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進入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文藝界一股妖風甚囂塵上,并愈演愈烈。為了膜拜國民黨軍和西方軍隊的一長制,很多作品中,我軍的師長、團長、連長等軍事主官,被塑造成跟傳說中的巴頓、韓復榘似的,個個霸氣十足,一手遮天,說一不二,而與其相對應的政委、指導員等,則表現得要么跟窮酸的孔乙己似的,要么跟受氣的小媳婦似的。比如《雪白血紅》中演義的“中國巴頓”鐘偉師長,面對與他意見相左的政委,便頗具巴頓風格地吼道:“我是師長,我說了算,哪個再說走,我就斃了他娘賣X的。”《亮劍》中的團長李云龍,則被刻畫成一個家長式人物,帶兵打仗老子我一個人說了算,而政委卻更像是個只負責生活的司務長或主內的媳婦兒。《集結號》中的連長谷子地,更是將一個聽見槍響嚇得尿了褲子的逃兵拉來做了指導員,還說什么指導員嗎,反正能當個人用就行。
這樣表現的我軍干部很新穎,很顛覆,很能征服那些無知的讀者與觀眾,使之對如此充滿巴頓式霸氣的“鐘偉”(是《雪白血紅》中演義的鐘偉,不是歷史上真實的鐘偉)、李云龍等佩服得五體投地,認為這樣的男人才是真男人,才配做軍人,才真實再現了八路的鐵膽軍魂。
政工干部出身的王震
歷史果真如此嗎?當然不。這只是無聊的意淫而已。這還不僅僅是失真的問題,而是一百八十度的滿擰了。在這支以“黨指揮槍”而有別于國民黨軍和西方軍隊的人民軍隊里,政工干部從來不是《亮劍》等所表現的那個樣子。
政工干部不是配角
1927年9月三灣改編后,首次確立了“黨指揮槍”的原則。1928年6、7月間,紅四軍制定了《紅軍黨代表工作大綱》,明確規定“黨代表是代表中國共產黨在軍隊中工作的;是所屬部隊士兵與官長的領導,是負責部隊管理與教育的首長”。看到這句話沒有,“是所屬部隊士兵與官長的領導”,那也就是說,連的黨代表不僅可以領導所屬的士兵,也可以代表黨領導連長,團的黨代表、師的黨代表同樣也可以代表黨領導團長、師長。1930年冬,《中國工農紅軍政治工作暫行條例(草案)》頒布實施,該《條例(草案)》規定:“政治委員在與同級軍事指揮員有爭執時,政治委員有停止軍事指揮員命令之權”。從這里可以看出,這時的政工干部已經完全凌駕于軍事主官之上。就是從這個《條例(草案)》開始,戰爭年代長期執行的“政治委員最后決定權”被確立下來。
1931年11月初召開的贛南會議上通過的《關于紅軍問題決議案》中,更進一步突出了政治委員的權力,規定如果軍事指揮員與政委發生爭執,在未得上級指示以前,軍事指揮員“須依政治委員的意見執行”,更加牢固地樹立了“政治委員的最后決定權”。
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在回憶與政委陳昌浩的關系時曾說過,“當時,政治委員是決定一切的,能擅自逮捕人、處罰人,對同級軍事指揮員有監督權,搬的是蘇聯紅軍的一套做法,權力大的嚇人哪!”在當年,可不僅僅是徐帥與陳昌浩之間是如此,一方面軍的朱老總與毛政委之間又何嘗不是如此,天王老子都不怕的賀老總與政委夏曦之間、閩浙軍區司令員粟裕與政委劉英之間、北上先遣隊總指揮尋淮洲與政委樂少華之間,又有哪一個不是政委說了算的?
