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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午：兩彈一星靠的是“學術大鍋飯”還是“非升即走”？

點擊：4291 作者：子午來源：子夜吶喊微信號發布時間:2021-06-17 09:50:59

筆者前一篇評論“復旦傷人事件”的文章被“用戶投訴”了，今天換個角度來談一下這個問題。

關于案子本身的討論在知乎上已經比較多了，很多討論讓一起悲劇充滿了荒誕色彩。例如一方要把兇手打扮成合格的兇手，就扯出兇手在蘇州大學待不下去了被復旦收留的事，事實上兇手在蘇州大學只待了四年，續聘頭一年就去了復旦；更有甚至從“面相”上卻給兇手定罪：

這方面的討論不展開了，免得又被“用戶投訴”。

站在廣大青椒們的立場，絕大多數人是在痛斥“非升即走”制度；而美國歸來的北大生命科學學院院長饒毅等人則拼命給“非升即走”及高校預聘制辯護：

然而，饒毅是在美國就拿到了教授職稱，回國也是以教授職稱被特聘的；此時北大已經教改，如果按照正常的“非升即走”渠道，筆者是懷疑饒毅能否順利“升留”的。

“非升即走”：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的借鑒

筆者在前文已經指出，“無須諱言，這套‘非升即走’的高校教師聘用制度，就是從美國照搬而來的”。

不過與美國高校約半數預聘留任不同的是，中國的青椒預聘留任卻只有1/6-1/8，2018年，武漢大學更是被爆出119位教師中只有4人通過評審入編，有97%的青年教師被淘汰。

青椒們承擔了高校科研創收的主要工作，干著最苦最累的活，最后大部分人的命運是被淘汰，而此時他們已經人過中年。這與某互聯網大廠34歲辭退的資本壓榨制度如出一轍。

所以本號在前文感慨：“‘學生最終超越了老師’，幸哉、悲哉？”

算起淵源的話，“非升即走”其實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美國向社會主義國家的制度借鑒。“非升即走”譯作“tenure-track”，但它正式的制度名稱是“academic tenure”應該被譯作“終身教授制”，乍一聽這不是搞“鐵飯碗”和“學術大鍋飯”嗎？事實也正是如此，在社會主義國家，不僅大學教師是事實終身制，普通勞動者都是端“鐵飯碗”的。

美國是一個信奉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國度，在社會輿論層面，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原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直以來，這一原則不只是在經濟領域，而且在科研領域都是不可動搖的信條。

但是到1940年，美國大學教授聯合會(簡稱AAUP）頒布《關于學術自由與終身教授制原則的陳述》，設立終身教授制最初的目的據說是為了“保障學術自由”，進入終身教職體系后，非法定原因，學校不能解聘教師。然而，無論麥卡錫主義時期還是民權運動時期，美國政府對進步教授和學者的迫害，都讓“保障學術自由”的解釋變得蒼白無力。

在另一層面，社會主義蘇聯的科研進步速度早已令美國震撼，即便是打著“國家社會主義”旗號的德國，其科研進步速度也是驚人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科研制度，孰優孰劣已經表現得很明顯。又如，美國從原子彈到氫彈用了7年，蘇聯只用了4年，中國更是只用了兩年多；導彈和原子彈結合即戰略核導彈的試射成功，美國用了11年，中國僅用了1年多的時間；而在發展中國家之間做對比，速度和效率的差異更是驚人，幾乎同時起步、但工業基礎條件和國際環境都比中國好的印度，原子彈比中國晚了35年，洲際導彈晚了32年！

市場原教旨不能當飯吃，美國的資產階級政府必須“務實”，否則也成不了頭號帝國主義。

終身教授制在美國的推行的確一定程度上保證了教授的經濟權益，穩定了人心，為高校留住了優秀拔尖人才和學術骨干，這是美國能產生世界頂級名校和二戰后科技大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

但是，終身教授制+非升即走，其實是既借鑒了社會主義，又對市場競爭機制進行了保留。

“人性化”那只是在成為終身教授之后，對中青年教師來講，終身教授的競爭非常殘酷，即便是半數淘汰。哪怕是《文明的沖突》作者亨廷頓這樣優秀的資產階級走狗，在哈佛干了九年也沒成功申請到終身教職，被迫轉任哥倫比亞大學，三年之后才重返哈佛。

拿到了終身教職，無疑是端上了“鐵飯碗”、吃上了“學術大鍋飯”。大鍋飯養懶漢的一個前提是，端鐵飯碗的得是自私自利的“小崗人”，“大寨人”端上鐵飯碗不僅沒有養懶漢，反而更勤奮了。在私有制的美國，顯然大學教授不可能有社會主義“大寨人”的覺悟。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克服大鍋飯養懶漢的手段自然還是市場競爭那一套。進入到終身教職后，的確出現教授惰性增加、學術產量下降、績效下滑的現象。為此，AAUP也提出了一些對策，比如建議對獲得終身教職的教師每五年再考核一次，如果考核成績不佳，學校有權依照程序減少科研經費、降低薪酬，或提出警告，規定考察期，直至要求自愿退休。

