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政治工作是我軍的生命線。但仍有同志認為政治工作不管用,這是十分錯誤的認識。政治工作不是不管用,而是持這種觀點的同志不會用。
老航校建校初期曾發生過“敬禮風波”、“罷飛風波”和“回國風波”。讓我們看看,老前輩是怎樣通過政治工作解決問題的。
1、敬禮風波
當年的學員都是打過仗的,一見到日本人就分外眼紅。尤其是看到昔日的敵人變成了自己的老師,他們從感情上很難接受。又看到日本教員吃大米、白面,而他們吃高粱米、玉米碴,日本教員住好房子,他們住破房子,他們想不通,發牢騷說:“我們是在戰場上一刀一槍將你們打敗的。你們如今當了俘虜,還這么牛!” 航校還規定,學員見到自己的教官時,要敬禮。上課要敬禮,上飛機前要敬禮,在路上相遇了,還要敬禮。這敬禮的對象,很多是日本法西斯訓練出來的前侵略軍------今天的手下敗將。 對這個規定,少數學員在思想上扭不過彎來,始終不給日本教員敬禮。在這些學員的鼓動下,拒絕向日本教員敬禮的人越來越多。 事情鬧大了,王弼政委知道后親自出面給學員搞教育。 王弼政委見大家都撅著嘴、黑著臉、不吭聲,就笑著說:“既然大家都不講話,就先提個問題,請同志們回答。現在這些日本人,是我們的敵人,還是我們的朋友?" 學員們感到出乎意料,但仍是一片沉默。 王政委收回笑容說:“好啊,你們不回答,我來回答。現在的這些日本人,是我們的朋友。他們和‘掃蕩’時的日本人,有本質的區別。” “科學技術是無國界、無階級性的。壞人掌握了它,可以危害人民;而無產階級掌握了它,就可為人類造福。” “我們現在缺什么?缺空軍啊,缺掌握航空技術的人才。我們的陸軍所向披靡,打得敵人聞風喪膽。如果我們再有了空軍,那不是如虎添翼嗎?同志們都愿學習航空技術,可誰來教我們?現在好啦,現成的,人家日本人愿意教我們,多好的機會啊!要把眼光放遠點兒,不要只看到眼前這么一小點點兒,不要去斤斤計較這些小事兒嘛!再說,你給人家敬個禮,人家不也還你一個禮?你也不吃虧嘛!" “哈哈!"隨著發自內心的笑聲,大家的情緒,被王弼政委親切、誠懇、幽默的啟發打消了。 常乾坤校長、王弼政委 2、罷飛風波 建校初期,日本教官很少與學員們交談。他們受日軍嚴格的等級制度影響,強調下級絕對服從上級,上級完全有批評、打罵乃至處置下級的權力。始終保持一副嚴肅莊重的態度,以維持教員的尊嚴。一下課,他們就走出課堂,從不與學員們交談課外之事。 在飛行教學中,由于語言不通,學員文化基礎差、領會慢,教學效果不理想,一些日本教管就用粗暴的態度對待學員,甚至在空中,利用聯動裝置,在后艙用駕駛桿打前艙學員的腿,打得青腫淤血,引起了學員的強烈反感。 有一天,飛行乙班有位學員動作沒做好。飛機落地后,日本教官下了飛機就劈頭蓋臉地大聲責罵,并不容分辨和認錯,懲罰這個學員繞機場三角地段跑兩圈。 “這不是繼續把我們當亡國奴嗎?”學員們心中壓抑多時的憤怒,瞬間爆發了! “你小鬼子蹂躪東北14年,欠下的血海深仇還沒跟你清算呢,還想騎在我們頭上逞威,天下哪有這樣的道理?不聽他的,不要跑圈。我們寧可不飛,也不能忍受如此奇恥大辱!” 學員罷飛了。 當晚,王弼政委和林彌一郎主任教官就來到飛行乙班。 終究,這些全部是從八路軍、新四軍優秀干部中選拔出來的飛行學員,政治覺悟高,王政委又親自帶林彌一郎來做工作,自然是一點就通了,原諒了日本教官的錯誤。 做完學員的工作,王弼政委又委托林彌一郎和日本人工作科科長杉本一夫,來做日本人的工作。而早已知道自己錯了,也很后悔與擔心的日本飛行教官,還沒等杉本一夫和林彌一郎說話,就主動認了錯,并保證以后再也不會犯類似的錯誤了。 