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達時：變起中山艦——那年毛澤東在羊城
點擊： 作者：馬達時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發布時間:2018-09-26 10:29:19
1926年3月19日夜，文德樓李宅響起重重的敲門聲，李之龍與新婚妻子潘慧勤從夢中驚醒。女傭開門后，軍人們沖進來，李走出睡房，見到 六七個腰挎駁殼槍的士兵。“你們想干什么？”李之龍喝道。虎門要塞司令陳肇英冷冷地說：“校長命令，立即逮捕你！”五花大綁的李之龍被押上一輛無蓬大卡車，從文德東路轉經萬福路一警崗時，在槍桿子的簇擁中李大叫：“拉生啊！我是海軍局長，他們是匪徒，半夜三更捉人，救人啊！”立即引來車上第一軍士兵的詈罵：“X你老母！嚷什么！不要命了！”
劫后家中，哀哀哭泣，梨花帶雨的潘慧勤心里一個念頭閃過，連淚水都顧不上擦拭，沖出大門，來到此樓的3號二樓門前，急促地敲打著木門……
文德樓，建于1925年。5幢3層鮮亮鵝黃色樓房連成一體，位于廣州文德東路文德里。 文德路有四十余處舊書攤和古玩店，文華閣、萃經堂等字號名傳遐邇，成為古玩字畫一條街。這年秋，中共廣東區委軍委租下此樓部分房屋。時任中共廣東區委常委、軍委書記的周恩來，與鄧穎超住文德樓3號二樓［在此成婚］；李富春、蔡暢夫婦住1號二樓；李之龍住4號二樓。天井里有幾株翠綠的龍眼樹，枝葉間一簇簇黃白色花朵開得繁盛。
門打開了，潘慧勤風一般沖進屋，她要將事變第一時間報告周恩來、鄧穎超……
中共黨員李之龍，黃埔一期。黃埔軍校是國共兩軍將帥（帥僅指我軍）搖籃，將帥不將帥，日后還要看各人的才華、功勛和際遇。此時，他的同期或后期同學許多還是尉官，他卻已是海軍中將、海軍政治部主任、海軍局代局長。廣州革命政府海軍未設艦隊、司令，局長為最高軍事首長，指揮各艦。在校時，他就是風云人物。在第一次東征時立有戰功。他原是鮑羅廷的英文翻譯，受黨的指派投考黃埔軍校。
17日上午，從黃埔軍校傳來了謠言：“共產黨策動海軍局的中山艦密謀發動武裝政變。"次日下午中山艦果然準備開往黃埔。國民黨宣傳部代理部長毛澤東問過李之龍。李回答：“這是校長（蔣介石）的命令。”
本來國民黨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后，市內謠言很多。后來據報第一軍第二師師長王柏齡部隊內也流傳這個武裝政變的謠言，而王柏齡不但不查禁，反而在對部隊的連長以上各級軍官訓話時要他們枕戈待旦，撲滅共產黨的陰謀。王柏齡師駐廣州城內，他的訓話由第二師的士兵傳到全市，人心開始不安。
廣東咨議局舊址，位于大東路(今中山三路)。主樓建筑為圓形的兩層高的磚木結構樓房──古羅馬式議會建筑，主樓為前圓后方的兩層樓。去年11月，國共合作大本營──國民黨中央黨部由越秀南路惠州會館遷到這里辦公，國共兩黨代表參加的最高政治決策機關政治委員會也在這幢房子后座的原粵軍總司令部樓上辦公。
錢幣上的廣東咨議局。
月暈而風，礎潤而雨。毛澤東見微知著，預感到要出事了。
19日下午，三十二歲的毛澤東一身粗布衣，腳穿黑布鞋，從國民黨中央黨部二樓宣傳部辦公室走出來，穿過弧形聯拱式的門廊──正中有四石柱，直頂樓檐。步下石階，走過荷花池上石拱橋，池中荷葉田田。“怕是見不到這里的荷花開了。”他想。
