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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周恩來、王炳南（右二）、龔澎與外國記者

1939年8月，葉劍英（右一）、王炳南（左一）與國際友人尼赫魯（右二）、王安娜（左二）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合影。

在西安事變中，楊虎城是張學良的親密合作者。我在美國閱讀張學良的口述史及其相關檔案資料時，楊虎城是注意的重點之一。結果，發現部分新資料，有助于西安事變研究的進一步深入。

一：陪襯？主角？

1956年12月，蔣命張學良回憶西安事變時，曾特別指問楊的情況。當時，張學良的回答是：“平心而論，西安之變，楊虎城乃受良之牽累，彼不過陪襯而已。”但是，到了上一世紀90年代，在回答張之丙姐妹的訪談時，張學良卻說：“西安事變就是楊虎城，當然我們兩個人，那是楊虎城不平啊。”又說：“那西安事變……那可以說他是主角哇，不過名義是我，我是主角了。當然由我負責任。”從“陪襯”到“主角”，反映出張學良晚年對楊虎城在事變中的作用有新的估計。

根據張學良所寫《西安事變反省錄》，在事變前，楊虎城曾兩次向張學良進言，希望張對蔣介石有所行動。

第一次在1935年。當年10月初，東北軍第六十七軍一一○師何立中部自延安回防甘泉途中，在大小嶗山受到紅軍第十五軍團徐海東部伏擊，全軍覆沒，何立中等被擊斃。同月2日，蔣介石在西安建立剿匪總司令部，蔣自任司令，以張學良為副。10月9日，蔣、張命楊虎城以所部主力在宜川、洛川一線設防，阻止紅軍向南發展。當時，楊虎城已對“剿共”持消極態度。他向張學良陳述，無錢又無補給，并且發牢騷說：“剿匪”等于“無期徒刑”。“以中央軍之數量，東北軍之精銳，皆未能消除共匪，區區如彼之軍隊，能何為乎？”同年11月，東北軍第五十七軍一○九師牛元峰部在陜北直羅鎮受到為毛澤東指揮的紅軍圍攻，被俘5300人，繳槍3500余支。這兩支部隊先后被殲，編制也就失去，蔣介石并不從兵員、財政上給予補充。張學良覺得這是蔣介石借剿共消滅異己，曾向楊虎城透露“倦于剿匪”的心情。楊虎城所部在“剿匪”中也受到過相當損失，同樣得不到補充，對蔣介石也有怨氣。1936年3月，高崇民等在西安出版題名《活路》的小冊子，提倡東北人與西北人合作，聯合抗日。楊虎城同意高的主張，便向張學良建議：向蔣公進言，停止剿匪，團結抗日，節省東北軍和西北軍的消耗。

第二次在1936年12月初。當年11月，蔣介石飛抵洛陽，進一步策劃“剿共”。張學良于12月2日只身飛洛，向蔣介石進言，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同時要求釋放上海救國會七君子。雙方發生尖銳沖突。張指責蔣“這樣專制，這樣摧殘愛國人士，和袁世凱、張宗昌有什么區別。”蔣嚴厲表示：“我是革命政府，我這樣做就是革命！”“匪不剿完，決不抗日。”在閱兵時，蔣甚至聲色俱厲地聲稱：“主張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蔣的頑固態度使張學良“有如涼水澆頭”，對蔣絕望?；氐轿靼埠笳勂鹩嘘P情況，向楊問計，有何方法可以停止內戰。楊在張立誓抗日后，對張稱：“待蔣來西安時，余等可行‘挾天子以令諸侯’之故事。”楊的這一想法，已經包含了武力扣蔣的內容，可以說，西安事變的計劃已經成形。后來的西安事變基本上是按照楊的這一思路發動的。

對楊虎城的建議，張學良的最初反應是“愕然”，可見，此前他從未有過類似的念頭。直到張學良向蔣介石進言，一再碰釘子之后，才采納楊議，“決行強諫劫持之謀”。在《西安事變反省錄》中，張學良稱：假如自己當時與何成浚或張群共處，就不會有西安事變發生?？梢姡瑮罨⒊?ldquo;造謀”的重大作用。張學良晚年之所以稱楊為西安事變“主角”，當是基于這一考慮。

二：楊虎城的“小家伙們”

“挾天子以令諸侯”雖出自楊虎城之口，但是，張學良認為楊虎城出身草莽，不會懂得這一歷史掌故，因此，在1957年所寫《坦述西安事變痛苦的教訓敬告世人》一文中，又進一步補充說：

在另一方面，我西安剿匪一位重要的伙伴——陜西綏靖主任楊虎城將軍……他非常熱衷抗日而不愿剿匪。這是由于他有兩種心情：一為保存實力，一為趨向時髦。我們兩個人雖非故交，短時間卻結為好友，彼此間無話不說，無事不談。在當時，他已竟(經)被共匪滲透，是利用他另作一個角色——關于這個問題，我并沒有確實的證據(我寫這篇文字，盡力的十分忠實，除非我記憶上小有差錯。我準備任何人向我挑戰……)現在我已曉得，中共的重要干部，他的偽大使王炳南，當時是在楊的幕中。我在洛陽歸返西安之后，同楊虎城相談之下，彼此大發牢騷。某一日，又談這個問題時，我問計于他，他沉吟了一下說：“我那些小家伙們(這是指他的智囊團)倒有一個計策，等待蔣委員長來西安時，我們不使他離去，我們來一個挾天子以令諸侯”……請注意，他一開口就說“那些小家伙們”，那證明他背后已有人鼓動他，是利用他來推動我、試探我。

