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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育民｜殖民主義、不平等條約與近代中國的災難

點擊：5336 作者：李育民來源：“歷史中國”微信公號發布時間:2020-09-10 17:21:07

殖民主義的本質是通過強權來控制和奴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掠奪和榨取它們的財富。對近代中國而言，西方列強的殖民侵略及其強加的不平等條約，絕非“意味著和平、秩序、金融穩定和繁榮”，而是使中國遭受了巨大災難。

1842年，中英簽訂《南京條約》，自此中國開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圖為鴉片戰爭博物館展出的《南京條約》復制件譚偉/供圖

今年是鴉片戰爭爆發180周年。180年前，英國以林則徐虎門銷毀鴉片等為借口，悍然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強迫中國割地、賠款，簽訂不平等條約。鴉片戰爭之后，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近代中國開始蒙受殖民主義的禍害，除了遭受戰爭暴力之苦外，還被迫簽訂一系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正是通過不平等條約，西方殖民主義者建立了侵損中國主權、對中國行使“準統治權”的特權制度，使近代中國的獨立和完整徒有其表。近代中國的半殖民地性質，主要體現在那些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之中。

推行種族主義的強權邏輯

作為一種不人道的制度，殖民主義以種族主義和強權政治為其鳴鑼開道。種族主義是殖民主義的內核，強權政治是推行殖民主義的手段，兩者共同構成了西方殖民主義者欺凌弱小民族的霸道邏輯。

西方殖民主義者認為，“自古以來人類就分成低等人種和高等人種”，“前者沒有達到文明的能力，注定成為剝削的對象，后者是文明的唯一代表者，負有剝削前者的使命”。在他們看來，只有基督教國家是文明國家，而只有“屬于文明國家之列”才能成為國際大家庭的成員。簽訂《望廈條約》的顧盛聲稱，國際法“僅只是基督教世界的國際法”，對基督教世界以外的國家，只有通過“武力，或恐怖強加給他們”的條約，才能與它們“交往”。總之，中國沒有資格享受文明國家的權利，正如馬克思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所揭露的，殖民者要“教訓中國人尊重英國人，英國人高中國人一等，應該做他們的主人”。

以種族主義為內核的殖民主義建立在暴力基礎上，“殖民地是用火與劍搶奪來的”。在中國，早在鴉片戰爭之前，西方朝野便無所顧忌地鼓動和宣傳戰爭。英國首任商務監督律勞卑有著我行我素的強權傾向，履任后極力主張“采取威嚴的態度而且有力量執行所提出的威脅”，叫嚷要對一個毫無防御的民族施以“一場流血戰爭的所有恐怖”，使用“逼簽一項條約所需要的全部手段”。顯然，戰爭暴力已成為西方殖民者最喜歡的手段，成為他們在華建立條約制度的前提。

列強歷次對華戰爭都具有殖民戰爭的鮮明特點，體現了殖民者毫無理智的非人道的殘暴。恩格斯揭露英軍在印度的行為時說：“搶劫、暴行、屠殺——這在任何別國軍隊里都是已經嚴格禁止和完全排除了的行為”，卻是“英國士兵由來已久的特權，是他們的合法權利”，也是“英國軍隊永遠洗不掉的恥辱”。西方軍隊在華暴行與他們在其他殖民地的罪惡行徑如出一轍，馬克思當時便撰文披露，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英國士兵只是為了取樂就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如“強奸婦女，槍挑兒童，焚燒整個整個的村莊”，等等。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廣州城的無辜居民和安居樂業的商人慘遭屠殺，他們的住宅被炮火夷為平地，人權橫遭侵犯”，這一切都是在荒唐的借口下發生的。

西方殖民者將戰爭視為天經地義，發動戰爭的借口也可以隨意編造，信口雌黃。如英國發動鴉片戰爭時，除了對所謂在華英僑遭受的損害、對英國“國主”遭到的褻瀆等“要求賠補和昭雪”之外，更提出一個荒誕不經的理由：因中英相距遙遠，英國政府不能等候中國政府答復，必須采取“刻不容緩”的步驟，以免延誤“予以滿意解決的迫切需要”。諸如此類，不一而足。美國歷史學家海斯指出，“近代史里最大的悲劇是沒有能在國際關系中以公理代替強權”。正是通過戰爭和武力威脅等手段，西方列強在中國建立了不平等的條約體系。馬克思指出，《南京條約》與《天津條約》等均是“在炮口下強加給對方的對華條約”，它們改變了文明國家“應該遵循的原則”，是“強加給中國政府的”。額爾金談到《天津條約》時也說，這些條約是“用手槍抵在咽喉上逼勒而成的”。正是在這種環境中，近代中外條約關系不可避免具有殖民主義性質。

