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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結局：“可愛的中國”如何越獄？（第二季12）

點擊：作者：同人來源：黨人碑的熟人茶館微信號發布時間:2022-10-12 09:59:44

一、長征途中“失蹤”的重要干部

秦鐵在《我的父親博古》中說：“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上，父親受到嚴厲批評。一個月后，政治局常委會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中央總的責任，博古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總政治部代理主任。博古尊重政治局大多數人的意見，立即將象征著總書記權力的兩只鐵皮箱送到張聞天的住地。從此，張聞天擔任了黨中央總負責人。”

博古向洛甫（張聞天）交權是在云貴川雞鳴三省的一個村莊里——云南威信縣水田寨花房子村。在周恩來與博古聊了一個下午后，博古的思想通了，精神也好了。

第二天一早，博古叫警衛員把潘漢年找來，“兩人推心置腹地談了近四個小時，談著談著，兩人都流淚了。”

博古對潘漢年說：“……現在自己決定交權，讓位給張聞天，并同意會議的決定，重新起用毛澤東。這完全是為了中央紅軍的命運，為了中央政治局的團結……交權不僅僅是交三個印章，交幾箱文件。最重要的是要向共產國際交待。讓共產國際批準張聞天接班，否則即便交了印章，共產國際不承認，這個權還是沒有交出去。所以這個工作必須由你來做，也只有你才能完成這個任務。因為我和王明約定的秘密聯絡員是你，只有你去了，他才會相信這是我的意愿。這兩天你準備一下，把我剛才講的話，反復背誦記牢。為了預防萬一，我和周恩來已經商量過了，讓陳云同志也去，由周恩來把我昨天說的意見告訴他。但兩人要分開走，不管誰先到莫斯科，匯報以你為主，陳去補充。”

1935年2月7日，張聞天同時把陳云和潘漢年叫去，交待了去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和向王明匯報的任務，還囑潘漢年先行一步。并提出自己有一個建議，想把黨中央機關轉移到香港去，請示王明是否可行，如王明同意，就請共產國際執委會批準。

這個把黨中央機關轉移到香港去的建議，得到劉仲華報告的印證。劉仲華在1935年9月2日寫給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負責人王明的信中這樣寫道：“小開（注：潘漢年）由貴陽到滬時，養三（注：浦化人）未經討論自去接頭，當時小開帶來關于嗣后中央所在地的建議……”

潘漢年從遵義出發之前，與陳云約定到上海后與潘漢年的表妹呂鑒瑩聯系，由其居中聯系兩人見面，呂鑒瑩的丈夫即是潘漢年的堂弟潘渭年。

潘漢年熟記了中共中央的電臺呼號，化裝成商販、改名為楊濤，與一鴉片販子同行前往貴陽。按照林青提供的聯絡方法，潘漢年在貴陽找到了林青的助手秦天真，“秦天真即安排身邊幾位同志緊急動員起來幫助潘，并由女共產黨員藍蘊臧與潘假扮夫妻，得體掩護，秘密輾轉前往上海。”

潘、藍二人經柳州、梧州等地后，約在三四月間抵達香港。到港后，潘漢年寫信給表妹呂鑒瑩，在得到潘渭年的回信、確認他們安全后，潘漢年趕赴上海，通過潘渭年的上級董維健找到了上海臨時中央局的浦化人。

潘漢年離開紅軍隊伍之后，陳云繼續隨軍西行，在搶渡金沙江、飛渡大渡河后來到四川天全縣。

在中共黨員、天全縣靈關村小學校長席懋昭的護送下，陳云攜帶密電碼、現洋和劉伯承的兩封親筆信，從靈關村出發，途經滎經、雅安、成都、重慶前往上海。憑著劉伯承的親筆信，陳云分別得到了劉伯承在成都的摯友、在重慶的弟弟的鼎力相助，順利從重慶上船到了上海。

約6月底，化名李介生的陳云抵達久違的上海，住在法租界天主堂街（今四川南路）的永安旅館。

后來他與章秋陽、嚴樸、秦邦禮、孫詩圃、蕭壽煌等人分別接上關系，因在上海認識他的叛徒內奸太多，陳云頻繁更換住地，并在住地足不出戶，一日三餐由人送到房間食用。

最后陳云也與浦化人接上了關系，又通過潘渭年“與在香港的潘漢年取得聯系，相約在上海見了一面。”