以后再也沒有出現過日本教員打罵、體罰學員的問題 老航校學員在進行飛行訓練 3、回國風波與“小整風” 當時,在老航校上下還存在著各種各樣不同的想法與問題。 飛行班的學員們,對靠幾架破飛機建成人民空軍有疑慮。 機械班的學員們,認為學機械既不過癮,又打不上仗,“低人一頭”,紛紛向領導提要求、遞條子,想改學飛行。 飛行乙班(年輕人)的學員,對飛行甲班(老同志)的學員也有意見,認為讓甲班先上飛機,是“培養老頭兒飛行員”,是浪費。 中國教官也憋著一股氣。認為我們中國人不能輸給日本人,不僅駕駛技術不能輸,教學水平不能輸,甚至就連飛機也不能輸。那時,老航校的領導骨干確實都是很有本事的人,比如副校長劉善本, 是筧橋航校八期畢業生,1943年6月曾赴美航校學飛行。在美學習期間,因成績優異,并提出了改進教練機高空儀表的方案建議,曾獲技術獎2000美金,被美國航校作為教官培訓。 毛澤東接見劉善本(左) 最不服輸的莫過于教育長蔡云翔和吉翔了。1945年的10月,我們修好了第一架“隼”式戰斗機。林彌一郎提出這是日本飛機,又剛修好,危險系數太大,由他或黑田正義試飛。蔡云翔不干,他想:“這是在中國,憑什么讓你們日本人試飛?別以為我們中國人不行!”果然,從來就沒有飛過“隼"式戰斗機的蔡云翔,一次就試飛成功了。 蔡云翔(左)與常乾坤 過了幾天,黑田正義在試飛時,一時興起,在空中做出了一套特技動作。見到地面上一片叫好聲,蔡云翔擱不下臉了。黑田一落地,他就立即駕著這架飛機,做了一套更復雜的高級特技動作,做得非常漂亮瀟灑!這下,站在一旁觀看的吉翔也不干了,非要飛上一把。吉翔在空中飛得精彩,但在著陸時忘記放襟翼減速,結果沖過了 T字布,差點栽進場邊的溝里。 在東北民主聯軍航空學校時,吉翔(右)、陳靜山(中)、何健生擔任中方飛行教員 久而久之,自尊心極強的日籍人員,也在心中憋了一口氣兒! 話說這些日籍人員,大多數是為了生存才留在老航校工作的。當時,國民黨軍正向我解放區大舉進攻,我們手中的一些大中城市相繼丟失。老航校的困難急劇增加,尤其是飛機、器材和航油日益缺乏,眼看著就難以為繼,個別人喪失了信心。再加上國民黨政府開始遣送日本人回國,老航校的日本人發生了較大的思想波動,刮起了一陣“回國風”。在東安的一條街上,一到傍晚,來回走動的幾乎都是愁緒滿腹的日本人。時間一長,這條街就成了日本人的“望鄉街"。個別日本人揚言不干了,要求立即回國。 問題不少,問題不小,而且越鬧越大。 來老航校現場辦公的“東總”參謀長劉亞樓,正好了解到這些情況,立即決定:對航校開展一次“小整風。” 小整風的主要矛頭不是日本人,而是老航校的上上下下,也就是中國共產黨自己的人。對日本人,只是在航校日本人工作科科長杉本一夫的領導下,進行正面學習和“自我教育"。 部分日本教官在老航校合影 日本人工作科是航校政治部下屬機構,由來自延安日本工農學校的日本共產黨黨員杉本一夫任科長。杉本于1938年被俘,經八路軍政工領導談話、開導,學習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特別是到前線實地考察被日本軍隊燒毀的村莊,及中國百姓全家五口被殺死的現場后,他逐漸覺醒了。于是,他宣布參加八路軍,當時朱德總司令曾親自登臺向他們致敬。 整風中,老航校黨委首先認真地分析了日本人鬧“回國風"的原因,認為他們主要是對當時的形勢和困難缺乏認識,對中共的事業缺乏信心。同時,也對“通化事件"后,撤銷了所有日本人的領導職務,有不滿情緒。另外,就是生活太艱苦,盡管航校對他們的物質生活給予優待,但與以前他們在日軍的生活相比,還是比較艱苦的。 在教學中,有的中國學員因看不慣個別日本教員的管教方式,直接頂撞他們,反過來又引起日本教員的強烈不滿,他們認為:“我作為教員打你罵你都是理所當然的,現在僅僅訓了你幾句,你就敢頂撞了!