直出大門，便是大東路，進入越秀中路，路邊騎樓石柱或水泥柱上，貼著標語“工人農民聯合起來！”“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軍閥！”“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和宣傳畫──衣衫襤褸、手執鐮刀斧頭的工農怒氣沖沖在沖鋒，前方地上是逃竄者丟棄的高筒大禮帽，白毛帚軍帽和瓜皮帽。右轉進入文明路，不用半個小時，就到達文遠樓。
中共廣東區委（當時也稱粵區委）又稱兩廣區委，是全國五大區委之一。它的管轄范圍,除廣東、廣西外,到今年初還擴展到福建西部、南部、云南以及南洋一帶。
1927年，廣東全省黨員達九千多人，占全國黨員總數的六分之一，其中廣州就有黨員兩千多人。廣州的三十多個黨支部統一由廣東區委直接領導。“管東渠”（“廣東區”的諧音）為廣東區委代號，此化名原為向警察局登記租賃房屋文遠樓──位于文明路南的一座四棟三層相連的民國初年坐南朝北騎樓建筑，為區委機關駐地。一樓臨街是糖水鋪、鞋店、中草藥鋪等。最西邊那幢。二層樓上東邊為區委辦公地方。
此時，毛澤東在區委領導之下（他並非中共中央委員或候補委員，毛還是國民黨中執委候補委員。在國民黨內職務高過共產黨內。他似應屬中央黨部中共支部。）
熟門熟路，上得狹窄、陡峭樓梯，二樓外邊一廳，一張舊歺桌，周圍是高高低低的椅子和長長短短的板凳。既是會客廳，又是會議廳，還是歺廳。毛澤東向一位熟悉的工作人員點頭微笑，舉起右手上指，該傳達會意地笑說，毛部長，陳書記在呢。
三樓北面，陳延年辦公室，也是臥室。用木板與秘書處隔開,屋內空蕩蕩的，一個貼墻而立的大書架。東面墻上掛有馬克思、列寧畫像,掛著中國地圖和世界地圖,南邊門角放著一個報紙架。靠南邊窗口左角還有一張小茶幾，上面放著一部西門子手搖電話機和一套石灣茶具。窗子對面床上鋪著粗布藍床單，打著補丁。
靠窗條桌上，擺滿文件和書本，幾個白木方凳，一把破舊藤椅上坐著一個中等個子、穿淺藍色粗布學生裝、二十八歲的年輕人，正伏案寫著什么。延年自幼身體壯實，皮膚粗糙黝黑，性格內向，脾氣像父親陳獨秀一樣倔強，平時沉默寡言，雖曾留法、留蘇，粗手大腳，看上去不像個讀書人，家中人稱他為“黑面武生”。
一進門，毛澤東就說：“延年，你好！”
轉身回首，陳延年立刻站起來：“潤之，你好啊！我剛從上海回來，”說著就沏茶、倒茶，雙手奉上：“請品嘗下瓜片，才捎來的家鄉茶。”
毛澤東呷了一口，甘醇滿頰。“這茶平時喝得不多，綠茶里是很好的。延年，風起于青萍之末，侵淫溪谷……‘共產黨要政變’的謠言越傳越猛了。什么人在暗地里推動，這時候，我們要警惕啊。”
“潤之說的對。”
說話的是剛進門、瘦瘦的戴眼鏡的青年，濃濃廣東口音的官話；他是隔壁辦公的區委常委、區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阮嘯仙，把手里的文件向陳一遞，“今年一月起，我省有組織的農軍就有三萬人了。要好好鍛造。一旦有事，才靠得住。”
“廣東有五十萬之眾的農會會員，他們支援五卅運動，省港大罷工，二次東征，立下了汗馬功勞。省港罷工委員會工人糾察隊三千人，省港罷工在穗工人就有幾十萬，可惜，我黨沒有一支自己的武裝力量，只有葉挺獨立團尚可掌控。”毛澤東說。
“你們所言甚是。 只是事出有因，查無實據，只能提高警惕，靜觀其變。區委要睜大眼睛，豎起耳朵，打醒精神。別人都揚言要“枕戈待旦”了么。其實，不是什么“枕戈”，而是磨刀霍霍，取的是攻勢。我們不能睡在鼓里！”
同日晚上，毛澤東和沈雁冰（毛部長秘書、此時尚未啟用筆名茅盾）在家里談起這些事，皺著眉頭說，莫非再出個廖仲愷事件。
