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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學俊：楊凱生是要鼓動將金融企業全部賣給外資嗎？——點評《金融業的對外開放，拉開了一個新的大幕》

點擊：作者：李學俊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18-05-28 13: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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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5月12日至13日舉行的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暨中信改革發展研究院第三屆年會（2018年）上，中國工商銀行前行長楊凱生作了《金融業的對外開放，拉開了一個新的大幕》的演講。在解讀中央加大金融開放尺度，取消外資參股中國銀行股比限制的時候，突然拋出已給東歐國家帶來災難，出賣國家銀行給外資的模式。

　　這是什么意思？這是他要鼓動中國將金融企業全部賣給外資嗎？

　　基于東歐慘痛的教訓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規定》，筆者強烈反對效法東歐國家完全出賣國家銀行的顛覆性錯誤的作法，認為這是違憲行為，這是自毀金融長城。

　　為了便于讀者客觀地比較鑒別，原文用灰色字體，筆者的點評寫在其原文具體段落后，并加黑字體，以示區別。

　　楊凱生：金融業的對外開放，拉開了一個新的大幕

　　楊凱生經濟學博士，前中國工商銀行行長，中國銀監會特邀顧問

　　來源：觀察者網

　　最近，有不少人都在關心我國進一步要擴大金融市場問題。為什么要提這個問題？為什么現在這個時候要抓緊推出金融的市場擴大開放？由此會給我們帶來什么影響？會不會影響中國的金融安全？這一系列都是大家非常關注的問題。

　　對此，我有三點主要的想法。

　　第一，新一輪的金融對外開放已經啟動；

　　第二，對這一輪的金融擴大開放，黨中央是有通篇的謀劃、統籌和考慮的；

　　第三，從前兩輪的金融開放的實踐經驗來看，如果我們工作做得好，把握得當，不會影響我國的金融安全。

　　總的來說，我國的金融風險，當下主要的集中點在哪里，應該如何對應？這里還涉及四個方面的問題。

　　首先，新一輪的金融對外開放已經啟動。從2001年年底加入WTO算起，那么我們這一輪的開放已經是第三輪或者算是第二輪了。

　　我們國家是從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WTO的，在那以后我們放開了有限的金融市場，外資的金融機構有限制的進入了我國的一些領域。

　　2004年前后，我國的五大銀行進行了財務重組、股份制改造，引入了國外的戰略投資者，這是第二輪的金融開放——到今天，轉眼十幾年過去了。

　　去年11月，財政部副部長、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朱光耀同志在國務院新聞辦的吹風會上正式宣布，將單個的或多個的外部投資者直接或者間接的投資于我國的證券、基金管理、期貨公司的投資比例放開。

　　他還宣布，取消對中資銀行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外資單一持股比例的限制，實現內外資一致的比例規定。對保險公司專門做出了一些規定，對保險公司的投資比例的限制要予以放寬。

　　【點評】請注意這個原則意見很重要：顯然，是要內外資都實行國民待遇，而不是對外資超國民待遇。

　　今年兩會，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當中又重申了這些，等于是正式做出了宣布。這比朱光耀同志在新聞辦吹風會上的宣布還要更為正式。前不久在4月份的博鰲論壇上，人民銀行行長對此又做了六點闡述。

　　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在博鰲論壇上說，中國將采取四個方面的措施來進一步加快改革，擴大開放。

　　當時他主要講了大幅度降低市場準入的限制、創造更有利的投資環境、加強知識產權的保護、主動地擴大進口等等，而且做了四個方面的表述。

　　第一點就是講要大幅度的降低市場準入的門檻。習近平總書記鄭重地承諾，在服務業，特別是在金融業方面，我們去年所宣布的放寬銀行、證券、保險行業、外資股比的重大措施要確保落地。這個時間顯然和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朱光耀宣布落實的時間點相吻合。

