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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浩劫——抗戰期間日寇損毀中國文物統計

點擊：  作者：雪泥鴻爪、洛水    來源： 共青團中央  發布時間:2019-04-06 15:15:13

 

   

圖1 油畫《日軍簽降》（局部）

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后，日本帝國主義開始對中國的長達14年的侵略戰爭，對中國人民造成了巨大傷害。而早在九一八事變之前，日本帝國主義就已經開始以各種名目損害、劫掠中國的各類文物，至全面侵華時期更是肆無忌憚、為所欲為。

 

據中國政府在抗戰勝利后按照當時行政區劃進行的粗略統計，抗戰時期受災范圍為467縣市，后來經學者的不斷考訂整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孟國祥先生的《大劫難——日軍侵華對中國文化的破壞》一書中指出受災范圍為918縣市，被日寇侵占的大城市數量超過當時中國大城市總數的80%，而大量中國文物就分布在淪陷區。

 

一、日寇導致的中國圖書損失

 

1938年8月6日，夏頌明的報告估計，“以藏書的數量而論，南京53所圖書館除去10所不詳外，其余43所共藏書1712238冊，平均每館約藏4萬冊。上面所列我國一年來損失的圖書館計共2166所，即使每館藏書僅及南京每館藏書平均數的十分之4000冊計算，2166所即達8664000冊之巨”。

 

而據中國政府教育部1938年底的報告，中國抗戰以來圖書損失至少在1000萬冊以上。1940年3月，美國出版的《日本在中國的文化侵略》一書，指出抗戰期間中國的圖書損失在1500萬冊以上。1946年，時任中央圖書館館長蔣復璁認為，從七七事變起，東南各省圖書館損失書刊在1000萬冊以上（當時的估算將滯留在淪陷區而未及搬遷后方的圖書均歸入損失）。

 

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的《漢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則對此進行了更為詳盡的統計：

 

 

圖2 公私藏書損失數量統計表

由上表可見，三市六省的公私圖書損失就達2984750冊。

 

綜合來看，我國在戰時損失之書籍，據國內調查，不下300萬冊。其中不乏宋元善本古籍文物。而具體有多少珍貴古籍被掠奪、損失，我們已經很難進行詳細統計。但可以確認的是，僅商務印書館東方圖書館一處，就損失了圖書46萬余冊；而戰后從日本幾處圖書館追回被掠奪的香港馮平山圖書館藏的珍貴古籍則達到了35000冊。

 

二、日寇對中國古建筑的破壞

 

抗戰期間，日軍的焚毀、轟炸、強征等暴行同樣破壞了大量中國古建筑。1946年3月，國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基本完成文物損失調查工作，最終形成《中國戰時文物損失數量及估價總目》，該文件列舉了除東北、臺灣和中共領導的解放區以外，全國各地文物損失情形，其中古跡被毀741處(公705處，私36處)。

 

與圖書古籍、文物珍寶的損失統計相比，該文件中統計的古建筑損毀明顯偏少。譬如，遭日寇轟炸、焚燒、屠殺和搶劫最為嚴重的南京市在此目錄中竟無一處古建筑損失被納入統計，其中所列江蘇省古跡損失為119間，而這119間僅僅是鎮江焦山定慧寺一處的損失。而實際上，據1992年所修之縣志統計，僅江蘇省的溧陽一縣，被毀古建筑即達497處之多。

 

三.日寇對中國公私文物的掠奪

 

抗戰期間，中國被劫掠的公私文物數量十分驚人，其準確數量無法統計，但我們可以從以下幾例中窺見一斑：南京庫存文物原共19634箱，南京失陷前運出16681箱，城陷時存京庫未及運出者2953箱，分藏于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和國立美術館。1938年6月，日軍特務打開575箱，清點文物數為8096件。而抗戰勝利后，我國從敵偽手中只取回文物2776箱。

 

戰爭中遭掠奪和破壞的很多文物都極為珍貴，可謂國寶：如北京猿人頭蓋骨、毛公鼎，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的《曹娥碑》、《二謝帖》，懷素、歐陽詢、趙佶、米芾、董其昌等大家的真跡，司馬光《資治通鑒》原稿，宋馬遠、夏珍及馬麟等人畫的《長江萬里圖》、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乾清宮西昭仁殿的全部宋版、明版書的珍本等。

 

除此之外，日本侵略者還對淪陷區的中國古代遺跡、王陵大肆盜挖，導致大量文物被破壞、掠奪，比如盜掘遼太祖阿保機陵、北魏平城遺址、邯鄲趙王城遺址、曲阜漢靈光殿遺址、商都殷墟遺址等，被盜取的文物不計其數。

 

四.抗戰期間故宮博物院的文物遷移

 

 

圖3 南遷的故宮文物

 

1931年9.18事變之后，日本侵略者垂涎華北，北京已經處在侵略者的炮口之下。為了不讓文物落入日本人手中，當時的北平故宮博物院決定將最珍貴的文物裝箱，準備南遷。這批文物的挑選、裝箱、保護、加封、整理等工作，耗時一年多。

 

