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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人碑：苦兒流浪記，向共產黨人學做人！

點擊：  作者：黨人碑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25-02-05 10:44:43

 

《第一道腳印》，木板套色，1960年，晁楣 作

 

1964年12月，著名作家丁玲來到黑龍江佳木斯寶泉嶺農場落戶。

 

在這里，丁玲認識了場長高大鈞，一位從延安來的老紅軍，從1947年就開始投身開發北大荒的老農墾人。

 

1981年，丁玲在一篇文章中回憶：

 

“六十年代第一次同我談話時，就談到解放后他曾在一個戰友墓前向那位死去的墾荒戰士的盟誓：‘一定要把你未完的事業繼續下去，把一生獻給北大荒，為祖國辟建糧食基地。’在十年動亂中，他坐了牢，去年我們重新見面，他第一句話就說：‘沒有什么，只要一見到土地，我就什么問題都沒有了。’他現在果然永葆青春，在領導農墾的崗位上，實踐著自己對戰友的誓言。”

 

 

第一代北大荒墾荒人

 

真正的共產黨員，應該是具有特種性格的人，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那么高大鈞同志是一位怎樣的共產黨員，又是如何百煉成鋼，成長為共產黨員的呢？

 

1927年2月1日的傍晚，陜西省扶風縣絳帳鎮。

 

這天是農歷大年三十除夕夜，富也過年，窮也過年，即便是赤貧之家，也想著吃頓好的。爆竹聲中，萬家燈火，空氣中彌漫著家的團圓，還有飯菜的香味。可是一個滿臉污垢，衣衫襤褸的孩子，此時凍得哆哆嗦嗦，餓得饑腸轆轆。街巷無人，家家閉戶，一整天他也沒要到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眼看就要餓死街頭。

 

小乞丐在絳帳可是名人，卻沒人能叫出他的名字。

 

 

扶風出了馬融，馬融有個學生叫盧植，盧植有個學生，看過《三國演義》的都知道

 

舊時，兒童蒙學教材《幼學瓊林》里有句曰：“馬融設絳帳，前授生徒，后列女樂。”

 

扶風人馬融是東漢大儒，門下常有學生千人，家里也有錢，他也好享樂，生活奢華。常坐高堂，掛紅紗帳，一邊在前面弘道傳學，一邊在后堂聲色犬馬，工作生活兩不耽誤。

 

東漢的大儒，基本都是學閥，儒學只是面子，里子則是儒宗、官僚和封建地主的三位一體，里子面子缺一不可。所以漢代就有“遺子黃金滿籝，不如一經”的民諺，傳統封建社會就是如此。文化可以被地主階級壟斷，卻不能遺傳，沒有相當的智能和知識，很難輕易上位，更難久居官位，失去官身，地主的地位和土地也就失去了保障。

 

但是清末廢科舉后，基層治理迅速土豪劣紳化。

 

 

1951年，青海民和縣一區二鄉在土改中用沒收地主的財物舉辦實物展覽，以教育農民。茹遂初 攝

 

正如美籍中國史專家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研究指出：土豪劣紳化到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達到頂峰，由于國家和軍閥對鄉村的勒索加劇，那種保護人類型的村莊領袖紛紛“引退”，村政權落入另一類型的人物之手。“他們大多希望從政治和村公職中撈到物質利益。村公職不再是炫耀領導才華和贏得公眾尊敬的場所而為人追求。相反，村公職被視為同衙役胥吏、包稅人、贏利型經紀一樣，充任公職是為了追求實利，甚至不惜犧牲村莊利益。”

 

舉人秀才逐漸凋零，地主老爺里，粗通文字的小學畢業生就可以知識分子自居，神氣得不得了。國民黨政府的調查人員就發現，即便是人文淵藪的蘇南地區，在農村碰到個中學生都是稀罕事。內地農村，高小畢業都要敲鑼打鼓、燃放鞭炮，以示慶祝。然后這些人，升學走了到城市里，剩下的便可以打起知識分子的幌子，儼然以紳士自居，出入公門，魚肉鄉里，任意欺騙老百姓。

 

 

1951年，青海，依據土改法，農民有秩序的沒收地主應予沒收的財產。茹遂初攝于民和縣川口區

 

民國十五年七夕節（1926年8月14日），山西太原的老舉人劉大鵬，在其當天的日記里，還在吐槽：

 

