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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鐘搞懂什么是龐氏騙局

　　龐氏騙局為查爾斯﹒龐茲所發明，即新投資人的錢向老投資人支付利息和短期回報，以制造假象騙取更多的錢，俗稱拆東墻補西墻。

　　國債，在傳統金融市場中被視為金邊債券，無風險債券的代名詞，而美國國債更是被視為天經地義的保值金融產品，引得中國不遺余力地大力持有。

　　然而，在新宏觀主義看來，美國國債卻是世界上最大的龐氏騙局。

五分鐘讀懂美國國債。

　　為此，首先回顧一下美國國債的歷史。

　　1860年美國國債為6500萬美元，南北戰爭后激增至27億美元，一戰后為220億美元，二戰后又倍增為2600億美元，里根時代擴張為1萬億美元，40年4倍；在量化寬松的鼓吹下，2016年膨脹至20萬億美元，30年20倍，成加速趨勢。這是奧巴馬留給第45屆新任總統特朗普的最大禮物。二戰后的政治軍事環境遠好于二戰前，因為后來發生的戰爭對經濟的影響比起南北戰爭、一戰、二戰，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有人講，美國國債是以稅收作為抵押的，不會違約，是資本的最安全去處和選擇。

　　然而，美國的財政赤字并非偶然發生的，它是持續不斷的，依靠改善赤字來償還天文國債希望渺茫，這樣的所謂稅收抵押更多的是一種心理安慰。

　　另一方面，美國經濟要增長，就不得不實施凱恩斯主義式的福利支出，因為如果沒有這些赤字，那么意味著美國政府對于市場而言，是緊縮的。

半個世界以來，美國財政只有克林頓時期出現過短暫的微弱盈余，而2016年財政赤字已達5800億美元，特朗普上臺要減稅又要加大基礎設施支出，赤字只能有增無減。2018年3月，美國國債已突破21萬億美元，且到2028年的財政預算案將達到26-29萬億美元！

　　接著有人辯駁說，美國特朗普正在實施再工業化，有望從貿易逆差轉變為順差，償還美債指日可待。

　　首先，美國的再工業化并非一帆風順，因為美國并沒有出現引領世界的革命性技術發明，美國的債務負擔仍然高居不下，物價水平處世界前列，企業利潤空間有限。

　　其次，即使美國成功再工業化，扭轉逆差的局面，但這又勢必陷入失去世界儲備貨幣地位的危險，即特里芬悖論（要滿足世界經濟和全球貿易增長之需，美元的供給必須不斷增加，從而美國的國際收支逆差必然不斷擴大）。

　　還有一批人堅持認為，美國國債盡管在持續累積，但并沒有違約。然而，這實際是自欺欺人的謊言罷了。

　　次貸危機發生時，美國銀行、股市、債券市場岌岌可危，金融大廈即將傾覆，是伯南克踐行了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迅速地大手筆地量化寬松買入股票、債券與國債，將債務懸河的裂縫及時補上，避免了潰堤的危險。

但是，貨幣主義只考慮了貨幣數量，而忽視了貨幣本身的債務性，因此，量寬盡管可以縫合表面傷口，卻不能根治心肌缺血，于是國債越積越高。

　　沒有央行參與購買的國債，比如歐盟的希臘，則必然陷入主權債務危機。同時，到期無法償還的債務，不是破產倒閉，而是要央行印鈔救命，這本質是以長期通脹貶損債務，既是對原有債權人的無形掠奪，也是變相的違約，因為其他個體沒有這種特權，而國家帶頭破壞債務債權法律關系是對法治社會的褻瀆。

　　那么，美國天量國債是貪腐但導致的嗎？美國的法治相對健全，且致力于小政府，貪腐一說缺乏解釋力。

　　它是有意的龐氏騙局嗎？

　　客觀地講，它是事實行為，而非有意為之。

　　新宏觀主義從經濟理論上對美國天量國債的解釋及推演如下：

　　斯密的《國富論》，以及同時代的勞動價值論，為自然經濟末期，工業革命萌芽狀態下的產物，它以重農主義為核心，專注供給端，其后的新古典在此基礎之上建立了生產函數，認為經濟增長貢獻僅限于資源、勞動力、技術、企業家才能等實物生產要素，視產出效率為唯一，貨幣僅僅是交換手段。