這不反了天了!我這教員還能當嗎!”因而,趁遣送日本僑民之機,一些人也跟著刮起了“回國風"。 應該說,老航校黨委查找到的問題是準確的,但劉亞樓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他說:“你們分析和匯報的這些問題,統統是表面問題,統統是問題的表象。問題發生在日本教員和中國學員身上,問題的根子,卻在我們領導的身上。問題的表象,是日本教員和中國教員、學員鬧點兒情緒,不想干了,不想學了;問題的實質是思想,是思想上出了問題。首先是你們的思想,你們這些領導把自己立場、觀點擺錯了位置。林彌一郎的部隊,是侵華日軍。他們答應為我們效力,主要是由于日本戰敗,迫不得已,而非自愿,更非覺悟,怎么能拿我們共產黨的標準來要求他們呢?早在1945年底,彭真和伍修權同黃乃一談話時,就明確了我們的方針是生活上優待,人格上尊重,工作上嚴格要求,思想上盡力幫助。你們理解得怎么樣,執行得怎么樣?航校專門設了個日本人工作科,可不能只把它當一個傳話筒,只出不進!要把它當成紐帶和橋梁,要宣傳教育,要傾聽日本人的心聲:他們教我們技術,怕不怕將來被我們一腳踢開,怕不怕回國后被殺頭?怕不怕我們被國民黨打敗,捉去殺頭?老大不小的婚姻無望,苦悶不苦悶、安心不安心……” 看著聽得聚精會神的航校黨委成員們,劉亞樓話鋒一轉:“問題的根子不在日本人身上,不在教員、學員身上,而是在我們黨委身上,在于我們做領導的怎么樣去認識問題,怎么樣去解決問題。” 劉亞樓 思想高度統一后,航校黨委首先對中國的干部和學員進行了廣泛深入的教育。讓大家從過去的戰爭中看到,因我們沒有空軍,吃了日本侵略者和國民黨軍有飛機的虧。而現在,經過千辛萬苦和流血犧牲,我們好不容易才有了創辦航校的初步條件,卻缺少必要的、大批量的技術人員,而這批日本技術人員,正是我們急需的、當前不可或缺的專業人才。為什么我們不能團結他們共同工作,為創建空軍貢獻力量?按照我們的傳統,對方只要放下武器,就不再是敵人了。對他們,不應該憎恨、敵視;而應該同情、團結。經過反復的學習、討論,大家對“生活上優待,人格上尊重,工作上嚴格要求,思想上盡力幫助”的政策,開始真正理解了,并逐漸化成了自覺行動。 與此同時,老航校對日本人也開始在“思想上盡力幫助”。 首先,老航校黨委與日本人工作科的杉本一夫、西田理、老永昶等人統一了認識;然后,又在骨干中統一了認識。充分利用骨干,采取分頭負責、個別談心與公開教育相結合的方法。航校領導率先親自和林彌一郎等主任教官們分別進行談話,做通他們的思想工作,要求他們起好模范作用,不要帶頭鬧“回國風”,爭取了林彌一郎與其他幾位主任教官的認同與支持。而后再按照分工,分頭工作,向大家坦率地指明,當前日本國內政治、經濟形勢都很不好,對日本人民群眾反美軍占領、反饑餓斗爭,大家時有所聞。現在回國,并無多大好處。而老航校對日本技術人員以朋友相待,沒有歧視,要求學員尊重教員,對個別態度不好的已作了批評教育,責令改正。同時指出,教員對學員的管教方式也應改進,法西斯軍隊的管教方式是共產黨軍隊所不容許的。日本技術人員留在航校工作,不僅對中國有好處,而且航校也是日方人員學習和改造自己的好地方,對自己、對日本人民,都有好處。 日工科的杉本一夫等人,還站在更高的層面上向日本人宣傳:中國革命是為了解放窮人,日本窮人應與中國革命站在一邊。日本軍隊中的大多數人是農民和漁民出身,以“勤勞奉士"和參軍人伍為生存途徑,思想與人格被鑄造進冰冷的刀鋒。要把日本人為中共服務的意義,提高到為世界人民也為日本人民服務的高度。 為更好地在日籍人員中開展工作,經“東總”政治部批準,在航校成立了群眾組織“日本人民民主聯盟”,各飛行隊和機務隊成立了分部。