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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的國際地位日益提高，國際影響力日漸增強的今天，我們一些媒體從業人員，尤其是從事國際傳播事業的媒體從業人員，缺乏甚至喪失國家意識，成為影響國際傳播事業健康發展的一個障礙。

　　國家意識，簡單而言，應該是公民對國家和國家利益的感知與認同，應該是基于對自己祖國的歷史、文化、國情等的認識和理解，而逐漸形成的一種國家主人翁的責任感、自豪感和歸屬感。在國際傳播中，國家意識應當體現為一種積極傳播中國正能量的主體精神，也就是以中國的視角，用國際通行的傳播手段，發出中國正義的聲音。

　　但是，不知從何時開始，我們的一些媒體，甚至國家級的新聞媒體，出現了部分從業人員對自己的國家利益日趨淡漠而隔膜，自覺不自覺地“吃自己國家的飯，砸自己國家的鍋”的現象。這是需要國際傳播從業者警醒并力求避免的。

　　這種國家意識的淡漠，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我們很多新聞同仁非常反感“喉舌”一說，非常認同“新聞自由”，非常喜歡標榜自己的獨立。然而總有一些國際傳播媒體的從業人員，卻在有意無意地充當他國喉舌。

　　在西方媒體總是別有用心地夸大中國的國防預算和軍事實力，喧囂“中國威脅論”的時候，我們一些國際傳播媒體卻在義務宣傳美國在亞太軍事存在的積極意義，宣傳美國軍隊“推動和平”的積極作用。

　　比如在南中國海出現緊張形勢的2013年初，美國與東盟等17個國家在南海地區進行聯合軍事演習，有意識地排除中國參加。這樣的軍事演習理所當然地受到了很多中國網民的譴責。但偏偏就有我們中央一級的新聞媒體記者，煞有介事地采訪美國方面參加軍事演習的將領和士兵，通過他們的嘴，正面宣傳這個演習“旨在維護南中國海和亞太地區的安全和穩定”。

　　美國出兵阿富汗，讓阿富汗、巴基斯坦至今不得安寧，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墒菂s有中國媒體發過一位華裔女孩加入美軍到阿富汗參加軍事行動的正面報道，介紹美軍給士兵多么誘人的福利。

　　中國媒體國家意識淡漠的受益者當然不止美國一個國家。在中日發生釣魚島爭端之后，我們也有媒體正面報道過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對緬甸的訪問，介紹日本對東南亞“和平發展”的貢獻。

　　這樣屢屢為自己國家的對手做正面宣傳，難道不是在為他人當喉舌嗎？只不過充當了他人的喉舌，卻沒拿到人家一分錢的公關費或者好處費，真是白白做了冤大頭。

　　除了白為他人做喉舌，缺乏國家意識的媒體從業人員，還會錯誤地釋放出向自己國家的政府施加壓力的信號。

　　比如滬港通的試行，本是為了方便上海香港兩地股票市場的互聯互通，我們卻有國際傳播媒體播發了對某外企證券分析師的采訪，通過他們的口，說滬港通是為了“擠壓東盟市場”，令一些東南亞國家非常不快！

　　這樣的報道出自中國媒體，實在令人驚愕。哪怕不具備任何金融常識，也應該知道在中國國土上的上海香港的股票市場聯通，與擠壓東盟市場，是多么風馬牛不相及的事。對這樣一個新體制有爭議本不奇怪，可是一個中國的新聞媒體站在某個地區集團和外國的角度，而不加分析地非議本國政府的新政策，是怎么也講不通的。這樣的報道發出去，客觀上會加重錯誤地向中國政府施壓的分量。

　　當一些歐美國家對中國光伏產品發起“反傾銷”調查，打擊中國光伏產業的時候，我們有些對外媒體的報道，反而以這些國家對中國光伏產品的批評做開頭。做新聞的都應該知道新聞導語先聲奪人的作用。我們有些從業人員可能以為自己是在進行“純粹的客觀報道”，交待新聞背景和事實，但是卻在強化那些打壓中國光伏產業的所謂“理由”。正因為缺乏國家意識，我們有些媒體從業人員才會在這樣的貿易爭端中，不分主次輕重，加入西方國家打擊中國光伏產業的輿論。