昨天，毛澤東在《紀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義》的演講中說：“各同志要鑒往知來，懲前毖后，千萬不要忘記‘我們不給敵人以致命的打擊，敵人便給我們以致命的打擊’這句話。”
深夜十一點半鐘光景，該部圖書館的一名雜役，慌慌張張來到東山廟前西街38號，敲了敲這家的木門，應門的是女仆。
東山是別墅區，有成片豪華的洋樓。蔣介石就住在這里一所洋樓里，俄國軍事專家顧問團也住在附近的洋樓里。廟前西街38號卻是一棟簡陋的二層唐樓。毛澤東和夫人楊開慧偕子英、青住在樓上，樓上大小三間，外面一間是會客室，里面一間是臥室兼書房。樓下也是前后兩間，后面一間是廚房和保姆的臥室，樓下住著肖楚女、沈雁冰。
當時，肖未在，毛和沈都還沒有睡，坐在樓下門廳藤椅上談論廣州的形勢。毛說：鮑羅廷回國了，加倫將軍也回國了，代理蘇聯軍事顧問團長的季山嘉對廣州各軍情況不了解。
正說到這里，工友進門，看見毛澤東，就用廣東腔半生不熟的官話說，李之龍剛才被捕了！
毛澤東說：現在是查有實據了。他吩咐那個工友去找陳延年。毛默然沉思，顯然是在考慮問題。沈不敢打擾，也默坐相陪。
樓上，楊開慧給岸青喂奶后，母子三人早已睡熟了。
那個工友終于回來了，他說街上已戒嚴，但夜市大排檔未收市，士兵們在趕走逛夜市的人，十分混亂，他沒有受到盤問。對于那里雞飛狗跳情形繪聲繪色的冗長描述，毛澤東予以打斷，問道，陳延年同志呢，見到沒有？工友說，他在文德樓附近看見他帶著他的秘書，據秘書說，是前往蘇聯軍事顧問代表團的宿舍。于是毛澤東不再多問，揮手叫他回去睡覺，對沈說：我現在去蘇聯軍事顧問團宿舍。沈說：“路上已戒嚴，恐不安全，我陪你去。"毛澤東點頭同意。
蘇聯軍事顧問團宿舍離毛寓所不遠，路上無異常。但到達時，卻見士兵甚多，簡直把宿舍包圍起來了。毛沈走到宿舍大門前，就有兩個士兵上前盤問。毛澤東答道：“我是中央委員、宣傳部長。”又指著沈說：“這是我的秘書。"士兵聽說是中央委員，就陪笑道，請進。進了大門，是個傳達室，毛叫沈留在傳達室，獨自走進里面的會議室。陳延年已在那里。
陳說，蔣介石不僅逮捕了李之龍，還把第一軍中的共產黨員統統逮捕，關在一間大廳里，揚言第一軍驅逐共產黨員。這是突然襲擊，事態嚴重。
蘇聯軍事顧問代表團的代理團長季山嘉說，蔣介石還要趕走我們蘇聯軍事顧問團。這還了得！
毛澤東心中怒火像地層深處的熔巖涌動，辭鋒如刀劍銳利，議論如江河浩蕩：“這幾天我都在思考。我們對蔣介石要強硬。蔣介石本來是陳其美的部下，雖然在日本學過一點軍事，卻在上海進交易所當經紀人搞投機，當時戴季陶和蔣介石是一伙，穿的是連襠褲子。蔣介石此番也是投機。我們示弱，他就得步進步；我們強硬，他就縮回去。”
“我們應當動員所有在廣州的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秘密到肇慶集中，駐防肇慶的是葉挺的獨立團。目前就廣州一隅而言，蔣介石的武力占優勢，他有王柏齡一個師的兵力，再加上吳鐵城手下的武裝警察，就有一個師和一個營了。然而就兩廣而言，蔣介石這點兵力就居于劣勢。
第一軍的士兵和中下級軍官都是要革命的，蔣介石的反革命面目一旦暴露，第一軍就會反對他。況且，第二軍譚延闿，第三軍朱培德，第四軍李濟深，第五軍李福林，都與蔣介石面和心不和，李濟深與蔣還有宿怨。二大以后的新中央執委會，又升蔣介石為軍事總監，平空在各軍之上又來一個人管制他們，他們更加不服氣。因此，我們可以爭取他們，至少可以使他們中立。
中央執、監委員到了肇慶以后，就開會通電討蔣，指責他違犯黨紀國法，必須嚴辦，削其兵權，開除黨籍。廣西的軍事首領李宗仁本來和蔣有矛盾，加上李濟深，這兩股力量很大，可能為我所用。擺好這陣勢對付蔣，蔣便無能為力。”