“民國之紳士多系鉆營奔競之紳士，非是劣衿、土棍，即為敗商、村蠹，而夠紳士之資格者各縣皆寥寥無幾，即現在之紳士，多為縣長之走狗。”

 

那天一大早，村公所的工作人員就滿世界敲鑼，要求“每戶出干草二十斤，大洋一角，限今午送交村公所，違則重罰。”

 

這種苛捐雜稅層出不窮，基層疲于奔命，群眾更苦不堪言。但是問題也出來了，有沒有人上下其手，劉大鵬敢想也不敢說，只能在第二天的日記里，繼續吐槽：

 

“悔己昨日到縣署開會，予提倡一拔富濟貧之議，意在解貧戶之怨，以杜將來富家取巧之伎倆，而在會之人均不贊成，莫若不應閻縣長之召也，處此小人道長之時代，雖有悲天憫人之志，亦與世無補，悔莫及也。”

 

 

1952年，青海，湟中縣上五莊各族農民與地主進行面對面的斗爭。茹遂初攝

 

小乞丐就出生在這樣一個時代，如果不出意外，他的一生不過是中國農民悲苦命運的一個小小縮影罷了，窮人的出頭天，那時候的窮人是無論如何不敢奢望的。

 

小乞丐也曾有個家，1919年12月16日，他出生在本縣樊家莊（今段家鎮樊家村）一戶高姓貧苦農民家庭。兄弟三人，他排行最小，父母給他起名“長娃”，希望他長命百歲，平平安安。

 

可是好景不長，長娃七歲那年，一場旱災襲來，家里就破了產。父親因交不起地租和苛捐雜稅，被地主串通縣衙，抓去坐牢，不久折磨而死。母親帶著長娃哥仨，相依為命，苦苦掙扎。老二老三還小，沒有勞動能力，大哥也只是個半大小子，母親一咬牙，自己到地主家當老媽子，又備了份禮，好說歹說，才把大哥送到地主家打長工。母子們還得感謝，這是老爺仁義，體恤老主顧，看不得孤兒寡母無依無靠。

 

 

1951年，青海，土改后開展了冬學識字活動，圖為兩牧童在復習昨晚學的生字。茹遂初攝于民和縣

 

母親和大哥，沒白天沒黑夜地拼命干活，又省吃儉用，但仍不能讓四口人吃飽飯，最終貧病交加，母親、大哥相繼病餓而死。

 

長娃才九歲，十二歲的二哥為謀活路，灑淚離家，說到外面看能不能找個糊口的地方，如果找到就來接他?？梢蝗ゾ鸵艨招琶?，不知在哪里轉死溝渠，化為朽肉枯骸。

 

從此，長娃就成了小乞丐。

 

陜西在歷史上，就是旱災頻繁，災情最嚴重的省份之一。近代以來，政治敗壞、軍閥混戰、基層失序，水利建設幾乎約等于無，再加上罌粟的大面積種植，加劇了農村危機的深化。

 

 

1931年，華北慈善聯合會在扶風縣賑災

 

導致長娃家破人亡的這場旱災，其實在《扶風縣志》上都沒有記載。畢竟從光緒年間到民國，大小旱災從未中斷。即便整個陜西省，在民國時期，也是一年一旱的節奏，發生頻率達到百分百。然而看似歷史上無足輕重的災難，卻足以讓無數長娃家一樣的貧苦農民走向毀滅。

 

每逢災荒，長娃這樣的孩子，不是餓死，就是被減價賣掉。本村一位同姓的七叔看不下去，送了幾次飯后吃不消了，只能任其自生自滅，長娃就成了小乞丐。除夕夜，七叔眼看長娃這樣就得餓死，干脆死馬當活馬醫，就把長娃送到絳帳鎮孤兒院，托付給了這里的外國傳教士。

 

當時，外國傳教士為傳播所謂“福音”，在中國興辦了大量慈善事業，但難免泥沙俱下、良莠不齊，有的打著慈善的幌子，進行文化侵略的同時，殘酷壓榨孤兒。絳帳鎮的這所孤兒院就是如此，名為孤兒樂園，實際上卻是孩子們的地獄。在這里的孤兒，不但吃不飽、穿不暖，還要做苦工，稍有點休息時間就被要求背《圣經》，動輒挨打受罵。

 

 

1929年，臨潼災民餓斃

 

