是順應歷史條件的變化，吸收新的文化元素，創造出新的理論和新的形態，要么讓位于其他的文化，自己成為一種遺產。如果一定要與時代發展對立，其結果必然是被歷史潮流拋棄。

1. 20世紀復古興儒的結局

“大陸新儒家”宣揚的全面復興儒學，不過是重彈老調。在辛亥革命之后，試圖恢復儒學主流意識形態地位的言論和行為一再出現，但終因違背歷史潮流而被歷史否決。辛亥革命后，袁世凱竊取革命成果，為復辟帝制，掀起了一股“尊孔復古”的逆流。1912年9月、1913年3月袁世凱先后頒布《整飭倫常令》《通令尊崇孔圣人》等，頌揚儒學放之四海而準，提倡禮教。曾經倡導維新運動和變法的康有為并沒有隨著歷史進步而前進，他醉心于恢復大清帝國，擔任孔教會總會長，公然攻擊辛亥革命和共和政體，聲稱“自共和以來，禮樂并廢，典章皆易，道揆法守，掃地無余”，于1916年上書北洋政府，要求定孔教為國教，并“編入憲法，復祀孔子之拜跪明令”。這無疑是助紂為虐，為袁世凱復辟帝制鼓與呼。一時間，尊孔復古的組織涌現，春丁祀孔、秋丁祀孔等活動也不斷興起，弄得沸沸揚揚。但是，辛亥革命已經在中國人心中樹立起民主、共和的理念，袁世凱恢復帝制的倒行逆施，激起了資產階級革命派、進步的知識分子和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最后袁氏不得不放棄稱帝夢想。康有為受到思想界的普遍譴責，指責他要求載入孔教為國教的憲法，是“陳腐死人之憲法”、“荒陵古墓之憲法”、“護持偶像權威之憲法”。陳獨秀說：“康先生電請政府拜孔尊教，南北報紙，無一贊同者；國會主張刪除憲法中尊孔條文，內務部取消跪拜禮節，南北報紙，無一反對者。而原書一則曰‘當道措施，殊有令國人駭愕者’。再則曰‘國務有司所先行，在禁拜圣令，天下駭怪笑罵！’吾知夫駭愕笑罵者，康先生外寧有幾人？烏可代表國人，厚誣天下？” 梁啟超不無嘲諷地講，他的老師康有為由一個歷史巨人蛻變為一個歷史侏儒。

從1915年開始，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深刻反思辛亥革命的失敗教訓，認識到必須從文化思想上沖擊封建思想和封建意識，改造被儒學馴化的國民性，方可求得民族復興與富強，發起了新文化運動，倡導“民主”與“科學”。辜鴻銘、林琴南、劉師培等文人，竭力維護儒學，為封建倫理道德進行辯護，掀起了一股復古主義的潮流。他們指責新文化運動“功利倡而廉恥喪，科學尊而禮義亡，以放蕩為自由，以攘奪為責任”，科學、功利、自由和競爭都是壞東西。主張讀經尊孔，擁護帝制，在堅持“國性”、“民族性”、“國粹”、“國學”的旗號下力倡復辟。但是，時代的進步，民族求強的要求，標明了封建復古主義的落后。在新文化運動斗士們的尖銳批判中，復古主義在思想領域失去了市場。

20世紀30年代，中國又出現了尊孔復古的高潮。蔣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權后，明確主張以“禮義廉恥”為立國之本。1929年國民政府頒布《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指明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為國民道德的教育內容；1931年南京國民政府明令全國各學校在禮堂和公共場所懸掛書有“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字的匾額；1934年國民黨中常會通過有關祭祀孔子的決議，國民政府開始推行“新生活運動”，提倡尊孔讀經，要求把禮義廉恥落實到每個人的衣食住行。“新生活運動”的推行是基于“攘外必先安內”的考慮，是為了配合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村根據地和工農紅軍的軍事圍剿。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一書中，聲稱“中國固有的人生哲學，經孔子的創導、孟子的闡揚、漢儒的訓釋，自成為崇高的體系，比之于世界上任何派別的哲學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國民政府的支持下，新儒家們積極著書立說，一批文化保守主義者在1935年發表了《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認為近代以來的幾次文化運動，特別是五四新文化運動“輕視了中國空間時間的特殊性”，導致了中國文化的失落，提出要按照“不守舊，不盲從，根據中國本位，采取批評態度，應用科學方法，來檢討過去，把握現在，創造將來”的原則建設中國文化，但實際上仍是堅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對于這股復古潮流，艾思奇、老舍、沙汀、李公樸、周建人、郁達夫、胡繩、陳望道、葉圣陶等進步人士聯合簽名發表《我們對于文化運動的意見》，旗幟鮮明地指出，復古運動不會有前途。假如讀經可以救國，那么“戊戌維新”、“辛亥革命”就沒有必要了；復古運動發展的結果將是一服毒藥，對于民族的前途，絕對沒有起死回生的功效。魯迅一針見血地指出，復古尊孔者不過是拿孔子當“敲門磚”，但是時代不同，這些人必然要失敗，還連帶孔子“陷入了悲境”。的確，尊孔復古沒有為鞏固蔣介石獨裁政權發揮什么功效，在人民革命的風暴中蔣介石獨裁政權遭到覆滅。歷史在此作出了結論：違背社會歷史進步潮流的思想和行為，其前景只能是失敗。

