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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改革開放已經歷了40年的歲月，經濟社會的發展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這個成就來之不易，經歷了長期的曲折探索過程，有諸多成功的經驗，這是取得巨大成就的主要根源。但是也有不同程度的失誤和迷誤的教訓。經驗和教訓兩個方面都應總結，這有利于我國繼續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順利前進!

一、改革40年中經濟理論和實踐的發展與成就

鄧小平提出了判斷改革開放和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三條“是否有利于”的標準。有些學者將其錯認為是判斷“姓資姓社”的標準，顯然是悖理的。我們需要分析一下三條“是否有利于標準”的內涵，其原話是“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前兩條標準都強調是指“社會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國家”，根本扯不上“姓資”的問題。第三條是強調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與“姓資”問題無關。中央文件已經一再說明它是判斷改革開放和一切工作得失的標準。按照這三條標準來判斷，我國改革開放40年的成就，可以說是生產力快速發展的40年，是我國綜合國力不斷增強的40年，是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40年。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我國2017年國內生產總值已突破80萬億元大關。按不變價格計算，比1978年增長33.5倍，年均增長9.5%。2017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比1978年實際增長22.8倍，年均實際增長8.5%。人均增長率低于總量增長率，與人口總量增加有關。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GNI)由1978年的200美元提高到2017年的8690美元，超過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平均水平。1978年，我國經濟總量居世界第11位，2010年超過日本，居世界第二位。2017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折合美元為12.3萬億美元，占世界經濟總量的15%左右，比1978年提高13個百分點左右。近年來我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30%。2017年末，外匯儲備余額達到31399億美元，居世界第一。上述統計數字說明了我國改革開放40年中生產力快速發展的實際情況。在改革開放前期的30多年中，GDP年均增9.8%，40年中年均增長9.5%，在世界歷史上是沒有的。日本戰后經濟高速發展，年均增長9%以上，也只延續了從50年代到70年代的20年。我國的發展是強調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是為了實現共同富裕的發展，因此，是踐行了“有利于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的標準的。

生產力快速增長是國家綜合國力增強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物質基礎。我國綜合國力的增強也是有目共睹的。國力增強包括經濟、社會、外交、外貿、科技、文化、教育、軍事等多個方面。我國國力在這些方面都有顯著的增強。習近平同志指出，“我國在世界經濟和全球治理中的分量迅速上升，我國是世界第二經濟大國、最大的貨物出口國、第三大貨物進口國、第二大對外直接投資國、最大外匯儲備國、最大旅游市場，成為影響世界政治經濟版圖變化的一個主要因素”。又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實力、綜合國力大幅提升，……成為實現從低收入國家向中等收入國家的跨越，……這樣的巨變是人類發展史上罕見的”。正因為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綜合國力顯著增強，才遭到以美國為首的一些西方國家的忌憚、圍堵與壓制。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人民生活水平總體上說大幅度提高，正向全面小康過渡。如果將個人分配收入的增幅與物價漲幅相比，大體上說，低收入和一般收入群體的工資平均增長了一百倍，而物價平均上漲了十多倍。可用具體數字來說明：改革開放前，企業實行八級工資制，工作多年的二級工工資為42元。1956年工資改革，科研人員和高校助教的最低工資為42.5元，小學教師最低工資為26.6元。現在的高校和小學的教師最低工資平均提高百倍以上。居民財富的增加表現在消費支出的增長上。2017年，我國居民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達到36.6萬億元，增長10.2%。最終消費支出達到43.5萬億元。2017年全國居民恩格爾系數為29.3%，進入了聯合國劃分的富足區面(20%-30%)。

以上事實說明，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40年的發展成就，是世界發展史上沒有先例的。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勝利，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勝利，是廣大勞動人民辛苦付出的勝利。有人將其只歸結為非公經濟的成就，是不符合事實的。應是既有公有制的貢獻，也有非公有制的貢獻，總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貢獻。也要看到，我國的發展是走過曲折的探索過程和付出了重大代價的。由于改革初期，我國處于生產力落后、人民生活貧困的境地，改革開放的政策，解放了被長期禁錮的生產力，粗放型增長遍地開花。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產出、低質量、低效益的發展方式，過多地消耗了國家的資源，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同時，經濟發展還得益于“人口紅利”。所謂“人口紅利”是個好聽的詞句，實際上是指老一代廣大貧苦的農民進城打工，用收入低廉的工資，付出遠超過國家規定的勞動時間，在當時簡陋的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下，付出了艱辛的勞動(工資又經常被虧欠)，才有私企外企的快速發展。對國家建筑和基礎設施建設也提供了低成本的“紅利”。

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的過度消耗是不可持續的。總結經驗教訓，中央不斷指出轉變增長方式和發展方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強調科學發展，強調提升質量和效益，實行創新驅動發展，特別是十八大以來，提出了新的發展理念和發展規劃。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和實踐的創新與發展