　　習近平總書記還說，同時我們要擴大對外開放的進程，放寬外資金融機構設立的限制，擴大外資金融機構在華投資的范圍、合作的領域等等。而且這些對外開放的重大舉措，要盡快使之落地，宜早不宜遲，宜快不宜慢，表明了決心是很大的。

　　【點評】習主席講話原文：“在服務業特別是金融業方面，去年年底宣布的放寬銀行、證券、保險行業外資股比限制的重大措施要確保落地，同時要加快保險行業開放進程，放寬外資金融機構設立限制，擴大外資金融機構在華業務范圍，拓寬中外金融市場合作領域。”

　　顯然，不能將放寬銀行、證券、保險行業、外資股比的政策等同于讓外資全部控股。

　　這個講話引起了業內強烈的反響。

　　4月份到現在才一個月。大家可以看到許多政策紛紛出臺，銀行保險證券管理委員會和證監會都紛紛制訂或者修改了原先外資進入中國銀行業、保險業、證券業的一些股權比例限制等等。因此我們現在可以說，在改革開放走過40年的歷程之后，我國的金融業的對外開放確實已經站到了一個新的起點上。

　　中國金融業的新一輪開放已經啟動了，或者說又拉開了新的大幕。

　　第二點，黨中央、國務院對我們擴大金融開放、防范金融風險是有通篇謀劃的、有整體考慮的。

　　對此我嘗試回答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現在之所以要突出搞金融開放，是不是就是為了應對中美的貿易沖突？

　　第二個問題，擴大金融開放究竟會不會導致金融風險？

　　國際貿易是兩個國家或者兩個經濟體之間做生意，各自都有各自的利益訴求，這沒有問題。

　　美國是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去年中美貿易額從人民幣來算的話，達到了39500億人民幣，其中我們出口是29100億人民幣，進口是10400億人民幣，我們有順差。而且我們這個順差還是美國所不承認的，按照他們的算法還要更大一點。

　　所以說中美兩國之間貿易的不平衡或者摩擦，多年來都是存在的。當然這一輪貿易戰的爆發，真正激烈的是首先從美國對鋼鐵、鋁征收關稅開始，然后啟動所謂的301條款調查等等。

　　而我國現在計劃的或者推出的這些擴大金融開放舉措，我認為是早于這一輪激烈沖突的爆發。

　　比如說早在2017年1月，國務院當時就發布了一個文件——《關于擴大對外開放，積極利用外資的若干措施的通知》，距離今天大概有1年4個月了。

　　這個文件明確說，服務業要重點放寬銀行內金融機構、證券公司、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期貨公司、保險機構、保險中介機構外資準入的限制——這個話在去年1月份我們就說了。

　　去年7月份在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當時說，要積極地推動金融業的對外開放，并且分析認為，現在我國開放的重點與過去有所不同了，即過去開放的重點是制造業，通過競爭帶來優化和繁榮，現在外國要參與我們的金融服務業，也會通過競爭機制來促進優化和繁榮。

　　【點評】讓外資參與我國的金融服務業的方式不是僅僅只有讓外資參股中國金融企業，允許在中國經營，與中國金融企業依法競爭就可以實現。

　　總書記下面有一個很重要的說法：黨中央對金融開放已經明確了頂層設計，要合理安排開放的順序，對那些有利于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有利于增加金融有序競爭，有利于防范金融風險的舉措可以加快推進；

　　【點評】可見，習主席認為，開放的目的是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促進金融有序競爭和防范金融風險，而不是為開放而開放。東歐國家出賣國有金融企業的慘痛歷史教訓充分表明，這一作法是顛覆性的錯誤。波蘭裔華盛頓大學教授波茲南斯基在考察總結東歐國家出賣國有企業，金融企業給外資后的悲慘狀況時憤怒地指出： “外國強權不僅從東歐國家手中奪走了它們對民族資產的經濟控制權，還奪走了它們的政治控制權，東歐國家現在是兩手空空，既無資產又無選票。”[1]