禍起蕭墻，倉促之間，怎么辦？這是一個行動方案。
陳延年先是站在毛一邊，可是，以季山嘉為首的蘇聯軍事代表團卻反對。認為真要打仗，肇慶一地的財力要支付一個獨立團的費用，必然不夠；而廣州的稅收比肇慶多十倍。即使其他各軍都袖手旁觀，蔣介石有一個師的兵力加上吳鐵城的武裝警察，對付獨立團就綽綽有余。況且獨立團只有手頭的彈藥，無法補充，而蔣介石剛收到蘇聯運來的大批彈藥。就這點而言，獨立團不能堅持到一個星期。
季山嘉這樣一反對，陳延年也猶豫起來。毛澤東再三跟他們理論，沒有效果；陳雖然同意毛澤東的見解，但他也說自己“不敢做主”，要“請示上海中央”才能決定。
沈在傳達室先聽得講話的聲音，像是毛澤東的。后來是多人講話的聲音，最后是高聲爭吵，其中有毛的聲音。又過一會兒，毛澤東出來了，滿臉怒容。他們回到家中門廳坐定，毛澤東臉色平靜了。應詢給沈講了會談大致情況。
沈問：“您料想結果如何？”
毛澤東思索一會兒說：“這要看中央的決策如何，如決定對蔣讓步，最好的結果大概是第一軍中的共產黨員要全部撤走了。重要之點不在此，在于蔣介石從此更加趾高氣揚，在于國民黨右派會加強活動，對我們挑釁。”
此時已過午夜，毛說：睡覺去罷。就上樓去了。沈在床上卻輾轉不能熟睡，但聽不到槍聲，料想沒事，也就睡著了。
總書記陳獨秀與中共中央機關此時均在上海，對事變最先是從上海報紙的新聞通訊獲悉的。各報大字標題：“中山艦圖謀不軌”，“蔣介石扣俄顧問”，“逮捕共產黨”，“解散省港罷工委員會”。“中共中央最初是不相信的，認為又是帝國主義者造謠。”（ 張國燾：《我的回憶》）
省港罷工后，我黨同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更加尖銳。它們認定中共是中國境內最堅定的反帝力量，只是還十分弱小。三月底，布郣諾夫使團回國途經上海，中共中央“才從他們那里得悉一些較為可靠消息，但不知道詳情。”（彭述之：《評張國燾的〈我的回憶〉》）遲至4月中旬，中共中央才收到陳延年的詳細報告。
我黨尚無秘密電臺，人送或郵局傳遞信息很慢。要求中央及時做出應變決策是不可能的。這樣一個關系到國共合作全局、統一戰線成敗的大事由地方黨委決策，陳延年心理壓力自然很大：中共是共產國際一個支部，管東渠算是黨小組吧。我這個小組長授權有限。
包惠僧回憶，當天上午（20日），周恩來到蔣發動事變的指揮部和扣押共產黨員的場所──廣東造幣廠，當面質問蔣并斥責他制造反革命事件，破壞國共合作，無理扣押共產黨人的罪行，迫使蔣介石不得不下令釋放被扣押人員。
同日，陳延年、張太雷、惲代英召集了黨員積極分子會議，說明事件事實真相，揭露蔣介石反共、破壞國共合作的陰謀，號召大家提高警惕，加強工農武裝隊伍的建設，迎接新的斗爭。
3月21日和30日，廣東區委兩次在《廣州民國日報》上發表公開信，駁斥帝國主義與反動派對共產黨的種種造謠污蔑，揭露他們通過反共達到破壞“聯合戰線”的陰謀。
高第街，離街口不遠，一處高宅深院。門框兩邊掛著油得光溜溜、幾尺長的白底黑字新木牌──軍長譚延闿的顏體正楷楷書：東邊，國民革命軍第二軍軍部；西邊，國民革命軍第二軍特別黨部。第一次來時，毛澤東見大門口這位同鄉老熟人、前清翰林漂亮的手書（那時寫的是湘軍），贊賞地點點頭：“不愧民國第一顏！”。
一九二零年，毛澤東等在長沙創辦“文化書社”，上門求字，請時任湖南督軍、湘軍總司令的譚延闿為其題寫招牌。人稱水晶球的譚雖不認識眼前這個年輕人，為人一向圓滑，還是為其題了字，并親臨為文化書社開業剪彩。此社后來成為湖南共產主義小組的秘密聯絡機關。