我國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將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國情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提出了許多創新的理論與實踐。筆者認為，其中起決定性的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如果從經濟發展的角度說，還應加上科學發展觀和習近平的發展新理念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新思想。有必要說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既相交錯和緊密聯系，又有所區別的兩個概念和理論。兩者都包括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現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要大力發展生產力，發展商品經濟，要解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目前進入新時代，主要矛盾發生了轉化，要解決新時代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順便講一下：這個不平衡與不充分發展的短板，是指生產和供給雖然在品種、質量和科技含量方面都顯著提高，但人民的高端、高質、安全、方便、個性化等方面的需求以及民主、公平、法治、生態等方面的需求，目前還不能充分滿足，形成生產與供給側同需求側的新的不平衡。主流媒體和權威學者將主要矛盾中的不平衡不充分發展，解讀為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收入不平衡，生產力還落后等，是悖離十九大報告原意的。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又是有所區別的。區別之一是兩者的起始時間和完結時間不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起始時間是從“三大改造”完成、社會主義制度建立的1956年算起，終點是本世紀中葉，共100年的時間。最近拜讀了鄭必堅同志發表于《北京日報》2018年7月16日的《讀懂中國與世界的關系》一文，他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起始點界定在20世紀70年代末，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起始點相同，都以開始實行改革開放為起點。他的原話是：“中國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實行改革開放，……直到21世紀中葉全面實現現代化，……通稱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這一時段”。顯然，這是作者的疏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從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算起。到本世紀中葉，我國建立起全面現代化的雄立于世界之林的強盛國家，就要走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然后進入社會主義中級階段和高級階段。那時社會主義將進一步發展和成熟。屆時將會出現新的中國國情以及與其相聯系的新的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等問題，依然存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統一與矛盾。因此，那時的我國社會主義依然會具有中國特色，依然可稱之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再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回答的問題也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有所不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指我國實行的社會主義，如習近平所指出的，既不是“傳統的”，也不是“外來的”，更不是“西化的”，而是我們“獨創的”。而初級階段所要回答的問題是，我國在生產力十分落后的情況下建立社會主義需要經歷的一個特定階段，不能把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設想的脫胎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模式——消滅一些私有制，建立單一的社會所有制——作為我國社會主義的起點模式。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涵要遠大于初級階段，就從新時代的理論和實踐內容來看，如十九大報告所指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改革開放以來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的主題，是黨和人民歷盡千辛萬苦、付出巨大代價取得的根本成就，并論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大意義，用專門一節即第三節闡述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基本方略。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內容和特點，就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按勞分配為主體是相對于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是相對于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多種分配方式，主要是兩種。在完全的公有制經濟中實行按勞分配;在私營企業和外資經濟中，實行按要素所有權分配。多年來流行的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是不科學的。自然力也是生產要素，貢獻再大也不參與分配，因為不存在所有權。參與分配的主體，也不是資本、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等要素，而是要素所有者。因此，應回歸馬克思的理論觀點：私營經濟和外資企業中的分配方式，是按要素所有權分配。而自有自營的個體經濟，并不參與社會分配，全部收入是個人勞動經營所得。

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一環，是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發展。但它并不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聯結在一起。即使發展到社會主義中級和高級階段，商品經濟依然會存在。在中級階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將會更多體現社會主義特點，將更多體現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在高級階段，私有制消失，完全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將更加完善與發展。在向共產主義高級階段過渡中，商品經濟的命運將會發生變化。

實行改革開放，是為了更好更快地發展生產力，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更好更充分地滿足全體人民的需要，實現共同富裕。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只有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夠更好地發展中國、更好地發展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我認為加入“更好地”三個字，才表達得更準確、更符合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事實。

新中國建立近70周年了，改革開放也經歷了40年歲月，脫胎于生產力極端落后，人民極端貧困，又飽受列強任意侵略的舊社會制度的新中國，致力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種全新的特殊的事業，需要在不斷探索中發展。理論指導和政策的實施是否科學和正確，會導致社會主義事業的得失成敗。改革開放前30年的中國社會主義事業，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誤的教訓。改革開放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總結前30年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推進的。改革開放40年來，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并不是一帆風順地發展過來的，而是經歷了曲折的摸索和探索過程的。總的理論指導和改革開放實踐是成功的，但也有過理論和實踐上的某些偏誤。理論研究和政策宣傳應有所區別。“研究無禁區，宣傳有紀律”。進行研究，就要面對事實，不回避問題，要研究現象背后的深層次問題，研究在復雜形勢下被掩飾甚至被顛倒了的是非問題。