然后,以日本人民民主聯盟為核心、為骨干,面向所有的日本人,廣泛地展開了思想政治工作,用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精神教育大家,使日本人逐步認識到:為航校服務,就是為中國人民服務;為中國人民服務,也是為世界人民和日本人民服務。同時,使他們逐步樹立起科學的世界觀與歷史觀。 經過“日本人民民主聯盟”的扎實工作,日本人之間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也開展起來了。曾有20年后重振日本軍國主義想法的人員,也認識到社會發展規律是不斷進步的、是不可抗拒的,歷史也是不會逆轉的。日本人民民主聯盟也向各方通報情況,有的盟員,還主動找中國人談心,爭取中國人的理解與幫助。教員與學員之間的交流也多了,師生關系、教學關系一步步開始走向融洽。有的日本人不僅參加日文版的毛澤東著作學習,還自學中文版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及毛澤東的哲學著作,努力地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覺悟和中文水平。同時,日工科還發起組織“日本覺悟聯盟”,推動自我教育、自我改造,促進日籍人員的人性覺醒,把人的尊嚴從武士道的尊嚴中剝離出來,把被動無奈的命運變成了主動把握的人生。 新民主主義論 在航校黨委的領導下,利用日本覺悟聯盟這個組織,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團結教育全體盟員及所有日籍人員,教育、帶動廣大日本教職員工努力幫助我們辦好航空學校。以后,又在航校建立了日本人的青年團組織----“民主青年同盟”,作為“日本人民民主聯盟”的有益補充,廣泛吸收和團結日本青年。許多日本年輕人,也來探詢怎樣申請參加。 考慮到這次鬧“回國風"的波及面較大,航校決定召開一次大會,對全校日本人進行一次公開教育。 在大會上,航校領導開誠布公地講清當前的形勢和困難,擺事實、講道理,說明中國共產黨、八路軍是完全對得起他們的,而他們鬧“回國風”對不起航校對他們的厚望,也對不起他們自己。航校領導明確指出,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對中國人民負有血債。作為日本侵華空軍,同樣也是有罪的。航校領導要求他們以戴罪立功之心,做好當前工作,并應從日本民族的前途著想,加強對自己的改造;應將在航校工作視為改造自己的最好機遇,把眼光放得長遠些,為了日本民族,抓住在航校工作的便利條件,努力學習,提高覺悟。 由于事先做了大量個別人的思想工作,加之航校領導平時對日本人態度友好,這次大會雖然對日本人進行了公開的嚴肅批評,但批評中有節制,照顧了日本人的民族自尊心,因而使日本人受到了教育和感動,“回國風"很快久被平息了。 自此以后,做好日籍人員的工作,使他們積極為航校建設服務,始終是航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務和組成部分之一。同時,為了解決日籍人員婚姻問題,航校在東北局和東總的支持下,從東北各大城市和部隊選調了一篇政治背景清楚、思想單純的未婚日籍女青年,到航校工作。因而,大部分日本人的思想覺悟在教學與工作中不斷得到提高。而我們的干部對他們平等相待,不打不罵,人格上尊重,工作上信任,也進一步感化了他們。因此,絕大部分日本人的工作,也是越來越認真負責,越來越吃苦耐勞、兢兢業業。 很快,航校中就出現了新的氣氛、新的學習熱潮和尊師重教的新局面。