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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作家像柳青那樣，為了寫作而變成其寫作對象。

在1953年到長安縣皇甫村落戶之前，柳青已經是地道的文化人。他做過報刊編輯，在文藝團體任過職，參加過《中國青年報》的創辦，還創作了《種谷記》、《銅墻鐵壁》等一批優秀文學作品。

的確很難想象，有著這樣經歷的人會和一個農民的形象聯系在一起。在有關記述里，人們看到的柳青通常穿著老式對襟衣服，頭戴瓜皮小帽，和當地的農民沒有什么分別。當然，在另外的場合，他可能還有另一個形象——一身西裝，一副深究式的金絲眼鏡，用流利的英語和外國人侃侃而談。這兩個反差強烈的形象竟完美的結合在柳青的身上。

柳青的體驗生活與一般作家不同，他不是以旁觀者的身份到農村暫時生活一下，而是以一個黨的基層干部的角色十七年扎根在農村，把自己當成農民，把農民當成兄弟姐妹，和農民打成一片。農民也親切地稱他為“咱們的柳書記”，把他當作自己的親人，他與農民之間建立了血溶于水的深厚感情。

他深入人民生活的對象化態度異常堅決和徹底，在皇甫村他和農民一道積極投身于當時農村正在進行的合作化運動，給區鄉干部、農民講社會發展史，講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親自指導王莽村“七一聯合農業社”、皇甫村“勝利農業社”。他經常與公社干部王培德、勝利大隊王家斌一起研究農業生產，并與他們成為了終身朋友。當時，由于生產隊死了牲口，他還停下手頭正在寫作的《創業史》第二部，編寫了《牲畜飼養管理三字經》，發給農民作為指導。生產隊里水泵出了問題，沒有專業的修理工，他也義務去修理。1960年4月，柳青將《創業史》第一部10萬冊的稿酬16065元，捐給王曲公社做工業基建費用；1961年開始寫《創業史》第二部時，他向中國青年出版社預借5500元稿費，為皇甫村支付高壓電線、電桿費用。長安縣的領導勸柳青不要把錢全部捐掉，多少給自己留一點，但他說他也是社員，他的所有勞動收獲也應該像其他社員一樣全部歸公。

當然，柳青扎根農村并不是為了簡單地當農民，而是為了寫農民。他首先是一個自覺的立志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作家，他要寫出億萬農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發展歷史和心路歷程。他投入農村生產生活中，用心地體驗，細致地觀察，深沉地思考當時的農村、農業和農民問題，對當時正在進行的合作化運動及其三農問題，真正做到了入身入心入情。可以說，《創業史》這部小說正是他殫精竭慮、用生命書寫的作品。

他曾經說：“《創業史》也是我自身的經歷，我把自己的體驗的一部分和我經歷的一部分，都寫進去了。生寶的性格，以及他對黨、對周圍事物、對待各種人的態度，就有我自己的寫照。”他還說：“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怎樣塑造自己呢？在生活中塑造自己，在實際斗爭中塑造自己。”在《創業史》中，柳青精心塑造社會主義時代的農民形象，而同時也努力地塑造了自己，他是完全地把自己溶入到農民當中，溶入到社會主義事業當中去的。

柳青從不諱言他的創作目的，他說：“我寫《創業史》，是宣傳人們和私有制、私有觀念徹底決裂，用共產主義思想創社會主義大業，我是這樣寫的，也應該這樣要求自己！”也因此，在后毛澤東時期，《創業史》和其它類似作品一樣，被打上“政治工具”的標簽。然而，認真考察《創業史》的創作，它絕不是生硬的迎合政策，而是以人物為中心，細膩地揭示人們的情感、立場和價值觀發生變革的過程。用柳青的話說：“《創業史》這部小說要向讀者回答的是：中國農村為什么會發生社會主義革命和這次革命是怎樣進行的。回答要通過一個村莊的各階級人物在合作化運動中的行動、思想和心理變化過程表現出來。

《創業史》展現了“創事業”與“創家業”的矛盾沖突，實際是社會主義公有制與小農經濟私有制理念的碰撞斗爭。解放前梁家經過幾次創家業失敗，梁三老漢發家致富的夢想破滅。解放后，共產黨給農民分了土地，梁三老漢“三合頭瓦房院的長者”的夢想又復活了，眼見蛤蟆灘的能人郭振山、郭世富家業越創越大，他指望兒子梁生寶也能走創家業的路子。然而，從小倍嘗生活的辛酸的梁生寶，在黨的教育下，認識到私有制是萬惡之源，決心走一條與父輩不同的創社會主義大業的道路。當“老資格”的黨員郭振山還停留在“創家業”的小農意識里不可自拔、革命意志消退的時候，他勇敢地擔負起帶領莊稼人走互助合作道路的重擔，成為了蛤蟆灘合作化運動的帶頭人。他積極、聰明、公道、能干，一心撲在群眾的事業上，從不考慮自己的得失，勇于作出犧牲。他團結帶領貧苦農民發展生產，遠赴外地購買優質稻種，組織群眾進山割掃帚賣錢補貼生產資金不足，他幫助困難戶度過難關，面對兩戶退組毫不動搖，緊緊地把群眾團結起來，發揮集體的力量，最終使合作社克服困難，取得了巨大成績，令那些一心想往個人發家致富路上奔的單干戶刮目相看，心服口服。梁三老漢也經過事實的教育，終于相信了梁生寶的事業，他對兒子從心底里服氣了。“在黨可以把一個莊稼小伙子變得這樣強大，窩囊受氣一輩子的梁三老漢，有什么話說呢?”