在潘漢年抵達香港之后、陳云來到上海之前，上海又發生了兩件大事：“新生事件”和“怪西人事件”，這兩件大事表面上看似乎是以言犯禁和普通間諜事件，實際上都與中共有密切關系。

陳云與潘漢年相約在上海見面之時，又發生了上海臨時中央局大破壞事件，“此次被破壞地方約計三十處，被捕者有男女四十人。”浦化人、董維健等人皆在被捕之列。

劉仲華、賀昌熾、蕭壽煌、侯志、陳養山等特科人員僥幸得脫，“秦（注：劉仲華化名）雖然是萬幸中逃出來了，但是目前敵人對他通緝之緊無以復加，連一些許久不來往的社會關系都被探詢，因此對于他決定立即交卸一切趕快離滬回家去。”

8月26日，上海臨時中央局接到王明、康生的兩封指示信，謂“上海目前不需要任何中央的組織。”

9月2日，劉仲華以老秦的化名寫了《關于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兩次被敵人破獲的經過、教訓及恢復的意見》后，將上海的工作移交給王世英，自己奉國際代表指示繞道香港、歐洲前往莫斯科。

賀昌熾、侯志、蕭壽煌等也分別撤往莫斯科，陳養山本來也在此列，不料陳昌此時已在重慶扎下根來，急需人手配合，陳養山于是被派往重慶，卻不想因此而因禍得福，陳養山免卻了莫斯科的肅反冤獄。

陳養山作為在上海堅持時間最長的特科老人，成為隱蔽戰線從無被捕記錄、也未被肅反波及的一員福將。

王世英完成劉仲華交代的善后事宜后，帶領“特科總部人員陸續與北方局匯合，落腳天津。”在特科總部撤離上海前，設立了“軍委留滬聯絡站”（即中央特科上海辦事處），由從南昌撤回的邱吉夫負責，聯絡站下設負責政治軍事情報（徐強、李云負責）、警報關系（劉釗、孟菲負責）、通訊聯系三個組，作為南方各省的情報指揮中心。

特科總部人員全部緊急疏散到莫斯科、天津等地，主要有兩個原因：

一是“小開碰到（叛徒）朱阿根時，據朱云敵人已悉此計劃（注：指中共中央欲遷至香港的建議），并知新新（注：中央特科代號）所有負責人，及莫洛托夫之來滬云云。”這是一個非常致命非常危險的信號，因為“連新新本身負責人互相也不知道真姓名。”

二是李竹聲已經在7月22日大破壞前到了上海，“李自叛變后對組織進攻特別努力，他企圖造成進攻組織的主干和叛徒的領袖地位。”

二、九路突圍后到滬的幸運兒

西征紅軍一路血戰轉至貴州、四川時，潘漢年、陳云奉命脫離紅軍隊伍一路歷險回到上海。

從四川回到上海的還有夏采曦，陳云曾對夏采曦的女兒夏紀芬講述道：“在長征途中，他（夏采曦）所在的部隊到達四川貴州交界處的江門以東一帶，他奉命和余澤鴻堅持川東地區的武裝斗爭，以牽制敵人兵力，保證大部隊安然前進。但終因敵強我弱，力量懸殊而無法堅持。最后，余澤鴻不幸犧牲，采曦等也奉命撤走。之后，采曦病倒在一所破廟里，后來又輾轉到了四川，因付不起旅館費用，他撬去了口中的金牙齒。這是他在蘇聯莫斯科時對我說的。”

困身四川的夏采曦無奈之中寫信給上海的姐姐和弟弟，姐弟倆籌款匯到四川后，夏采曦得以回到上海。

奉命留守蘇區的2萬余紅軍，其所面臨困境的殘酷程度絲毫不亞于西征的紅軍。他們在10倍于己的強敵面前嚴格執行中革軍委的命令，堅守蘇區，血戰數月后被團團圍困在一個狹小的三角地帶。為免全軍覆沒，在電請中革軍委后，蘇區中央分局決定于1935年2月實行“九路突圍”計劃。

九路人馬在突圍中幾乎損失殆盡，何叔衡、賀昌、毛澤覃、陳才蓮、阮嘯仙、楊英、李天柱等元老戰將都在突圍過程中壯烈犧牲；瞿秋白、劉伯堅、胡海、連德生等泰斗精英在血戰后被俘，先后就義。