　　讓外資控股中國金融企業就是制造最大的金融風險。這類似于如果與敵國作戰，不是用自己的軍隊作戰，而是使用外國雇傭軍作戰，其忠誠與可靠何在？

　　對那些情況復雜，不確定性比較大的舉措要慎重行事。

　　【點評】所以，讓外資控股中國銀行等金融企業的政策是應該立即停止。

　　他說從我國的實際出發，下一步可以考慮調整對外資在銀行、證券、保險業的一些規定和做法，在設立的形式、股東的資質、持股的比例、業務的范圍、牌照的數量等方面給予更大的空間，讓金融業開放早日見到實效——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去年7月份說的。

　　因為有了黨中央、國務院的設計，后來才有了去年年底的朱光耀部長的宣布，也才有了今年人民銀行領導同志的正式的宣布。所以我們要意識到，金融業的對外擴大開放，絕對不是哪個部門、哪幾個人所決定的，而是中央的大政方針，是總書記的戰略決策，這也不完全是為了應對當前中美貿易沖突的應急之策、權宜之計。

　　它既是在改革開放40年之際，我們繼續要深化改革，繼續要擴大開放的一種態度的宣示，是堅持經濟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反對單邊主義、堅持多邊合作的一個態度的宣示，也是為了進一步促進和提升我國金融業的競爭能力、金融業的服務水平，是創新和完善金融調控、健全我國金融企業制度的需要。

　　大家都知道十九大提出要建立現代化的經濟體系，其中實際上就包括要建立現代化的，具有中國特色的金融體系。

　　【點評】中國憲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體現，因此，中國特色的金融體系最根本的就是遵守中國憲法的金融體系。憲法總則第七條規定：“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所以，中國特色的金融體系不是把國有銀行等金融企業賣光，而是確保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

　　金融是國家宏觀調控，主導經濟的核心關鍵部門，金融主權是國家核心經濟主權。如果由于完全取消外資參股金融企業比例限制，導致外資（本質是私有資本）控股，甚至可能全部收買，那么國家將因此大大弱化，甚至失去用金融手段調控市場的主導力量。

　　第二個問題，擴大金融開放究竟會不會給我國的金融安全帶來威脅或者造成影響？

　　我認為，關鍵取決于我們自身的工作做得如何，即自身的水平到底怎么樣。進一步擴大開放并不等于不設防，也不等于進來以后無監管或者無法監管。

　　去年7月份，習近平總書記在金融工作會議上有一段話，專門講了擴大開放可能帶來的風險，以及我們怎么應對。總書記說，在推進金融業開放的同時，要維護好國家的金融安全，我們要借鑒美國等國家的做法，在實踐中完善外資安全審查等機制，構筑第二道防線，強化基于國際監管標準的持續審慎監管，在控制和化解風險上掌握主動權。

　　【點評】加強金融風險監管這是正確的。但是，不能將控制金融風險的主要陣地放在監管上，而應該堅守在金融業務實際運營的一線陣地，即金融企業首先是自己控股，自主經營，直接控制風險。靠第二道防線，即國家監管是間接的次要的辦法，不是主要的辦法。因為，任何監管都不前置介入到實際經營業務與流程中去，必然是岸上觀渡，隔岸觀火。因此，雖然也會發現問題，但總是滯后的，其疏漏的概率是很大的。當出了問題之后才發現問題，再研究解決的辦法，可能已經是漏船載酒泛中流，來不及了！

　　歐美國家這么多年了，有多少次成功控制了金融風險嗎？弗里德曼對1929年全球經濟危機研究后指出，是美國金融業制造這次出全球大蕭條。2008年，美國金融業又再次成功的制造出全球金融危機。現代社會，歐美發生了多少此金融危機，哪一次成功的控制其爆發了？