七叔不忍心長娃在這里受罪，不久又把他領回家，以后又托關系，經人介紹，送到絳帳鎮警察所，在所里和所長家打零工，當個小雜役，好歹混口飯吃。全年無休，早晚忙活，掃地、打水、倒痰盂、涮尿盆，啥臟活累活都得干，不敢有少許懈怠。饒是如此，也僅得殘羹剩飯，聊慰饑腸，卻得不到一文工錢。

 

后來，吃苦耐勞的長娃，又隨所長調任，來到縣警察局繼續做工。

 

一開始倒也平安，但隨著1927年到1930年，陜西遭遇該省歷史上影響最大、破壞力最強的一次毀滅性旱災，長娃的“好日子”也到頭了。

 

1929年1月12日的天津《大公報》，以《關中災況愈緊》為題的通訊中報道：關中各縣自1927年以來“雨澤稀少，赤地千里，籽粒無收，加以連年兵燹，民間蓄藏已盡，以至糧價飛漲，窮民益增。現在各縣逃亡者，亦日必有數十百人，甚至一家數口，同時縊斃，鬻妻賣子，哭聲載道，種種慘狀，不忍縷述。”

 

 

宜君餓斃的母子四人

 

1930年3月1日的《民國日報》，更是記載：“道路兩旁有餓死者剛倒在地上，就被其他災民碎割分食，血肉狼籍，卒不忍視，更有甚者，刨墓掘尸以食，稱‘人間地獄’亦不為過。”

 

根據華洋義賑會的報告，在這場巨大災難中，僅陜省中部餓斃及因其他事件死亡者就達200余萬人，此外還有200余萬人奄奄一息的災民，隨時面臨死亡的危險。

 

又據陜籍高官于右任調查，“陜中扶風、武功、興平、咸陽等40余縣，災情最重，每村因凍餓逃亡者十之七八，損失人口約七八萬。至于其他地方，目睹餓殍載道，麥雖下種，每十家共畜一牛，已呈地無人耕、屋無人住之概。”

 

 

《陜災畫報》諷刺漫畫，1930年12月27日

 

國難必有發國難財的，人販子就是其中的代表。

 

《大公報》報道：“少婦幼女被奸商視為謀利之無上商品，已經把人作為商品進行買賣。如在興平、武功、岐山、醴泉、扶風、鳳翔等縣，每縣皆設有人市，夫攜其妻，父攜其女，人市求售予他人，人販平貨作價，買之一空。僅能賣四五元之婦女，因人販麇集，價漲至40至80元不等，以汽車運至山西運城，輾轉相售，每一婦女可得400至500元不等。”

 

《大公報》記者在潼關發現，大量陜西婦女，被以從汽車到黃包車，各種運輸工具販賣東去，平均每日在200人以上。從1927年至今（1930年），總計被販賣婦女已在20萬人以上。美聯社記者也發現，大量受饑荒缺衣無食的少女，半裸著身子，被裝上運牲口的貨車，運往上海的妓院。

 

 

《陜災畫報》諷刺漫畫，1930年12月20日，民國基層政權的劣紳化由此可見一斑

 

如此亂世，自然匪患嚴重，打家劫舍，甚至圍攻縣城都是家常便飯。1929年，長娃跟隨的那位長官，因社會治安整肅不力，被撤了差事。長娃失業了，七叔也餓死了，只能又四處流浪。

 

災荒前，扶風戶籍有16萬人，此時死走逃亡大半，災后僅存3萬。所以扶風是待不下去了，長娃背井離鄉，一路乞討，什么樣的苦難都嘗過了，最終流浪到興平縣城。一個漫天飛雪的日子，討不到飯，又冷又餓的他，蜷縮在一個院落的門洞里。

 

也是長娃命不該絕，不久院門打開，走出來一位文質彬彬，穿棉袍、戴眼鏡的先生。原來這里是興平縣教育局，先生就是教育局的局長?？吹絻鲳I將斃的長娃，局長動了惻隱之心，讓雜役把孩子抱進屋，暖和暖和再喂點稀粥。

 

 

《陜災畫報》諷刺漫畫，1931年1月3日，高利貸也是典型的民國病，并不止陜西

 

醒過來稍緩過勁來的長娃，跪到在地，一邊感謝局長的救命之恩，一邊哭著哀求：“先生行行好，你們這兒要不要我，我什么活都能干，給我口飯吃就行，我一個工錢也不要，求你們收下我吧？！”

 

