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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磊：烏程漢簡所見漢代經濟發展

點擊：  作者：姚磊    來源：中國歷史研究院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4-10-23 12:08:44

 

杭州國家版本館寄藏烏程漢簡《陽羨黃君上書愿致家》

 

2022年10月，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了關于浙江湖州出土漢簡的整理和研究成果——《烏程漢簡》。湖州在秦漢時期稱為烏程，因此這批材料被命名為“烏程漢簡”。這批簡牘資料對漢代江浙一帶的經濟發展，有著非常寶貴的記載。學界關于漢代經濟史的研究，已經取得了較豐富的成果。隨著簡帛材料的不斷出版，出土文獻中的經濟史資料也被不斷挖掘。本文在前人基礎上試對烏程漢簡所記經濟類資料進行梳理并解讀，希望能對漢代經濟研究尤其是漢代江浙區域經濟研究有所補益。

 

一、漁業的“產業鏈”

 

烏程漢簡112號簡有“鮐五六月稅”“鮐五六月稅錢六十”的記載，其中簡文中的“鮐”，《說文·魚部》：“鮐，海魚名。”王子今認為：“海上漁場的開辟，需要熟練的海上航行和捕魚技術，以及航行條件較好的漁船和生產效率較高的捕撈工具。秦漢時期海魚遠銷內地，說明海上漁業產量之高，使得其產品成為全社會所熟悉的商品……其中價格較高的‘鮐’，就是海魚。”結合《烏程漢簡》112號簡分析，鮐魚作為海魚卻在烏程縣出現，反映了漢代的海上捕魚活動，此簡為王子今的論點提供了非常好的證據。從簡文可知官府對鮐魚的銷售進行了一定的管理，征收了稅錢。從現存的簡文并結合文獻記載，我們推測漢代已經形成了一個“捕—運—銷—稅”的漁業“產業鏈”。

 

“捕”是指捕魚，包括航行、捕撈、船員和漁船等方面。孫機認為：“漢代的大海船已能通航中南半島，甚至抵達印度洋……我國漢代的海船已使用牽星法進行天文定位，如果不是在遠洋航行中積累起相當豐富的經驗，是達不到這種水平的。”王子今認為：“秦漢時期，渤海、黃海、東海、南海海岸均已出現初具規模的海港，北部中國的海港又由并海道南北貫通，形成海陸交通線大體并行的交通結構”，“沿東海、南海海岸的近海航運，在東漢時期更頻繁往復不絕”，且“秦漢時期的船舶制造技術已經相當成熟”。漢代的捕魚技術和水平也很高，文獻和漢畫像石都提供了很多證據。肩水金關漢簡73EJT21：131號簡記載：“稽落告守候長益，捕魚七八十”，72ECC：7號簡記載：“欲于河豐捕魚”，二者為這一論斷提供了佐證。

 

“運”是指魚的運輸，包括運輸線路、人員、工具、保鮮技術等方面。居延新簡有“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責寇恩事簡冊”的記載，大意謂：“建武二年十二月，甲渠候粟君雇用客民寇恩運魚五千頭從居延到觻得去販賣。并以先前從令史華商處所得黃色八歲公牛一頭，谷廿七石付給寇恩作為工錢，當時約定寇恩拉魚到觻得賣出后價格要達到四十萬錢（若達不到這一數目，不足部分要寇恩賠償）。”居延到觻得的道路里程約500公里，附近有沙漠，氣候干旱，這對運輸五千條魚十分不利，當時的寇恩肯定是掌握了一定的保鮮技術。從中也可知，運輸人員是雇傭的“客民寇恩”，還約定了運輸的工錢以及魚的總價。寇恩敢接數目達“四十萬錢”這樣大的運輸訂單，看來是有十分豐富的運輸經驗和高超技術。肩水金關漢簡也為我們提供了旁證，73EJF1：26號簡記載韓成、馮竟“載魚五千頭”，運輸工具是“大車二兩牛四頭釜一”。

 