　　他緊接著就說，同時我們要注意三個問題，第一個是建立外資安全審查機制；第二個是要構筑第二道防線，用我們內部的說法，就是要建立一個非股權比例限制的門檻——我們現在降低的是股權比例限制的門檻；

　　【點評】這是指要實施限制大股東權力，由合伙人提名董事會成員，非同股同權的合伙人制度與模式嗎？

　　合伙人制度的一個根本優點是由專業的合伙人實際控制企業業務運作，大股東不控制經營，只是按照股比分紅。所以，克服了同股同權制度中不懂經營業務的大股東手握重權干涉業務的弊端。這是一個值得參考的好方法，但也存在許多漏洞。以中國金融企業為例，如果參股的外資不是外行，而是內行，是業界經驗豐富，善于謀劃的高手，他難道不會變成合伙人嗎？如果這樣的大股東變成中國金融企業的合伙人，那么，外資不就實際控制了中國金融企業嗎？

　　4月6日，香港證監會原主席、中國銀監會首席顧問沈聯濤在接受彭博社和CNBC專訪中說，“中國居民的儲蓄率非常高，在未來養老金需求不斷上升的情況下，中國的那些儲蓄需要更好的回報率。而全世界最好的財富管理集團都在美國和歐洲，所以中國的金融業的開放不可避免。”

　　如果按照這個思路，顯而易見，引入的所謂戰略投資者就是所謂“全世界最好的財富管理集團”，即使暫時不讓其控股，那么，成為合伙人應該是順理成章的了。否則，引入他們而不讓他們來管理中國人的財富就不符合這個初衷了。由此可見，即使是實施合伙人制度也不過是彎彎繞，水到渠成之時，外資就控制中國金融企業是很大概率的事情了。看看東歐國家和拉美國家金融也被控制后的慘狀，如此的開放，這是何等危險的高風險？

　　第三個是進來以后要實施持續的審慎監管。

　　如果我們以為一擴大開放，一降低市場準入的門檻，然后外資金融機構就可能一哄而入，就會一下子控制住我國金融業、銀行業的命門，我認為這是不可能的。

　　【點評】楊先生太武斷了吧！為什么不可能？根據是什么？就因為當過銀行行長嗎？不能“我認為不可能”就不可能，而是要講道理，講根據。

　　第三個問題，就是要充分認識到，前一輪開放的實踐經驗提示我們，擴大金融開放只要把握得當，不見得會導致多大的風險。

　　【點評】把握得當只是眾多可能之一，而很多原因都可以導致把握不當。因此，把握得當是小概率，把握不當則是大概率，風險發生是大概率。

　　前一輪開放的前提是國家絕對控股金融企業，與外資控股金融企業后有本質的區別。所以，不能以此作為外資控股條件下能控制風險的論據。

　　工農中建交幾大銀行，我們可以把他們看作是中國金融業的命門。

　　2004年前后，這幾大銀行紛紛地進行了財務重組，進行了股份制的改造。除了農行以外，在股改的同時都引入了外資——境外的戰略投資者。

　　十多年過去了，現在情況怎么樣呢？拿工商銀行舉例來說，工商銀行現在是海內外資本市場同時上市的公眾公司，既在上海上市，也在香港上市。

　　我們2006年上市的時候，股權結構大體是這樣的：財政部分和匯金分別持有工商銀行股權的35.3%，也就是加在一起70.6%，還不考慮社保，還不考慮其他的國有企業的投資，也就是說，真正的國有大股東，財政和匯金是70.6%。當時我們引進了境外的戰略投資，包括美國的高盛、德國的安聯，美國的摩根大通，他們合計占了工商銀行股權比例的7.24%——我們國有股權70.6%，他們是7.24%，另外還有其他的小股東、公眾股。

　　當時財政和匯金入股的價格是1塊錢一股進來的，而境外的戰略投資者是1.22元進來的，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一個是1倍，一個是1.22倍賣的。