在美國的這套“非升即走”制度下，高校教師仍然是“打工人”的角色，積極性有所提高，但不可能提高到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勞動者的覺悟。美國的科研進步速度二戰后仍然是干不過社會主義陣營的，只有歷史虛無主義者不愿意承認這個事實。

毛澤東時代的“學術大鍋飯”

為了進一步說明這個事實，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中國是如何搞“學術大鍋飯”的。

社會主義的“學術大鍋飯”首先是在長遠規劃、布局下，敢于“養閑人”的氣魄和胸襟。

1956年1月，周總理代表黨中央和毛主席向全國人民發出了“向科學進軍”的偉大號召；半個月后毛主席又發出了“應該有一個遠大的規劃”的指示，“12年科技規劃”隨后問世，核技術、電子計算機、集成電路、航天這四項世界尖端科技隨之被提上新中國科學發展的議事日程。

1960年7月18日，毛主席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號召：“要下決心，搞尖端技術。”

對于當時西方也是剛剛起步、在世界還處在非常前端的激光研究，毛主席在1963年指出，“死光，要組織一批人專門去研究它。要有一小批人吃了飯不做別的事，專門研究它。沒有成績不要緊。”這為今天中國的激光技術發展完全不遜色美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56年5月2日，毛主席在中南海主持召開最高國務會議第七次會議，在談到對技術人員的關系問題時說：“有發明的人不被信任的問題，也包括在內。對人不大關心，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不幫助人，不關心人的死活，對人冷淡，這個問題應該注意。”

1964年2月6日，毛主席在中南海菊香書屋同物理學家錢學森、地理學家李四光、氣象學家竺可楨就農業、地質、核武器等問題進行廣泛的交談，他勉勵大家說：“有矛必有盾。搞少數人，專門研究這個問題，五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十五年，總要搞出來的。”

1965年1月24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主席在聽取余秋里匯報新技術設計問題后說：“我看了關于一萬二千噸水壓機的文章，有些設計經過二次、三次，甚至幾百次的失敗。不經過失敗，是不會成功的。”

另一個更典型的例子是沒有“直接應用價值”的數學研究。著名數學家陳景潤的研究也是在毛澤東時代進行的，成果是在1973年在國內的《中國科學》刊物發表并轟動世界的。當時國家非常重視陳景潤的研究，就連毛主席的夫人都曾親自關心過問過陳景潤的生活待遇問題。這同樣是一個敢于“養閑人”的典范。

“失敗乃成功之母”，長遠規劃布局下“學術大鍋飯養閑人”的氣魄，與非升即走制度下盲目追求論文數量和“短平快”出成果的功利主義短視形成了鮮明對比，孰優孰劣，不難分辨。

第二，社會主義“學術大鍋飯”是對現代科研體系特征的高度適應。

人類發展了幾千年，生產力和科學技術在工業革命之后更是得到了迅猛發展，科研體系早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協作面廣、高度綜合、高度復雜的體系，科研工作還需要對應的工業體系的支撐與配合，不是哪個超級英雄以一己之力就能完成一項新的科研成果的。任何一個鏈條環節，任何一個工業門類的缺失或不足，都會制約整個科研體系的發展。

毛澤東時代的兩彈一星、大飛機、萬噸輪、集成電路，等等這些世界尖端科技成就，以及雜交水稻、人工合成結晶牛胰島素、發現青蒿素這些更是具有世界領先水平的科技成就的取得，更是離不開舉國體制、大兵團作戰，動輒幾萬人、幾十萬人乃至上百萬人，以及數十個乃至上百個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以及工廠、公社的協力配合，離不開技術人員、基層干部以及工人農民的三結合。正是靠著社會主義“學術大鍋飯”，才把科研領域的千軍萬馬凝聚在了一起。

1973年11月16日，楊振寧致函中國科學院郭沫若院長，稱自己準備提名生化所、有機所、北京大學代表各一人合得1974年諾貝爾化學獎，我國在60年代完成的人工合成結晶牛胰島素是完全有望獲獎的。然而，胰島素研究成果是科研人員在黨的領導下集體努力的結果，難以提出有突出代表性的人選，故我們傾向于婉言謝絕楊振寧的好意。