“銷”是指魚的銷售，包括代理商的選擇、市場的開拓、價格的制定和貨量的調配等方面。兩漢商業比較繁榮，文獻對此記載較多。如《史記·貨殖列傳》載：“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漢書·食貨志》載：“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后漢書·王符傳》載：“今舉俗舍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為巧，充盈都邑，務本者少，浮食者眾。”這些記載充分說明了兩漢商業的興盛，這對魚的銷售十分有利。肩水金關漢簡73EJT23：723號簡記載：“毋有它，歸到觻得賣魚”，說明賣魚活動在西北邊地也十分普遍。張朝陽通過五一廣場東漢簡牘的研究，認為：“形形色色的魚販以魚為生計。他們于江河湖泊中捕撈或池塘養殖，他們活躍于各種不同規模、不同級別的市場上，出售各類鮮魚以及干魚、腌魚、烤魚等加工產品。”相關資料及研究均說明了南方漁業繁榮，從業人員數量較多。在烏程漢簡中，我們也經常能看到“賈人”的影子，如21號簡“為賈人封棨”，22號簡“賈人之貴所繳四大□稅錢卌”等，均說明烏程有很多商人在進行商業活動。

 

“稅”是指政府在魚的“捕—運—銷”過程中進行征稅。“今所可考者，漢時漁稅蓋為國家收入大宗”。據《后漢書·百官五·亭里》記載：“有水池及魚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漁稅。在所諸縣均差吏更給之，置吏隨事，不具縣員。”據山東青島土山屯漢墓“堂邑元壽二年要具簿”（前1年）記載漢代堂邑縣：“一歲市租錢三百七十四萬三千九百八十八，湖池稅魚一歲得錢廿九萬九千九百廿三”，漁稅與市租錢并列統計，足見十分重要。需要注意的是，政府所征稅的高低程度，直接關乎這個產業的發展。據《漢書·食貨志》載：“故御史屬徐宮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后復予民，魚乃出。”

 

烏程漢簡關于鮐魚稅收的記載，對我們思考漢代的漁業發展水平，尤其是為認識江浙地區的海上捕魚業提供了史料，對深入認識漢代漁業經濟發展的具體情況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紡織業的“布與綢”

 

烏程漢簡120號簡有“河共□賦：布十，綢廿匹”的記載，由于簡牘在烏程縣出土，從而反映了烏程縣向漢廷供奉布和綢的具體史實。

 

關于“布”，《說文·巾部》：“布，枲織也”，其意為“麻織品”。烏程所供布應為“越布”。《后漢書·陸續傳》中記載了“越布”，“陸續字智初，會稽吳人也……美姿貌，喜著越布單衣，光武見而好之，自是常敕會稽郡獻越布”。由于“越布”質量好，東漢宮廷把其作為“一種高級賞賜品”。會稽郡向漢廷供奉“越布”是在漢光武帝之后開始的。烏程漢簡120號簡所記也是向漢廷供奉布，無疑與“越布”緊密相關，故推測120號簡所記時間當在東漢。地灣漢簡中有“淮布”，王子今認為：“不排除即出產于‘淮’地的‘布’的可能”。參考地灣漢簡，烏程漢簡120號簡的“布”無疑也屬于“地方品牌”或區域特色產品。

 

關于“綢”，《說文·糸部》：“綢，繆也。”“綢”的本義是“纏扎，束縛”，其“絲織物”之義起源較晚。戰國曾侯乙墓竹簡中有“綢”，劉信芳認為是現在的“披風”；西漢《急就篇》絲織品中列有“綈絡縑練素帛蟬，絳緹絓紬絲絮綿……服瑣緰與繒連”，沒有“綢”；東漢《釋名·釋采帛》中也有絲織品羅列，其中也沒有“綢”。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獻中，“綢”用來表達“絲織物”之義，如《周書·武帝紀》記載：“唯聽衣綢、綿綢、絲布、圓綾、紗、絹、綃、葛、布等九種，余悉停斷。”值得我們思考的是“綢”所表達的“絲織物”之義為何在漢代留下如此少的記載？關于漢代絲織物的名稱，夏鼐有過經典的論述，他認為：“漢代文獻上絲織物的名目很多；但是因為各類絲織物的名稱，各時代往往不同，常有同名異實或同實異名的情況，有些已不能確知為何物。同時，古人對織物分類的標準和現代的不同，加以古代脫離生產的文人濫用名辭，這就造成更大的混淆。”可能“綢”是在“同名異實或同實異名”的情況下，與其他絲織品存在互通混用的情況。如“綢”與“紬”，《說文·糸部》：“紬，大絲繒也”，即是“粗質的綢”。《中國大百科全書》記載：“綢出現于西漢。當時寫作‘紬’，專指利用粗絲亂絲紡紗織成的平紋絲織品，絲粗帛厚而耐磨，類似后來的紡綢和綿綢。兩晉南北時期綢開始有了粗、細之分。”再如“裯”與“綢”，曾侯乙墓竹簡中有“綢”與“裯”的通假，湖南長沙望城坡西漢漁陽墓木楬簡文有“青綺復裯裙”“素禪裯裙六”“素禪裯直裙七”，其中的“裯”也被認為通“綢”。馬王堆漢墓出土了很多紡織品，經鑒定“絲織物的絲纖維是家蠶絲……麻布的麻纖維是苧麻和大麻”，“出土了漢代流行的絹、縑、綺、錦、紗、羅等許多品種”。“綢”“紬”或“裯”可能就在馬王堆所出的絲織物中，只是準確分辨起來存在一定難度。