隨項英、陳毅突圍到粵贛邊境的紅軍僅百余人，隨陳譚秋、譚震林等突圍到閩西的也僅僅幾百人。

從中央蘇區突圍的在血路中闖過生死關撤到上海的幸運兒有陳譚秋、梁廣、曾山、周海屏、涂作潮等人，更神奇的是，劉鼎竟然從九江戰俘營成功逃到上海。

他們在突圍路上、輾轉到上海途中的經歷和故事，年代愈久愈令人感慨動容！陳譚秋肩負著去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七大的任務，因此與譚震林同路突圍，以便到閩西后走紅色交通線在潮汕出海。

“因梁廣擔負著去上海為中央局搞電臺的特殊任務，要經過閩南交通線出海，所以陳譚秋就叫梁廣同他們一起走。”

陳譚秋在突圍中跌落懸崖，右耳被巖石刮缺了一大塊，梁廣則拖著病軀，行動諸多不便，紅軍戰士為保護這兩位或傷或病的領導勝利突圍，整連整營的戰士在狙擊強敵時犧牲。一路血戰后，他們終于成功到了閩南，短暫休整后，又從閩南到廣東汕頭出海，一路艱辛到達上海。

曾山和胡海分手時，拿出了一面寫有“艱苦奮斗”四個大字的紅旗，將其從中剪開，曾山自己拿了“艱苦”兩字的半面，遞給胡海“奮斗”兩字的半面，對胡海說：“這面紅旗我們各拿一半，一則用艱苦奮斗的精神互相勉勵，二則我們今后勝利會師時，重新把它縫合起來作為紀念。”胡海聽了以后堅定地回答：“革命一定勝利，共產主義事業一定會成功，我們艱苦奮斗吧！”

曾山、胡海各率千余人分頭突圍，到最后，曾山一路僅曾山、郭銓兩人得以逃出生天，曾山孤身一人由水路來到上海后，方才發現半面紅旗已經不知去向。

胡海用油紙將半面紅旗等物品包好后鄭重交給妻弟鐘榮榜，叮囑他收藏好：

“這是我們的希望，頭可斷、血可流，這個包絕不能落到敵人手里！”

胡海他們一路幾乎無人生還，胡海被俘后與方志敏等人同押在南昌綏靖公署軍法處看守所內，于1935年6月15日就義。方志敏于獄中寫下《記胡海、婁夢俠、謝名仁三同志的死》，現收錄在《方志敏全集》中。

胡海的親人一直珍藏著那半面紅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們將那半面紅旗捐給了當地政府，現陳列在吉安縣革命烈士紀念館內。

梁廣向毛齊華報到后，毛齊華讓其先熟悉上海的街道。梁廣在熟悉街道時卻碰到了正在賣牙刷過日子的曾山，這時的曾山到上海已經兩個月多月，仍未與組織接上頭，生活異常艱難。梁廣向毛齊華匯報后，在毛齊華的聯絡下，上海黨組織與曾山接上關系，并決定送他去蘇聯。

周建屏在激戰中兩次身負槍傷，突圍到粵贛邊安遠后“傷情復發的周建屏與重病的陳正人化妝離開安遠，經梅縣、潮汕到達香港。稍事休息后，周建屏轉赴上海治傷。”周建屏在上海治傷期間，得到了史沫特萊的照顧和掩護。

1935年4月，因患惡性瘧疾躺在擔架上不能進行長征的涂作潮，九路突圍時隨項英、陳毅一路行動，掉隊后輾轉6個省、跋涉5000多公里后，瘦骨嶙峋的涂作潮在上海找到了“蔡老板”蔡叔厚；同年秋天，從九江俘虜營逃出，“骨瘦如柴、身上還長滿疥瘡、處境十分宭迫”的劉鼎也找到了“蔡老板”。

蔡叔厚對他們一一進行了妥善安置，又通過史沫特萊將劉鼎安置在路易·艾黎家中。

上海黨組織遭到連續嚴重破壞，共產國際代表因“怪西人”華爾敦的被捕也深居簡出，國際代表聯絡員通知潘漢年等人直接去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工作，并告知國際派來的交通員已從海參崴趕來上海護送，陳云與潘漢年商量后，決定分頭趕赴莫斯科。