在集體主義消亡、個人主義張揚的時代，“集體努力”越來越被輿論忽視，轉而宣傳個體英雄。

2015年，參與發現青蒿素研究的屠呦呦最終以個體身份獲得了諾貝爾獎，不過，她在發表獲獎感言時向世界宣告，獲諾獎是一個很大的榮譽，青蒿素研究成功是多年研究集體攻關的成績，青蒿素獲獎是中國科學家集體的榮譽。這也標志著中醫研究科學得到國際科學界的高度關注，并將毛主席的親筆題詞展示給了全世界。

雜交水稻被稱為中國的“第五大發明”，而一提到它，人們往往只知道“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實際上與袁隆平同一時期進行研究的團隊還很多，參與雜交水稻研究的農業技術人員、基層干部、人民公社社員更是百萬之巨，光是因為雜交水稻研究產生的院士就有六位。

1981年6月6日，當時的國家科委、農委要將新中國第一個特等發明獎授予雜交水稻研發團體。前來領獎的顏龍安卻得知，獎狀上只寫著“全國秈型雜交水稻科研協作組袁隆平等人”，沒有其他人的名字，獎狀與獎章也只有一份。這引起了其他人的不滿，一位領導解釋說，“今天晚上，國際廣播電臺就要向全世界播出‘袁隆平等人獲雜交水稻特等發明獎’這條消息了，明天所有的報紙也都會刊載這則新聞，這么大的事情，關乎到國家威望，不好再有什么更改。”作為事后補救，顏龍安與其余20多名主要獲獎人會后都得到了一張復印的獎狀，獎狀背面寫著每人的工作單位與姓名。

試想，如果沒有社會主義的“學術大鍋飯”，毛澤東時代會有兩彈一星、大飛機、萬噸輪、集成電路、雜交水稻、人工合成結晶牛胰島素、青蒿素這些偉大成就的取得嗎？

第三，“社會主義大鍋飯”可以“養閑人”，但絕不是“養懶漢”。

昨天還從北京青年報的企鵝號看到一則新聞，不知真假：

據稱受害書記“是家中唯一的兒子，是家庭主心骨，他的驟然離世讓家人難以承受，農村的年邁雙親需要贍養，遭受身心重創的妻子和尚在求學的女兒需要照拂”。

受害書記執行“非升即走”所打破的是“學術大鍋飯”，諷刺的是，如果人民公社不解體，“社會主義大鍋飯”還在，即便這位書記不在了，“社會主義大鍋飯”也會供養這位書記的年邁的父母以及尚在求學的女兒。這樣的局面不值得反思嗎？

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公有制下，“大鍋飯”實際上是為廣大科研人員完全解決了后顧之憂，是億萬工農群眾在無私地“供養”他們，他們也同樣地在無私地回報社會。

在我國科學技術人員的共同努力下，1964年，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了，從美國歸來的郭永懷教授是參與者之一。1968年，郭永懷在青海基地，為第一顆熱核導彈的發射進行著準備工作，兩個多月后他為了試驗中的一個重要發現要回北京，飛機在首都機場即將要降落，卻在離地400多米的時候，突然失去平衡并墜毀在農田里。當大家趕到現場時，看到的是，郭永懷的衣服已被燒焦，他和警衛員緊緊得抱在一起，眾人費力好大力氣，才將兩人分開，而裝有絕密資料的公文包毫發無損被夾在兩人胸前，衣服都燒焦了，卻依舊那么護著文件，可以想見他在身前是忍了多大的痛啊。

而郭永懷這樣大公無私的精神在那個年代的科研技術人員群體中是普遍存在的。武光同志1954年開始擔任筆者母校北航的校長兼黨委書記，1958年9月，研制成功了“北京一號”、“北京二號”和“北京五號”，三個型號的飛行器成功上天，其中“北京一號”飛機是學校師生共同協作的結果。據武光同志回憶，“北京一號”研制期間，他晚上沒法睡覺，因為總有師生半夜偷偷跑回去加班，他需要“抓”他們回宿舍休息——這是怎樣的一股干勁啊。

私有制下的個體很難理解這樣的奉獻精神，這其實是革命英雄主義和主人翁精神的一種體現。抗美援朝戰場上涌現出了無數英雄烈士，像黃繼光、邱少云，他們都出身于貧農家庭，舊社會受到了地主的殘酷壓迫。是社會主義新中國給他們家庭分到了土地，讓他們翻身得解放成了社會主人，他們才義無反顧地要保衛來之不易的社會主義！“大鍋飯養懶漢”的說法完全是對這整整一代人民英雄的褻瀆和污蔑！

在雇傭勞動制導致的社會貧富分化、生產過剩局面下，“非升即走”、AI監工根本無法阻止打工人“躺平”，某些乏走狗不想著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卻把996跟兩彈一星精神混為一談，勸打工人奮斗，實屬無恥！這兩種所有制基礎能一樣嗎？“為本階級改造世界”跟“給別人打工”是一回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