　　到現在為止十幾年過去了，這個情況發生了變化。當時的財政匯金的股權70.6%，變成了現在的69.31%，下降了0.75個百分點。但這不是由于外資擴大了他們的股比，而是由于我們在資本市場上發行可轉債，進一步增資的時候，有一輪財政和匯金沒有跟進，所以有點攤薄，但也是只攤薄了0.7個百分點。

　　外資現在是什么情況？他們在我們限售期限解禁之后，戰略投資已經全部退出了。

　　【點評】這個案例正好說明，中國當年在自主絕對控股條件下引進“境外的戰略投資者”的辦法是穩妥可行的。反之，東歐國家全面引入所謂“境外的戰略投資者”，將國有金融企業完全賣掉，失去國家金融主權是顛覆性的錯誤。因此，根本不能據中國當年的經驗得出如下結論：引入“境外的戰略投資者”來控股中國金融企業是風險可控的。

　　這里又有一個問題，退出是不是意味著境外投資者獲取了暴利，從中國的資本市場上走了？我認為，他們占的股比是小股比，如果說他們賺錢了，實際上我們的股東也是賺錢的，這一點是不容質疑的。至于在什么時候退出、你退沒退出、我們能不能退出、該不該退出，那是另一個問題——這是工商銀行的情況。

　　農行、中行、建行、交行實際上大體上都是一樣，都是從當時70%、68%、69%，現在變成69%、68%，就是說下降了1個百分點或者零點幾個百分點。

　　【點評】楊先生在這里已經轉移了論題，轉移了聽眾與讀者的注意力。

　　他前面的陳述說明，是在中國絕對控股條件下取得的成就，不是外資控股下取得的成就。而現在卻將話題突然轉移到中國金融企業都獲利上，表面上是回答人們關注的外資在中國是否獲得暴利的問題，而事實上就將外資控股中國金融企業是否可靠控制金融風險這個核心關鍵問題忽悠過去了！

　　為什么不正面回答？

　　同時農行財政部的股權、匯金的股權到目前為止是增加的。基于以上這么多數字，可以有這么一個簡單的結論，就是看來上一輪的金融開放，幾大銀行對外資戰略投資者打開了大門也好、小門也好，十幾年下來，起碼沒有造成它們能夠控制住我們這幾大銀行的這么一個局面，這個結論是可以存在的。

　　【點評】這一點說得沒錯，但必須清楚，根本原因是國家絕對控股！也說明這種模式是有效的！但不能因此證明，外資參股比例越高越好。更不能證明，外資控股更好。因為量變無限擴大必然引起質變。

　　另外一個問題是公司治理機制。比如說我們的董事會，最多的時候我們有14個人，外資才一個人，對此我們董事會通過的議案，我們黨委事先都有研究。但是僅從股權比例上來說，這十多年來似乎也證明了一條，外資想通過入股掌握我們的銀行控制權，恐怕還是有一定難度的。

　　【點評】必須清楚，黨委事先研究懂事會的議案這種管理方式是在外資低股比條件下才可能。如果外資控股了就不會有了。別忘了，當年大量出售國有企業給外資的時候，一些外資企業宣布的一條重要政策就是取消企業內部的共產黨組織。如果外資控股了中國金融企業，外資控股的金融企業還允許在其公司內存在共產黨嗎？退一萬步說，允許存在，其董事會還會允許中國共產黨的黨委來事先研究懂事會的議案嗎？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特征是什么？新修改的憲法明確規定：

　　“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

　　如果共產黨已經從外資控股的金融企業中排除，共產黨還如何領導中國的金融企業？如果中國共產黨失去了對金融企業的領導，中國金融體系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金融體系嗎？