政工干部出身的楊勇
到了抗戰時期,這一規定有了部分的修改,但軍事指揮員相比于同級的政治委員,權力與地位仍然略低。1938年12月頒布的《政治委員工作暫行條例》中規定:“在軍事行政和作戰指揮上軍事指揮員負更重大的責任,但在軍事指揮員有違犯了黨的路線或不執行上級命令情況時政治委員有停止軍事指揮員命令之權……”你看看,政委仍然可以有權力停止軍事指揮員的命令。
歷史上存在過的,未必就一定是合理的。應該承認,這樣的規定,在保證了黨指揮槍的同時,也造成政委權力過大和當其軍事造詣與指揮能力不足時處置失當,導致作戰行動失敗的惡果,明顯過“左”了。皖南事變突圍時不是軍長葉挺說了算而是政委(對內)項英說了算,冀中五一大掃蕩八分區突圍時不是司令員常德善說了算而是政委王遠音說了算,都導致了失敗,就是這一過左設置最為慘痛的教訓。
就是因為這些教訓,十八集團軍于1942年10月,又一次將《政治委員工作條例》進行了修改,“政冶委員在與同級軍事指揮員有爭執時,除屬于作戰方面的行動由軍事指揮員決定之外,其他由政治委員作最后決定……”在具體的戰術問題上,最后的決定權轉給了軍事主官,其他的所有大小事情,不論軍事的政治的,還是由政委拍板。這是一個進步,但總的來說,政治委員的權力仍然高于同級軍事指揮員。
1947年2月,中斷了多年的軍隊黨委制開始逐漸在全軍恢復執行。打這個時候起,凡是軍中大事必須得經黨委研究才能決定,而黨委書記一般是由政委兼任的。至于哪些事屬于大事,不同的單位都有細則,可供操作。
在當時,有一項特別關鍵的、特別與舊軍隊中不一樣的地方,即當一項命令頒布時,必須有軍事主官與政委同時簽字才能生效,特別是在遇到有關部隊開動、上級命令的貫徹執行、軍隊干部的調整、部隊兵員的擴充與裁撤等敏感問題時,就更是得經過政委的點頭,沒有經過政委的同意是無效的,下邊也是不會執行的。國軍的萬毅、高樹勛、陳明仁等倒戈時,可以把部隊整師整軍整個兵團地拉出來,而共軍的龔楚、邢仁甫等叛變時,一兵一卒也帶不走,為啥?因為在中共軍隊中,關于部隊開動和駐止這樣的大事,不是“我是師長,我說了算。”
另外,在這支軍隊中,任何一個師長,他都沒權力沒膽量把政委“斃了他娘賣X的”,哪怕只是說說而已。相反,紅軍時期,倒是有師政委曾經把師長“斃了他娘賣X的”。
這當然不是說戰爭年代的軍事指揮員就是政委的副手,不是說既然政委說了算軍事指揮員就可有可無。不是的,至少多數情況下不是的。不錯,確有政委一手遮天而弄得軍事指揮員無事可做的情況,比如紅軍時期的樂少華、劉英,新四軍早期的項英、后期的饒漱石,都曾做得很過分。但這不是普遍現象,絕大多數八路軍、新四軍各級政治主官,都是支持、尊重軍事指揮員,以樹立他們在軍事處置方面的權威的。
政工干部出身的葉飛
到了以運動戰為主的解放戰爭時期,我軍的軍政雙長制已經十分成熟。根據分工,在有關作戰問題上,諸如部隊開進與展開的實施、兵力和兵器的區分、主攻方向及突破口的選定、協同動作的組織、炮火的準備、通路的開辟、預備隊的使用等問題上,是以師長、旅長等為主說了就算的。在以打仗為主的戰爭年代,軍事指揮員也是有很多很出彩的重頭戲的。可惜的是,這些年的所謂軍事題材影視作品,要么就是滿屏的脂粉,要么就是冗長的扯淡,抑或是“給我往死里打”、“老子跟你拼了”等李云龍式的軍盲詞匯以及舊石器時代打群架似的沖鋒陣形,卻極少甚至從沒看到有關戰術戰法的表現,哪怕初級的、淺層次的表現也沒有,更遑論合理運用了,使得本該軍事指揮員出彩的戲份完全沒能得到應有的表現。