聽完長娃的哭訴，教育局長同情這個苦兒，不但收下了長娃，讓他在這里作雜役，包吃包住，還每月給他兩塊大洋的工錢。

 

可別覺得兩塊錢不當錢，要知道當時陜西的小學教員，有的最低工資也就這個數了，當然最高的也有拿90元的，興平小學教員基本都在25元左右。

 

教育局當時是清水衙門，老話說“但有一線路，不作孩子王”，從局長到一般職員，多數是窮教員出身的小知識分子，生活清貧。但他們心地善良，懷揣教育救國、有教無類的新舊理念?？吹介L娃干活利索，又肯吃苦，人雖老實本分，卻不失機靈，大家都很喜歡這孩子，有的還把家里孩子不穿的舊衣服給長娃穿，甚至教長娃識字讀書。

 

 

《陜災周報》之《母已餓斃，兒猶啜乳》，1930年12月27日

 

兩年后，局長要調走別處，一朝天子一朝臣，局里的職員們也將作鳥獸散，另謀出路。唯獨長娃沒有出路，局長過意不去，寫好一封信，交給他，說我怕你在這里沒法再干下去，又去流浪乞討，所以把你介紹給我的一位朋友，他在省城西安，作省立第一職業學校的校長。

 

這位校長也是位厚道人，見信后二話不說，就把長娃留下來，在學校當了勤雜工。后來去職前，又接力把長娃介紹到長安縣立第六小學，繼續作勤雜工，該有的待遇一分不少。

 

六小是當時長安縣（今西安市長安區）的名校，學校很大，有兩千多名學生，百余名教師，長娃主要負責教師辦公室打掃衛生，并替教員們跑腿送信、采買東西。

 

 

1947年，陜西臨潼。二年級小學生正在專心致志地聽課

 

在與老師們的日常接觸中，教國文的張老師、教音樂的高老師，格外關心長娃的成長，拿他當自家子侄看待，不但經常和他嘮家常，噓寒問暖，還鼓勵長娃，不但要做好工，更要利用現有條件，在學校設法學點文化，長大找一條生活出路。

 

一來二去混熟了，他們就請長娃下班后，按指定地點秘密送信。長娃從沒對外人說過，嘴很緊，而且從沒發生過差錯。

 

與此同時，在張、高兩位老師的幫助下，長娃的文化水平也日漸提高，學校同意讓他半工半讀，插班學習。1933年，長娃上了本校四年級。他深知學習的機會來之不易，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把上午的活干完。中午顧不得吃飯，就把下午的活也干完。實在干不完的，上午下午的課上完繼續干。晚上，又在燈下學習到深夜。

 

 

1928年的高小畢業證書

 

尤其是張老師，學習上不斷為長娃開小灶，不厭其煩，更不收取任何費用，完全是義務的，還經常把魯迅等進步作家的作品借給他看，指導長娃看書看報，關心時政，講潼關之外的中國在發生什么，講日寇的侵略，講東北同胞身為亡國奴的苦楚和他們對侵略者和漢奸的反抗，講災荒并不只發生在陜西，講普天下的窮人為什么受苦……

 

由此，長娃的眼界開闊了，不僅學到很多文化知識，更懂得了許多做人做事的道理，他也和兩位老師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誼。

 

1934年的一天深夜，反動軍警突然包圍了學校，繩捆索綁抓走了張老師。接著，高老師的愛人也被捕了。聽說他們都是共產黨，定的“罪名”是“危害民國”。

 

這讓長娃的內心極度震撼，“政府”整天說共產黨是洪水猛獸，是殺人不眨眼的“赤匪”，可是張老師和高老師的愛人，顯然不是這樣的。相反，他們有知識、有理想、有熱情，更對貧苦人有極大的耐心和愛心。他們怎么可能是壞人，到底誰才是壞人，誰才是好人呢？

 

 

抗“口”在當時雖然不“合法”，卻已經是多數有良心的中國人的共識

 

長娃開始懂得了，“輿論”被反動派所把持，反動派竭力對共產黨的反動宣傳都是騙人把戲，反動派既然說張老師他們是共產黨，共產黨一定都是好人，抓好人的一定都是壞人！

 

張老師他們被捕后，長娃沒有被嚇倒，更用心更小心地替高老師做事。高老師教育他，要向張老師學習，做一個好人，做一個對國家、對社會、對中華民族有用的人。并告訴長娃，畢業后，未來出路只有一條——向北走……

 