　　關鍵問題在哪里，我們的股權比例下降一個或者零點幾個百分點，對我們有什么提示？

　　在開放過程中，我們的原股東和匯金，或者我們其它國有企業的原股東愿不愿意出讓股權？愿意出讓多少股權？這一點很重要。

　　在正常的企業經營發展壯大的過程中，即需要增資擴股的時候，我們能不能及時地、足額地跟進，這也是一個問題。

　　只要我們心里有數，我們的股權比例可以控制在只能下降到什么程度，或者不能下降。

　　說白了，在企業增資擴股的過程中，只要我們能夠及時地跟進，不主動地出讓我們的股權，那么別人是無法從我們手中獲得控股權的。

　　【點評】楊先生所說的這種情況可能存在。但這也僅僅是許多操作方式中的可能之一。

　　如果外資以洋自重，根據中國在全世界眾目睽睽之下公開宣布的無股比限制政策為由，強烈要求大量增加股份，甚至提出收購呢？如果外資通過他們擅長的主導國際話語權施加強大的輿論、外交、技術、貿易、制裁等等壓力，是允許增還是不增？賣還是不賣？

　　波蘭法律規定，禁止銀行賣給外國人。但是波蘭當局在1995年把西里西亞銀行與鋼鐵和煤炭公司打包捆綁賣給一家荷蘭銀行。當局因此繞過禁止銀行賣給外國人的法律規定。外資與已經背叛社會主義的官僚們內外勾結，通過各種偷天換日的辦法，到2000年末，占有了波蘭銀行資產的75%！[2]按楊先生的說法，現在已經全部賣給外資！慘痛的教訓難道不值得吸取？楊先生是金融業高級管理者，難道對外資與內鬼這些慣技還不清楚嗎？

　　如果他們像對付東歐國家一樣，在主導話語的同時，進行內部滲透，使我們的關鍵人物玩忽職守，或者落入圈套，或者被捏住了七寸，或者自己忘記了初心，背叛了國家而里應外合，通過對待波蘭那樣彎彎繞等方式規避法律政策（而相應的法律政策跟不上）實行捆綁式購買，不同樣可以控制中國金融企業嗎？或者直接抄后路，先控股了持股金融企業的國企，這不就成功控制中國金融企業了嗎？

　　第二點，現在我們打開了大門，除了入股以外，外資還可以直接來設立分支機構，設立分行或者子銀行，或者設立分公司或者子公司，這個會不會影響我們的安全？

　　【點評】讓外資進入中國金融市場，與中國金融企業同臺競技，自由競爭，這才應該是開放的主要形式，而不是讓外資控股中國金融企業或賣掉中國金融企業。

　　在此有必要介紹一下我們加入WTO之后十多年來，幾大銀行股份制改造以來，外資進入中國市場的情況。

　　現在外國銀行在中國開設分行的銀行有122家，設子行的有39家（設立獨立法人子行的39家）。

　　例如美國，就有五家銀行在中國大陸設有分行，富國銀行、美國銀行、紐約梅隆銀行、北美信托、道富銀行在中國設有分行。在上海和北京大家都可以看到它們的牌子。

　　還有兩家是設立獨立法人的子銀行，就是花旗和摩根大通，算下來，美國一共有7家銀行在中國設立分行和子行。

　　2010年，外資銀行（包括美國的銀行）市場占比是1.85%，2011年是1.93%，2012年是1.82%，2013年是1.73%，2014年是1.62%，2015年是1.38%，2016年是1.29%。2017年的數字我還沒有查到，還沒有統計出來。

　　圖片來源：Finance_Talks

　　這個數字除了2011年略有上升以外，其他時間是一直在下降的，這個大概和中國銀行業這兩年的資產擴張比較快是有關系的。

　　這起碼可以提示我們，外資銀行、外資金融機構要進入中國這樣一個陌生的市場，他們需要做很多工作，要真正了解熟悉當地的文化，如何真正的讓當地的客戶了解他們、熟悉他們、認可他們，真正地知曉當地的社會運行和經濟運行的狀況，包括他們的管理人員怎么能夠和本地員工融洽相處，是需要一個階段的，并不是那么十分容易。

　　【點評】這就證明中國國有資本控股本土銀行，自主經營是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是有競爭力的。