　　這在金銀銅等實物貨幣時代是可觀察的，因為實物貨幣是從地下挖出來的，不需要還本付息，沒有給經濟系統帶來外在對的債務，故經濟均衡是可能實現的，即使偶爾存在沖擊，不過是產業過剩或不足，也就是比例失調問題，薩伊定律可以自行調節，即自動均衡在自然經濟條件下是可成立的。

　　但是，隨著工業革命的出現，金銀等貨幣跟不上實物產出的速度，于是流動性短缺出現，每隔10年左右的經濟中短周期出現。

　　商業銀行券的出現解決了流動性短缺約束，但也帶來了交易成本高昂，信用不一的矛盾，且銀行破產頻繁發生，英格蘭銀行逐步壟斷了銀行券的發行，成為事實上的中央銀行，該問得以化解。

　　然而，中央銀行在解決了貨幣數量約束后，卻又帶來了貨幣債務的壓力，因為它是借貸給社會的，需要還本付息，因此，有別于實物貨幣的內生性，它是外生的。

　　外生貨幣給經濟系統帶來了債務性，這一重大轉變直接導致了經濟循環的革命：貨幣從簡單交換媒介上升為經濟的主導力量，銀行成為經濟運轉的樞紐，資本家不再像地主一樣，整日沉溺于實物的積累，而是被銀行捆上了現金流、利潤表、資產負債表的枷鎖，他要考慮錢的增值，即貨幣利潤，而非簡單地物的增值，即實物利潤。

　　結果，自然經濟的最終需求中的投資需求降格為中間需求，商品經濟最終需求只有消費需求，然而，消費需求來自投資需求，是其一部分，因為有中間產業利潤與工資儲蓄存在，它不可能為投資需求提供利潤，故作為經濟系統的頂級產業投資必然虧損。

　　這個虧損的主體，在自由市場經濟中，為社會龍頭企業，在虧損后，自然停業倒閉，拒絕進一步投資，于是流動性陷阱出現，經濟進入衰退。

　　為了挽救衰退，凱恩斯主義要求政府擴大投資，即發行國債，在下一個周期來臨后，又不得不再次重操舊業，于是國債累積。

　　政府不但希望挽救衰退，而且要經濟增長，這就要求救于赤字財政，通過央行購買國債，增加貨幣發行量，這當然會進一步加劇國債累積。

　　在債務推動的長周期情形下，經濟增長依賴于債務增長，而債務的償還只是經濟增長的一部分，因此，經濟越增長，債務越高。

　　至于拉弗曲線（一般情況下，提高稅率能增加政府稅收收入。但稅率的提高超過一定的限度時，企業的經營成本提高，投資減少，收入減少，即稅基減小，反而導致政府的稅收減少）幻想的經濟繁榮，稅收增加，實質是不成立的，因為一旦政府稅收大于支出，那么經濟中的貨幣利潤立刻減少，衰退不約而至，這也為供給主義的實踐所證明。

　　如果宏觀虧損這一規律沒有被正確預期，或者被利潤表所誤導，那么，頂級投資者會通過商業銀行借貸來繼續追加投資，結果必然是商品嚴重過剩與大企業債務危機，它實質是整體效率提高而宏觀效益下降的表現。

　　而這正是西方宏觀經濟學中國民收入恒等式中要求的“儲蓄S=投資I”所忽視的，即凱恩斯只關注了兩者數量的相等，由此保證流量的不衰減，但忘記了儲蓄轉化為投資所帶來的債務積累。因此，盡管凱恩斯主義比貨幣主義更為關注利潤，強調財政政策比貨幣政策有效，然而，它的投資乘數遺漏了政府投資本身的效益考察，而單純依賴政府投資必然極大地擠出社會資本的盈利空間，于是，它們囤積居奇，炒作原材料與房地產，推高生產生活成本，形成滯脹，最后，天量的國債累積與滯脹將凱恩斯主義推上審判席。

　　如果部分消費者將儲蓄完全借貸，即相當于整體消費者零儲蓄，那么，頂級投資者將不再虧損，而這部分借貸消費者不得不承受債務累積，于是次貸危機發生！

　　由此，引發宏觀投資必然虧損。但由于利潤表誤導或大而不能倒，于是持續借貸，結果是債務累積，而該債務是不可償還的，因為央行提供的是債務貨幣，商行提供的是商業債務。于是當企業、國家不堪重負時，只有通過周期性強制崩潰才能減重前行，這就是債務推動的資本主義經濟的輪回。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李揚指出，去杠桿有七種，但都沒有好的效果。次貸危機證明了這點，它讓盧卡斯的預言危機已經不復存在成為笑談。