戰爭年代,政工主官的權力一直略大于同級軍事指揮員(軍事指揮員同時兼任政委或有上一級黨的職務者如彭德懷、林彪等除外),這也是我們在一些老電影中看到的為什么《鐵道游擊隊》中的劉洪大隊長、《回民支隊》中的馬本齋司令員等在關鍵的時刻要聽政委的,為什么娘子軍連中是洪常青說了算而不是連長說了算,這都是有根據的。
部隊中同一級的軍政主官什么時候開始平起平坐了呢?是在解放后。依筆者的考據,是在1954年4月15日頒布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委員工作條例》中,才第一次明確規定:政委“和同級軍事指揮員共同負責制定部隊作戰、訓練、動員、供應和一切軍事建設的計劃,并在頒布的命令上簽字;在緊急情況下遇有爭執時,屬于作戰行動和軍事工作的問題,由軍事指揮員決定,屬于政策性質和政治工作的問題,由政治委員決定,但均須同時報告上級首長。”直到這時,部隊(分隊)中的軍政主官才算一般高了。
政工干部不是窮酸,不是窩囊廢
十七年老的文藝作品中,我軍政工干部的形象很多,很正面,《紅色娘子軍》中的洪常青、《金沙江畔》中的金明、《暴風中的雄鷹》中的老劉、《東進序曲》中的黃秉光、《沙家浜》中的郭建光、《野火春風斗古城》中的楊曉東、《敵后武工隊》中的魏強、《勐垅沙》中的江洪、《暴風驟雨》中的蕭祥、《英雄兒女》中的王文清、《無名島》中的王永智等,都是以第一主角出現,智勇兼備,文武雙全,有血有肉。可這幾十年的畫風整個變了,電影里、電視劇里已經很少再能找到以政工干部作為第一主角的例子,有些影視劇中政工干部已經看不到,給忽略了,有些劇中雖然還有,也是一副酸腐和懦弱的樣子。而且,這種塑造法正在被越來越多地復制,幾乎成為一個臉譜、一套公式。
以政工干部為主組成的敵后武工隊
戰爭年代的我軍政工干部,是不是真如這些年影視中表現的那樣,都是只會念教條的窮酸或一聞槍響就嚇得尿褲子的懦夫呢?當然不是!和國民黨軍中的指導員多系文人充當截然不同,中共軍隊中的政工干部幾乎全部起于卒伍,是槍林彈雨里成長起來的,小到連指導員,大到團、師的政委,哪一個不是把帶兵打仗作為第一職責?哪一個會在戰斗中比同級軍事指揮員靠后半步?特別是最基層的指導員,全部是從優秀的排長中提拔和從連長的崗位轉任,怎么可能會出現連槍都不會使的情況?怎么可能會聽見槍響就嚇得尿褲子?
從紅軍時期到最近的對越自衛反擊戰,指導員代行犧牲的連長指揮并致勝的例子比比皆是,又怎么可能對戰術一無所知?我軍各不同時期的指導員副指導員,張明、周文江、宋雙來、閻守慶、李延年、胡緒清、錢富生、和自興、楊天才等,都是著名戰斗英雄,其所占比例,一點也不比同等級的連長副連長少。這些英雄的指導員,每個人的事跡展開來,都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有興趣的可以找來看一看,看看和《集結號》中塑造的指導員是不是一回事。
我軍歷史上,造就出眾多能征慣戰的名將,其中如鄧華、楊勇、王震、陳錫聯、葉飛、王建安、劉亞樓、張愛萍、傅秋濤、鐘偉、丁盛等,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可看看他們的履歷,看看他們紅軍時期的任職,都是政工干部出身。如果真像《亮劍》中表現的政委那樣只是坐在后方念念教條管管生活,我們該如何認識這一大批沿著指導員、政委等政工崗位成長起來的赫赫戰將?
