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今天是:2025年-5月7日-星期三
咱們是一家,咱們是一家,
咱們都在革命搖籃里長大。
共產黨是咱們的保姆,
咱們生長在紅星旗下。
········
這支歌是詞作家丁鑄鐵、音樂家王久鳴在抗日戰爭時期為一次文藝團體的匯合而寫的,然而它卻不脛而走,傳遍了山東解放區,家喻戶曉,婦孺皆知。作曲家王久鳴同志是山東解放區最有才華的音樂家,寫了許多風行一時的好歌。
每當我唱起這支難忘的歌曲,總是立即回想起烽火連天的抗日戰爭年代,腦海里浮現出孩子劇團的少年戰友們生氣勃勃的姿影。那時候我們都愛唱這支歌,它雖然不是專為我們創作的,然而卻生動而又貼切地反映了我們的戰斗生活與革命熱情。的確,正像這支歌里所說的那樣,我們這群當時十多歲的孩子,是在黨的撫育下,在革命的搖籃里長大的,黨給了我們藝術的武器,引導我們為民族解放而戰,為新社會的實現而戰。在中國革命的征途上,留下我們小小的腳印。
一
說起孩子劇團的歷史,應當追溯到它的前身少年先鋒隊。少先隊是在抗戰爆發后,和膠東的抗日武裝幾乎同時誕生的。當時,日本侵略者已經強占了青島、煙臺、威海等膠東沿海城市,國民黨反動政府望風而逃。空前的民族危機,引起了空前的革命高潮。中共膠東特委從地下崛起,昆崳山上登高一呼,三十六方同時并起,于1937年12月24日舉行了威震膠東的天福山起義,成立了山東人民抗日救國軍第三軍,隨后又在蓬萊、黃縣、掖縣分別建立起三軍二路、四路和三支隊(三軍司令部直屬部隊為一路)。這期間,大批愛國少年,或追隨父兄,或棄家潛逃,紛紛投入革命隊伍。早在1938年2月12日牟平雷神廟戰役之前,三軍后方司令部(即膠東特委)就已經有少年先鋒隊的組織,集中了約二、三十名男女少年。當時主要搞些化妝宣傳,演唱革命歌曲,并演出過《放下你的鞭子》等街頭劇。春夏間,總部和一路西進,沿途又收納了一批參軍的孩子。1938年5月,總部決定成立武裝的少年先鋒隊,命名為“山東人民抗日救國軍第三軍抗日少年先鋒大隊”。到達蓬萊后與二路少先隊會合,隊員達到五、六十名,這是少先隊的鼎盛時期。后來,跟隨部隊繼續而進,活動于黃縣——掖縣一帶。
當時,少先隊直接隸屬于膠東特委(后來改為區黨委)青年部。青年部長是林乎加同志。崔敏(1920年生)任少先隊隊長,他是一位萊陽青年,圓圓的臉,白凈面皮,有一雙沉靜而充滿仁愛的黑眼睛。指導員王顧明(1917年生)后來擔任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副總編輯)本來是煙臺市一家助產學校的學生,瘦弱多病,但是富于藝術才能,時常教大家唱歌。后來少先隊逐漸轉化成一支文藝隊伍,與她的培養與引導是分不開的。她當時不過20出頭,但卻是所有孩子們無限信賴、十分依戀的大姐姐,每個人都愿意向她吐露自己的衷曲——想家啦,同志間的誤會啦,或者身體不舒服啦等等。而她總是用平靜的態度傾聽這些傾訴,然后親切地給予幫助。副隊長牟敏(1923年生,后來擔任中共天津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是一位瘦瘦的白皙的青年,一副近視眼鏡,使他顯出一種知識分子的風度。他也是富于藝術才能的,寫過幾首很好的歌曲,有些當年的隊員至今仍會演唱。
少先隊的生活充滿了蓬勃的朝氣。我們的日常活動首先是學習,包括時事政治、新文字(漢語拉丁化拼音)和唱歌等。教育的方式是靈活多樣的。我現在還記得有一天晚上,在一盞很小的煤油燈前,隊長崔敏給我們讀葉紫的《豐收》。他的聲音微微顫抖,敏感的眼睛里閃著淚水,孩子們屏息凝神地聽著,暗談的燈光照著一張張神色專注的小臉。舊中國勞動人民的苦難,就這樣深深地印入了每個孩子的心。
唱起歌來可就熱鬧啦。那是一個唱歌的年頭,整個中華民族都在歌唱。我們當時唱的歌大約有兩類:第一類是聶耳、星海、張曙、任光的抗戰歌曲,例如《義勇軍進行曲》、《開路先鋒》、《救國軍歌》、《保衛國土》、《打回老家去》等。此外還有呂驥的《我們需要戰爭》、《武裝保衛山西》(改成“武裝保衛山東”),麥新的《大刀進行曲》等等。我們經常唱的還有光未然作詞的《游擊隊歌》。
我們演唱的第二類是紅軍歌曲,這里面細分起來又有兩類:一類是江西、陜北等蘇區的革命民歌,如《十杯茶》,《滿州士兵弟兄們》等;另一類本來是外國革命歌曲,如《國際歌》、《少年先鋒隊歌》(“走上前去,曙光在前”),俄羅斯的《工人歌》(“生活像泥河一樣流”)、《我們勇敢地走向戰斗》(“看哪,工人們”等等)。我們唱得最多的是《少年先鋒隊歌》.這是我們的隊歌,當時所唱的歌詞與現在新譯的頗不相同:
走上前去啊,曙光在前,
同志們奮斗!
用我們的刺刀和槍炮,
開自己的路!
勇敢向前,穩著腳步,
要高舉鮮明的旗幟!