　　馬克思天才地發現了貨幣轉化為資本，即貨幣循環主導實物循環，資本家追逐的是貨幣利潤而非實物利潤。事實上，馬克思講的資本家之所以賺錢，是因為這些資本家居于產業樹模型中的中間加工端，其貨幣利潤來源于頂級產業的投資虧損。

　　宏觀與微觀視野的差別可體現在節儉悖論上。微觀個體的節儉可以致富，但宏觀整體的節儉卻是經濟的全面蕭條。儲蓄，本應是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但由于宏觀缺乏貨幣利潤，而導致其成為經濟增長的債務壓力。

　　奧地利學派的哈耶克也相信債務推動的經濟發展周期，但他的解釋是過度投資，更主要的弊病是他的迂回生產模型將資本家生產目的設置為平行的消費品和資本品。實際上，資本品并非最終目的，它只是成本的一部分，要逐步換成折舊，通過銷售收入回收成本的。

　　日本野村證券旗下野村綜合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辜朝明的“資產負債表性衰退”研究是對資本主義經濟周期的債務性解釋的良好開端。

　　世界最大對沖基金橋水公司創始人達里奧通過投資實踐也認識到了債務長周期的真實性。

　　債務拉動的經濟長周期是市場經濟的普遍規律。順差拉動僅適用于小的經濟體。而國債拉動并非美國所獨有，英法德日等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莫不因此而負債累累。據麥肯錫在2015年的一份年報中指出，全球各國國債總量已超過200萬億美元。

　　債務既能讓經濟吸食了毒品一樣繁榮，也如同萬有引力一般將其強制拉回。在長周期的滯脹階段，先發國家不得不向外轉移產業，導致本國產業空心化，出現大規模失業浪潮，從高速增長逐步走向新平庸，先發與后發差距縮小，形成國家興衰輪動，這也是資本主義無法持續長大的根源。

　　川普時期，2018年美國國債占GDP之比已超越110%。

　　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蘇長和教授的《當今聚焦：辯證看待資本主義系統性危機 》指出，此輪資本主義危機雖然發端于金融領域，但突出表現在債務問題上，由此引發了資本主義國家的信用危機和治理危機?？勺鳛楸疚牡牧己米糇C。

　　因此，新古典經濟學忽略了央行發行貨幣帶來的債務性，宏觀經濟學忽視了商業銀行帶來的儲蓄借貸債務。

　　奧巴馬與特朗普正是看到了國債的龐氏性而企圖通過再工業化來逐步消除。但如果以順差來實現，勢必損害美元的國際地位；以財政盈余途徑，則損害經濟增長。因為這都是經濟系統內部的調整，無法消除貨幣債務與儲蓄債務。

　　綜上，美國天量國債幾乎無解，其結局必然走向“龐氏騙局”并最后崩潰。

　　而在我們反觀中國的國債及地方債、企業債，它們的解決，要立足于消除央行與商行帶來的兩大債務源，實現對實物利潤的價值補償，保證實物利潤與貨幣利潤的同步。

　　“新宏觀經濟學”給出的解決方案為儲備需求。即央行增發貨幣購買準公共品，因為央行增發貨幣為對社會的負債，該債務的償還不再是貨幣，而是社會免費使用，由此帶動商業儲蓄轉化為直接投資購買公益資產，扭轉當前負利率，化解流動性陷阱與債務危機，消除經濟周期帶來的財富消滅，以天地為倉，智力為庫，儲備自然勘探成果與專利發明，改善環境，實現可持續經濟的發展，增進國民福利水平。

該方案達成了斯密的微觀私有與馬克思的宏觀公有的有機統一，完全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它的微觀基礎已經被黨的十八大確立為市場經濟其決定性地位，而央行購買的實施比資本主義國家更具優越性，需要做的僅是將央行發幣職能從政府中分離，即央行對全國人大負責。如此，政府能更有效地行使經濟執法與社會行政管理職能，進一步約束三公支出，為建設高效廉潔的政府邁進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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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ㄗ髡呦?span style="max-width: 100%;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word-wrap: break-word !important">中國社會科學院MBA，國際財務管理師（IFM），第一經濟首席經濟學家。當代宏觀經濟學者；來源：“共產主義之家”微信公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