抗戰時期的敵后戰場,曾有一個特別的組織形式——敵后武工隊。武工隊的威名與戰績眾所周知,那是可以完美碾壓西方什么貝蕾帽、什么海豹呀魔鬼呀等等所謂王牌的特種小部隊。關于武工隊的成功戰例我就不展開了,如果展開,10萬字也難以詳述。這里,我只特別強調一下也許很多人并不知道的,即武工隊的隊長和骨干隊員,幾乎全部是從部隊的政工干部中抽調。
比如:
冀中七分區武工隊長張英是第二游擊總隊政治部敵工科長,指導員崔希哲是軍分區政治部敵工科長;九分區武工隊長兼政委楊壽增是十八團三營的教導員;冀南一分區武工隊長兼政委劉大坤是該分區的政委;冀南六分區德故武工隊長王澄是該分區政治部的鋤奸科長,副隊長曹蔭懷是該分區政治部的宣教科長;晉綏三分區武工隊長謝允中是八團政治處的民運科長。
除了隸屬于軍分區的武工隊,還有某團或某支隊、某區隊派出的小型的武工隊,這些只有十人上下的小的武工隊的隊長,比較著名的安正福、王棟、李彩五、李繼初、高云貴等,無一例外全都是主力部隊中連的指導員調任。優秀長篇小說《敵后武工隊》中的主人公、武工隊小隊長魏強,就是18團的連指導員調任,這是與史實相符合的。然而令人氣憤的是,因為對我軍政工干部的偏見,根據該小說改編的各不同版本的同名電視劇,幾乎無一例外地將原著中魏強的指導員給改成了連長。
有沒有不是政工干部擔任武工隊長的呢?有,但從本人搜集到的武工隊的資料中看,武工隊的領導由非政工干部擔任的占比很小。
各位想一想,如果真的像《集結號》中表現的指導員那個慫樣兒,我們該如何認識這令敵偽聞風喪膽的、主要由政工干部組成的武工隊?
附:
本文在自媒體發出后,有多人提出不同看法和疑問。對于比較集中的問題,統一回復如下:
一、寫這個的目的是什么
幾十年來文藝界這股妖風,覆蓋了蒼白無力的正史的教育效果,產生了巨大的毒作用,使很多六十歲以下的一波又一波的作家、編導演,也包括相當多數的讀者和觀眾,不知不覺在潛意識里播下了輕視和否定我軍政治工作和政工干部的種子。我的一個六零后微友,曾經很坦誠地給我說:從理性上,我相信你說的武工隊的骨干主要是政工干部,但從直感上,讓我把政工干部和武工隊聯系起來,有點難。我理解他說的難。改開四十多年來文藝作品中塑造的政工干部,已經完全沒有了十七年作品中洪常青、魏強、李正、蕭祥、王文清那樣正面和陽剛,而差不多都是《亮劍》《集結號》中的那個慫樣兒。這些被嚴重歪曲了的政工干部形象,就像是標準化臉譜,已經牢牢刻在他(他們)的腦海里,成為固有模型,要想改變印象,談何容易!不得不承認,在這點上,張正隆、馮小剛們是得逞了的。
我寫此文的目的,就是想以一己的微薄之力,拆穿張正隆、都梁、馮小剛及網絡同類者之流歪曲歷史,推崇和張揚一長制而否定人民軍隊黨指揮槍的卑鄙伎倆,告訴愿意了解這段歷史的人們,中共軍隊并非《雪白血紅》《亮劍》《集結號》表現的那樣,并非像國民黨軍和西方軍隊那樣軍事長官一人獨大。至于軍政主官誰說了算,不同時期不一樣,也不重要。這已在原文中用幾千字給予了解答,愿意明白的已經明白,不愿意明白的就是再用十萬字也無法讓他明白。
執行雙長制的我軍雙主官,即便是“政委最后決定權”的紅軍時期,軍事首長與政委之間,也是互相配合,共同對敵,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軍事主官也參與政治工作,政治主官也參與戰術個案),真正使用這個“政委最后決定權”的少之又少。一般情況下,政委對軍事首長是尊重的,對于軍事首長的作戰決心,是積極給予支持的。換句話說,軍事首長在多數情況下,對于作戰方面的事是說了算的。這個問題,老電影《鐵道游擊隊》《回民支隊》等是處理得十分準確到位的,有興趣的可以去細品。十七年很多戰爭題材老電影在這個問題上的處理,思想性、藝術性近乎完美。