行前，潘漢年將帶來的中共中央無線電臺的呼號、陳云把與中共中央聯絡的密電碼及2000元經費留給了“軍委留滬聯絡站”的李云；毛齊華赴天津前將兩部電臺交給了梁廣。

李云在其回憶錄《往事與情緣》中這樣寫道：“王世英1935年調離上海，由邱吉夫負責全面工作，同時掌管與黨中央聯系的秘密電臺。我的丈夫徐強（化名老金）則是特科情報工作的負責人……我是掌管發報機（密電碼）的機要員。”

在宋慶齡、馬海德、陳翰笙等人的幫助和護送下，陳云、陳譚秋、曾山、楊之華（瞿秋白夫人）、何實楚（何叔衡之女）、秦邦禮、嚴樸、夏采曦等人于8月5日登上從上海去蘇聯的輪船。

潘漢年在梅龔彬、葉挺、柯麟、陳銘樞等人的幫助下，以“水番三郎”的化名取得護照，從香港乘坐蘇聯貨輪“東方號”前往蘇聯。

三、未能成功的營救越獄計劃

吳奚如出獄在上海加入左聯后，于1934年被調入中央特科，胡風因穆木天被捕事件的影響，受到周揚等人的打壓，“特科的陳行健經過慎重考慮, 認為吳奚如可以擔當恢復中共與魯迅聯系人的角色。”

吳奚如領受這一任務后，認為胡風“在政治上是可信任的……因此, 我在轉入黨中央特科工作之后, 就奉命委托他為黨中央特科和魯迅先生之間長期的‘機要交通員’, 為黨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 我只在有緊急事情時才去見魯迅先生。”比如“怪西人事件”發生后，吳奚如就托魯迅弄清了案情。

1935年6月中旬，魯迅收到由內山書店轉來的信。據轉交人內山完造講述，該信是方志敏從獄中送出的，送信人是位年輕姑娘，自稱是“監獄小職員的妻子”。

魯迅拆信一看，卻是幾張白紙。魯迅將信交給胡風，胡風也看不懂。后來胡風“去找吳奚如同志（中共特科工作人員），他說可以拿碘酒擦一下試試看?；貋砗螅屹I了碘酒，擦后果然顯出了字，即拿去給魯迅看。其中有一封方志敏同志給黨中央的信，還有一封給魯迅的信”。

在《給黨中央的信》中，方志敏首先分析了敵人沒有急于殺害他的原因，報告自己越獄的準備，并請求得到援助。其次，方志敏羅列了8篇獄中文章的題目，作了簡要說明：“一、我參加革命斗爭的略述（請中央看過，有哪些地方錯誤的，即予修改）。二、我們臨死前的話（等于一篇絕命書）。三、給閩浙贛同志們的一封信。四、給我妻繆敏同志一封信。五、獄中紀實。六、死（也是紀實，以小說形式寫的）。七、可愛的中國和新生活運動的訓話，是兩篇不成功的小說。”

再次，方志敏對胡逸民的情況作了介紹，還寫道：“這些文稿，都寄存胡罟人君（即胡逸民）處保藏著，他答應在他出獄后，送交中央。”

魯迅讀信后，據胡風回憶說：“魯迅認為在當時的情況下，如果提出營救反而會加速蔣介石對方志敏的殺害。他希望方（志敏）利用這一段時間盡量寫一些東西留下來。我把魯迅的答復轉告了吳奚如。”

吳奚如也在回憶文章中寫道:“當時，黨中央特科收到了方志敏同志在獄中的第一個報告書，并和他建立了直接聯系的交通線路，就把魯迅先生向他作復的意見連同黨對他的指示，交給那位義士的妻子帶回南昌監獄去了。”

方志敏越獄沒有成功，他的文稿卻首次越獄成功！

方志敏是1935年1月29日因叛徒出賣在懷玉山被俘的，不久從上饒被押往南昌，囚禁于南昌綏署軍法處看守所，與先期被俘的劉疇西、王如癡等紅軍將領關押在一起，一段時間后方志敏又得知因南昌機場大火而獲罪的原航空署長徐培根（殷夫的大哥）、因涉嫌通共貪污的原南京軍人監獄監獄長胡逸民等人都關押在這里。

而正是這個胡逸民，雖然沒能幫助方志敏越獄成功卻使方志敏的文稿成功越獄。

方志敏在得知自己的案子被“緩辦”之后，產生了越獄再革命和寫文章傳后世這樣兩個強烈愿望。

為此，方志敏對“看守兵和衛兵們，則不放棄一點時機，向他們做宣傳工作，極力去爭取他們，去取得他們的同情和幫助。”不久后“宣傳了十個人來參加革命，將來可望發生作用。”