轉變了認識的中國教員、學員們,識大體,顧大局,嚴己寬人,以改造世界的寬闊胸懷尊重日本教員,聽從指導,虛心學習,主動做好團結工作。他們不僅在課堂上訓練場上虛心求教,刻苦學習,頑強進取;在課下,也主動關心教員、愛護教員。日本教員病了,學員就帶上揀拾的野禽蛋和采集的野花去看望慰問,使日本教員深為感動。 老航校資料圖 反過來,經過教育、感化與在教學和生活中的實際接觸、交流、磨合,日本教員也逐步認識到了自己工作的意義,逐步對中國學員產生了深厚的感情。他們不僅更加積極熱情地向中國學員教授知識、傳授技術,而且為了增強教學效果,他們有的努力學習漢語,達到了在教學中基本不用譯員的水平;有的親自找材料制作簡易練習器,供學員在地面上練習。他們把日本人嚴謹負責的工作謹慎與對自己學員的真實感情相結合,全心全意地投人了教學事業之中。日本教員與中國學員之間,開始建立起親密的師生關系。早上一見面,日本教員還主動向中國學員問好;組織聯歡會時,日本人也主動和中國同志一起唱歌、跳舞、演節目。過節會餐了,日本人還親手做些日本美餐,日籍人員和中國教員、學員真正成為親密的一家人。 隨著1947年開始的東北民主聯軍夏季攻勢、秋季攻勢和冬季攻勢的進展,東北戰場的局面也大大改觀。這不僅使學員學習的積極性更高了,教員教學的熱情也更加高漲起來,飛行訓練和地面教學等都取得了突飛猛進的成績。日本教員教學的成就感也更強了,普遍對中國的事業增強了信心。在教與學的過程中,日本教員被中國學員們虛心求教、刻苦學習、頑強進取的革命精神所打動,更加自覺地教好、帶好學員;而學員們對做事認真、技術精湛、真心為培養學員而努力工作的日本教員,也由衷地開始尊敬。 這里,最重要的還是航校始終執行了對日籍人員正確的方針政策,真心誠意地尊重他們、關心他們,把他們當朋友,這是令日籍人員最為感動的。在政策的感召下,在強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下,在老紅軍優良作風的影響下,在廣大學員刻苦努力的感動下,在“日本老八路"的帶動下,大多數日本教員的思想發生了很大變化,他們都能盡心盡職,認真工作,給學員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在學員們的記憶中,日本教員一是比較友善;二是無論干什么事都認真細心,一絲不茍,責任心強;三是不怕苦、不怕累,而且還很注意節約。昔日的敵人變成了今日的朋友,許多日本人還加人了日本人民民主聯盟,成了朋友加同志。 思想轉變了,關系融洽了,許多日本人還學著林彌一郎(林保毅),掀起了一股起中國名字的熱潮。黑田正義叫秦正;鵜飼國光叫于鎧……機械教員井上猛也想起個中國名,就問自己學員王海:“我起個什么名字呢?" 王海一見自己的老師要改中國名,略一琢磨,就高興地說:“你就叫荊尚猛吧!” 井上猛不放心,就問:“這荊字,我沒見過,中國有這個姓嗎?” “有哇!” “哪有?” “《三國志》呀!” “《三國志》上有這個姓?” 喜歡看古書、唱古戲的王海毫不含糊地回答:“有的!”。這下,井上猛放心了:“好,我的,就改這個名了!”,從此,井上猛教員就叫荊尚猛了。 在交往中發生沖撞,在沖撞中進一步交往,在交往中逐步磨合,在磨合中慢慢實現融合······兩個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群體,在同一個舞臺上,經過交往、沖撞、交流、磨合,終于走向了和諧與融合。 老航校資料圖 航校的生活是艱苦的,也是團結的;是緊張的,也是活潑的。航校發揚老八路“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光榮傳統,大力開展文體活動,每逢節日都舉辦文藝晚會。