中共軍隊中的雙長,肯定也會有分歧,甚至爭吵,但主要還是工作意見上的分歧,就好比球賽暫停期間隊員們關于戰術運用的爭吵。當然,我說的是絕大多數,不包括少數人的個別現象。
二,關于劉鄧大軍劉大還是鄧大的問題
鄧在黨內地位高于劉。鄧早在抗戰時期,就是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書記、中共中央太行分局書記,到了解放戰爭時期,又是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書記。只要對我黨我軍的運行機制有那么一丁丁點了解的肯定清楚,誰在黨內職務高,誰的責任大,具體到劉鄧大軍也一樣。在二野的全局把握上,鄧對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負主要責任(這也是他任淮海戰役前委書記的原由),但在仗怎么打、兵怎么練的問題上,肯定是以劉為主的。
像二野當年的情況,一直到今天都同樣,即政委多數是上一級黨委成員,但軍事首長一般不進入上一級黨委。比如團政委要進師黨委為委員,而團長不進師黨委;連指導員要進營黨委為委員,而連長不進營黨委,這也符合政工首長以上一級黨委成員的身份履行黨指揮槍職能的本質要求。
劉鄧大軍的領導體制,是典型的軍政搭檔體制,其他幾個野戰軍都不是。
三,關于東北解放戰爭林彪羅榮桓之間誰拍板的問題
東北我軍的情況,截然不同于劉鄧大軍。這就必須得交待一下東北我軍的領導成員沿革情況了。
1945年10月31日,所有進入東北的八路軍、新四軍、東北抗日聯軍,統一整編為東北人民自治軍,總司令林彪,第一政委彭真,第二政委羅榮桓。
1946年1月14日,東北人民自治軍改稱東北民主聯軍,司令員林彪,政委彭真,副政委羅榮桓。
1946年6月16日,東北我黨我軍有一個大的改組,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改由林彪擔任,原書記彭真改任副書記。東北民主聯軍司令員林彪不變,政委也改由林彪兼任,原政委彭真改任副政委,羅榮桓仍是副政委。
1948年1月,東北民主聯軍改稱東北人民解放軍,有東北軍區和東北野戰軍兩個番號,一套班子。司令員兼政委林彪,第一副司令兼副政委高崗,第一副政委羅榮桓。
1948年8月14日,東北野戰軍組成單獨領導機關,野戰軍司令員由軍區司令員林彪兼任,政委由軍區副政委羅榮桓兼任。
從黨內來說(這是至關重要的),林是中共中央東北局的書記;從軍內來說,林是東北軍區的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從行政上來說,林還是東北行政委員會的主席。黨、政、軍,林都是一把手,林想不負責都不行。林說了算,不是司令員說了算,是黨政軍一把手主要是黨的一把手說了算。
東北我軍林與羅的關系,不是典型的軍政搭檔關系,因為林羅不是平級的關系。東北我軍的情況,也不適用討論司令員與政委之間的責任關系,因為司令員和政委是同一個人。
四,關于西北我軍為什么彭德懷一人獨大的問題
這個就和東北我軍的情況基本一致,因為司令員和政委都是彭一個人。從黨內來說,彭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是中央軍委副主席,是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從軍內來說,彭是人民解放軍副總司令、是西北野戰軍司令兼政委,他不大誰大?