向北是哪里？當時的長娃百思不得其解，但在往監獄，給張老師他們送飯的幾個月時間里，他慢慢有點懂了。在這里的“犯人”，除了個別刑事犯，多數人不是愛國的青年學生，就是跟父母當年一樣貧苦無助的農民。愛國無罪，農民在腐敗官吏、軍閥政客和土豪劣紳的聯合統治下，只有死路一條，早晚而已。

 

 

抗戰之聲，1936年，斯諾 攝

 

特別是那些青年學生，他們和張老師是一路人，在黑獄里吃苦挨打，卻還不忘關心貧苦農民，對他這個小老弟，更是關愛有加。也許明天就要上刑場，今天照樣從容不迫地給長娃耐心輔導功課，講做人做事的道理，鼓勵他向著光明走下去。

 

這里的所見所聞，使長娃更加堅信：共產黨是好人。

 

1936年，長娃小學畢業前夕，張老師犧牲了，高老師的丈夫被判了長期徒刑，高老師也離開了學校。臨走前，高老師悄悄地告訴長娃，以后有事到三原縣三中去找她。

 

不久，長娃小學畢業了。他本想繼續求學，但學校換了新校長，是縣黨部的“黨棍子”，不好說話，更不近人情，長娃又不會巴結人，更沒錢送禮，所以學校通知他，不再雇他做勤雜工了。

 

 

軍旗下的紅軍（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戰士，1937年，福爾曼 攝

 

失業后的長娃，斷了經濟來源，真的是畢業即失業。雖然成了小知識分子，有了相對體面的文憑，按當時求職是足夠條件了。可他卻四處碰壁，根本找不到工作，原來的積蓄花完了，重操舊業當乞丐，長娃又不甘心，畢竟如今的他已經是個知識青年了。但總找不到工作，坐吃山空也不是辦法，一咬牙一跺腳，實在沒有出路，他想到回扶風老家，去法門寺當和尚。

 

就在長娃做好出家當和尚的準備時，傳來紅軍在陜北連戰連捷的消息。從一些學校朋友，還有監獄朋友那里，長娃更聽說——

 

南北幾路紅軍在陜北大會師，多次打敗國民黨大軍的“圍剿”，不斷發展壯大。共產黨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共產黨的蘇區，不但給窮人分田分地，廢除各種苛捐雜稅，還積極興辦教育，廣泛招收貧苦子弟上學，免除他們的學費，鼓勵這些被侮辱和損壞，地主老財視為下等人，注定一輩子受窮，當睜眼瞎的文盲的孩子們，學習知識，增長文化……

 

 

紅軍戰士在學習，1937年，福爾曼 攝

 

今天的中國，早已實現九年義務教育，高中生入學率已經高達91.8%，高等教育普及率60%，受教育等于家常便飯的我們，可能很難想象，讀書上學，還是免費的，對于長娃那代貧苦農民子弟的渴望，以及聽到這個消息后的感觸。

 

無獨有偶，當時正好有位美國新聞記者在陜北蘇區訪問，在陜北接近甘肅邊境的一個叫周家的村子里，一位十幾歲的赤腳少年對他說：

 

“咱們國家以前有過免費學校嗎？紅軍把無線電帶來以前咱們聽到過世界新聞嗎？世界是怎么樣的，誰告訴過咱們？你說合作社沒有布，但是咱們以前有過合作社嗎？還有你的地，從前不是押給了王地主嗎？我的姊姊三年前餓死了，但是自從紅軍來了以后，咱們不是有足夠的糧食吃嗎？你說這苦，但是如果咱們年輕人能學會識字，這就不算苦！咱們少先隊學會開槍打漢奸和日本，這就不算苦！”

 

 

小紅軍正在看報紙，1937年，福爾曼 攝

 

對此，這位美國記者感慨不已。幾個月后，他收獲滿滿，回到北平后，在其日后名揚天下的名著《紅星照耀中國》中，這位叫斯諾的美國記者寫道：

 

“凡是知道中國普通農民對日本侵略或任何其他民族問題都是無知的（不是冷漠的)人聽來，這樣不斷提到日本和漢奸可能覺得是不可能的。但是我發現這種情況不斷發生，不僅在共產黨人的嘴里，而且也在農民的嘴里，像這些農民那樣，共產黨的宣傳已造成普遍的影響，這些落后的山民相信他們馬上有受到‘日本矮子’奴役的危險，而他們大多數人除了在共產黨招貼和漫畫中以外還沒有見過這樣的人種。”