 

圖4 九一八事變后的全國形勢

 

1933年初，長城抗戰開始，2月6日深夜，首批文物裝上火車開始南行，3月15日，故宮博物院開始裝運第二批箱子，同時幫助頤和園鑒定并代運文物。至5月15日共裝運五批。故宮博物院三館一處共計13491箱，其他各機關文物裝箱數則為：古物陳列所5415箱，頤和園640箱，國子監(石鼓) 11 箱，共計6066箱。總計19557箱、242592件珍貴文物，包括了自秦朝以來的6411幅書法和繪畫作品、商代的4402件青銅器和3894件玉器、23780件南宋時期的瓷器。這是一批價值無法估量的稀世之寶，是中國古代文明的代表性杰作。

 

 

圖5 1933年2月 長城抗戰期間局勢

 

滿載國寶的6列火車離開北京后，經平漢、隴海、津浦、京滬鐵路運往上海,存放在上海的英、法租界里。1935年6月，曾從中精選出80箱，赴英國舉辦了一次中國藝術展覽。1936 年底，由于中日關系更趨緊張，故宮博物院遂將上海的文物珍寶陸續運存南京朝天宮地庫的新庫房。

 

1937年7月，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8.13上海烽煙又起。來自北京的國寶，連同南京國立中央博物館的收藏，除二千九百余箱留在南京外，其余文物分三批，由水陸三路運往西南，共計文物16699箱，其中內政部古物陳列所5303箱，北平故宮博物館藏品11396箱。

 

 

圖6 盧溝橋事變時的全國局勢

 

北平故宮博物院決定，將曾于1936年參加赴倫敦展覽的-批文物，加上一些重要文物，共80鐵皮箱運往西南。1937年8月14日，首批西遷文物80余箱先行儲存在湖南大學圖書館的地下室，但不久長沙即遭空襲。文物因而繼續向后方遷運，文物離開長沙一個月后，日軍飛機便轟炸長沙，炸毀了湖南大學圖書館。1939年4月13日，南京古物保存所文物五箱計有秦漢古劍等珍貴文物118件移藏華嚴洞，直到1945年抗戰勝利。

 

陸路文物7288箱（包括古物陳列所、頤和園、國子監的622箱）于1936年11月10日分三批從南京由火車運出，經歷重重劫難，費時多年，直到1939年3月才分別運抵成都、峨眉等地。

水路文件9369箱，分別于1937年11月9日、12月2日抵達漢口。又在飛機轟炸等極端條件下，經歷嚴重天氣氣象損害、倉儲條件惡劣等因素，經歷多重磨難，于1940年8月左右，分別運抵并儲存于昆明、重慶、樂山、南溪等地。

 

 

圖7 1940年8月的全國局勢

 

抗戰結束后，經過統計，被劫、故宮被損毀的文物，經查明有據者，計3607074件又1870箱，古跡741處。

 

 

圖8 日本投降時的全國局勢

 

五.戰后，中國對流失文物的追索與文物歸還

 

1939年7月，國民政府頒布了《抗戰損失調查辦法》及《調查須知》，要求各地分別調查上報，并編撰相關材料，并為此成立了戰時文物保存委員會、抗戰損失調查委員會等專門機構。

 

開羅會議后，各國都開始考慮戰后索賠問題，1945年8月起，不斷有相關人員提交清理日本掠奪中國文物方案等，1945年10月5日，文物保存委員會擬定歸還文物初步意見，列舉文物詳單，指明要求東京帝室博物館等63家機構歸還相關文物。

 

但是各國被劫數量不一，賠償歸還政策討論不休，直到1946年6月18日，負責此事的遠東委員會才決定歸還被劫文物的政策，但各國又在被劫文物的歸屬問題上發生了爭執。中國被劫文物最多，但代表權只有一票，因而在這有失公允的政策中，落了下風。此后，為了追回被劫文物，中國國內提供了許多線索，但是由于種種原因，很多文物至今仍未能回到祖國。

 

抗日戰爭時期，狩野直樹、巖村三千夫、野原四郎、島田政雄、安藤彥太郎等日本文化學者堅決反對軍國主義。戰后，也有許多日本學者致力于推動全民對戰爭的反省。實藤惠秀于1960年訪華時，把他在戰爭中得到的29冊中國古籍無條件歸還中國，安藤彥太郎等學者也一直在為“中國文化財”的歸還而努力。1972年，小島晉治、實藤惠秀、加藤佑三等學者共同發表了《關于從中國掠奪的研究資料的處理問題》的聲明，要求立即歸還被掠奪的中國典籍文獻。這反映了中日文化交流的正確方向。

 

文物作為一個文明的象征，具有無可替代的重要價值。抗戰期間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文物的劫掠，是導致中國歷史文化遭受巨大損失的一場文明浩劫，是日寇侵華暴行的重要組成部分。

 

參考文獻：

1、孟國祥《大劫難——日本侵華對中國文化的破壞》

2、戴維《抗戰時期中國文物損失概況》

3、韓文琦《抗戰時期日本侵占中國文物述論》

4、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文物目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