對半殖民地實行“準統治權”

宗主國對從屬于自己的國家、民族和地區實施控制和奴役，根據程度不同，可分為直接行使“統治權”和間接行使“準統治權”兩種形式，即人們所熟知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近代中國屬于列強間接行使“準統治權”的半殖民地。其顯著特點，便是以中外條約這一國際法律形式作出規定，建立權利義務不平等的畸形關系，由此在相當程度上實施主權意義上的侵奪和控制。

中國作為半殖民地大國，列強強加的條約體系最為完整，構建了控制和奴役中國的完整體系。

從司法上看，列強通過領事裁判權的條約規定，攫取了在華僑民的司法管轄權。本來，對領土內包括外國人在內的所有人行使屬地管轄權，是一個正常國家所具有的權利，但西方國家卻聲稱，中國沒有資格主張一般的屬地主權原則，“以保持對其國境內外人的管轄權”。在它們看來，這是“最最重要的”，“也是最本質的一項條約中的條款”，因為這一特權是它們向中國進行政治、經濟、文化侵略，行使其他各種特權的重要保障。在政治方面，列強通過各種條約特權，嚴重限制中國的領土主權、行政主權和自保權。西方國家在中國的某些區域如租界，“其管理道路及稽查地面之權，專屬該國領事”；其他如租借地、使館區、鐵路附屬地等亦獲得管轄權。在這些區域，形成各種類型的“國中之國”，最為典型地體現了殖民控制的內涵。相應地，列強又在中國某些區域駐軍，禁止中國在某些地域設防等。軍事力量是殖民強權的象征，是列強對華行使“準統治權”、控制和奴役中國的基礎。西方國家還掌控了中國某些部門的行政管理權，如海關，“不再像從前一樣，操之于中國當局的手里”，而是由以外籍總稅務司為首的外國人所控制，成了一個“國際的官廳”。另外，列強將某些區域變成自己的“勢力范圍”，取得某些經濟事項的優先權或獨占地位，也具有政治性質。

在經濟方面，通過種種條約特權，列強在相當程度上掌控了中國的相關事業和國家主權。如片面協定關稅特權，使列強剝奪了中國關稅自主權，若變更稅則須經彼“議允”。其他如沿海和內河航行、外人在華投資等，涉及每一個國家根據國際法“對自己的自然資源和一切經濟活動”所擁有的“永久主權”，也通過約章在相當程度上被列強所掌控。此外，列強還通過條約，獲得傳教和教育等方面的特權，在相當程度上對中國人實行精神控制。

在不平等條約的約束下，中國應有的國家基本權利被侵奪，獨立權受到損害，自保權受到限制，最高管轄權則不同程度地被取代。如一個外國人說，不平等條約是中國“永久的桎梏”，中國的實際統治者是帝國主義國家，中國的最高統治階級“便是世界帝國主義資產階級”。中國的統治者等于英日等國“在中國的朝鮮總督，或香港總督”。這正體現了殖民主義的基本屬性和功能，也是中國作為半殖民地國家的基本內涵。美駐華使館臨時代辦衛廉士（Samuel Wells Williams）直言不諱地說，“這些條約基本上使中國將自己置于所有和它有條約關系的國家的控制之下”，而列強將通過條約“來管理這個帝國的事務”。

為了“賺錢”而不擇手段

從殖民主義的最終目的看，其核心訴求是攫取經濟利益。馬克思揭示了這一本質，說“殖民制度宣布，賺錢是人類最終的和惟一的目的”。近代殖民主義的推動力正是對財富的追求，從其產生到各個階段的發展，無不體現了這一根本特征。

西方列強試圖與中國建立條約關系，從一開始便體現了這一目的。從馬戛爾尼使華到鴉片戰爭爆發，英國一再向中國提出建立條約關系的要求，其基本內容便是牟取通商權利。如馬戛爾尼提出的擴大通商口岸、改進通商條件、降低稅率等具體要求，被稱為“對英吉利貿易最適度的權利憲章”。其他要求也與通商密切相關。其后阿美士德使華，提出更廣泛的經濟方面的要求。鴉片戰爭前幾年，在華西人媒體提出了詳盡方案，諸如公布進出口貨稅則，該稅則必須明確、固定；廢除公行專賣權；完全允許英國人在中國沿海和北京自由貿易；廢除各種收費，永不再用；開放更多的口岸；等等。至鴉片戰爭爆發前夕，倫敦東印度與中國協會也提出一個條約方案，某些經濟方面的要求更有進一步的發展，如明確設定了片面協定稅則特權制度。鴉片戰爭中，巴麥尊提出的條約草案，也以經濟權利為主要內容，明確要求中國政府規定固定的關稅，并應予以公布；中國各口岸的官吏不得課征高于這樣隨時制定的關稅；等等。正如馬克思所揭露的，這些草案內容，將經濟利益作為唯一目的，體現了西方列強對華侵略及其不平等條約的本質。

