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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我們擁有豐富的文化底蘊，曾經一度世界領先的科學技術，曾經我們也很為此感到驕傲與自豪，但隨著歷史的前進，我們仿佛是變聰明了，我們不再對它表示起碼的尊重與敬畏，它變成了我們想甩而甩不掉的包袱，我們很無奈，我們很苦惱，于是選擇另一種方式將其封殺。不是要尊重嗎？好，我們三拜九叩，我們以三牲的大禮來供奉。古文化恐懼了，它只能被束之高閣，脫離了土地，脫離了人們的氣息，失掉了生氣，承受著高處的寒風刺骨的折磨，更忍受著那份難耐的孤獨與寂寞。

       我們應該做的不是冷落它，不是疏遠它，不是刻意得尊崇。我們應該把它迎進我們的住所，迎進我們的腦海，迎進我們的靈魂。

       中國古文化確是衰落了，還有多少人誦讀《論語》？還有多少人記得自己的歷史，自己的過去？一個忘記了過去的人是不完整的，一個忘記了過去的國家是空虛的。一個空虛的人不去自己的祖宗那里尋求充實自己的養料而去別的國家，別的民族一股腦地吞食一堆人家的東西，且不說那些是好是壞，你只捫心自問你是什么人，你的國家不會接納你，因為你是一個叛徒，那個國家也不會接納你，因為人家只把你看作一個奴才，一個文化上的奴才。一個空虛的國家如果不能正確引導它的人民，那么這個國家會是一片浮躁的氣息，得不到靈魂的安寧與歸宿。

       當然我不是說我們應該閉關鎖國，重新表演夜郎自大的笑劇，別的國家當然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借鑒的優秀文化，但在你應該首先看看你的國家有沒有適合你的東西，我相信在你已經生活過十幾二十幾年的國家里你更容易找到真正適合你氣質的東西，當然我說的是真正適合而不是追求時尚或前衛。

       有人說過這樣一段話，可能有點偏激，但肯定也是愛之深責之切。“現在的問題不是中國文化沒有生命力，而是我們早已判處它死刑了，一心要消滅它，它還能繼續存在下去嗎?有問題的不是中國文化，而是中國人。中華民族——一個努力與自己的過去割裂開來的民族，一個失去了民族文化，只以金錢為目標的可悲民族，一個行將消失的民族，雖大但毫無凝聚力，因為沒有了核心。”真的，我們在一步一步地遠離傳統文化，并且在心里還很為這種遠離感到自豪與欣喜，仿佛傳統文化成了阻礙你進入“時尚”行列的壁壘，你想越早推倒它越好，但它真的是嗎，它或許是幫助你看得更高更遠的臺階。筑好的墻或臺階可以瞬間推到，但要想再筑起來就得一點點地壘起，可能就是你瞬間的沖動造成了一個很難挽回的結局，也許你也想過再建起來，但看著這龐大的工程，轉頭想想還是算了吧，留給后來人吧，后來人以前代為楷模，再留給后來人，所以那些磚塊水泥什么的只能靜靜地在荒蕪沒有人煙的土地上躺著，等到風最后把它們變成粉末。

       比如說科舉制度，談到這個大家想到的恐怕就是它如何害人，簡直就不應該產生，好似它的產生就是為了坑害讀書人，但可知道中國科舉制度曾被西方發達國家稱為“時代的驕傲”，“中國對世界最大的貢獻”。已故中國國家圖書館名譽館長任繼愈先生就曾公開呼吁恢復科舉制度，主張借鑒科舉考試制度。任繼愈先生在他的文章《科舉考試制度值得借鑒》（《炎黃春秋》2005年11期）中指出：“科舉制度選拔人才，不問家庭出身，只要能治國安邦，用兵打仗，有經濟管理的特長的都可以應試，及格的可以得到重用。唐朝的高級官員從宰相，到地方官員，多半是科舉出身。此種制度，符合中國的國情，行之有效，歷宋、元、明、清，一直沿用下來。”任先生還指出英國的“文官”制度是從中國的科舉制度中移植過去的。外國人借鑒，我們卻否定它，遠離它，甚至把歷史的責任推給它。我們大致可以從對待科舉截然不同的態度中窺見我們的失職與自私。還有韓國成功申請端午節，我們義憤填膺，但為何不好好想想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難道不是由于我們的漠視傳統文化？難道不是我們對它缺少關注與保護？想來屈子如若有知，定會欣喜自己早早地離開了這片土地，這幫人們。清代著名思想家、文學家龔自珍說：“士知恥，則國家永無恥；士不知恥，為國之大恥。”觀看現在的人們完全沉浸在欲望的海洋，追逐功名利祿，缺少了那一份淡然，更缺少了那一份責任與羞恥。一位日本人說：“在我們日本人面前，你們中國人有什么值得驕傲的，你們了解你們的歷史么？你們了解你們的文化么？我們知道的比你們清楚，比你們多。”我想大家聽到這句話，肯定都十分氣憤，但我們好好考慮考慮事實不正是這樣？我們應該做的是努力了解我們的歷史，我們的過去，我們的全部，而不是滿腔怒氣地罵街，那樣的話我們就真得無望了！

       也有人會說中華民族本開就是如此，千百年來我們一直這樣默默地包容，吸收，同化一切，這是我們民族的特性。事實真的如此嗎？過去可能如此，我們的確虛懷若谷，融合了很多外來的文化，而后創造出了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但現在呢？我感覺我們更像是被同化，我們過分地推崇外來的東西，我們正在慢慢地融進別的文化里，不是相得益彰，而是我們漸漸地迷失了自我與方向。

       陳寅恪先生在《王靜安先生遺書序》中寫到：“自昔大師巨子，其關系于民族盛衰學術興廢者，不僅在能承續先哲將墜之業，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開拓學術之區宇，補前修之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轉移一時之風，而示來者以軌則也。”大師巨子已指明了前進的道路，而是否要在這條可能不平坦的路上走下去，則是來人的事情，大師們也有無奈，因為他們無法左右后來人的選擇，如若他們還在世，我想跪下都是可能的，在文化這份永恒的事業面前，自己微薄的臉面又算得了什么？

       陳寅恪先生還在《王觀堂先生挽詞序》中寫到：“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及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即達極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后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

       今天已然到了中華文化衰落之時，“與之共命而同盡”之人我沒有看到，其實這也是不必要的。衰落不是滅亡，我們還有希望，應該用我們的努力使這文化脫離衰落的深淵，重新迎來輝煌，這應該是我們青年人的責任，也應該是我們青年人終生為之奮斗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