我們是工人和農民的少年先鋒隊,
我們是工人和農民的少年先鋒隊。
歌聲鼓舞我們的熱情,使我們的生活充滿著歡騰的氣氛。當我們疲勞的時候,唱起歌,渾身就增添了無窮的力量;當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唱起歌,對前途就充滿了信心。
少先隊的工作任務是發動和組織少年兒童,參加抗日活動。我們三、四人一個小組,頂著烈日酷暑,冒著風雪嚴寒,跋山涉水,跑五六里,甚至十幾里,到駐地附近的村子里去,找到小學校,先向老師講明來意,然后給小學生們講抗戰救國的道理,教他們唱抗戰歌曲,幫助他們建立起兒童團的組織,編好隊,選出團長、隊長、講明兒童團的任務——站崗放哨,宣傳抗戰,幫助抗屬等等。這一切做完之后,我們才離開這個村子,踏著夕陽的余暉,回駐地去。我們每到一處都撒下革命的火種,留下新生的嫩芽,在以后的日子里,它們將繼續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記得當時一些小學教師看到我們小小年紀就能出來獨立工作,講起話來頭頭是道,因而對我們表現出極大的敬意。其實我們大部分人昨天還在上學,只是普普通通的小學生呢。
除此以外,少先隊還要擔任后方司令部的警衛工作,每天晝夜要派出崗哨,保衛特委的安全,這對孩子們也是一種鍛煉吧。給我們配備了一批武器,有幾支勃郞寧手槍,有好多支各式各樣的左輪手槍,大部分是三響五響的(叫做“三音子”、“五鋒子”),也有六響的(叫做“六輪子”)或七響的(叫做“七星子”),還有幾支馬槍和步槍,此外就是大刀、手榴彈了。孩子們好奇,喜歡玩弄武器,一不小心,往往發生走火的事。記得有一次我在站崗的時候隨便玩弄手里的左輪,結果“砰”地一聲走火了,雖然沒有傷人,但嚇了自己一大跳。后來罰我多站一班崗,晚上還在生活檢討會上作了自我批評。
那時我們經常開生活檢討會,大約每周舉行一次。會議的內容非常有趣:第一項,形勢報告,由一位隊員把他從報上看到的國內外大事向小組的成員講說一番,之后大家還可以補充發言。孩子們對世界大事非常關心,什么蘇臺德事件、慕尼里陰謀,都是我們注目的問題。第二個議題是工作報告,由小隊長把一周來全隊所做的工作綜述一下,各個工作小組還要詳細匯報外出工作的成績。第三項是工作檢討,大家就工作中的優缺點各抒已見。第四項是批評與自我批評,大家互相交換些意見。那時候的孩子不論說起自己或別人的缺點都是毫不留情的,可不像現在的人們這樣諱疾忌醫,把批評與自我批評變成了互相贊揚和自我贊揚。最后一項是臨時動議,如果對今后的活動有什么想法,可以趁此機會提出。這些議程可能是從內戰時期紅軍部隊中傳下來的,現在看來似乎有些刻板,但當時我們卻對之十分認真,發言全都是很嚴肅,甚至是很熱烈的,而且每次開會都要詳細記錄。
在這些多種多樣的活動中,少先隊員受到了教育和鍛煉,有些孩子長成大孩子了。從二路少先隊合并過來的李平(后來擔任陸軍指揮學院副政委),是一個非常聰明又非常要強的男孩。他很小的時候,父母就相繼去世了。他不知道學校的門是朝那里開的,從小在磚窯上被當作大人使喚。他打過坯,也背過磚,窮苦和勞累摔打出他一身結實的筋骨。參加少先隊以后,在他眼前打開了一片新的天地。他如饑似渴地學文化、求知識,不論在什么困難面前他從沒有皺過眉頭。在黃縣城的時候,有一天,指導員王顧明派他騎自行車到龍口去取兩袋面粉,他本來不會騎自行車,可仍然借上一輛車子出發了。一路上,他不知摔了多少跤,可是摔倒了,就爬起來再走,終于學會了騎自行車,并且把面粉帶了回來。這個故事具有象征意義,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少先隊員是怎樣在實際斗爭中成長起來。
1938年8月,上級決定把少先隊一分為二:年齡大些的——十五、六歲的隊員組成前方少先隊,劃歸前方司令部(三軍司令部,38年冬改成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五支隊司令部)領導;年齡小的孩子組成后方少先隊,仍由后方司令部(膠東區黨委)領導。分隊的那一天好難啊!許多小孩子不服小,非要到前方不可。個子高一點的小孩子偷偷混進前方少先隊的隊伍,企圖冒充大孩子,當這種圖謀失敗后,有的孩子就哭鬧起來。最后當然無可奈何,只好按部就班,回到自己的隊伍去,因為他們知道:革命戰士應當“一切行動聽指揮”。
從此,崔敏率領大孩子們到前方去了,后來牟敏又帶去第二批較大的孩子。他們全副武裝起來,擔負著保衛司令部的光榮任務。1938年11月6日,日軍會同偽滿軍趙保原部向我軍進犯,我軍奮起抵抗,在平度大青陽一帶與敵軍展開激戰。是役,我軍斃傷敵200余人,自己也傷亡數十人。這時剛調到戰斗部隊任連指導員的崔敏,在追擊敵人時不幸英勇犧牲。
后方少先隊改由王顧明、夏戎同志領導,仍以開展兒童工作為主,同時進行一些文藝宣傳。不過這時的工作規模擴大了,除繼續在駐地進行活動外,還派出三個工作團,分別以楊文玉、梁學周、王成之和王菊為團長,分赴蓬萊、黃縣、掖縣,成立了三個縣的少先隊縣隊部。在文藝宣傳方面,除小規模的街頭演出外,有時也在其他劇團的晚會上參加演出一些歌詠節目。記得曾把周巍峙的《上起刺刀來》這支歌改為《舉起手槍來》,全體登臺的孩子每人都拿著一把手槍,樣子很像法國畫家德拉克洛瓦的《自由領導著人民》這幅畫中街壘上的小戰士。演唱時數十支手槍一齊高舉,氣氛非常熱烈,充分體現了抗戰初期中國軍民十分昂揚的戰斗情緒。