 

關于烏程所在會稽郡紡織業的發展，在傳世文獻和考古資料中均有一些記載。《漢書·江都易王劉非傳》記載：“遣人通越繇王閩侯，遺以錦帛奇珍，繇王閩侯亦遺建荃、葛、珠璣、犀甲、翠羽、猿熊奇獸，數通使往來，約有急相助。”其中的“錦帛”應屬上好的絲織品。孫機對漢代的紡織品生產有過總結梳理，他認為：“漢代的錦一般是用經線起花的平紋經重組織，而且它是用染成各種顏色的絲線織成，所以色彩絢麗，是漢代絲織品的最高水平的代表。”從烏程歸屬會稽郡來分析，并結合簡中所記的綢是向漢廷供奉等情況，我們推測烏程漢簡中的“綢”可能就是此類“錦帛”。如烏程漢簡124號簡就有“帛通錢五千”的記載，可為佐證。東漢時期會稽郡紡織業也有發展。《后漢書·朱俊傳》記載：“朱俊字公偉，會稽上虞人也。少孤，母嘗販繒為業。”從中我們可窺見漢代會稽郡的一些紡織品交易的情況。杭州古蕩漢代朱樂昌墓墓主“身上蓋有絲織（或麻織）的被子”，說明“當地統治階級已在廣泛地使用絲綢”。

 

雖然文獻有一些關于會稽郡紡織業的記載，但并不豐富。《江南絲綢史研究》認為：“漢代絲綢生產無論在普及程度上還是在產品的質量水平上，較之前代都躍上了一個新的臺階，絲綢生產已在國家經濟和人民生活中占有了重要地位……只是沒有任何材料能夠說明這時江南地區的絲織業。”關于該書中的“江南”，研究者界定為“相當于長江三角洲范圍，包括今南京、鎮江、常州、無錫、蘇州、上海、嘉興、湖州和杭州1個直轄市、8個省轄市”，恰好涵蓋了漢代烏程所在的區域，說明此地紡織業研究資料的缺乏十分嚴重。再如在區域絲綢專史的寫作上，《浙江絲綢史》《江蘇絲綢史》只有零星的有關漢代紡織的記載，《湖州市志》《浙江科學技術史》論述漢代紡織的內容也近乎空白，《浙江絲綢文化史》認為：“漢代的浙江絲綢業仍然乏善可陳。秦漢時期，浙江真正出名的是葛、麻等植物纖維類織物而不是絲綢。”烏程漢簡為該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新資料。烏程漢簡120號簡的“布”可能是指“越布”，“綢”可能是指“錦帛”類絲織品。烏程漢簡中的“綢”有“絲織物”之義，可能是較早的關于“綢”的記錄，表明東漢江南地區已有“綢”。烏程漢簡有關布和綢的賦稅記載，為我們提供了江南紡織業研究的新資料，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材料不足的研究現狀，對我們開拓視野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米與布的價格

 

烏程漢簡138號簡簡文有“米三斗直百廿”的記錄，提到了“米價”。結合漢代的度量衡推算，138號簡的米價是1斗40錢，即1石400錢。烏程漢簡137號簡也有“米價”，摘錄簡文如下：

 

 

從137號簡A1可知米1石約80錢，從A2知米1石約77錢；A3、A4簡文殘缺，無法得出準確米價，如果僅從現存簡文進行估算，米1石約77～92錢。137號簡A1、A2、A3、A4中的米價可能是隨市場價格不斷變化而進行的記錄，大致米價是每石80錢。《烏程漢簡》212號簡有“遭米大賤”的簡文，推測烏程縣廷對市場米價時常進行記錄匯總。烏程漢簡137、138兩簡中的“米價”相差懸殊，足足有五倍，值得我們重視。

