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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夏，毛澤東的兩個孩子毛岸英、毛岸青在黨組織安排下，由上海輾轉到達蘇聯。關于兄弟二人赴蘇的經過，有關雜志及網絡上的文章，流傳著一種說法：上世紀三十年代初上海黨組織遭到破壞，毛岸英、毛岸青被寄養在“紅色牧師”董健吾家中。1936年，董健吾與地下黨取得聯系，委托東北軍將領李杜將兄弟二人送往法國，隨后到莫斯科進入國際兒童院。筆者讀過的毛岸英兄弟二人赴蘇經過的文章不只一篇，每一篇雖敘事略有不同，但大意如此。對此，筆者認為這種說法不確切，甚至認為有誤。

上世紀三十年代上半期，毛岸英兄弟二人在上海顛沛流離的生活姑且不說，筆者根據有關文章和掌握的相關史料，在此只將黨組織將毛岸英、毛岸青送往蘇聯的經過概述如下。

黨中央和紅軍長征抵達陜北后，派馮雪峰作為中央特派員于1936年4月抵達上海，其重要任務之一就是為重建上海黨組織做準備工作。《中華讀書報》2014年7月9日刊登張曉等人的文章，題為“來過中華讀書報的‘蘇聯孩子’小謝廖沙”，該文引述了馮雪峰的回憶。馮雪峰說他于4月中旬離開瓦窯堡，下旬到西安，遇見董健吾，一同乘火車于4月25日到上海。

【1950年時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的馮雪峰】

馮雪峰在上海直接聯系董健吾，而此時毛岸英、毛岸青就住在董健吾的老婆家。馮雪峰給過董健吾幾次錢，作為撫養毛岸英兄弟二人的生活費和家用開支等。據馮雪峰回憶，其間，他與正在上海尋求共產黨組織的東北軍將領李杜，建立了關系。馮雪峰說：“李杜的義勇軍在東北，他找黨的關系，想同莫斯科的我們的黨組織取得聯系，目的是得到蘇聯的支持（如供給軍火）。”為此，馮雪峰在董健吾安排下，在四馬路的一家古董店與李杜見過幾次面。

與此同時，馮雪峰與在上海搞工人運動的地下黨員楊承芳取得了聯系。楊承芳認識黨在莫斯科的同志（饒漱石？），而此時黨組織已決定將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二人轉移到蘇聯。于是，馮雪峰決定由楊承芳帶著李杜和毛岸英兄弟二人，經法國巴黎轉入蘇聯。馮雪峰說：“我記得李杜和楊承芳從上海動身去巴黎是在36年5月下旬，兩個孩子（毛岸英、毛岸青——筆者注）也的確是我交給楊承芳帶去的。”

對于此行的結果，馮雪峰回憶說：“李杜和楊承芳從巴黎回上海是在7月或8月初。他們只到巴黎為止，未到莫斯科，他們到巴黎由楊承芳在巴黎找到了關系同莫斯科取得聯系后，是康生從莫斯科到巴黎來同李杜談了話的，兩個孩子（岸英、岸青）就由康生同志帶到莫斯科去。根據當時楊承芳向我匯報，我現在還記得的一點是：當時康生認為李杜不是那么可信任的，所以雖然不拒絕同他聯系，但也不能肯定地答應他什么。李杜回上海后同我見過一次面，只談到他同莫斯科的中國黨的領導同志見了面，沒有談到接洽了一些什么事情。好像他就回東北去了，以后我同他就沒有再聯系。”

毛岸英兄弟二人赴蘇經過中，有一個最重要、最關鍵人物，他就是馮雪峰所說的當年在上海搞工人運動的中共地下黨員楊承芳（建國后在社科院工作），筆者認為他才是這一經過中的主角。那么，楊承芳是如何敘述毛岸英兄弟二人赴蘇過程的呢？

【1963年楊承芳給周恩來總理匯報工作】

1979年5月17日，楊承芳回憶此次蘇聯之行的任務有兩個：一個是護送毛主席的兩個孩子去莫斯科，一個是解決上海赤色工會的問題。他說：“1936年春，我在上海赤色工會工作。6月下旬，組織上要我護送毛主席的兩個孩子——毛岸英、毛岸青，從上海出發，取道巴黎，去蘇聯。7月下旬，到了巴黎。”此后，楊承芳一行人在巴黎申請蘇聯的入境簽證。但等了幾周后仍未拿到簽證，楊承芳焦急不安，就托在巴黎出版的“救國時報”的同志，通知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團。結果，簽證沒有拿到，卻等來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康生。

康生在與楊承芳的談話中，懷疑上海地下黨和赤色工會內部的同志，給楊承芳的感覺是康生認為“上海赤色工會的組織全部爛掉了”。兩個人在談話中甚至還爭吵了起來。楊承芳回憶說：“最后，康生要我仍然回上海，傳達他的‘指示’，要赤色工會工作的同志自己深入工人群眾中去開辟工作，做出成績后，黨會來找你們的。”楊承芳的行程也到此結束。

筆者反復閱讀馮雪峰和楊承芳的回憶，認為馮、楊二人對毛岸英兄弟二人的赴蘇經過所闡述的時間和結果（只到巴黎，未能去蘇聯）基本一致，在相關的情節上，馮、楊二人的敘述相互補充，可以據此描繪出事情的全貌。由此，筆者根據馮、楊二人的回憶及相關史料，將基本經過概括為如下三點：

（一）1936年6月，馮雪峰因正要赴莫斯科匯報上海赤色工會問題的楊承芳認識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便將希望到莫斯科找中共的代表，以求通過中共代表獲得蘇聯支持的李杜，介紹給楊承芳，同行去蘇聯。同時，馮雪峰又根據組織的決定，將毛澤東的兩個孩子毛岸英、毛岸青托付給楊承芳，由楊承芳帶去蘇聯。而不是傳說中的董健吾“委托東北軍將領李杜將兄弟二人送往法國”，在此行過程中，李杜只是楊承芳的隨行。

（二）楊承芳于當年6月下旬，與李杜同行，并帶著毛岸英兄弟二人，乘船從上海出發，7月下旬抵達法國巴黎。此行的目的地原本是莫斯科，但楊承芳等一行人沒有取得蘇聯的入境簽證，因此未能成行。結果，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康生趕赴法國，在巴黎分別與李杜和楊承芳見面。按照馮雪峰的說法，康生不信任李杜，沒有答應李杜的要求。按照楊承芳的回憶，康生沒有讓他繼續去莫斯科匯報“上海赤色工會的問題”，而是指示楊承芳回上海傳達他關于“赤色工會工作的同志自己深入工人群眾中去開辟工作”的指示。

（三）康生與李杜、楊承芳談話后，帶著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二人去了蘇聯。

根據相關史料，此后李杜回到了東北，未再與上海的馮雪峰聯系。楊承芳于1936年底回到上海，見到全國總工會白區執行局負責人夏爵一、馬純古等，開會傳達了康生的指示，此后他們便各自去“開辟工作”，全國總工會白區執行局及上海工會聯合會（赤色工會），此時是中共領導上海工人運動的組織，也由此解散。而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二人開始了在蘇聯的生活。

筆者不是黨史專家，只是根據相關資料在此發表個人的拙見，供專家參考。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作者授權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