這時已經醞釀著把這批朝氣蓬勃才華橫溢的孩子們培養成文藝戰士,把少先隊改組為劇團的事,但不久之后形勢發生了變化,把這一步驟推遲了。1939年初,日寇沿煙濰路東犯,我軍依照中央的指示,撤出蓬、黃、掖、三個縣城,轉入平(度),招(遠)、萊(陽)、掖(縣)邊界的山區,進行游擊作戰。少先隊也參加了這次長途行軍,經受了艱苦的鍛煉和考驗。路上,青年部的丁方明同志(后來任山東省副省長)教大家唱賀綠訂的《游擊隊歌》:
我們都是神槍手,
每一個顆子彈消滅一個敵人,
我們都是飛行軍,
哪怕它山高水又深。
一路高唱,身上累了不叫苦,腳上起了血泡不覺痛,經過一個多月的跋涉,隊員們沒有一個掉隊的,終于在春暖花開的時候勝利地到達了目的地——萊陽北部的張格莊。
二
戰爭已進入相持階段。為適應長期抗戰的需要,膠東區黨委對少先隊的孩子們實行了進一步的訓練和培養。一部分少兒工作骨干,如崔崧和榮慕,被送進黨校學習。他們兩位在1939年冬的反“掃蕩”中,于12月10日在河南戰斗不幸犧牲了。崔崧是一位煙臺知識青年,擔任過少先隊副指導員,很受孩子們的敬愛。她生得很美,被敵人刺傷后成為俘虜,敵人要把她放在馬背上馱走,她寧死不從,后來敵人把她拖在馬后,硬是活活地拖死了。戰役的第二天,我的哥哥陳伯堅同志作為《大眾報》記者曾到戰場憑吊,找到了一個書包,它已經被刺刀穿透,一邊浸透了鮮血。他從書包里血跡染紅的幾本馬列主義書籍上的簽名,認出了那是我們崔崧同志的遺物……
從1939年春天起,在膠東抗日軍政干部學校添設了少年排,抽調少先隊員們分批進行輪訓。膠東魯迅藝術學校開辦后,又送了一部分孩子到魯藝音樂系、戲劇系學習。我就曾先后進過上述兩個學校,并且在那里奠定了政治和藝術知識的基礎。軍校隸屬前方司令部,完全是按照抗大的模式辦的。當時主持校務的是劉漢同志(后曾任中國革命軍事博物館長、政委),教育長是從陜北公學學習歸來的高銳同志(后曾任軍事科學院副院長)。少年排隸屬于三大隊,大隊長劉巖,排長高宣。我們學習的課程有哲學(教員是遲劍民,因為跛足,又名天刑,1942年冬季大在“掃蕩”中犧牲)、政治經濟學(教員王卓青,后曾任青島市委書記)、政治工作(教員宋桂生)、國際政治(教員叢鶴丹,后曾任棗莊市副市長)、游擊戰術(教員高銳)、軍事技術和制式教練(教員楊介人,后曾任山東省副省長)。區黨委宣傳部長林一山同志(后曾任長江規劃委員會主任)有時也來給我們講國內外形勢。學習時間雖然只有半年,但是課程相當正規,教學相當緊張,所以孩子們進步很快,有一些被當作青年黨員提前吸收入黨,我和李平等同志就是在軍校入黨的,當時我只有12歲,李平比我也不過大兩歲。
魯藝是1939年下半年才建立的,校長是郝藝軍(后來擔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學校設有戲劇、音樂、美術等系,另有一個編纂委員會。這兒的教學比較不那么正規。當時我和張志勇等人在戲劇系學習,全系實際上就是一個魯訊劇團,該團同時也是音樂系,同時在這里學習的于淼等是音樂系的學生。劇團的干部就是教師,演員就是學員。教員中志主要作用的是田少伯(后來擔任遼寧文化局副局長兼遼寧藝術學校校長)和陳伯堅(他是專職教員,后來擔任新華社副社長)。我們學習了洪深的《電影戲劇表演術》、臺詞和朗誦以及基本樂理、唱歌發聲等,而且在實際演出中受到了鍛煉。
這時候,根據地的建設工作有很大的發展,特別是1939年月黨中央《關于深入群眾工作》的指示下達后,整個根據地從上到下都建立了工會、農會、青聯、婦聯和兒童團組織。在這種情況下,少先隊過去那種從駐地出發到附近村莊活動已經沒有意義了。少先隊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它的一大批骨干被派到各地去擔任縣和專區的兒童團長,加強了群眾團體的建設。這些同志在艱苦的條件下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有幾位在殘酷的斗爭中壯烈地犧牲了。宋剛夫當時已是一位很堅強的共產黨員,綽號“鋼炮”,被派到蓬萊擔任兒童團長。1940年被偽軍郝銘傳部捉到大辛店據點,后來當地群眾告訴我們:他曾受敵人匪刑拷打,被兒只狼狗撕得遍體鱗傷,但始終不肯屈服。后來敵人把他拉到大辛店外邊的沙河示眾,他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萬歲!”等口號。被敵人槍殺后理在沙灘上。徐亞光(1927年生)到平度擔任縣兒童團長,也于1941年被敵人殺害。馬競同志(馬鏡,1921年生)也于1943年8月作戰時犧牲。殘酷的戰爭,艱苦的生活,要求我們加強文藝宣傳工作,用藝術的武器鼓舞人民團結一心堅持斗爭,爭取抗戰的勝利。這樣把少隊改組為孩子劇團,便成為一件迫切的事情了。