 

關于漢代的米價，陳直認為：“米粟的價錢，每石低時直八十余錢，高時直一百二十。”王仲犖認為：“當天下動蕩之時，米價或貴至萬錢一石，然大較貴不過二千，賤或至數錢。若就其通常市價而言，則西漢米價應為百余，谷價應為七八十錢，東漢米價應為二百，谷價應為百錢。”由此，我們可以大致知曉漢代米價的水平。考慮到烏程所在地盛產稻米，“秦漢今浙江境域的農業，以水稻種植為主……從東漢中期起，會稽郡和同屬揚州的一些郡，生產的糧食不但自給，且承擔起賑濟他郡的任務”。東漢安帝時期，“調零陵、桂陽、丹陽、豫章、會稽租米，賑給南陽、廣陵、下邳、彭城、山陽、廬江、九江饑民”。因此，烏程所在的會稽郡米價本應該低廉，推測137號簡所記載的米價應是通常市價，138號簡中“米三斗直百廿”的米價，屬于高價，并不是常態下的價格。

 

影響米價的因素有很多，由于烏程所在的會稽郡本來就盛產稻米，市場上的投機導致的價格較大的起伏可能性較小。東漢光武帝建武六年（30）詔書說：“水旱蝗蟲為災，谷價騰躍。”故我們推測是自然災害或疫病類的突發事件使得烏程本地米價大漲。自然災害會導致糧食減產，對糧食價格的影響是非常直接的。由于區域發展不平衡，漢代南方“與農業生產密切相關的水、旱、蝗等災害記載甚少”，依據卜風賢的統計，周秦兩漢時期“江南”地區的農業災害共計才15次，這樣少的災害記錄明顯是與現實不一致的。王文濤解釋道：“邊遠地區，包括南方地區，人煙稀少，生產力落后，經濟不發達，人們對這些地方自然災害的重視程度就低得多；加上有的地方官吏對自然災害匿而不報，或由于交通不便，災情不能及時傳達到京師。所以這些地方的災害史料相對較少。”有時發生了災荒，文獻中也不交代具體緣由。如東漢順帝陽嘉二年（133）“春二月甲申，詔以吳郡、會稽饑荒，貸人種糧”。可知會稽在東漢順帝時發生了“饑荒”，但并未交代為何發生。這可能與王文濤所言的“邊遠地區”“重視程度”等因素有關。

 

除去自然災害外，會稽郡還經常發生疫情，對物價也有較大影響。由于南方的氣候特點，段偉認為漢代疫病的一個特點是“南方和東部區域等氣候溫暖濕潤地區易發疾疫”。東漢光武帝、安帝時期會稽郡有過疫情發生，“光武建武十三年，揚徐部大疾疫，會稽江左甚”，“是歲，會稽大疫”，“建武十四年，會稽大疫，死者萬數”，“夏四月，會稽大疫，遣光祿大夫將太醫循行疾病，賜棺木，除田租、口賦”。疫情的出現必然也會對物價產生較大影響。由于《烏程漢簡》138號簡的具體時間不清晰，加上傳世文獻記載稀少，目前還無法準確判定米價上漲是自然災害還是疫病導致，但烏程漢簡提供了漢代江浙地區的災荒和疾病的資料，有利于深化對這一地區經濟史、社會史、醫療史等方面的研究。

 

烏程漢簡146號簡有“布價”的記載，摘錄如下：

 

賣布踈（疏）。A1兩端六百。B1五端千七百五十。B2七端二千卅B3此十四端當為C1[四千三]百八十。C2【正】十六端當為四千四百八十。A1都凡為錢八千八百六十。A2【反】

 

烏程漢簡146號簡自名是“踈”，整理者認為作“疏”，無疑是合適的，是指分條記錄賣布的明細之意。依據簡文記載，我們進行了布價的計算，列表如下：

 

 