2. 在當代中國全面復興儒學毫無可能

在當代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階段，全面復興儒學是完全不可能的。這是因為：

第一，全面復興儒學的經濟基礎已不復存在。作為上層建筑的文化是特定時代經濟形態或經濟基礎的反映。儒家文化是農業文明的升華和凝結，基于土地私有制的小農經濟是其經濟基礎。近代以來，隨著完成工業革命的西方列強入侵中國和國內商品經濟的發展，中國的小農經濟日益喪失發展的時空。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我國確立了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在農村是公有制下的集體經濟。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步確立起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農村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仍然屬于集體經濟范疇，農民生產主要不是滿足個人和家庭的生活需要，而是與市場相聯系。中國農村的城市化進程已經開始，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已經向工業和城市轉移。雖然目前在農村中還保留了一些小農經濟生產的特點，以小規模的一家一戶進行經營和生活，但與傳統意義上處于封閉自足狀態的小農經濟是截然不同的。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何談復興儒學？

第二，全面復興儒學的社會基礎已經喪失。儒家的倫理觀念、政治理想和人格理想都是與宗法小農的社會生態聯系在一起的，封建宗法關系是儒學存在的社會基礎。隨著中國社會制度的變革，生產力的發展和現代化的推進，無論是國家構成、鄉村管理，還是家庭組織，人的生活范圍和生活方式，都已向著現代社會發生了適應性變化。盡管封建宗法觀念在人們思想中還有一些殘余，但是今日中國的整個社會面貌，與封建社會有根本的區別。傳統儒學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社會生態已經不復存在。

第三，全面復興儒學的許多思想內容與中國的社會發展取向相抵觸。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是要使中國走向富強、民主、文明和和諧。但是傳統儒學中許多思想內容與現代社會發展要求相抵觸。儒家的“家齊”、“國治”、“平天下”的政治理想，是實現生產力低水平下的農耕社會的穩定、民眾安居樂業。儒學堅持倫理中心原則，不重視社會財富的創造，不重視生產力的發展和技術的進步，這不符合中華民族實現復興的根本要求;儒學承認并維護不平等的社會制度，把“天道”、血統、賢人視為國家權力的來源，宣揚“君權神授”，其鮮明的專制偏好既與資本主義的民主、平等觀念相違，又與中國積極發展社會主義民主、追求人民當家作主相悖;儒學強調人對封建制度的馴順與盲從，造成人失去自覺意識的奴性、安于現狀的心態和創造力的匱乏，這種心態和性格品質也不能成為現時代人的基本精神品質；儒學主張統治者依照“禮”所確定的社會等級次序關系和名分規定來治理國家，把天下太平寄托在明君的修身養性上，這種典型的人治理論與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根本對立的，不利于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些思想內容正是儒學封建性的表現，是儒學一百多年來沉落的一個重要原因。如果按照新儒家的設想，把這些也給復興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從何談起呢？

“全面復興儒學”論無視時代發展潮流，無視世界格局和中國發生的深刻變化，脫離中國人民的意愿和要求，根本不是科學研究的結論，而是不顧歷史事實和現實狀態的臆說。

三、對待儒家文化的科學態度和原則

任何國家和民族的文化發展，離不開對自身文化傳統的繼承和吸收。馬克思主義者根據歷史辯證法的發展原則，既一貫反對把傳統文化與社會主義文化對立起來的觀點，反對歷史虛無主義，也反對對傳統文化不加鑒別和改造，脫離時代環境和現實狀態的照抄照搬。列寧曾經深刻地指出：“共產主義是從人類知識的總和中產生出來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這方面的典范。” 他又指出：“當我們談到無產階級文化的時候，就必須注意這一點。應當明確地認識到，只有確切地了解人類全部發展過程所創造的文化，只有對這種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設無產階級的文化，沒有這樣的認識，我們就不能完成這項任務。無產階級文化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那些自命為無產階級文化專家的人杜撰出來的。如果硬說是這樣，那完全是一派胡言。無產階級文化應當是人類在資本主義社會，地主社會和官僚社會壓迫下創造出來的全部知識和規律的發展。” 正是這樣，列寧對“臆造自己特殊的文化”的做法提出尖銳的批評，認為這種做法“在理論上錯誤，在實踐上有害”。他強調“馬克思主義這一革命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贏得了世界歷史性的意義，是因為它并沒有拋棄資產階級時代最寶貴的成就，相反卻吸收和改造了兩千多年來人類思想和文化發展中一切有價值的東西。” 列寧這些名言，不僅批評了那種否認以往文化遺產的意義，企圖通過脫離實際生活的“實驗室的道路”來創造“純粹的”無產階級文化的謬論，而且說明了共產主義文化產生的前提和基礎，表明了馬克思主義者對待歷史文化遺產的基本態度。