十年后，譚延闿在南京擔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當他從報紙上看到朱毛紅軍大舉進攻長沙的消息時，懊惱得跌足嘆息:“這個毛澤東，早知如此，當年我去剪什么鬼彩呀，派兩個兵把他一捉，何至于今日勞師糜餉?”
這天，毛澤東走進這個大院，顧不上照例欣賞門框法書，心無旁騖，排闥直入第二軍副黨代表李富春家，正好碰上第一軍副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周恩來。周恩來后來回憶說：“我在富春家遇毛，毛問各軍力量，主張反擊。……我聽了毛的話找季山嘉，他說不能破裂。”（《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發言》1943年11月27日。）
當時，毛澤東、周恩來、陳延年、李富春等對情況的分析是：黃埔軍校有五百多共產黨員，在廣東的國民革命軍六個軍中，五個軍的軍長和蔣介石有矛盾，而蔣的第一軍中政治骨干大部分是共產黨員，我們還掌握了一個葉挺獨立團，從力量上看是可以反擊的。只要我們態度強硬，國民黨左派也會支持我們。
周恩來找到張太雷，要他向蘇聯顧問反映。此時蘇聯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布勃諾夫正好在廣州視察顧問團的工作，聽到此事后，缺乏敏感，認為是大驚小怪，真正熟悉國民黨內部情況的鮑羅廷、加倫此時又不在。周恩來十分焦急，卻也無計可施。
陳延年有些心動，馬上去找蘇聯顧問。可是蘇聯顧問計算了一下，認為葉挺部隊只有一個團，武器彈藥不足，難以與第一軍抗衡。
與此同時，周恩來又找到季山嘉，主張出兵討蔣。聽完周恩來一番陳述，季山嘉面有難色。原來季山嘉也并非不知蔣介石的司馬昭之心，早將此事匯報給正在廣州訪問的蘇聯代表團團長、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布勃諾夫，布勃諾夫卻要季山嘉勸說中國共產黨切勿有過火行為。因此，季山嘉不僅沒有同意周恩來關于武裝反擊蔣介石的計劃，反倒說服周恩來不能與蔣介石公開決裂。
布勃諾夫知道，共產國際和蘇共內部對中國革命的戰略策略有兩種意見。斯大林、布哈林等組成斯大林派，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組成新反對派。正所謂黨內無派，千奇百怪。隨著國共兩黨關系的變化，兩派認識和主張的分歧越來越大。斯派力主維系現有統一戰線形式，共產黨人留在國民黨內。新派則傾向共產黨員退出國民黨，實行黨外合作或另組新黨。
中山艦事件發生后，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拉狄克等人提出了警惕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新右派叛變的警告。蘇共視為對斯大林中國政策的攻擊。布勃諾夫只能按照斯大林的指示處理中山艦事件。季山嘉也必須服從布勃諾夫。
二十日，街上已解嚴。沈雁冰到陳延年的辦公地點，才知道蔣介石派兵包圍蘇聯軍事顧問團宿舍以外，還派兵包圍了汪精衛住宅。蔣的部下對兵士說：共產黨要造反，派兵去，是保護蘇聯顧問和國民政府主席。陳延年又說：蔣介石也包圍了省港罷工委員會并收繳了糾察隊的部分槍枝彈藥（后又發還）。
中共中央在中山艦事件發生后，沒有輕率決策，莫斯科方面遲遲沒有消息。3月末，布勃諾夫等歸國途經上海，中共中央才從布勃諾夫處得知有關情況。