從表中我們可以大體知曉每端布的價格，最低價是280錢/端，最高價是350錢/端，均價305錢/端。這些布價數據為研究漢代經濟史提供了資料。遺憾的是烏程漢簡是以“端”作為計量單位，而非常見的“匹”，這使得我們很難與其他資料進行對比。關于烏程漢簡賣布的主體，我們推測是商賈。相關資料出現在烏程縣廷文書中，可能是由于官府對賣布活動進行征稅而遺留下來的。

 

關于“賣布踈”，西北漢簡甘肅玉門花海漢簡中有近似內容，摘錄如下：

 

 

對比烏程漢簡與玉門花海漢簡中的“賣布踈”，兩者的差異非常明顯。烏程漢簡“賣布踈”主要記錄了賣布的數量和總價，支付的手段是錢；玉門花海漢簡“賣布踈”記錄了賣布的對象、數量、價格，支付的手段是谷物糧食。漢代進行支付時，貨幣和實物是并存的，“財政的支付手段，除了貨幣以外，還有糧谷、縑帛等實物”。從中我們可看出漢代“賣布踈”的格式似乎并不統一，各個區域有著自己的特點。

 

四、貨幣的“借與罰”

 

烏程漢簡185號簡有“兒蘭所換吳庫錢，有令來言遺。知蘭換錢給急”的記載，從簡文可知兒蘭有“換吳庫錢”的行為，并且“換錢給急”。關于“換錢”，目前最早的傳世文獻記錄是晉干寶的《搜神記》。由于烏程漢簡的時間早于《搜神記》，故烏程漢簡185號簡“換錢”的記載是目前最早的記錄。《搜神記·張車子》記載：“吾昔夢從天換錢，外白以張車子錢貸我，必是子也，財當歸之矣。”《搜神記·張車子》中的“換錢”從文意看是指“借錢”。另外，《晉書·庾敳傳》記載：“后以其性儉家富，說越令就換錢千萬，冀其有吝，因此可乘。”呂思勉在《兩晉南北朝史》中曾引用《晉書·庾敳傳》的這條史料，并認為：“貴豪借貸，有為數頗巨者。”《晉書·庾敳傳》中的“換錢”也應當是“借貸”之意。“換”字確有“借貸”意，《玉篇·手部》：“換，易也，貸也。”

 

關于百姓向官府借貸一事，傳世文獻如《周禮》《漢書》《后漢書》等均有記載。《周禮·泉府》云：“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鄭眾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漢書·食貨志》記載：“民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賒之，祭祀無過旬日，喪紀毋過三月。民或乏絕，欲貸以治產業者，均授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毋過歲什一。”此條是王莽時期的政策，對“民欲祭祀”以及“以治產業者”進行借貸。又《后漢書·朱俊傳》記載：“朱俊字公偉，會稽上虞人也。少孤，母嘗販繒為業。俊以孝養致名，為縣門下書佐，好義輕財，鄉閭敬之。時同郡周規辟公府，當行，假郡庫錢百萬，以為冠幘費，而后倉卒督責，規家貧無以備，俊乃竊母繒帛，為規解對。”其中說周規“假郡庫錢百萬”，即向會稽郡郡庫借貸錢百萬之意，這也可以印證在會稽郡確實存在向官府借錢的情況。除傳世文獻外，西北漢簡中亦有向“官府”進行的借貸，學者已有論述。

 

需要注意的是漢代向官府借貸雖有記錄，但向私人借貸似乎更加常見和普遍。秦暉曾對西北漢簡中的借貸關系進行過研究，在47例債務關系中，“除2例債權人為官府外，其余都是私人之間的債務關系”。至于原因，筆者認為主要有三點：一是向政府借貸可能手續復雜，常有限定條件，并需要層層嚴格審核，以防官錢被商賈利用賺取高息；第二，政府放款速度慢，得到現錢的周期長。從烏程漢簡185號簡的“換錢給急”來看，無疑是遲遲未放借款；第三，如果到期未還出現違約情況，向政府借款可能后果更嚴重。從《后漢書·朱俊傳》朱俊要替周規還所借郡錢來看，如果不還應該會有很嚴重的后果。此三點可能是很多人不愿意向官府借錢的緣由。

 