中國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燦爛輝煌的傳統文化。對于中國傳統文化，毛澤東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指出：“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對于這些，我們還是小學生。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繼承這一份珍貴的遺產。” 他強調不能忽視中國文化遺產的價值，主張對中國文化遺產既不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利用，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并蓄。” 他總結中國近代史上的“古今中西”文化論爭，提出中國要建立“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文化。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明確提出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態度和原則是“古為今用”“去粗取精、去偽存真”。

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人繼承毛澤東的思想成果，始終強調對傳統文化辯證分析，尊重和弘揚優秀文化傳統。鄧小平曾明確指出要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江澤民強調，中華民族是有悠久歷史和優秀文化的偉大民族。我們的文化建設不能割斷歷史。對民族傳統文化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并結合時代的特點加以發展，推陳出新，使它不斷發揚光大。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團結奮進的不竭動力。要全面認識祖國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使之與當代社會相適應、與現代文明相協調，保持民族性，體現時代性。”習近平總書記也曾明確指出，“中華文明是革故鼎新、輝光日新的文明，靜水深流與波瀾壯闊交織。連續不是停滯、更不是僵化，而是以創新為支撐的歷史進步過程。中華民族始終以‘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不斷創造自己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作為最繁榮最強大的文明體屹立于世。中華文明的創新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的進取精神，決定了中華民族不懼新挑戰、勇于接受新事物的無畏品格。”這些論述闡明，中國優秀文化傳統是中華民族先輩留下的豐厚文化遺產，也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深厚源泉；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以中國優秀文化傳統為源泉的文化創造，不能割斷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天然聯系，而要充分利用傳統文化的豐富資源，弘揚傳統文化中的優秀因素，以此構筑中國社會主義文化的特色。對待傳統文化的兩種極端態度，即虛無主義或取消主義的態度，全盤肯定、全盤承襲的態度，都于傳統文化在現代社會條件下的發展和延續不利。

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和核心。在儒家文化中，既有作為封建專制主義意識形態，維護封建統治、維護小農經濟生產方式和愚弄控制百姓的方面，也有關于國家治理的民主因素，關于人與自然的生態智慧和關于個人修身的道德哲理，精華與糟粕并存，良莠混雜，瑕瑜互見。因此，對于歷經久遠、內容豐富、思想意蘊深刻復雜、表現形式多樣的儒家文化，必須結合其內容和歷史作用進行具體分析。既不能因歷史上它與農業經濟、封建制度和家族社會密切聯系，其理論基礎——儒學是封建王朝的官方哲學，簡單地把它斥為封建文化，忽視其中的積極因素，更不能不作分析和辨別地把其中具有封建性、落后于現時代的內容搬用到現在，甚至把封建糟粕當作中國傳統文化精華鼓吹宣揚。

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中，要充分利用儒家文化這一龐大的資源庫。要在學習和研究的基礎上，對儒家文化中那些契合時代發展要求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方面，包括優秀價值原則、道德要求，進行吸收和轉化，使其成為社會主義價值體系的泉源。要弘揚儒家文化所倡導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剛健有為精神，“鞠躬盡瘁，死而后已”“舍生取義”的奉獻精神，“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的歷史使命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獨立人格以及“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的憂患意識，天下統一的思想，“君子和而不同”的包容氣度等，發揮儒家文化在抗拒個人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調節人與自然的關系、人際關系和人的心身修養方面的積極作用；對于一些為維護封建統治的治國思想和道德要求，可以剝離其封建性，萃取其中的積極因素，使之成為社會主義文化的思想資源。如民本思想、重農思想，等等。儒家學說中“民本”根本上不是以百姓為本，要求封建統治者執政為民，而是從封建統治長治久安的角度，告誡統治者重視民情，不要把老百姓推向“不得不反”的境地；重農是為了維護小農經濟以及構建其上的社會結構，維護封建社會的秩序，其本意不是尊重和滿足農民的利益要求。但是這些內容，可以在剔除其封建性質之后，轉化為人民利益至上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念，轉化為重視我國農村建設、農業發展和農民生活改善的政治智慧；對于儒家文化中與現代社會發展沖突，與社會主義制度要求和價值追求相抵觸的封建糟粕，如“三從四德”、人治理念，等等，應該進行批判，并要防止這些方面借弘揚優秀文化傳統之機復燃，影響人們的思想。

總之，堅持“古為今用”“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繼承儒家文化中的一切優秀因素，批判地吸收和利用儒家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否定摒棄其中的封建糟粕，這是對儒家文化的尊重，也是對文化的辯證發展法則的尊重。

（作者系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二級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第二版）》第一首席專家；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紅色文化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