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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改變以往重視需求管理的政策，以有效供給為抓手，實施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補短板、降成本。

其理論依據是需求管理已經失效，因為投資收益越來越低，夏斌有數據論證，而投資收益下降的原因，據主流的社科院蔡坊、李揚與樓繼偉的觀點是生產效率下降，人口老齡化，人口紅利消失，為此要放開二孩，提高產出。

人民大學的林崗教授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十五講》中的《關于我國未來經濟增長基本條件的三個問題》指出，農民工進城提升了生產效率，人口紅利并未消失。

這說明，產出效率并不是與人口成正比的，尤其是在機器人時代。

其次，生產效率與效益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兩者在微觀與宏觀上的關系是相反的。

在微觀層次，假設是同質商品，那么，一個企業的生產效率越高，競爭力越強，占有市場份額越高，企業效益越好，這里效率與效益成正比。

但在宏觀層次，全部企業的生產效率越高，而整個社會的需求一定，或者說貨幣利潤空間不變，那么，效益不會改變，如果需求減少，反而會出現效率越高，效益越差的結果，表現為長周期的拐點，物價下降，通貨緊縮，供給過剩。

造成這一結果的根源是什么？

迄今，經濟學家的答案是各說各話，五花八門。

有的是信息不對稱，有的是兩極分化，有的是產權制度，有的是有效需求不足，有的則無視經濟周期。

新宏觀的觀點是貨幣的內生轉變為外生，央行創造基礎債務，以及由此帶來的貨幣循環主導了實物循環，投資需求降格為中間需求，宏觀投資必然虧損，商行制造衍生債務，債務累積不可償還，只有周期性債務消滅才能重啟經濟，這種周期性的運動讓市場經濟步履蹣跚，一步三回頭，滯脹與蕭條推動先發國家產業不得不轉移他國，本國產業空心化，后進國家迎頭趕上，日不落帝國的衰敗，20世紀如日中天的美利堅，戰后德日的崛起，今日中華民族的復興，莫不是這一機制的結果。

要改變這一宿命，唯有實施價值補償，消除經濟周期，為此，必須變革經濟學，推動新宏觀主義，實施儲備需求。

由上可以得出，投資需求是經濟增長的必要非充分條件，即沒有投資無法增長，一是沒有投資就沒有供給，二是也沒有了需求；有了投資不見得增長，因為投資必然虧損，表現為效率上升，效率下降。

下面談一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施效果。

房地產去庫存為什么要漲價？有人不解。

一般商品去庫存都是打折跳樓大甩賣，市民這才去搶購。因為房地產不是一般消費品，它具有資本品的性質，買漲不買跌。

房子是用來住的，話沒錯，但房產稅遲遲不出，又怎能企望只住不投呢？

而要征房產稅，土地使用稅的取消又要提升日程，但這又動了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而負債累累的地方政府的稅收又入不敷出，中央的增值稅是無能為力的。

煤炭鋼鐵行政手段去產能，效果很快，價格暴漲，萬事大吉了。

但這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

因為經濟不是形而上學的僵化體，它是系統聯動的。

煤炭鋼鐵是電力、房地產、基礎設施的上游產業，它們硬性去產能，勢必抬高下游產業成本，導致連鎖反應。火電企業已經感覺到了寒冬來臨，虧損光顧，那么它們也要限產保價，去產能，否則，慢的被快的拖死，如此，整個經濟體爭先恐后去產能，這是飛奔滯脹的節奏。

以行業過剩的眼光與視野處置全面過剩，其結果是手忙腳亂，四處救火，卻還是火災蔓延。薩伊定理處置的即為行業過剩，它與馬克思的成比例生產實質是一回事，但它們是有適用條件的--貨幣內生的自然經濟，對于貨幣外生的商品經濟的全面過剩無能為力。

以微觀的經濟學處理宏觀經濟事務，要么縮頭烏龜，要么削足適履。

投資效益下降，微觀者看來必然是效率下降，而宏觀者卻認為是效率上升。

事實可以證明，中國的經濟效率是上升而非下降。

產能過剩絕不是效率下降的結果，而是相反。中國的多行業產能世界第一，當然不是效率下降了。中國的銀行柜臺、快遞效率已達極致，美國也是望塵莫及的。

不能為了適應傳統的經濟增長理論，而顛倒黑白，將效率上升描繪為效率下降。

2016年的6.5%增長率如何來的？

基礎設施大會戰，地方政府與發改委合力推動的結果，以及放寬房地產信貸，居民加杠桿所致。

無需諱言穩增長與去杠桿的矛盾，這是尊重事實與科學的基本要求，它表明：經濟是由債務拉動的。

如何實施補短板？創新。

但是，創新需要成本，高投入。一個岌岌可危的企業與行業是無法創新的，它首要的是生存。

創新，需要價值補償，這在傳統經濟學框架中是沒有制度安排的。

降成本，減稅？

營改增后，不少企業家反映稅負不減反增，曹德旺對比了中美企業的成本，很有說服力。

中國的減稅有無空間，當然有，但它涉及到背后的政府機構改革，行政編制的壓縮，政府審批權力的減少。

更為重要的是，政府稅收的變動有無影響，要看收支的松緊性。即預算盈余，減稅使預算平衡，那么具有增加需求效應；預算紅字，減稅后無變化，那么對改善需求作用不大。

因此，增加最終需求，在原有框架內打轉轉是沒有出路的，需要貨幣制度重新安排，即央行購買準公共品，社會免費使用，帶動社會過剩資本購買持有公益資產。典型為社保基金購買4萬億鐵路資產，央行每年支付2千億通行費作為其利息收入，中鐵總公司償還4萬億債務，拋下包袱，提質增效，更好造福社會。

本文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三去一補一降的政策討論是基于學術上的責任，對經濟政策的討論并非妄議中央，而是負有建設性的利國利民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