　　還有一點，這十多年我們開放的程度還不夠高，現在開放程度高了，會不會情況有變化？

　　這次開放的業務范圍確實擴大了，比如說開放的幣種和區域。我們當然樂見其成，希望他們和我們在這個巨大的市場上一起競爭。

　　以東歐為例，這些國家和社會轉型以后，把所有的銀行全都賣了。所以現在捷克、波蘭，等已經看不到他們本土原有的銀行了——全賣給了外資。

　　【點評】楊先生演講的主旨終于和盤托出！他避重就輕的用開放幣種和區域說事，虛晃一槍后推出東歐國家全部賣掉國家銀行的模式。

　　這是什么意思？

　　這是鼓動中國要以東歐國家為榜樣，全部賣掉國有銀行嗎？

　　他沒有解釋，為何不解釋？

　　他立馬用總書記關于安全審查機制、建設第二道防的講話再次轉移視線！

　　就像總書記所講的，安全審查機制、第二道防線是我們工作的重點。如果我們把股權比例理解為是第一道防線的話，應該有第二道，乃至第三道防線。

　　比如說股東資格的審查、高管任職的資格審查、日常經營行為的監管、日常的關聯交易的限制等等，都應該也都會在防控風險方面發揮它應有的作用。

　　【點評】國家控股金融企業永遠是第一道防線，是最可靠的防線。就像軍隊打仗最可靠的是自己國家的軍隊而不是外國雇傭軍！監管永遠落后于資本第一戰線的所謂“金融創新”。即使最忠于職守的監管也永遠有疏漏，更不用說懶惰無能的監管，有名無實的監管，內外勾結的假監管。監管政策法規的制定永遠受到利益集團的游說影響，受資本控制輿論的左右。

　　都把羊毛瘋狂地剪完運走了，羊子已經被整得半死不活，再制定禁止剪光羊毛的政策，還能將羊毛奪回來嗎？把桃子都野蠻地摘完了，桃樹已根殘枝短，再出一個如何依法摘桃的政策還能于事有補嗎？

　　現在我們對外宣布叫中資、外資一視同仁，這也就意味著并不是僅僅對它開放。

　　【點評】這是什么意思？費解。希望楊先生解釋。

　　難道讓外資享受同等國民待遇還不夠？要給予超國民待遇嗎？

　　另外我們宣布，要持續審慎監管。有關方面在擴大開放的同時，也是在努力地想把總書記所說的第二道防線設置好。

　　最后一點，我們現在的風險點到底在什么地方？

　　去年金融工作會議上，總書記對我們現在面臨金融風險說了一句話，有八個字：格外小心、審慎管理。當時他一口氣列了八個風險非常高的方面，需要格外注意。

　　比如說金融杠桿率、流動風險高、信用風險高、影子銀行風險高、金融違法犯罪的風險高等等，第五條是外部沖擊的風險高、房地產泡沫風險高、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高、部分企業債違約風險高等等，一共八點。這就說明中央實際上對金融風險的嚴重性是有充分的估計的。

　　這些風險都是由國家絕對控股金融企業情況下的風險。當銀行等金融企業被外資控股以后，所有這些風險都比不過這個風險！

　　資本沒有祖國，資本的主人有國家。一旦發生貿易戰，金融戰，甚至軍事戰爭，外資控股的金融企業聽誰的指揮？此次美國制裁中興，特朗普政府一個命令，阿爾法公司就立即奉命停止對中興出售芯片，將其一劍封喉。

　　現代貨幣結算技術與流動方式渠道下，資金進出太方便了。外資控股中國金融企業后就掌握了貨幣結算與流通渠道。商業上有個著名的說法叫渠道為王，或者平臺為王。如果外資控制了中國貨幣結算與流通的渠道與平臺，外資就是王。即使有國家的監管，但明修棧道，暗度陳倉豈非易事？