彭在西北野戰軍說了算,同樣不是司令員說了算,而同樣是黨的一把手說了算。
如果想用一句話來回答誰是老大的問題,那么請記住:在特別強調黨指揮槍的中共軍隊中,誰在黨內的職務高誰就是老大。
林在東北說了算,彭在西北說了算,不是因為他們是司令員,而是因為他們是黨的一把手。
意外嗎?不解嗎?不服嗎?對不起!這是中共軍隊,這是歷史上的中共軍隊,不是《雪白血紅》《亮劍》中表現的那個中共軍隊,歷史上的中共軍隊就這個樣。
五、關于晉察冀野戰軍的問題
歷史上有晉察冀野戰軍,沒有華北野戰軍,但晉察冀野戰軍的司令員和政委都不是聶榮臻。
1946年第一次組建晉察冀野戰軍時,司令員是肖克,政委是羅瑞卿。1947年第二次組建晉察冀野戰軍,司令員是楊得志,政委還是羅瑞卿。但到了1948年5月晉察冀軍區改為華北軍區后,就不再有野戰軍的領導機構了。華北有三個野戰兵團,即第18、19、20兵團,直接受華北軍區領導。在軍區和野戰兵團之間,少了一級野戰軍的指揮層次,華北這一點和其他四個甲級軍區不一樣。
實際上這五個甲級軍區,軍區和野戰軍的體制、歷史,細說起來誰跟誰都不一樣。這是題外話,這里不展開。
六、為什么是司令兼政委而不是政委兼司令的問題
這個問題對于在部隊當過幾年參謀或干事的人就不是問題,“兼”字的使用,需遵循上兼下和前兼后的規則。何謂上兼下呢?比如某副營長兼某連連長,你不能寫成某連長兼副營長。前兼后也一樣,因為司令員排序在前,政委排序在后,所以也就只能是司令員兼政委,而不能寫成政委兼司令員(戰爭年代、特別是紅軍時期有例外),這是公文體例要求的。
七、關于司令排在前邊政委排在后邊,從而說明司令大于政委的問題
排序這個事兒,有些的確是按大小輕重進行的,比如十大元帥十大將,就是如此。但也有些并不如此,排在前排在后不說明任何問題。比如國軍歷史上的各軍,17軍就未必強過18軍,新5軍就未必強過新6軍;比如我軍歷史上的各軍,19軍就未必強過20軍,37軍就未必強過38軍。軍政雙長的排序就是這后一種情況。
但有些人就是不這么認為,受文藝界妖風多年的侵蝕和毒害,他們主觀強迫地認為,軍事主官必須比政治主官大,理由之一,就是發布命令的署名中,軍事主官排在了政治主官的前面。
試問:中央紅軍不論對內對外,署名一直是朱德排在毛澤東的前邊,難道中央紅軍是以朱而不是以毛為核心?四方面軍的署名一直是徐向前排在陳昌浩的前邊,難道陳比徐的話語權低?新四軍的署名一直是葉挺排在項英的前邊,難道軍中大事不是項拍板而是葉拍板?劉鄧大軍一直是劉排1號鄧排2號,難道淮海戰役前委一把手是劉而不是鄧?
這是一個無知而且無聊的問題,到此為止,不想多說。對這些人,說多少也沒用。
八、關于元帥中只有一個政工元帥,從而說明軍事主官高于政工主官的問題
在這個問題上,那些崇拜西方軍隊和國民黨軍隊一長制的人,又犯了上面說的那個老毛病,即他們之所以不相信政工干部的高地位,是基于他們不喜歡黨指揮槍的體制和不喜歡政工干部的制度而產生的主觀臆斷,而不是他們翻閱了多少史料才得出的科學論斷。
第一,十帥中,僅就解放戰爭而論,彭、林、陳、徐、聶都既是司令,也是政委,一直雙肩挑。葉參座在廣東也是司令兼政委。并不僅有羅一個政工元帥。
第二,有些政委,到了1955年沒有元帥軍銜,不說明戰爭年代就一定屈居軍事主官之后。毛澤東沒有元帥銜,并不說明他在中央紅軍中說話的份量低于他的搭檔朱德;劉少奇沒有元帥銜,并不說明他在重建的新四軍中說話的份量低于他的搭檔陳毅;鄧小平沒有元帥銜,并不說明他在劉鄧大軍中說話的份量低于他的搭檔劉伯承;陳昌浩沒有元帥銜,而且到了授銜時已經靠邊站了,也并不說明他在四方面軍時說話的份量低于他的搭檔徐向前;項英沒能活到授銜時,即便活到授銜時,可能也不會比陳昌浩好到哪里去,同樣也并不說明他在皖南新四軍中說話的份量低于他的搭檔葉挺;夏曦早已犧牲,就是不犧牲,到了授銜時可能也不會有他的元帥,仍然并不說明他在湘鄂西紅軍中說話的份量低于他的搭檔賀龍。
這個事實,估計會讓那些《雪白血紅》《亮劍》的粉絲們很失望。抱歉!