憑借這些內應，方志敏在《給黨中央的信》中說：“我們認為越獄是有極大可能，若得外援，可望成功。但四個月來，都找不到一人來，而中央也不能知道我們的情形，這是我們最感苦悶的事情。”

其實營救的人是來了，但卻因信息不對稱，方志敏不知道而已。如：

1、粟裕曾派小分隊到上饒營救方志敏并派人向上海中央局進行匯報。

2、《盧志英傳》中寫道：“（1935年）4月，張育民接到黨的指示，和嚴希純、邱吉夫、項與年等進行營救方志敏的工作。后來由于種種原因沒有完成。”

3、劉聲在《相遇貴相知》一文中寫道：“1935年初，方志敏同志被捕后關押在南昌，黨中央要求劉啞佛同志進行營救，劉啞佛同志曾到囚禁方志敏同志的牢獄現場附近，偵察敵人力量布置和地形，并和莫雄商量研究如何營救，終因敵人防守太嚴而沒有實現營救計劃。”

4、吳德峰之女吳持生也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原中調部部長羅青長同志在文革后，調閱‘嚴希純情報系統’負責人嚴希純同志的檔案進行分析研究，查證潛伏于國民黨內部，曾任國民黨中將的劉亞（?。┓鹜臼菫榱藸I救方志敏同志而犧牲的，他沒有暴露中共黨員的身份，因此建議追認劉亞（啞）佛同志為烈士。”

5、王世英的兒子王敏清在《中央特科最后一任負責人：王世英》一文中這樣寫道：“1935年7月中旬，上海（臨時）中央局的交通員突然給王世英轉來正被國民黨關押在南昌百花洲監獄中的紅十軍團長方志敏的一封密信，方志敏在信中說，經過他的宣傳教育，百花洲監獄看守愿意配合他越獄，方志敏建議黨組織搞一艘汽艇，帶上武裝去劫獄。

王世英急忙找到張慶炎共商對策，立即組織力量積極營救，速派人員去鄱陽湖同地下黨聯系，計劃采用木船前往劫獄，決定派出四名隊員前往南昌營救方志敏。但‘紅隊’尚未來得及組織實施劫獄計劃，蔣介石即下令南昌行營于8月6日槍殺了方志敏。”

在這些未能實施的劫獄計劃之外，方志敏在胡逸民和看守高家俊的幫助下也進行了一次越獄，原看守所所長凌鳳梧在其回憶材料中寫道：看守高家駿曾對自己說“準備加入共產黨，幫助方志敏越獄……方志敏就義那天（8月6日），軍法處處長在他（注：方志敏）的監房里搜出他來不及銷毀的寫給我本人的箋條和我回軍法處后抄給他的一紙密電稿。箋條的內容除對我表示感謝外，還有這樣一句話：倘得生還之日，中國革命史多添一頁。軍法處處長抓住這個把柄，立即將我停職拘禁。軍法處處長認為方志敏企圖越獄是我勾結的，并對我說：這幾天，南昌城內如有暴動發生，由你負責。”

胡逸民則“用錢買通了所長和看守，為方志敏打開了腳鐐……方志敏只走出大門不遠，就被外圍哨兵發現，重新落入羅網。”

四、成功“越獄”的方志敏文稿

方志敏“以必死的決心，圖謀意外的獲救……這次若能越獄出去，當然要用比以前加倍勤苦的精神去工作，一二年后，創造幾十縣的蘇區，發動幾百萬的工農群眾起來斗爭，創立幾千幾萬的紅軍，那都是完全可能做到的。”

這是方志敏心目中最理想的結果，但他也做了最壞的打算，就是如果越獄不能成功就把自己的革命經歷、革命的經驗教訓傳于后人，于是他開始在獄中寫稿，并動員劉疇西軍團長、王如癡師長也動筆寫，但王如癡的一句話使方志敏撕毀了之前所寫的書稿，王如癡對方志敏說：“寫了出來寄不出去，有什么意義？”

是胡逸民的許諾使方志敏重新拿起筆，寫下了他流傳后世的不朽篇章。

胡逸民對方志敏說：“你若信任我，這件事，我可以給你出力……我心直口快，說到做到，請你放心寫好了。”