從西方列強建立的條約體系看，具有實際利益的經濟特權，是其中的主要部分。

我們可從內容上將中外條約分為“個別規則”和“一般規則”兩大類別。“個別規則”是由交割性的條約權益所形成的法律關系，系一次性或總括性的交付行為，主要包括割地和賠款。從割地看，英、俄、日等國通過條約，分別割去香港島和九龍司地方，中國東北、西北共140多萬平方公里土地，以及臺灣和澎湖列島，等等。通過割地，西方列強攫取中國的領土主權，從中獲得了巨大的經濟利益。從賠款看，戰爭賠款是主體部分，典型反映了殖民侵略性質。例如，日本在甲午戰爭中軍費總額不超過1.25億日元，而它掠取的戰爭賠款為3.5836億日元，扣除戰爭成本剩余2.3336億日元，為日本全國年度財政總收入的3倍。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索取的賠款更是天文數字，俄國外長將其視為歷史上少有的“最夠本的戰爭”。

“一般規則”是指在中國領土上持續實施的規則，即常規性特權制度，并形成相應的法律關系。從條約特權的構成來看，經濟方面占據主要部分，直接事項如片面協定關稅、沿海和內河航行、在華設廠及路礦投資、片面最惠國待遇、鴉片貿易等，可大體分為商品輸出和資本輸出兩大類別。前者以片面協定關稅為核心，后者包括對華投資方面的特權。片面協定關稅是損害中國關稅主權的一項特權，長期以來實行值百抽五的低稅率，列強從中獲得巨大利益。與同時的西方各國比較，中國的進口稅率低到不可想象的程度。連外商也承認，“不知道世界上任何國家中還有比這更加寬大的稅則”。由于物價變化因素，實際稅率往往低于值百抽五。資本輸出涉及工業、交通和礦業等領域，在甲午戰后成為列強在華攫取經濟利益的重要方式。這些投資以中外約章為依據，并以其他條約特權為護符，脫離了中國政府和中國法律的管轄。其資本來源，并不完全來自投資國，相當一部分出自中國本身。顯然，這是強權政治下殖民掠奪性質的投資，完全無視中國的主權和意愿。

其他特權也與經濟利益有著密切關系。殖民主義者為了使投入的資本獲得超額利潤，“而要求種種政治的特權”，在半殖民地國家，是通過不平等條約特權得以實現。如通商口岸和租界制度、外籍稅務司制度等，雖可歸于行政管理或領土主權范疇，但與經貿通商直接相關，也屬于保障外商經濟利益的特權制度。領事裁判權與經濟利益亦不無關聯，使外國商人尤其是那些作奸犯科的不法商人，逃避中國法律的管轄而得到本國政府的庇護，從而輕易獲得各種不法利益。列強在華駐軍制度是從軍艦駐泊中國領水開始的，其“游弋巡查”的目的之一便是為了“保護貿易”。租借地和勢力范圍，除了政治、軍事意義，其產生本身便是列強爭奪在華權益的結果，是一次新的分贓。“勢力范圍”就本身含義而言，指的是經濟方面的權利，以路、礦權利尤其是路權為重，稱為“利益范圍”更為恰當。即使是政治、軍事性質更為明顯的租借地，亦是經濟擴張的根據地，還“被利用作為據點來發展利益范圍”，“對廣大的毗鄰地區實行經濟統治”。

1845年，蘇松太道宮慕久公布《上海租地章程》，此為英國駐滬領事巴富爾與其商定的英國人在滬租地建屋事宜，是第一個有關租界制度的章程。圖為19世紀40年代上海外灘最初的租界及區域地圖吳雍/供圖