經過三、四個月的籌備,1939年11月,孩子劇團在掖縣的皂戶正式成立。女孩子們親手做了一面紅色的團旗,上面的字是:膠東孩子劇團,從此,這支文藝戰線的新生力量,便活躍在膠東抗日根據地。孩子劇團最初的領導人是:團長王顧明,指導員王文俗,副團長滕忠勤(向牧、沈西牧).最初的男演員有:梁作信、林彬、李平、王一、張克仁、張化盛、呂華、王磊、高光明、孫再仁、于學文(于萍、于克林)、于钖芝、李文耀等,女演員有木列爾和張志勇,呂廣,總共十五、六人。劇團的成員大部分是原少先隊員,但也吸收了文登抗戰話劇社和牟平青年話劇團的幾個孩子,張志勇和呂廣就是上述兩個團體來的。
孩子劇團成立后,由于缺乏編導力量,就請魯藝的同志幫助排戲。第一個劇目是包干夫同志(后曾任山東省文化局副局長)寫的獨幕劇《夜里》,以后還排過他的獨幕劇《柳林沖》。第一次演出是“12.9”運動紀念日的前夜即12月8日。初期的演出,當然難免粗糙幼稚,最初連幕布和燈具也沒有,掛起幾塊灰軍毯就算幕布,老鄉們湊集一些花生油,點上一根棉花做的粗芯,就勉強把舞臺照明解決了。化妝品是用從老鄉家里收集的鍋底灰,再加點紅土,用凡士林攪和一下做成的。演上層人家的戲,布景時找不到沙發,用幾個炕桌、條凳一拼湊,上面蒙上毯子,看起來倒也差不多。木列爾表演打花鼓,需要穿一件坎肩,可是跑遍了全村都找不到,最后只好用一條黑褲子來代替。把褲襠圍在脖子上,兩條褲腿從胸前搭下來,扎上一條紅腰帶,鼓點一敲就演起來。
且說12月8日晚劇團首場演出后,第二天一早就聽到敵人已經出動,開始“掃蕩”的消息,于是倉卒轉移,奔走了一晝夜,來到掖縣南部郭家店一帶,在一所山上的寺廟里住了兩天。但是敵人跟蹤而至,周圍又響起了槍炮聲。于是大家又連夜穿插到北掖平原,全團分成四個小組,疏散掩護在四所小學里,到1940年春節過后才重新集合起來。這時,梁作信、李文耀調走了,又來了鄒積昌、韓明杰、王立崗、林德等新同志。隨后,為了提高業務素質組織上又送大家到魯迅藝術學校學習了一段時間,回到青聯不久,“6.1”大“掃蕩”又開始了。
這一天,孩子劇團正在演出,突然得到報告,敵人已經離這里不遠,于是中止演出,倉促地收拾一下,馬上轉移。可是走來走去,總也擺脫不了敵人,原來各個據點的敵人全部出動,所以到處都是敵人。最后,孩子們被圍困在招遠境內的靈山上。有幾天光景,在山上蹲著,沒有飯吃、沒有水喝。后來,一個晚上,司務長偷偷下山,到村子里找來一些窩窩頭給大家。老百姓聽說我們在山上,烙了一些餅,讓村長給我們送來。大家吃飽了肚子,決定突圍下山。在夜幕的掩護下,大家沖出了敵人的包圍圈,來到村中的一所小學里。劇團領導決定男孩女孩一律推光頭,因為當地習俗男人都剃光頭,女孩子梳小辮,婚后盤發髻,無論男女都不留短發。聽說要剃光頭,男孩子倒不在乎,但是五個女孩子你看我,我看你,都不吭聲,不過最后萬般無奈,還是把一頭秀發讓人推個精光。大家互相對望,都覺得變了模樣,換了一副又陌生又新鮮的面孔。剛推過頭,頭皮發白,大家便把青草砸爛,再和上泥巴,用力往頭上擦,又換上向老鄉借來的破衣服,戴上一頂破草帽,背上一個破糞筐,儼然是個放牛娃的模樣。后來,張志勇和呂廣曾被房東誤認作男孩,安排她們同小伙子一起住宿,差點鬧出笑話來。
話說孩子們化裝成逃難的老鄉,分成幾個小組,向掖縣七區轉移,終于在七月下旬,安全地來到約定的集合地點保旺鄧家。隨后又疏散到附近各村隱蔽起來。這一帶其實也是接敵區,朱橋、道頭,都是敵人的據點。勇敢的孩子們,有時扮成揀柴拾糞的,到據點里去偵察敵情。女演員木列爾就曾女扮男裝,和村里的青救會長呂啟民一起到敵人的據點道頭集去偵察。察看了敵人營房旁邊擺放的機槍、大炮,她看到敵人在水果攤上拿杏子吃,不給錢,氣得她要沖上去痛罵敵人,多虧呂啟民阻攔,才沒有惹出麻煩。
敵人掃蕩過后,劇團又在保旺鄧家集合,孩子們互相瞅著對方的光頭,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為了留個紀念,大家還拍了一張光頭照片呢。現在再看看照片上那一張張歡笑的臉,你可以看到任何災難都不能壓倒的朝氣蓬勃的生命活力,使人不由得想起魯迅的名句:“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著,跳著,跨過了滅亡的人們向前進。”
1940年8月,孩子劇團全體到抗大學習了兩個月,隨后又全體參加平招萊掖工作團,負責發動組織兒童團。那時這一帶的環境非常艱苦,周圍全是敵人的據點,敵人經常出來騷擾,工作團如果沒有當地群眾的掩護,是很難站住腳的。孩子劇團年齡最小的一個男孩徐非光,當時只有11歲,被分配在大羅家工作組,他和民兵呂本風住在一起,兩個人之間建立了親密的友誼。一天晚上,敵人突然進村,他們想轉移到村外已經來不及了。呂本風急中生智,把徐非光從炕上拉起來,抱進北屋,塞進一口棺材里,隨后自己也鉆了進去,把棺材蓋拉上。敵人進屋后,到處亂翻亂砸,還用槍托把棺材敲了幾下,一直折騰到早晨八、九點種才離開,竟沒有發現他們。
王菊同志的經歷更加驚險。當時她在三元集工作組,住在一位老大娘家里。有一天拂曉敵人包圍了三元集,打死了村長、民兵指導員,捉走了小學教員。敵人到王菊住的地方砸門的時候,大娘心疼地瞅了瞅這個為了救國救民而拋家別業的十五、六歲的俊秀閨女,民族情與母性愛一齊在大娘心里涌動,她一句話也沒說,把王菊一把拉到炕上,緊緊樓在懷里,蓋上一床破被和一件破棉襖,倒在那里假裝生病呻吟著。敵人進屋后,看見老太婆有病,害怕傳染,又聞到棉被的氣味不佳,避之唯恐不及,竟沒有搜查,匆匆溜走了。試想,如果敵人掀開棺材或者被子怎么辦?顯然,老鄉們早已決心與我們同生死、共存亡了。后來才知道,敵人這次騷擾,是村里一個漢奸引來的。