根據張學良的這一回憶，“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創意者不是楊虎城，而是他的“那些小家伙們”，張學良怕別人不明白，還特別加了一個括弧，說明“小家伙們”就是楊虎城的“智囊團”。這是張學良前此在任何場合都沒有談到過的。

楊虎城的“小家伙們”是哪些人呢？張學良只談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出任波蘭大使的王炳南。王的父親原系楊部高級參謀，與楊私交極好。王在日本、歐洲求學，經費均由楊提供。1936年4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委派王到西安，與楊商談停戰抗日問題。此后，王就住在楊的公館里。

張學良在和張氏姐妹的談話里，進一步談到了楊虎城和中共的關系。他說：

楊虎城要緊的是王炳南。楊虎城手底下一定比我手底下厲害。不但是文人，還有新城的一個師，差不多都是共產黨。他自己實實在在，他的太太是共產黨。我判斷他的太太就是帶著任務來的……就是當年他的政治部主任……那時候在新城，共產黨的幾個都是女的。

王炳南實實在在的名義就是楊虎城的秘書……楊虎城很聽他的話。

張學良聲稱，楊虎城“新城的一個師，差不多都是共產黨”，顯然夸大了，但是，楊虎城的夫人謝葆真確系共產黨，在楊軍政治部工作。她是在1928年1月，經中共黨組織批準，和楊虎城結婚的。

楊虎城和中共的關系比張學良所知還要密切。早在1927年冬，楊虎城就要求加入中共。他的部隊政工人員中，即有中共黨員16人。1928年10月，楊虎城在日本東京期間，中共中央決定批準楊的入黨要求，指示東京市委辦理，但由于楊很快回國，未能辦理相關手續。1934年，楊部警衛團有共產黨員200余人。1935年11月，中共北方局南漢宸委托楊的駐北平代表申伯純向楊傳達中共的《八一宣言》。1935年12月，毛澤東、彭德懷派汪鋒攜親筆函件會見楊虎城，商談聯合抗日事宜。同月，中共北方局也派王世英到西安和楊虎城會談。1936年，毛澤東再派張文彬攜函見楊，達成互不侵犯、建立軍事聯絡等三項口頭協定。此后，張文彬即以十七路軍政治處主任秘書名義長駐楊部。西安事變前，在楊虎城身邊工作的共產黨員，除王炳南，張文彬等外，還有米暫沉、宋綺云、王菊人、申伯純等人。他們都深得楊的信任，參與機密。楊虎城所稱“我那些小家伙們”，顯指在他身邊工作的共產黨人。

三：張、楊沖突

蔣介石在《西安半月記》載，12月24日夜，“聞楊虎城堅決不主張送余回京，與張爭幾決裂”。在《西安事變反省錄》中，張學良也曾述及：在送蔣離陜問題上，與楊虎城發生歧見，言語急躁，幾乎同楊決裂。但是，《反省錄》所記，仍覺語焉不詳。關于此事，張學良《敬告世人》書有更詳細的敘述。

張首述楊虎城幕中激烈派的態度及楊所受影響：

楊虎城的反對蔣委員長返京，那不是出諸他自己，而是出諸楊的幕中滲透分子煽動楊，說我出賣他。所以當時楊虎城對我說：“你是受了蔣夫人、宋子文、端納情感誘惑，有反初衷，你犯了溫情主義，你是同蔣宋兩家有私誼上的關系，可以和平了結。我楊某可是不肯作斷頭將軍的，要干就干到底。

張繼述本人的“氣怒”：

我說：“這樣的國家大事，豈是私情問題，我們不顧一切的行動，是為了發動要求蔣委員長領導我們抗日，今日已確知抗日前途有著，那么我們還要蠻干下去，必使內戰擴大發生，而使蔣委員長失去領導，而走向相反的方向，那才是真的有反初衷呢！你怕死嗎？你若是怕死，何必要發動這種大膽的叛變行為？我將只身護送蔣委員長入京，上斷頭臺我一人承當，我決不牽連任何人。”

楊、張之間的這一段對話，不見于其他記載，可補西安事變史乘之不足。

端納、宋子文、宋美齡等到達西安后，經過談判，雙方達成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改組行政院等協議，但是，蔣介石只同意以“領袖人格”保證，不肯簽字。這樣，在放蔣問題上，西安方面就出現分歧。有的人主張繼續扣蔣，命蔣在西安發號施令；有的人同意放蔣，但堅持蔣必須簽字；還有人則提出，讓蔣在西安對全國作廣播講話。從張學良的上述回憶看，楊虎城最初是反對無條件放蔣的，二人的沖突即由此發生，并且迅速激化。

張、楊激烈沖突之際，周恩來在場。他勸張“小加休息，容他們會議商討商討”。其后，經周恩來說服，楊虎城同意放蔣。關于此，張學良回憶說：“他們的這一番爭論，經周恩來一說之下，即為平息。”

米暫沉的《楊虎城將軍傳》稱：“一時盛傳有楊不同意放蔣的說法”。上述資料證明，張楊沖突，并非只是“盛傳”，而是的的確確發生過的事實。

【本文摘自《炎黃春秋》雜志，來源：東方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