過了兩天，沈雁冰又見陳延年，問：事情如何結束？陳答：中央來了指示，要我們忍讓，要繼續團結蔣介石準備北伐。我們已經同意撤回了第一軍中的所有黨員。但蔣介石要求解雇季山嘉，這不是中國黨內的事，讓蔣介石自己向莫斯科辦交涉。
4月3日，陳獨秀發表文章，認為由于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強大，中國的革命勢力必須統一起來，文章宣稱：“蔣介石是中國民族運動中的一塊柱石”，共產黨人決不會陰謀去推翻他。
這篇文章是中山艦事件后中共黨人的一個有權威性的表態，它實際上給中共應該做出的反應定了調。中共中央隨即決定，“維持汪蔣合作的局面，繼續對蔣采取友好的態度，并糾正廣州同志們的一些拖延未解決的左傾錯誤”。同時，決定派張國燾趕赴廣州，查明事實真相，執行這一妥協政策。
張國燾到廣州后，立即召開廣東區委緊急會議，傳達中共中央的妥協政策，要求一致遵行，他完全同意蘇聯顧問對蔣介石思想性格的分析以及“利用蔣介石”的策略。
然而，在張國燾離開上海之后，中共中央于4月中旬收到陳延年關于事件的報告，陳獨秀看了怒不可遏。決定改變妥協、退讓政策，采取一項新的政策，其要點為：盡力團結國民黨左派，以便對抗并孤立蔣介石；在物質上和人力上加強國民革命軍二、六兩軍及其他左派隊伍，以便于必要時打擊蔣介石；盡可能擴充葉挺的部隊、省港罷工委員會指揮下的糾察隊和各地的農民武裝，使其成為革命的基本隊伍，并決定在廣州成立特別委員會，彭述之為書記。
4月末，彭述之受命前往廣州，和鮑羅廷面商上述計劃。彭述之到達廣州后，即成立特委機關，召開會議，傳達中共中央的新政策，結果，遭到剛剛回到廣州的鮑羅廷的強烈反對。彭向鮑提出陳獨秀把給蔣的軍火中拿出五千支步槍給共產黨用以武裝廣東農民，鮑卻拒絕了。還說：“現在是共產黨應為國民黨做苦力的時代。”
可以看出，中山艦事件之后，在制訂和執行對蔣妥協、退讓政策的過程中，起重大作用的是共產國際和蘇聯方面，陳獨秀和中共中央不應承擔主要責任。成也國際，敗也國際。
中山艦事件后，蔣介石食髓知味，打蛇隨棍上。得垅望蜀，提出整理黨務案來排擠共產黨人，擔任國民黨中央部長的共產黨員，組織部長譚平山、代理宣傳部長毛澤東、農民部長林祖涵以及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劉芬等全被撤換。共產黨員被掃地出門。從而加速了國共第一次合作的破裂。毛澤東“不見荷花開”一念成讖。從三二〇事件到四一二事變，只有一年。
中山艦事件的最大教訓是揭示了中共建立軍隊的極端重要性。斯大林說：“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也是中國革命的優點之一。”此話是至理名言，但他當時講話的具體含義──“武裝的革命”，指的是國民黨領導的國民革命軍，蘇聯為國民黨運軍火，辦軍校，派軍事教官、顧問，對中共則不給軍火，甚至連口頭或書面指示都不涉及中共建立或領導革命軍隊。
那些日子里，被沈雁冰評為“十分恬靜賢淑”的開慧數次聽到夫君家中踱步時低聲哼唱湘味京戲《擊鼓罵曹》：“我有心替主爺把賊掃，手中缺少殺人的刀。”
參閱：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上）》，人民文學出版社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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