漢奸走狗是最令人憎惡的,村里的一些狗也很討厭,因為夜里一有動靜它們就叫,往往暴露了我軍的行動,所以工作團有一項任務是動員老鄉打狗。張志勇曾獨力打死一條大狗,引起了群眾對她的贊嘆。張志勇也曾到敵占區偵察,不過是在晚一些時候。1941年2、3月間,她參加青聯舉辦的兒童干部訓練班,領導派她到招遠城附近偵察。途中,晚上她正在一個村子里休息,老鄉說敵人來了,她拖上鞋子就跑。敵人發現了她,在后邊向她開槍,子彈打得塵土飛揚。她把鞋提在手里猛跑了好幾里,終于把敵人甩掉。回到駐地一看,訓練班已經轉移。找到隊伍以后,她懊喪地對領導說:我沒有完成任務。領導說:你很好地完成了任務——槍聲已經報告了敵人的到來!同生死共患難的戰斗生活,使孩子們與當地群眾之間產了濃厚的感情,并且鍛煉了孩子們茁壯成長。
有一段時間,王顧明同志住院養病,指導員王文俗同志(后來擔任過煙臺和惠民軍分區副司令員)做了不少業務工作。他喜歡搞活報劇,孩子劇團排演了他編導的活報劇《鐵流兩萬五千里》、《反掃蕩》等。前者表現紅軍長征的英雄歷史,采用投影的方式,——演員在白色的幕布后面表演,用燈光把影子投射在幕布上,觀眾看到的是不斷活動的剪影,被稱之為“影戲”。對于宏大的歷史題材,這種省略一切細節的高度概括的手法,倒是頗為適合的。不過王文俗有時愛用隱喻或象征,卻往往未必成功。例如在《反掃蕩》這個活報劇中,日寇手拿大掃帚在舞臺上橫掃過去,老鄉們看不明白,還以為是鬼子兵在掃地呢。
1941年春天,王顧時同志病癒出院,帶回她養病期間寫的幾個劇本。劇團排演了她創作的話劇《歸來》和《都市的一角》.《歸來》寫一個偽軍士兵回家探親,遭到自己的孩子的敵視,因而引起了激烈的思想斗爭,最后終于覺悟反正。《都市的一角》表現的是淪陷區人民的苦難與反抗,登場人物以兒童為主。張留和呂廣創造了兩個流浪兒的動人形象。扮演賣油條的男孩的木列爾(其實她是個女孩)在劇中唱了《賣油條》一曲,清脆嘹亮的歌喉非常悅耳動聽,從此她成為膠東文藝舞臺上很受歡迎的小歌手。這出戲的導演王文俗,為了再現都市一角這個典型環境,從老鄉家里借來幾塊門板,豎立在臺邊,糊上報紙,再畫上一些條條塊塊,儼然是都市里的高樓大廈了。
恰好在這時候,從抗大山東分校畢業的丁寧同志(后任中國作家協會創作研究室主任,是著名散文家)回到膠東,被分配到孩子劇團擔任導演。她是一位多才多藝能歌善舞的姑娘,給劇團排演了很多歌舞節日,其中有《青年舞》、《海軍舞》、《叮呤舞》、《黑人舞》等,很受歡迎。這些舞蹈的歷史淵源很深遠,大約至少可以追溯到紅軍根據地的宣傳隊。此外,王立崗和李平的曲藝節目《賣梨膏糖》、張留的山東快書,也都各具特色。小型多樣,生動活潑,成了孩子劇團演出的鮮明特色。
這一年春天,我軍打開了位于膠東腹地的牙山,根據地擴大了,形勢更好了,文化活動也更活躍起來。3、4月間,劇團奉命東進,舉著“膠東孩子劇團”的大旗進駐牙山,經過短期休整,又去東海地區演出。10月,山縱宣傳大隊從魯南來到膠東,同膠東的十幾個劇團舉行了盛況空前的聯合公演。孩子劇團演出的《都市的一角》得到了普遍的好評,劇本受到山縱宣傳隊同志們的激賞,認為是不可多得的收獲,幾個小演員的表演也受到贊揚。會演期間,孩子劇團看到了山縱宣大演出的名劇《雷雨》及《黃河大合唱》,藝術上大開眼界,同時還向宣大學習了歌劇《農村曲》、小調劇《歸隊》,豐富了自己的上演劇目。
三
孩子劇團成熟了,孩子們長大了。1942年初,區黨委決定將孩子劇團改為大眾劇團,由區黨委宣傳部和膠東青聯雙重領導,正副團長仍然是王顧明和滕忠勤,區黨委派來滕吉俊接替王文俗的指導員職務。夏天,王顧明調回青聯,改由膠東文協副會長韓力同志兼任團長。但這時青聯領導人林江開完山東青代會從魯南回到膠東,對于把他一手培植的孩子劇團改為大眾劇團一事非常惱火,由于這種微妙的情勢,韓力同志從未到職視事,劇團的絕大部份人都不知道這一任命。不久,滕吉俊同志也被區黨委調回,由青聯派來與林江一同從魯南返回的高民同志擔任指導員。1942年初,丁寧同志被調到剛剛創辦的女子中學(后并入膠東中學)任教,為了充實劇團的編導力量,區黨委把高潔(后曾任濟南市文化副局長、文聯副主席)和陳志昂調來,高任導演,陳任編輯。實際上高也從事編劇,陳的具體任務則是主要作曲和指揮。同時還從財經學校等單位調進了劉蘭英(一雁)等演員,劇團的業務隊伍得到加強。這時全團約有六七十人,分成三個小隊,由王一(后曾任某師政治部主任)、李平、王立崗(后曾任漢中市市長)三個大孩子擔任小隊長。主要成員還有于乃昌、于钖芝、于江(即著名劇作家所云平)、徐非光、王廣漢、王哲南、張杰、張留、徐松、宋文、藍其澍、王慧、周恭(以上男),劉光禮、木列爾、張志勇、呂廣、高志明、宋敏、曲淑云等(以上女)。改名大眾劇團之后的第一次活動,是為配合“誓約運動”演出話劇《盟誓》。“誓約運動”是當時膠東區黨委發起的動員群眾(特別是敵占區和接敵區群眾)開展宣誓抗日,訂立愛國公約的活動。這個戲寫的就是接敵區群眾開展誓約運動的情形,由我編劇,高潔導演,在區黨委駐地姜格莊公演。