九,關于“團長管作戰,政委管生活”的謬論
自垃圾神劇《亮劍》反復播出后,“團長管作戰,政委管生活”的謬論又成為一大波腦袋發育欠正常的作者和讀者推崇的“圣經”。這是十足荒謬的胡說八道。
團首長是有分工的,哪些人的分工?就是團長和政委二人的分工。這個分工不包括其他團的領導副團長副政委等。副職領導沒有分工,他們具體分管某個方面的工作,比如張副團長分管作戰與訓練、李副團長分管內務與后勤等等,那是由正職領導的指派,那不叫分工。
按分工,后勤工作由團長負責,而不是由政委負責。當然因為有副團長的存在,一般情況下都是團長指定由副團長具體分管全團的后勤工作。具體到生活服務,那僅僅是后勤工作的一小部分,副團長也不會具體去管,而是有專編的后勤助理員負責。一個團分管生活的助理員也就是個連排級別的干部。至于各連,是由司務長在副連長的指導下負責生活管理。司務長的級別以前是正排級,后來改為士官擔任。
生活管理,就是吃喝拉撒,沒有人管不行,但它在一支部隊的眾多工作中,并不占主要地位。這些瑣碎之事怎么可能會由政委負責?這不是胡說八道是什么?
政委是干什么的?政委是代表上級黨履行黨指揮槍使命的,是這個團黨的一把手,是黨委書記,是上一級(師)黨委的委員,是保證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主要負責者,是團結帶領團黨委一班人的班長。
從紅軍時期《政治工作暫行條例(草案)》,到最近一版《政工條例》,到不同時期反復修訂的《內務條令》,有興趣的找來看看,看看有哪一個版本的條令條例規定了政委的主要職責是管生活的?問問你們身邊當過兵的,了解一下有哪一個團政委的主要職責是管生活的?
十、關于和縣長、縣委書記的對比問題、和公安局長、政委的對比問題
中共的領導體制,即使是雙長制的單位,其負責機制也并不相同。大體來說,有以下三種情況:
第一種,黨委負責制。中共各級政府和黨委(支部),從省長、省委書記到村主任、村支書,都是這種。其特點,書記責任大于行政長。
第二種,黨委領導下的行政首長負責制。政府機關各局、部、委等是這種模式。其特點,行政首長兼黨的書記,專職書記其實是副書記,自然行政首長的責任大于專職書記。公安局長和政委就是這個模式的典型代表。在這個系統里,局長是書記,政委是副書記,自然局長的責任大于政委。公安局所屬的科、所、隊等,也同樣如此。
第三種,黨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目前似乎只有軍隊和武警采用的是這種模式。其特點,軍政主官二人共同負責,沒大沒小。
這三種體制,用一個世俗的舉例可以說明,假如某個縣長當書記了,他會偷偷地樂;假如某個公安局長改當政委了,他會偷偷地哭;而假如某個連長改當指導員了,他既不會樂也不會哭。
戰爭年代我軍的領導體制,與上面說的三種都不完全一樣,怎么不一樣,原文已經說了,這里不贅述。
作者:牛戈;來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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