1947年,還在春節晚會上演出了大型歌劇《白毛女》,獲得很大成功,使大家受到一次深刻的階級教育 演到精彩處,這些從打出生起,就沒看過戲劇的“土老帽兒”們,全都情不自禁地進人了劇情。當臺上黃世仁兇惡的母親用簽子扎喜兒的嘴時,觀眾的情緒終于爆炸了。憤怒至極的人們紛紛站了起來,揮舞著拳頭喊起了口號:“打死她!打死她!”笤帚、瓦片、土疙瘩……從四面八方向臺上飛來,甚至有的人掂著條板凳向臺口硬沖。正在熱鬧與混亂中,“砰"的一聲槍響,驚呆了所有的人。尤其是臺下正在觀戲的日本人,一個個被驚得目瞪口呆、滿臉茫然。 急忙跳上舞臺的校長常乾坤、政委王弼,趕緊揮舞著雙臂大聲喊:“這是演戲!這是演戲!不是真人!” 《白毛女》劇照 這臺《白毛女》由畢業于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戲劇系,并曾在延安成功導演過《白毛女》的張成中做導演,衛生隊的指導員麥林飾黃母,領航班的李琦飾楊白勞,警衛營的王淑春飾喜兒,訓練處的楊勁夫飾黃世仁,領航班的張執之飾大春。他們在給當地群眾演出時,轟動了整個東安城。以后排演《白毛女》時,就由日本人宮地貞子演喜兒這個角色了(比日本松山芭蕾舞團中的日本人飾喜兒要早二十年)。 日本松山芭蕾舞團白毛女劇照 宮地貞子后來隨部隊南下,一直打到廣西的南寧。回國后,她回憶說:“我沒有把自己當日本人,中國同志也沒有把我當外國人,大家在一起像兄弟姐妹一樣。那年,我18歲,我的青春是獻給了中國革命的……我常常想到在中國參加革命工作的那段生活,我很愛中國。”多年以后,日中友好協會在高知市,放映電影《白毛女》,就由在中國工作過的宮地貞子當翻譯。《白毛女》不僅是老航校文化生活的標志,更演化為中日友好的紐帶。 在大力開展教唱歌、演節目等文藝活動的同時,航校也大力開展起群眾性的體育活動。打球、拔河、賽跑、練單雙杠、滑雪、打獵、扔手榴彈……劉善本、張積慧、王海、王天保等人,都是籃球場上的活躍分子。 球打累了,大家就聽林虎講故事。他今天講當年還沒槍高的他,怎么腰揣著兩顆手榴彈跟小日本鬼子“捉迷藏”;明天就講行軍走了半天的路餓了,部隊下令吃飯,可他把手伸到衣袋里將那兩個不大的糠窩窩頭掏出來后,一張手,沒了,原來讓風給吹跑了……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有著鍛煉身體良好習慣的日本人,也很活躍,打棒球、早晨在零下30多度的嚴寒中赤膊跑步……他們和中國教員、學員一起,高高興興地投入到鍛煉身體的熱潮之中。 航校還專門成立了空軍籃球隊和空軍排球隊。隊長于飛組織有方,球隊多次參加牡丹江地區比賽,均獲冠軍。籃球隊還戰勝了牡丹江地區“教師聯隊”,馳名整個牡丹江市。 艱苦的環境砥礪了意志品質,文化活動豐富了精神生活,增強了身體體質,這些都對飛行訓練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面對艱苦的生活環境,場站也積極組織開荒,大搞農副業生產,解決了主、副食的自給問題。警衛營二連開荒50坰,用日偽時期積遺的馬糞當肥料,當年就收獲包米17萬斤,蔬菜基本做到了自給自足,還購置了兩輛馬拉膠輪大車,辦起豆腐坊、面粉坊、電磨坊和酒坊等作坊,養了豬和羊。連隊伙食大大改善,一周至少吃一次肉和細糧。豐收了的二連,還向飛行員捐了三大桶豆油和兩馬車蔬菜。 (根據朱新春著《櫻花啊,櫻花》和老航校前輩的回憶錄編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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