演出之后不久,有消息說敵人又要“掃蕩”,劇團根據區黨委的安排到東海區疏散隱蔽。在東海期間,我們發動全團進行創作,高潔同志寫出話劇《暴風雨之夜》(表現敵區工人反抗日寇,奔赴解放區)、《如今的東北》(表現個別農民流落關外的悲慘遭遇),鑼鼓戲《張秀英尋夫》。鑼鼓戲是當時膠東文藝工作作者探索民族形式的一種嘗試,即吸收京劇的分場及程式化的動作、道白、鑼鼓經,但不用唱腔,它比一般話劇更易于為群處接受。這些戲在東海區隨即排練上演,返回中心根據地后也曾多次上演,其中以《暴風雨二夜》最為成功。這個戲,劇情緊張,黑夜,暴雨的氣氛襯托得很好,由我配樂的插曲,經主要演員的木列兒演唱,也收到很好的效果。大約與此劇同時,高潔同志寫了一首題為《喚起敵區同胞》的歌詞,由我配了曲子。這是一首二部合唱,情感相當充沛,演出時反應很強烈,還得到膠東音樂界的前輩王毅同志的贊許。我還指揮排練了一些合唱名曲,如:黃自的《抗敵歌》、洗星海的《黃河大合唱》、《生產大合唱》、向隅的《打到東北去》、亞歷山大洛夫的《游擊兵團歌》(“沿著高山,沿著平原”),除《生產大合唱》外,均曾多次上演,很受歡迎。
演出《黃河》大合唱時,由我指揮并獨唱《黃河頌》,滕忠勤朗誦《黃河之水天上來》,木列爾獨唱《黃河怨》,李平和王立崗對唱《河邊對口曲》,王廣漢同志負責美術設計和制作。當時沒有大幅的畫布,繪制舞臺背景時,王廣漢只好畫在一張張報紙上,然后拼湊起來,貼上天幕。王廣漢同志那時同我一樣,只有十五、六歲,他沒有進過美術學校,也未經任何老師指點,竟用這樣的辦法繪成一幅白浪滔天、氣勢磅礴的黃河萬里圖,實在令人驚嘆!大眾劇團解散后,王廣漢同志回到掖縣老家,繼續用畫筆向敵人作斗爭,有一天他帶著幾幅畫,在一個村子進行宣傳,同敵人猝然相遇,奮力逃跑時不幸被敵人的槍彈擊中,鮮血染紅了他手中緊握的圖畫,他至死也沒有放下武器……
1942年夏天,膠東第一屆臨時參議會開幕,大眾劇團為會議組織了一次晚會。這個晚會的節目幾乎全是我的創作:開場的一首獻辭,是由我作詩并朗誦的,一組合唱是由我指揮的,其中一首獻給臨參會的《黎明之歌》,由高潔作詞,我作曲,晚會的主要節目是一出獨幕劇《祖國的土地》,是我根據一個蘇聯劇本改編的。劇本的情節是:一個受傷的游擊隊員逃進樹林。得到一位老人的掩護。一個日本軍官和一名偽軍士兵追蹤而至,老人拒絕說出游擊隊員的去向,軍官命令士兵槍殺老人,受了感動的士兵掉轉槍口把軍官打死了。游擊隊員由滕忠勤扮演,老人由王一扮演,日軍官由高民扮演,我扮演偽兵。演員都很稱職,尤甚是游擊隊員和老人兩角,演得非常成功。在我的記憶當中,這是大眾劇團的話劇節目中演出最為完善的一個。整個地說來,晚會的風格是嚴謹的,標志著劇團在藝術上進一步成熟,在現眾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這次演出后,劇團正在準備紀念“7.1”的演出,但敵人又來掃蕩了。經過一個短時間的動蕩。劇團曾到棲霞縣牙山北面郁都一帶去搞減租減息運動。上級要求我們獨立完成一個鄉的工作任務,這對于我們這些十五、六歲的孩子來說,的確是一個嚴峻的課題。可是大家毫無畏難情緒,立即分頭進村,一個組在唐家泊,一個組在郁都村。進村后首先召開大會,向鄉親們宣講黨的政策。會后又走家串戶,摸情況,找問題,工作做得既有聲勢,又扎實細致,當地老鄉稱我們為“小先生”,工作結束后,又受到區黨委的表揚。
秋天,減租工作結束后,劇團曾到棲霞縣委所在地,為機關部隊和駐村群眾演出,演出的是多幕話劇《血路》.這個戲是劇團的保留節目,作者不詳,似乎是根據波蘭革命作家廖抗夫的《夜未央》改編的,內容是表現共產黨人在白色恐怖下堅持斗爭英雄事跡。滕忠勤演男主角,王顧明演妻子(后來劉光禮、劉蘭英都演過這個角色),徐非光演兒子。演出那天晚上,陰云密布,開幕不久就下起雨來,當時沒有什么劇院,舞臺都是露天的。舞臺監督高潔同志走到臺前征求觀眾意見,要不要演下去?底下異口同聲地高呼:“演下去!”于是演出繼續進行。后來,雨越下越大,幕布和服裝全濕透了,雨水順著演員的臉腮往下流,舞臺像一片泥塘,稍不留神就會滑倒。觀眾被劇情緊緊地吸引住了,在大雨中穩坐不動,一直堅持到演出結束。也許是老天故意惡作劇,戲剛完,雨也停了。縣委駐地離周圍的敵人據點并不很遠,大張旗鼓的演出很容易引起敵人的注意,為避免可能遭到的奔襲,機關部隊全都是整裝待發,坐在背包上看戲的,演出結束后立即行軍轉移。這時我看到,在觀眾離去的廣場上,有一塊塊排列整齊、干燥發白的地皮。這就是方才觀眾放背包的地方,而每一個白點周圍則是一片泥濘。
這時,上級決定舉行第二次聯合公演。秋末冬初這段時間,我們就集中力量為參加聯合公演進行準備。當時苦于沒有合適的劇本,創作已經來不及了,只好從國防劇團的左平同志那里借來一個兩幕劇,劇名是《天明》或《明天》,內容是寫敵占區人民在苦難中盼望解放。我為這次會演寫了一部三樂章的大合唱《十月之歌》,內容是歌頌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那一年是十月革命的25周年。這是我第一次寫作大型音樂作品。公演開始后,得悉敵人即將大舉進犯,機關已經開始疏散,所以這次公演是在一種慌慌亂亂的氣氛中舉行的,各個劇團演完自己的節目之后立即轉移,我們也于演出之后動身到東海區去。不久,空前殘酷的冬季大掃蕩便開始了。