自這番談話之后，“我（注：胡逸民）注意到，從此方志敏天天埋頭寫作，連我這無話不說的囚友去找他，也只是點頭致意，微笑應之，然后又埋頭寫了起來，我當然深知其故，不忍打擾，悄悄告退。”

方志敏的文稿寫出來傳遞給誰呢？魯迅、宋慶齡、鄒韜奮、李公樸的地址他從哪里得到呢？有文章說是方志敏讓向影心去了一個中共設在南昌的秘密聯絡點后帶回的，但這個聯絡點為什么沒有給方志敏提供一個黨內的聯系渠道而只提供了四個“黨外人士”的聯系地址呢？

筆者認為方志敏給魯迅、宋慶齡等人寫信，并堅信他們與共產黨有聯系，極有可能與劉鼎有關。據《劉鼎傳》記載：劉鼎在兩名交通員護送下化裝成商人從上海前往中央蘇區、途經方志敏領導的閩浙贛蘇區時，被方志敏留在閩浙贛蘇區擔任軍區政治部組織部長，方志敏“一有時間就約劉鼎到省委所在地楓林村見面，開懷暢談，增加了相互了解和感情。”

而就在兩人時常暢談之中，劉鼎向方志敏談到了上海的地下斗爭情況，談到了魯迅、宋慶齡、鄒韜奮、李公樸等人的情況。方志敏當初聽的是故事，入獄后，這些故事人物便成了他逃脫囹圄的重要聯系渠道。

方志敏不但與胡逸民成了無話不談的囚友，而且認識了胡逸民的姨太太向影心，胡逸民在其自述中這樣寫道：“我的妻子（向影心）探監時，就有意給老方帶一些肉、雞蛋和好食品。方志敏也經常和我妻子談話，方志敏和我們的感情是非常深的。”

內山書店轉交給魯迅、用米湯水密寫的《給黨中央的信》，就是向影心送到上海的。這“第一封信的任務完成，方志敏對我和夫人更加信任了。”

這對方志敏來說也是一個極大的鼓舞，雖然魯迅等人沒能出手相救，但文稿總算能送出去了，于是繼續“寫呀，寫呀，方志敏白天寫，晚上寫，寫到深夜，又寫到天明……他在獄中在死神敲門的情況下，半年多時間寫下了二十萬字的寶貴材料。方志敏是值得我和我們每一個人記憶的一個偉人。”

向影心第二次送的文稿是《我從事革命斗爭的略述》和《給繆敏同志的信》，但這次向影心沒有完成任務，人也“失蹤”了。

“1939年6月的一天，重慶《新華日報》記者薛凱、劉雨昕閑覽舊書市，在一攤位前發現一包手稿，打開細看，竟是方志敏的遺作《我從事革命斗爭的略述》，攤主要價500銀圓……兩位記者深知遺稿的重要與珍貴，薛凱留在攤前守護，劉雨昕回去把消息報告給了報社總經理熊瑾玎。熊瑾玎馬上電話請示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主任葉劍英，葉劍英立即指示：要不惜一切代價收回。

熊瑾玎急忙趕到舊書市，一番討價還價，以370大洋買下，時刻有流失之危的珍貴遺作終于回到黨的懷抱。多年后，胡逸民證實，這確是當年向影心帶出的文稿。原來，向影心常來監獄探望胡逸民時，就已和國民黨軍官桂永清混在一起，后來通過桂永清結識了戴笠，當起軍統女特務，再后來又做上了毛人鳳的姨太太。4年前她帶出文稿交給了誰？怎樣從南昌流落到重慶……是永難解開的謎團了。”

而《給繆敏同志的信》的原文，至今下落不明。

向影心斷了線，方志敏把送文稿的希望寄托在年輕看守高家俊身上，高家俊寫信把剛放暑假的女朋友程全昭從杭州召到南昌，把送文稿的重任交給了她。

程全昭按方志敏的囑托，化名李貞，帶上方志敏從胡逸民處借來的20塊大洋作為路費，來到上海寶隆醫院找到一位叫林疏俞的女醫生，林醫生安排她住下后，程全昭來到生活書店，接待她的是鄒韜奮和胡愈之共同的好友畢云程，畢云程把給其他三人的信件也一并收了。