小說過深入描繪通蛤蟆灘的社會變遷，以及包括梁三老漢在內的農民思想意識的轉變，塑造了梁生寶這一具有共產主義思想覺悟的新農民光輝形象，并且將這一光輝形象永遠立定格在中國文學史上。

柳青原計劃要完成四卷本的《創業史》，寫作內容從互助組階段到成立生產合作社，直到最后建立人民公社，然而因種種原因，第二部《創業史》還未來完成時，他卻在1978年帶著遺憾辭世。因此，他的《創業史》也成了一個未竟的事業，這恰恰就像一個寓言，現實中的中國農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實行了分田單干的家庭承包制，人民公社集體所有制被拋棄，由土改到合作化再到人民公社的一波接一波的洶涌澎湃的農村發展浪潮戛然而止，經過轉折后的農村走到了一條與之前完全不同的道路。如果把新中國成立后共產黨領導億萬農民走合作化、集體化道路的的歷程作為一部艱苦創業的歷史，那么這樣一部“創業史”也如同柳青的小說《創業史》一樣，成為了一個未完成的宏大工程。

隨著時代的變遷，曾經獲得廣泛贊譽的《創業史》被逐漸冷落，一些人認為它不過是概念化、公式化的政治寫作的代表，到了該退出歷史舞臺的時候了。對此柳青生前曾有預言，說他的作品需要“五十年后以后再看吧”。柳青曾對女兒說：“下一個時代，你們會右，也許右得不能再右了，走不下去的時候，就會回過頭來再尋找正確的的路。”歷史的發展也證明，中國農村實行分田單干后，小農經濟的繁榮景象僅僅在改革之初曇花一現就消失了，90年代后就出現了“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三農問題。盡管中央先后采取措施，減免農業稅、開展農村振興計劃，實行精準扶貧，但沒有根本上改變三農狀況，“農民分化、農業弱化、農村空心化”的新三農問題仍然困擾著中國的發展。

與之對比的是，一批毛澤東時代延續下來、至今仍然堅持走集體化道路的農村，如河南南街村、江蘇華西村、山西大寨村、河北周家莊公社等，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已經實現就地城鎮化，達到全體村民共同富裕的目標。歷史的發展證明，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梁生寶式的社會主義新人的產生是完全的可能的，他們就是陳永貴、王宏斌、吳仁寶、雷金河。社會主義農村集體化事業的余輝也艱難的延續至今，閃耀著熠熠光彩。

然而，歷史的發展不可能簡單重復，在當前的條件下，中國農村何處去？中國農民何處去？中國農業怎么發展？如何走新型農村集體經濟道路？成為擺在人們面前的一個沉重話題。當今，以文學的形式展現這一思考的作家并不多見，而劉繼明先生正是這樣一位作家。他創作的小說《人境》刻畫了馬垃這一鄉村知識分子形象。馬垃思想敏銳、內心豐富、情感深沉，有文化、有見識，對家鄉有著深厚的感情。他既是觀察者、思考者，更是一個敢想敢干而又沉穩務實的實踐者。面對家鄉神皇洲的凋敝狀況，他組織農民成立了神皇洲第一個農業種植和銷售專業合作社，積極籌劃利用貸款解決村里的灌溉和飲水問題，架設電話線與網線，使鄉村進入互聯網時代，并設計了整治污染、種植花木、重建民居的藍圖，期望實現他心目中的農民樂園。他給舉目無親的孤兒“小拐兒”以家的溫暖與庇護，重樹了谷雨等村民對土地的信心、對生活的奔頭以及活著的尊嚴。“村民們散了多少年的心似乎又重新聚集起來了”，與此同時，馬垃自己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一個孤單落寞的離群索居者變成了一個溫暖而充實的人，踏實的勞動與真誠的奉獻讓他“重新找到了生活目標及新生的感覺”。然而，農村貧富分化和衰敗的現實，政府的實用主義和騎墻偏袒，資本的瘋狂肆虐。最后合作社被解散，神皇洲也被一片大水淹沒，喻示著以小農為基礎的農民協作組織在政商聯盟進攻下無可奈何潰敗的現實。

小說中的描寫也真正是現實中的情況，一方面幾十年的的小農經濟已經走到了盡頭，新三農問題突出，農民紛紛離開農村奔向城市，只有留守農村的老弱病婦還在從事簡單的農業生產。另一方面，政府扶持資本下鄉，對農民的土地確權流轉，希望通過資本組織規模經營，然而實際效果并不理想。在這樣的情況下，農業危機和農民出路都成問題。

所以，《創業史》提出的問題，揭示的真理，到今天仍沒有過時，這也是正是它常讀常新的原因。從一定意義上講，《創業史》就是一部共產黨人踐行初心的歷史進程，雖然中途夭折，但歷史的真實存在永不磨滅，永遠值得我們敬仰。

今天我們回顧柳青其人其作，既是一種精神的回歸，又是一種思想的出發；既是一種歷史的召喚，又是一種現實的啟迪。透過重重的歷史風煙，我們仿佛看得到，在一片瀟瀟春雨的原野上，閃現著的那些真誠的共產黨人的身影。

這正是：

春風處處說柳青，山河故國總關情。

千年苦農翻身日，改天換地一時新。

滄海輪回風物換，余韻綿綿嘆昔今。

誰言堯舜皆虛話，創業艱難青史銘。

作者：灄水農夫  來源：激流網2021  微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