烏程漢簡185號簡兒蘭“換吳庫錢”是指向“吳庫”借貸之意。整理者認為：“‘吳庫’云云當指吳郡之庫，則已在烏程改屬吳郡之后。”據研究，“順帝永建四年（129），因會稽郡境界廣大，析置吳郡，吳、海鹽、烏程、余杭、毗陵、丹徒、曲阿、由拳、婁、富春、陽羨、無錫、錢唐十三縣別屬吳郡”。由此，整理者言“吳庫”是“吳郡之庫”當是合適的，185號簡的時間也當在順帝永建四年之后。在烏程漢簡之前尚無“吳庫”的資料。由此，烏程漢簡為研究漢代地方財政，尤其是江南地方財政提供了新的史料。

 

烏程漢簡123號簡有“徒山伐錢五千”的記載，整理者認為：“是用于勞作事務及支付的報酬”，思之恐非。烏程漢簡123號簡中的“伐錢”，不見于傳世文獻。居延漢簡145.19記有一例：“甲渠候官建昭四年六月部候長伐錢□□。”烏程漢簡123號簡與居延漢簡145.19中的“伐錢”當為同義。簡文中的“伐”通“罰”，關于文獻中兩字通假的情況，已有學者指出。居延新簡EPT52：640中有“罰錢”的辭例也可為佐證：“□罰錢案候部。”由此，烏程漢簡123號簡與居延漢簡145.19中的“伐錢”均是“罰錢”。里耶秦簡中“罰錢的事例比較多”，張家山漢簡、湖北江陵鳳凰山漢墓木牘中也有罰錢的情況，均可印證秦漢時期存在“罰錢”的現象。

 

簡文中“徒山”的解讀頗費解，需要注意的是懸泉漢簡Ⅰ91DXT0309③：158－164－192記載有“山徒”，摘錄如下：“神爵四年三月山徒名籍，鬼新衛明，故效谷步廣里，從子贛求編書繩十丈；鬼新龍通，故濟南郡菅平里，從子贛籍厲石。”懸泉漢簡中的“山徒名籍”由張俊民編聯，今結合烏程漢簡懷疑“徒山”與“山徒”緊密相關，有可能是指受過刑罰（如鬼薪）的同一類人。烏程漢簡123號簡可能是指對受過刑罰的人罰錢五千。

 

余論

 

烏程漢簡110號簡簡文還記載“府書趣市租”之事，整理者認為：“商賈買賣，官府還要收取市租”，可從。《漢書·于定國傳》記載：“民田有災害，吏不肯除，收趣其租，以故重困。”可為佐證。至于簡文的貨幣記載，整理者認為：“官府收取市租后的錢幣重量及換算值登記。”在正常情況下，錢幣重量及換算值較為穩定，沒必要再進行登記，但王莽頻繁地改革幣制，引起了市場混亂。林劍鳴對此曾有過經典論述，“混亂之幣制，畸零錯雜，互不相干，一齊投入市場，恐連王莽自己都不知如何折算”。學者對實物的研究也印證了王莽統治時期度量衡制度的混亂，“所見莽權皆為銅質，又多刻標稱值，本當量值相對統一，然而卻并非如一般情況。從實測數值所見，不僅各組之間存在較大誤差，而且同一組中各件器之間也有大小不同的誤差”。

 

關于度量衡，烏程漢簡110號簡有“足四銖得一兩”的記載。依據《漢書·律歷志》記載：“權者，銖、兩、斤、鈞、石也……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從中我們可知銖與兩的比值是24∶1，而烏程漢簡110號簡銖與兩的比值是4∶1，烏程漢簡與《漢書·律歷志》記載明顯不同。在新莽五權之中，“銖權和兩權尚無可靠的實物資料”。在缺乏實物數據的情況下，烏程漢簡的記載提供了新莽時期銖權和兩權的具體比值，史料價值較大，對新莽時期度量衡的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烏程漢簡147號簡有“前得六十四箕”“后得七十箕”的記載。“箕”的本義是指“簸箕，揚米去糠的器具”，由于簡文有“得”字，且前后分別得到了64箕與70箕，故我們推測“箕”在烏程地區也被用作度量物品的衡器，起著度量衡的作用。丘光明在《中國科學技術史：度量衡卷》中曾論及度量衡研究的復雜性，認為：“即使在統一政權下，常常也會出現一些與法定單位不統一的、地方性或行業性的單位。”“箕”應該就是具有地方特色的一個單位，只是不知道“箕”的具體量值，有待進一步考證。

 

注釋從略，完整版請參考原文

 

作者：姚磊作者單位：信陽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來源：“史學集刊”微信公眾號，原文刊載于《史學集刊》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