就在畢云程犯難之際，碰巧來到生活書店的胡子嬰（章乃器妻子）得知此事后，自告奮勇愿到寶隆醫院取文稿。胡子嬰這次“冒了生命危險去取的”文稿是《在獄致全體同胞書》和《我們臨死以前的話》兩篇文章。胡子嬰取回后由胡愈之帶到了中央特科。

王世英回憶道：“1935年（7月）下旬畢云程轉來一批文稿均系密寫件。我組織顯影后，才知真是方志敏的獄中文稿，隨即將文稿抄件轉到莫斯科共產國際東方部；同時由畢云程將給魯迅的信和文稿抄件轉交給魯迅先生，原件存上海特科。”

1936年1月29日，方志敏被俘一周年之際，中共掌控的法國《救國時報》全文發表了這兩篇文章，這是方志敏的文稿“越獄”后最早公開發表的文章。

程全昭完成任務后遭遇了小偷，身上的錢只夠購買到杭州的車票，回到杭州后的程全昭音訊皆無，令高家俊和方志敏憂心如焚，加上越獄的跡象被發現，凌鳳梧和高家俊都受到懷疑和牽連，高家俊借故回家探親，成為第三個為方志敏送文稿到上海的人，但高家俊未能完成任務，后來迫于形勢，把文稿全部焚毀。

方志敏把送出文稿的最后希望寄托在胡逸民身上，在就義前的一天晚上他對胡逸民說：“老胡，也許這是最后一次見面談話了……你是一定會獲釋的，我們總算有過囚友之誼，這就拜托你了。”方志敏隨手指指一大包寫好的和未寫好的稿子又說：“出獄后將我寫的這些東西交給住在上海四川路的魯迅先生。”

出獄后的胡逸民在杭州二姨太家里住了數月后，“我終于下了決心，悄悄籌劃上海之行，去找魯迅。”

然魯迅先生已經仙逝，胡逸民又陰差陽錯地找到了章乃器及其夫人胡子嬰，把方志敏的最后一批文稿全部交給了胡子嬰。

收到這批文稿五天后，章乃器被捕（“救國會七君子事件”），胡子嬰“怕他們（特務）再次來搜查，怕文稿落到敵人手中，就打電話給宋慶齡，要求把文件轉移到她那里，她同意了。我又打電話給章乃器的三弟章郁安（共產黨員），叫他雇一輛出租汽車到我家來，我將文件交給他，送交宋慶齡。”

章郁安（庵）即章秋陽，宋慶齡收妥章秋陽送來的文稿后，一直到馮雪峰重返上海，宋慶齡把文稿交給了馮雪峰。馮雪峰先托周文、鄭育之夫婦保管，王稼祥赴蘇療傷在上海候船期間住在周文、鄭育之家里，馮雪峰又將文稿交付給謝旦如保管，這些文稿被謝旦如放進紅色小皮箱后，便比放進瑞士銀行的保險箱還要安全了。

因為謝旦如把這個紅色小皮箱里的東西看得比生命還重！

方志敏重新動筆寫文稿是受了胡逸民的鼓勵和支持，方志敏能在優待牢房寫文稿是胡逸民幫的忙，使方志敏深受鼓舞的第一次文稿“越獄”是胡逸民安排的，最后一批文稿是胡逸民親自送到的，因此，方志敏的文稿得以留存傳世，胡逸民是第一大功臣。

胡逸民因此在《方志敏全集》中占有相當篇幅：在《給黨中央的信》中，等于是方志敏向黨組織給胡逸民寫了介紹信，而《給某夫婦的信》和《遺信》兩文，則都是寫給胡逸民的。

令人感到詫異的是，方志敏寫給魯迅、宋慶齡、鄒韜奮、李公樸等人的信，據史料記載，至少有三次是明確收到的，但《方志敏全集》中沒有登載一封，看來他們都是閱后即焚了。

五、西安事變源頭在模范監獄

鄒韜奮是通過畢云程認識胡愈之的，畢云程是鄒韜奮求學時的資助者、困頓時的贊助者，是鄒韜奮的恩公。畢云程與胡愈之則是商務印書館的老同事。

三人皆是抗日愛國的同道者，也是沒有換貼的生死之交，《生活周刊》和生活書店成為三人共同的事業。“《生活周刊》在抗日救亡運動中是有重要作用的。”