這次掃蕩,由日寇華北派遣軍司令官岡村寧次親臨指揮,調集大批部隊,并有空軍配合,由西而東,對膠東解放區進行拉網式搜索,企圖將我膠東抗日軍民一網打盡。形勢十分嚴峻,斗爭異常激烈。在馬石山上,在黃海之濱,無數英雄軍民壯烈地犧牲了。我們這支年輕的文藝隊伍也經歷了一次嚴峻的考驗。大眾劇團到達東海地區之初,疏散在文登一帶,后來隨著敵人的東犯,我們逐步向東轉移,流動于榮成、威海之間,然后又向南轉移,退到敵人占領的漁港石島附近的槎山。這時,敵人越來越近了,不僅聽得到隆隆的炮聲,夜里還看得見敵人點燃的遍地篝火。最后,我們終于被逼到瀕臨黃海的高山頂上了。北面山下烽火連天,敵人正在大肆搜捕,喊聲和鳴鳴犬吠之聲歷歷可聞,甚至還可以望見敵人的騎兵在田野上馳突,南面是斷岸千尺,遠遠的下方大海在咆哮。太陽落山了,天色漸漸暗下來。我們在山上四顧蒼茫,不知何去何從,真有點日幕途窮的光景。但孩子們沒有一點恓恓惶惶的神色,照樣是嬉笑自若。
我握著手榴彈對滕忠勤說:“如果敵人上來,讓他們和我同歸于盡!”
正在進退維難的時候,地方黨組織派人來帶我們突圍了。我們被領到山下一個村子里集合,連夜乘小船渡過一條港汊,到靖海衛一帶疏散。那一夜天色漆黑,風急浪大。小舟破浪前進,海水潑在身上,立刻就結成冰,船到岸時,我們的棉褲都凍得硬梆梆的,根本無法起立。大家互相敲碎棉褲上的冰,才慢慢地走下船,來到一個村子的大車店里。當夜附近各村的干部紛紛趕來,不由分說,把男孩子的頭發全部剃光,然后把大家分頭帶回各村。這一帶處在敵人的防線背后,雖說敵人在附近的村鎮安設了一個臨時據點,但并沒有力量控制周圍各村,所以我們在這里反而相對安全。我們分散住在老鄉家里,我住的那一家請了一位老工人編蓆子,我就拜老人為師,學習編蓆。聽說敵人進村,就和老人一塊編蓆。等到反掃蕩結束,居然學會了這門手藝。
和我一起疏散在這個村子里的,還有女演員劉蘭英同志。有一天我到鄰村去看望滕忠勤,敵人進入我們村,我不能回去,從此和劉蘭英失散了。她和兩位村里的婦女在海邊的鹽田里躲了半天,傍晚時候,看到村里炊煙四起,以為敵人已經走掉,人們已經回村,于是她也回到村里,一進村就看到滿街都是鬼子,蘭英連忙躲進一所民房,藏在屋頂的閣棚里。不久,大約一小隊日本兵進來了,用手電筒到處亂照,但沒有上閣棚搜查。這一伙敵人在這個房子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拂曉才離去。劉蘭英伏在閣棚上一動也不敢動,大氣也不敢出。敵人走了,但外面情況不明,還是不敢下來。天明后,房東老大爺回來,看到閣棚上有一個大眼睛的姑娘,非常驚奇。蘭英看到親人,委屈得哭了起來。大爺用梯子把她接下來,后來又用獨輪車把她送到劇團集合的方。
高潔、王哲南和木列爾在另一個村。有一天敵人到他們村里來,捉去一些人,把王哲南也捉去了。捉去的小孩是用草繩捆著,容易掙脫。王哲南悄悄掙脫了草繩,趁敵人不注意的時候轉過一個墻角鉆進一個廁所,翻過墻頭跳進一片菜地。菜地里有一排排擋風的葦障,他就借助葦障的掩護逃了出來,這個機智勇敢的小孩,后來曾任武漢市委副書記、黃石市委書記。
敵人像冬天的暴風雪,來了又去了。敵人的侵略不能將我們滅絕,膠東抗日根據地依舊巍然屹立。經歷了這場風暴的大眾劇團重新集合起來,檢點隊伍,發現少了兩名戰友,周恭同志下落不明,估計已經遇難;還有一位同志疏散回家后滯留在故鄉,不久又重新入伍。我們懷著對敵人的仇恨,立即投入了新的工作。高潔同志創作排演了話劇《自找苦吃》,該劇取材此次反掃蕩中的真人真事。某地村民幻想用逢迎敵人的辦法保全性命,反而遭到屠村的慘禍。當演到全村人民慘遭日軍殺害時,觀眾中有人按捺不住心中的憤怒,竟跑上臺去,要打死對全村遭難負有責任的“老族長”,幸虧被大家拉開,不然,扮演“老族長”的演員實在危險呢。高潔又同我合作了歌曲《展開爆炸戰》。我們通過文藝作品,總結了反掃蕩中血的教訓,發出了新的戰斗的呼喚。
當田野開始返青的時候,大眾劇團踏上征途,由東海區返回中心根據地。1943年,斗爭形勢又有新的發展。根據中央關于精兵簡政的指示,決定膠東軍區與區黨委合署辦公,軍區所屬的前線劇團(即原先的魯迅劇團)改為膠東文協文工團,這樣,大眾劇團的繼續存在就沒有必要了。我們從東海區回來后,就知道了解散劇團的消息。這個消息對于劇團全體當然是一個巨大的震動,孩子們之間的情誼,幾經劫難,變得更加濃厚,更加難舍難分了。但是在黨的長期教育下,大家都懂得遵守紀律、服從組織決定的必要,所以雖然流了不少眼淚,最后還是揮淚而別了。人員是這樣安排的,一部分骨干回青聯去做青年或兒童工作,少數藝術骨干到前線劇團即后來的文協文工團去充實那里的業務力量。一些年齡較小的孩子送到公立學校或回家繼續求學。到前線劇團的是滕忠勤、于钖芝、劉蘭英和陳志昂,共四人。從此,在我們的生活中,翻開了新的一頁。
四
我們這支少年文藝隊伍的成長,與黨和人民的關懷、培養是分不開的。膠東區黨委、各救會、青聯的領導人林浩、林一山、張修已、林江等同志,經常給孩子們作報告,講國內外形勢,講革命道理,講共產主義的美好理想。工會的英勇事跡,海外部長張邁千同志給孩子們上過音樂課,都給孩子們留下深刻的印象。和孩子們長期生活在一起的王顧明、王文俗、高民等同志,給孩子們系統講解《社會科學概論》、《列寧主義概論》、《中國近百年革命運動史》等著作,并且經常和孩子們談心,進行細致的思想工作。