給中國造成巨大災難

馬克思在論及印度時提出了殖民主義雙重使命的理論，認為它在印度客觀上為新的社會革命“充當了歷史的不自覺的工具”，即摧毀了舊的專制主義的社會結構，引入或移植了新的社會因素。但馬克思更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殖民主義造成的巨大災難。他強調指出，在英國的統治階級未被無產階級取代以前，在印度沒有強大到能夠完全擺脫英國的枷鎖以前，印度“是不會收到”新的社會因素所結的果實的。從根本上講，殖民主義的本質是通過強權來控制和奴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掠奪和榨取它們的財富。對中國而言，西方列強的殖民侵略及其強加的不平等條約，并非“意味著和平、秩序、金融穩定和繁榮”，而是使中國蒙受著巨大的災禍。侵華戰爭給中國人民的生命財產造成不可估量的直接損失，其強迫訂立的不平等條約更是阻礙近代中國社會進步和發展的一個基本因素。從近代中國的歷史可以看到，中國喪失了獨立、平等的主權國家地位，國際地位一落千丈，蒙受著巨大的屈辱，遭受著空前的掠奪，社會發展停滯不前。如李大釗所說，中國“困軛”于不平等條約之下，“將束制吾民族生機”，不僅失去“自由平等”之地位，“長此以往，吾之國計民生，將必陷于絕無挽救之境界矣！”

經濟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和基礎。西方列強將不平等條約強加給中國，由于巨額賠款和片面協定關稅，中國的財稅損失巨大。據統計，近代外國侵略者通過不平等條約掠去戰爭賠款和其他款項達白銀1000億兩，其中8個不平等條約就勒索賠款19.53億兩白銀，相當于清政府1901年收入的16倍。此外還有金融控制包括外資銀行的建立；對鹽稅、常關稅等其他財稅收入的控制；以及通過資本輸出，對中國工業、航運業、鐵路、采礦等行業的控制；等等。孫中山根據海關統計數據指出，1921年中國入超達5萬萬元，加上其他幾項，中國所受損失，“總共不下十二萬萬元”。單就南滿鐵路一個公司，每年所賺純利已達五千余萬，“其他各國人之種種營業，統而推之，當在萬萬以上”。

掠奪財富的結果，是扼制了中國的經濟命脈，使中國長期處于貧困落后狀態。中國在對外貿易中處于被宰割的地位，喪失了資本原始積累的機遇，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缺少必要的資金。片面協定關稅制度使中國蒙受了巨大的財稅和經濟損失，本應在財政總收入中占有重要比例的關稅，“在國家預算上竟占比較無關重要的地位”。而且，由于關稅主權被剝奪，失去了保護民族工業的有效手段。經濟窮困又造成中國社會動亂，人民沒飯吃，沒衣穿，生計窮迫，流于失業的成千累萬，自然會流于兵匪流氓之一途。據估算，舊中國有80%的人長期處于饑餓、半饑餓狀態，幾乎每年都有幾萬到幾十萬人餓死。1949年全國解放初期，城鎮失業者達474.2萬人，占當時職工的60%。中國經濟的崩潰，還有其他原因，但主要是不平等條約所造成的，是西方長期殖民侵略累積的結果。

由于殖民主義“賺錢”牟利的本質，它不可能給相關國家和地區帶來繁榮和進步。從香港看，其飛速發展的原因，并非是由于經歷了殖民地時期，而是有其他各種因素。其中處于重要轉口貿易港口的地理位置，是一個重要原因。其他原因，如中國內地戰亂，香港成了較為安全的地方；改革開放之后，又得益于大陸的政策；等等。英國歷史學家弗蘭克·韋爾什的名作《香港史》，被評為“西方最權威最詳盡的香港通史”，也作了類似分析。再看印度，英國百年殖民統治并未使印度走向富強繁榮，其仍是一個落后的發展中國家。印度開國總理尼赫魯說，由于英國的殖民政策，“印度越來越成為一個農業國了”，而“那些為英國統治最久的印度地方也就是今天最貧窮的地方”。獨立之后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進行改革，印度的社會經濟才開始好轉，走向發展。

總之，殖民主義給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帶來了巨大災禍，近代中國長期貧窮落后的根源即在于此。中共二大提出反帝綱領，詳細列舉不平等條約的種種危害，除了掠取領土、侵奪主權外，中國的經濟命脈落在帝國主義的“巨掌之中”，“事實上變成他們共同的殖民地了，中國人民是倒懸于他們欲壑無底的巨吻中間”。當時，國共兩黨以及整個社會都認為，“欲救中國，必先收回關稅主權”。孫中山指出：帝國主義對中國“經濟力的壓迫”，比“政治力的壓迫還要厲害”。中國“已經到了民窮財盡之地位了，若不挽救，必至受經濟之壓迫至于國亡種滅而后已！”而要解決這一問題，“便要先從政治上來著手，打破一切不平等的條約”，擺脫半殖民地地位，實現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來源：“歷史中國”微信公號，原載《歷史評論》2020年第3期；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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