　　總書記說，我們要搞金融創新，但不能亂創新，不能搞偏離實體經濟需要、規避監管的創新，不能盲目擴張金融機構，更不能搞龐氏騙局，要加強對金融創新的風險評估，不行的堅決不能搞。

　　【點評】總書記這個說法是正確的，綱領性的，指導性的。他領導全國，日理萬機，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作為國家金融業高級管理官員，學者，其職責不是簡單解說與附和中央決策，而是實事求是的分析論證，當肯定的就肯定，當質疑的就質疑，當提出修正建議的就提出修正建議。

　　一般工商登記注冊企業一律不得從事或者變相從事法定金融業務，誰都不能無照駕駛。金融業務是牌照業務，你要辦什么業務你就要申領牌照，除了機構設置要有牌照以外，業務也要經過準許。

　　在4月2號的財經領導小組會上，總書記關于金融風險還講了兩點：一個是野蠻生長的金融控股集團，一個是違法違規的集資問題。這兩點是當前的主要風險所在。

　　講到野蠻生長的控股集團，總書記的話是發人深省的。

　　金融控股集團發展很快，既有民營的，也有國有的，還有互聯網金融集團等。從過去一段時間看，民營金融控股集團情況最復雜，擴張也最快，全牌照經營信息不透明，金融風險較大，已經暴露出來的安邦、明天等機構體量巨大，經濟和政治利益交織，風險和腐敗問題疊加。

　　【點評】外資金融企業在這方面比國內土豪更加嫻熟與高明。如果讓外資控股了中國銀行等金融企業，再吸納一些買辦加入，其野蠻生長的活動能量將成幾何級數增長，危害也成幾何級數增長。因此，應對的策略不是讓外資控股，而是在國家絕對控股的前提下，增加金融企業外資參股比例，讓外資在享受合理合法的金融紅利的同時，在參與中國金融企經營中發揮其先進的經營管理與監督作用。

　　習近平總書記很嚴肅地指出，要嚴厲打擊嚴重違法違規的極少數。

　　同時講了第二點風險，就是違法違規的融資行為。這個問題各地都不少，屢禁不止。

　　【點評】就連本土這些學徒級別的玩家的違規都屢禁不止，如果讓那些國際金融江湖上的老油條，金融高手，曾經發明層出不窮的金融衍生品掠奪全球財富的所謂“金融創新者”控股中國金融企業，我們還能有效地禁止嗎？

　　總書記說，要堅決地打擊，同時要引導好輿論。他還專門講了互聯網金融。

　　我國互聯網金融快速發展，有不少已經蛻變為違法違規融資的平臺，尤其是少數大型互聯網金融公司，掌握了大量的數據資源和市場資源，有巨大的市場影響力，在國際上還有很高知名度，要及時立規矩，引導好。

　　總書記把我們當前中國金融市場所面臨的風險已經點的很清楚，我想只要我們認真領會、貫徹落實好中央的要求，那么在這一輪的金融開放中把控好金融風險，是應該能夠做得到的。

　　【點評】不能把可能當論據！因為也有不可能！

　　有人曾經自信地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不可能造成嚴重的貧富懸殊。但是，今日中國已經造成了嚴重的貧富懸殊。事實證明，當初改革開放的預想今天還是出了錯，難道今天的預想就不可能出錯？

　　當然，不是說因為要出錯就不改革開放，而是說改革開放要繼續，但改革開放要謹慎，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說的那樣，決不能犯顛覆性錯誤。而不犯顛覆性錯誤最安全有效的作法就是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遵守憲法。

注釋：

[1]波茲南斯基：《全球化的負面影響：東歐國家的民族資本被剝奪》，經濟管理出版社，2004年版第248頁。波茲南斯基系波蘭華沙大學經濟系博士學位，1980年離開波蘭來到美國。

[2]波茲南斯基：《全球化的負面影響：東歐國家的民族資本被剝奪》，經濟管理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9頁。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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