這里特別應當說說王顧明同志。盡管最后的半年她已經調離,但孩子劇團的主腦和核心,毫無疑問應當是她,這是大家一致公認的。她比我們大幾歲,現在想當時也不過是20幾歲的姑娘吧,然而她卻贏得了我們每個孩子的尊敬和摯愛。她不僅以優異的天賦指導著我們藝術實踐,而且以一種女性的溫柔與細膩,引導我們在人生道路上學步。她從來也不老氣橫秋地板起面孔來教訓人,總是以平等的態度,體貼的心情,與你親切交談,勉勵你更加勇敢地面對生活,大膽地開展工作。她愛孩子們,所以孩子們也愛她。她把自己的心交給大家,所以也贏得了大家的心。那時候,大家全都是彼此十分友愛的,劇團里流行著一首歌,歌詞是——
當我們同在一起,
在一起,在一起,
當我們同在一起,
其快樂無比。
你對著我笑嘻嘻,
我對著他笑嘻嘻,
當我們同在一起,
其快樂無比。
這大約是一首外國兒歌,歌詞有點簡單,但卻恰好表現了我們之間那種單純的友誼關系,所以大家時常興致勃勃地唱它。那時候,也時而有人淘氣過了頭,或相互間鬧點小別扭,但爭權奪利、爾虞我作這一套是沒有的,有的只是赤誠的團結,無私的友愛。孩子們之間的關系就像親兄弟、親姐妹一樣。1941年,孩子劇團第一次去東海區演出時,年齡最小的團員徐非光病了,發燒到39度多,李平和王一這兩個身體比較強壯的大孩子輪流背著他,走了幾十里路。后來,和劇團同路的膠東婦聯主任王大同志發現了,讓徐非光趴在她的馬屁股上,就這樣連背帶馱,終于把他帶到了目的地。
十幾歲的孩子,求知欲正旺,所以劇團內讀書之風很盛。膠東是一個四面瀕海的半島,水上遠輸四通八達,雖然在日寇封鎖下,仍能利用帆船從上海、香港等地運進大量新書。據我了解,任何一個解放區都沒有膠東這樣“門戶開放”。這種情況大大便利了我們的學習,因而使我們避免了陷于閉塞和固陋.我們不僅可以讀到凱豐同志在延安編譯由中國出版社在“孤島”上海出版的多卷本《什么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還可以讀到復社編印的《魯迅全集》和《西行漫記》以及尼姆·威爾斯的《續西行漫記》。我們閱讀了大量的中外文學名著和音樂書譜,大大開闊了我們的眼界。所以,我們劇團的孩子是思想活躍,耳聰目明的。1941年孩子劇團第一次到東海區時,正遇上地委機關舉行時事討論會,討論珍珠港事件之后的國際形勢。劇團派出一名個子最小,年齡也比較小(13歲)的于乃昌同志(離休前是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院長)去參加討論。他在幾百人出席的大會上侃侃而談,旁若無人。他的幼小和他的辯才引起雙重的驚訝,留下了經久難忘的深刻印象。當時,團內很多孩子都在練習寫作,寫詩的,寫小說的,寫劇本的,作曲的,繪畫的全有。陳志昂辦了一份手抄的雜志《春草》,發表大家的習作。從這種練習中,也的確產生了一些真正有成就的文藝人才。
少先隊和孩子劇團好像一所學校,不僅培養出一些專業文藝人才,而且為革命造就了一大批各類干部,其中有黨政軍領導干部,工廠企業領導,文化部門的行政干部等。他們的足跡遍及祖國各地,從首都中央機關到遙遠的邊陲,到處都有當年膠東的紅小鬼在活動。現在,他們大都已經離休,但不少人仍在為捍衛社會主義的事業供獻自己的余熱。是什么力量在支撐著他們的思想和行動?當年孩子劇團的女團員木列爾這樣說:“那遍地烽火的動蕩歲月,本身就是一座大學校,教育和鍛煉著我們,民族仇,階級恨,促使我們參加革命,并不斷追尋革命的真理,追求共產主義,追求馬列主義。馬列主義的真理,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就是我們的指導思想和行動指南。”(摘自給陳志昂的信件)她的話,說出了我們這一代人的心聲。
(原載《膠東風云錄》,山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第一版,題為《在革命搖籃里長大》,后又屢經補充改寫,現在重新發表)
后記:
這篇東西是80年代初應約而寫的,當時煙臺市委組織編寫《膠東風云錄》一書,到北京來組稿,王顧明同志邀請全國各地健在的孩子劇團成員20余人來京,座談了幾天,有些同志并寫了回憶文稿,最后由我執筆(署名阿陽)寫成《在革命搖籃里長大》一文,收入《膠東風云錄》(山東人民出版社)。后來我又根據所得的材料不斷補充訂正,改題《生長在紅星旗下》。這是關于膠東孩子劇團最可靠的文獻,但一直沒有重新發表。現在網上流傳的有關孩子劇團的網文,有的取材于我的文章,甚至因襲我的文字;有的則是道聽途說,以訛傳訛。所以重發這篇文章有助于厘清事實,以正視聽。
作者:陳志昂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來稿】(圖片來源網絡 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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