 

覺醒的中國人民是不可戰勝的，覺醒本身就是一種力量。

 

 

“紅軍男孩士兵在打排球”，1937年，福爾曼 攝

 

隨著對紅軍、蘇區和中國共產黨的了解，長娃心里豁然開朗，高老師給他留下的謎題，他終于解開了：

 

向北——到陜北，找紅軍、找共產黨去！

 

1936年12月17日，長娃扔掉所有行裝，頭也不回地離開了西安，步行北上。過了渭河，走了兩天，來到三原縣。在省立第三中學，他找到了高老師。

 

高老師笑著說：“我相信你總有一天會來的。”

 

隨即，高老師給長娃寫了一封信，帶著這封信，長娃再次扮作乞丐，突破重重封鎖線，來到涇陽縣云陽鎮。

 

 

紅軍戰士和孩子們在打乒乓球，1937年，福爾曼 攝

 

時值西安事變不久，紅軍為援助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南下渭北，前敵指揮部正好就在云陽鎮。

 

長娃找到了紅軍，把藏在要飯筐夾層里的，高老師的那封信，交給首長，并要求參加紅軍。經過審查，很快得到了批準。從此，長娃成為了一名光榮的紅軍戰士。

 

入伍后，長娃改名為高大鈞，決心為中國革命和普天下窮人都解放的大業，貢獻出自己最大的力量，即便是千鈞重擔，他也愿意去承擔，就像張老師他們那樣的共產黨員去干革命！

 

在紅軍隊伍中，高大鈞先是做宣傳工作，又做內保工作，接著被送入抗大和陜北公學學習。

 

 

紅軍宣傳員，1937年，福爾曼 攝

 

抗戰爆發后，陜北紅軍改編為八路軍。

 

1937年11月1日，毛澤東同志來到陜北公學參加開學典禮，作了《目前的時局和方針》的演講。

 

直言不諱地告訴大家：現在的形勢是很緊張的。目前有兩個問題提出在我們面前，就是：再打還是不再打？怎么樣打？現在的戰爭形勢，中國顯然不順利。在這種情形下，有一種新的危險在增長著，漢奸與親日派乘機抬頭，“戰必敗”、“唯武器論”這一套，一定會跟著活動。他們的結論是：中國打不過，只有投降。民族投降主義是目前新的危險。

 

但我們決不要因現在的局面而悲觀，堅決打到底，是對目前時局的根本方針。要打到底，就不能繼續執行片面抗戰的主張，要活打，不要死打。我們去打敵人，最主要的是執行共產黨所提出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動員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參加抗戰，組織他們，武裝他們。這是一個最偉大的力量，只有這個力量，中國才能打勝仗，一定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

 

 

中國革命的舵手、共產黨八路軍的領袖毛澤東，木板套色，彥涵 作

 

最后，毛澤東勉勵大家：

 

“我們要造就大批的民族革命干部，他們是有革命理論的，他們是富于犧牲精神的，他們是革命的先鋒隊。只有依靠成千成萬的好干部，革命的方針與辦法才能執行，全面的全民族的革命戰爭才能出現于中國，才能最后戰勝敵人。”

 

毛澤東同志的講話，讓高大鈞熱血沸騰，典禮結束后，他當即報名，要求上前線打日寇。

 

一個月后，高大鈞隨部隊從延安出發，東渡黃河，開赴華北前線。途中，這支八路軍隊伍穿越了重重封鎖線，行程一個多月，到達晉察冀邊區的河北省阜平縣。

 

 

1939年，毛澤東在抗大成立三周年紀念大會上講話

 

1938年2月，高大鈞同志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隨后，被派往基層，相繼在阜平、曲陽、唐縣、望都、滿城、完縣（今河北順平）、定縣（今河北定州）等地，領導農民運動，組織減租減息、抗日鋤奸。

 

1942年，在日寇對我晉綏邊根據地大舉進行瘋狂的大掃蕩，雁北根據地大部分喪失的嚴酷時刻，高大鈞又被黨組織派往敵后，帶著工作隊，深入群眾，發展組織，重建武裝，打開局面。一次次生死考驗中，高大鈞不畏艱險，百折不撓，就像當年的張老師那樣，帶領著年輕同志，一往無前，前仆后繼。

 