杜重遠曾做過張學良的秘書，與張學良的關系很密切，因此與東北軍上層人物也都有來往，他也是一個不小的民族資本家。日本侵占東北后，杜重遠失去了自己創辦的企業。

逃難到上海的杜重遠作為抗日將領馬占山的私人代表，在上海發起募捐活動以支援馬占山的抗日義勇軍，恰好鄒韜奮掌控的《生活周刊》也發起了同樣的活動，杜重遠就去拜會鄒韜奮，兩人自此相識相交相知，杜重遠因此“也參加了生活書店和《生活周刊》的一些文化工作，這樣我（注：胡愈之）和杜重遠也認識了。”

藍衣社暗殺名單公布前后，鄒韜奮避居海外，生活書店和《生活周刊》就由胡愈之和畢云程主持。

福建事變后，《生活周刊》發表了胡愈之的文章《民眾自己起來吧》，“表示了對當時建立的福建人民政府的支持和贊揚”，《生活周刊》因此被查禁?？?。

“在《生活周刊》被迫停刊后的兩個月，我們立即出版了《新生周刊》。這次由杜重遠出面登記出版，并由他掛名任刊物主編……但實際上刊物仍是由我（注：胡愈之）和艾寒松負責，是《生活周刊》的繼續，還是堅持宣傳抗日救亡的立場。”

“（1935年）5月，《新生周刊》因登載《閑話皇帝》（注：作者艾寒松）一文，日本帝國主義借機挑釁，聲稱此文‘侮辱天皇，妨礙邦交’，要求國民黨政府查辦。”

杜重遠因此獲罪被判刑14個月，《新生周刊》被勒令停刊，這就是著名的“新生事件”。

判刑后的杜重遠被關押在漕河涇的模范監獄，與李士英、李澤才、劉田夫等人同獄，但杜重遠卻得到了優待，他單獨住在一幢小房子里，“有專人做飯，也有家人伺候，對外也有電話聯系。實際只是為了遮掩日本人的耳目，在里面隱居而已。”

“許多東北軍的上層人物，專程來上海探望……（這）正是杜重遠向他們做工作的極好機會，以促使東北軍能反蔣抗日。當時，我每個星期日都要到杜重遠那里去，把外面的消息帶給他，他也叫我幫他一起做東北軍人士的工作，往往在那里停留一整天。杜重遠總是事先約好一些東北軍的人來，我們在一起交談，向他們指出日本的侵略野心和蔣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本質，宣傳共產黨一貫反蔣抗日的主張，鼓勵東北軍站到反蔣抗日的一邊來。談一次不行就談二次三次，在獄中談了，我又和他們到外面談，通過耐心說服，工作還是很有成效。”

高崇民和閻寶航從北平專程來上?？赐胖剡h時，胡愈之把重點放在了高崇民身上，“我（胡愈之）和他（高崇民）先在監獄里談，后又在外面飯館里談，先后作了三次長談……最后高崇民被我說服了，同意和共產黨聯合反蔣抗日……他答應去西安說服張學良和楊虎城。”不久之后，高崇民、孫達生身藏杜重遠給張學良、楊虎城的信件，又手持杜重遠給王以哲軍長的親筆信，走進了王以哲的軍營。

“后來他（高崇民）到西安工作很成功……這樣就為張、楊和黨談判聯合抗日奠定了基礎。”

再后來，杜重遠以保外就醫的名義轉移到虹橋療養院，張學良、楊虎城先后前來拜會杜重遠，便有了著名的“虹橋對”，杜重遠的一席話，更加堅定了張學良與共產黨聯合反蔣抗日的決心。

西安事變的序曲在漕河涇模范監獄緩緩奏響，而序幕則是在虹橋療養院里徐徐拉開的。

胡愈之在《我的回憶》中謙虛地寫道：“以后西安事變的發生，與我們這一時期對張學良和東北軍人士的說服爭取工作也是有一定關系的。”

（第二季完）

參考書目及資料：

1、《我的父親博古》作者：秦鐵

2、《博古與潘漢年關系的背后》作者：秦福銓

3、《博古和毛澤東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領袖們》作者：秦福銓

4、《遵義會議后中共中央如何與共產國際聯系》作者：張壽春

5、《陳云長征路上“失蹤”之謎》作者：吳志菲

6、《關于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再次被敵人破獲的經過、教訓及恢復的意見》作者：劉仲華（老秦）、蕭壽煌（老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