　　盲目給自己歷史抹黑

　　在對外報道中，常常要對一些需要改革的政策的歷史背景做解釋。有些媒體從業人員對這些政策的歷史背景并不很明了，只是簡單地按照被改掉的一定是不合理的思維定式，來對過去的政策做完全否定的描述。這樣簡單地否定過去，其實是在盲目地給自己國家的歷史抹黑。

　　就拿我們對戶籍制度改革的報道來說，這樣盲目抹黑的問題就很嚴重。城鄉二元制的戶籍制度在今天來看，的確存在很多問題。但是有很多不合理，并不意味著這個制度是為了不合理而設計的，不意味著它在歷史上沒有起過任何進步作用。城鄉二元制戶籍制度在1958年出臺的時候，正值新中國成立初期，需要穩定的勞動力發展農業，為國家工業化的開始積累資本的時候，更是美國為首的西方對新中國實行封鎖禁運的時候，中國必須做到糧食自給，同時，中國當時的經濟條件還無法容許城市和城市人口的大規模擴張。當時的中國政府一方面以二元制的戶籍制度穩定了城市人口和農村人口，為國家的農業發展和工業化創造了條件，一方面有計劃地從農村大量招工、征兵，而且當時高等學校農村學生的比例也遠比現在高。所以，有些對外媒體按照某些不負責任的學者的基調，以二元制戶籍制度“是計劃經濟的產物”“限制了人口流動”“不許農村人口享受城市人口的福利”來印證其不合理性，這樣過于簡單的描述其實是不公平地丑化了這個制度。

　　對所謂“計劃經濟的產物”如此簡單地加以否定的例子還有很多。而這種對我們自己歷史簡單否定的疊加，就形成了對政權合法性的否定。國內外一些知識界人士對新中國歷史前30年的否定是有他們的政治目的的，我們的媒體從業人員對此應該警惕，而不能不加分析地附和。

　　上西方話語霸權的套

　　英國美國等西方國家曾經長期稱霸世界，也造成了英語和一些西方語言在國際上的話語霸權。我們從事國際傳播，免不了會經常接觸西方媒體，更免不了要使用這些西方語言作為傳播工具。我們使用非母語的語言和人家交流，為了達到理想的傳播效果，當然需要加強對這些語言的學習。但是，在學習人家語言的過程中，我們切記不要受這些語言中蘊含的意識形態所左右。

　　2013年印度大選時，我們有些英文媒體的報道一再重復西方媒體對印度大選報道所用的一個解釋性的定語：這是“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the world’s biggest democracy）的大選。幾個看似無害的英文詞，卻涉及了一個很深的意識形態概念：什么是民主？按人口統計，印度明明是位居中國之后的世界第二大人口國家，現在把它說成“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那么顯然人口第一大國中國就被排除在“民主國家”之外，憑什么？

　　西方媒體不承認中國是民主國家，這并不奇怪?？墒俏覀冏约旱拿襟w從業人員也全盤接受他們的話語體系，對所謂印度是“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這樣的概念毫無疑義，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警惕。學習外國語言，學習外國好的東西，不等于我們應該在思想上被他們同化，在意識形態上和國家體制上否定自己。提倡在國際傳播中要重視國外受眾的接受習慣和能力，也不等于我們不分青紅皂白地接受那些含有意識形態傾向的語言。

　　我們有些國際傳播從業人員受西方話語霸權的影響，已經喪失了自信或自我，把外媒的采用作為評判我們傳播效果的唯一標準，這是很危險的。我們當然應當重視外媒的采用，但是對他們的采用一定要加以分析，決不能盲目迎合。同時，也不能以外媒是否報道作為我們新聞價值判斷的標準。

　　以上種種，都說明在我們國際傳播從業人員中加強國家意識教育的必要。事實上，在這方面，我們倒是應該向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同行學習，因為他們的國家意識在整體表現上要比我們的新聞從業人員強得多，雖然人家并不一定把國家意識掛在口頭上。以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前的談判為例，當時中國媒體的著眼點，基本都落在談判的過程，如哪個國家或組織的什么人來了，中國的什么人去參加什么談判了，中國距進入世貿組織是否不遠了，等等。而美國等西方國家媒體則著重盯著談判的內容，特別是中國在哪些方面還沒有做出他們需要的讓步。兩種報道哪一種更符合本國的國家利益，一目了然。

　　（原載：《對外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