完成任務，把年輕人扶上送一程后，高大鈞又被調往新的革命崗位，在晉察冀一分區和平西，都有不俗的工作業績。當然這時候，他也不過是位“年輕的老同志”。

 

1944年5月，組織調高大鈞到延安，參加整風運動。歷經兩個多月的長途跋涉，他再次到達革命圣地延安，在中央黨校學習。

 

 

1948年11月2日，我軍解放沈陽、營口后，沈陽市軍民舉行盛大游行，歡慶全東北解放的偉大勝利。

 

抗戰勝利后，黨中央決定派出大批干部到東北，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高大鈞又踏上新的征程，1945年9月3日從延安出發，11月22日到達目的地合江省佳木斯市（今屬黑龍江）。在這里他建立了中共佳木斯市委，成為首任市委書記。從此扎根白山黑水，1947年開始農墾工作，在北大荒一干就是近半個世紀。

 

經過一代代北大荒人的努力，曾經的“北大荒”早已成了“北大倉”。

 

自1947年開發建設以來，累計生產糧食超過1萬億斤，累計為國家供應商品糧近9千億斤。截至2024年底，實現糧食生產“二十一連豐”。相當于中國每9碗飯，就有1碗來自黑龍江，其中近三成來自北大荒。在我國糧食安全中，穩穩當當起著“壓艙石”的作用。

 

 

北大荒墾荒人

 

晚年的高大鈞，有人為他這個老紅軍鳴不平，說、這樣的老資格，誰誰誰都不如你，現在已經如之何了，北大荒這么苦，有啥可留戀的，在北京有那么多老首長，王震將軍當年親自點將讓你去的北大荒，你就該到北京運動運動，到北京安享晚年，不也舒服點嗎？

 

對此，高大鈞總是一笑了之。

 

高大鈞怎么想的？也許有些人不理解，但丁玲卻曾在另一篇文章中，評價這位老戰友和無數的“高大鈞”：

 

“一個普通的干部，但有過許多貢獻，如果要寫功勞簿，應該有厚厚的幾頁。他在工作中受過挫折，文化水平不高，有見解，但不是會吹吹拍拍的人。你們在浩劫之后都不哭哭啼啼，不呻吟嘆息，你們不是一打就倒，就灰心，就哭天怨地，后悔無窮的人，你們都是鋼鐵鑄成的人，是真正的共產黨人。近幾年我頗見過一些人，也讀過不少資料，都很發人深省，都教育我，革命者應如何處人處事；但也有的人卻只是滿懷幽怨，好像是看透世情，長吁短嘆，說不盡傷心的、也是喪心的話。你們真正是好樣的，可能你們都有缺點，也都犯過錯誤，但你們任何時候都在受錘煉，你們真正是紅透了的人。你們給我們人民長志氣，給我們民族增加希望！”

 

 

北大荒墾荒人

 

又：這趟在外面的時間有點長，除夕晚上才回家，感覺非常對不起讀者，完全湊合寫了幾篇，沒好好寫東西，大家卻還在努力支持我。畢竟出去這趟，大半個月，完全沒收入，不是大家雪中送炭，我這個年就很難過了。

 

所以，讓我非常愧疚，顧不得春節休息，盡量減少各種社交活動，能電話拜年的，就不出門，擠時間把節前就在醞釀的這篇文章，抓緊趕出來了。九千多字配好圖，才敢舒口氣，否則最近真心是過意不去。

 

剛想起來，今天一天沒吃飯，也不覺得餓，反而很充實，腦子里都是北大荒墾荒者的影像，那些照片和影視作品里的。

 

節前我帶孩子去武漢，在辛亥革命博物院給兒子講近現代革命史，從舊民主主義革命到新民主義革命的過程。不知不覺，后面跟了不少人。有人問您是學歷史的嗎？我說我是學宋史的，他們很詫異，怎么對革命史這么熟？我說我現在的方向，叫“基層中國革命史”研究。就像大家，你我他，都是普通人，這個社會的進步和發展，離不開我們這些普通建設者和保衛者，沒有大家的眾志成城，沒有人民群眾，今天的中國不可能取得這樣的成績。同樣從近代以來，不是一代代普通革命者的奮斗犧牲，喚醒了人民群眾參加革命的熱情，從要我干到我要干，中華民族也不可能逆勢改運，走上民族復興之路。

 

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群眾是真正的英雄。

 

2025年1月31日20:51于鄭

注：所有圖片均來自網絡。

 

來源：黨人碑微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