三、對改革開放以來某些理論和實踐問題的新思考

這里只簡略地提出和辨析幾個理論與實踐中存在的自相矛盾和值得重新思考以及模糊不清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我國實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明確指出，既不搞單一的公有制，又不搞私有化。這種理論與實踐同我國“三大改造”消滅一切私有制的理論與實踐能否統一?無論經濟學界和黨史學界還是有關文件中都沒有考慮和回答這個問題。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的《中國共產黨歷史》完全肯定了“三大改造”消滅一切私有制經濟的必要性和正確性，并引證由中央宣傳部印發的總路線宣傳提綱中的論述：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實質，就是使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成為我國國家和社會的唯一經濟基礎”。有必要思考：1952年，新中國剛成立三年，被多年戰爭破壞了的國民經濟剛得到恢復，就提出搞單一的公有制的“三大改造”;單一的公有制實行了20多年后，又回過頭來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不搞單一的公有制。如果認為兩者都必要、都正確，顯然存在矛盾，難以說服人。其實，只要不回避問題，就應明確指出，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重大理論創新。如果新中國建立后，先實行五種經濟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待生產力大幅度提高、條件成熟時，再向社會主義過渡，就會減少后來發展中的曲折與挫折。應當承認，“三大改造”事實上越過了新民主主義制度。而且應注意到，在“三大改造”完成后，毛澤東鑒于當時帶來了人民生活的某些不便，曾向民主黨派的領導人講：可讓地下工廠變為地上，可消滅了資本主義，再搞資本主義。只是后來形勢變化，沒有實行。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的工作中心轉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才成為現實。

第二個問題：在理論上堅持國有經濟為主導，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并寫入憲法和黨章，但實踐上公有制為主體是否存在?如果從GDP貢獻比重、出口比重，就業人口比重等來衡量，非公有制經濟遠超過公有制經濟，公有制經濟為主體還是否存在?似乎難以作出科學回答。《人民日報》2018年4月4日發表《鍛造新時代優秀民營企業家隊伍(建言)》一文，說明了非公有制經濟在我國目前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據統計，截至2017年底，我國個體工商戶已達6579.4萬戶，私營企業已達2726.3萬戶，從業人員合計達3.41億人。非公有制經濟的稅收貢獻超過50%，在國民生產總值、固定資產投資、對外直接投資中占比均超過60%，高新技術企業占比超過70%，城鎮就業超過80%，對新增就業貢獻達到90%，對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我國改革開放40年的巨大成就，非公有制經濟的貢獻，有目共睹。在當前我國面對國內外復雜而嚴峻的經濟社會形勢下，應繼續支持和鼓勵非公有制經濟向創新驅動發展，重在提高質量和效益。在政策宣傳上，要穩定和提高非公經濟繼續發展的信心。一切不利于非公經濟發展的言論，應當停止。否則會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巨大損害。這是問題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從科學社會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來看，從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規定來看，我國怎樣落實國有經濟為主導、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是涉及我國社會主義事業興衰成敗的決定性環節。應當引起關注與重視。

第三個問題：鄧小平講改革開放如果出現了兩極分化，改革就失敗了。我國從20世紀90年代就出現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不但沒有引起決策部門的深切關注并提出相應的對策，反而長期宣傳我國的分配原則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初次分配重視效率，再分配重視公平”。“效率優先”，應是在生產領域優先于GDP，優先于產值。分配領域不存在效率高低的問題，只存在分配是否公平與合理的問題。我一直主張生產重效率，分配重公平。分配的收入差距過分擴大的現象，正是初次分配不公的結果。我們竟將西方右翼學者的觀點搬來作為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后來在實踐檢驗和學者們的呼吁下，終于放棄了這一分配原則。可以肯定，我國已經出現了比較嚴重的貧富分化。擁有幾十億、幾百億、幾千億財富的富豪數量只比美國少一些。同時還存在幾千萬有待解決溫飽問題的貧困人口，還存在處于底層的低收入群體。當然，中央正在通過精準扶貧和調整收入分配政策緩解這一問題。還有一個不應回避的問題是，中國在改革過程中出現了兩極分化，是否意味著鄧小平所預言的“如果出現兩極分化改革就失敗了”已成為事實?我們在前面已經講過，我國改革開放40年，從生產力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來看，獲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在巨大成就背后的貧富分化，畢竟是偏離社會主義本質要求的。貧富分化與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則是存在根本矛盾的，是我國社會主義肌體上的 “腫瘤”。在貧富分化已經成為事實的情況下，不能搞劫富濟貧，也不能限制富豪的發展，只能先采取一些緩解的政策措施。一方面通過扶貧與脫貧措施，消除貧困人口，關注低收入群體的切身利益，解決他們在醫療、住房、升學等方面的困難;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比重。富豪們也多關心點弱勢群體的訴求，多做點扶危濟貧的慈善事業，在教育、文化、醫療、科技發展等方面多做點利國利民事情。

第四個問題：需要思考在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發展中，為什么會出現公有制主體地位不斷被削弱，繼而出現貧富分化趨勢的現象。這也許是由諸多因素導致的，但與理論指導和政策措施某些環節的考慮不周有關。前面講過的長期宣傳“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分配原則，有利于資本而不利于勞動。非公經濟可以把利潤率與效率等同，將效率優先解讀為利潤率優先，對職工的分配可以不講公平。再者，沒有全面把握和實踐社會主義本質理論，片面重視發展生產力的任務，而忽視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發展與完善，沒有根據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一社會根本任務和目的，并出臺相關政策措施具體落實。重資本而輕勞動，重 GDP而輕共同富裕。還有一個理論指導改變的問題：中央最初關于公私經濟關系的提法是“公有制為主體，非公有制為補充”。“補充”一詞意味著占比較小。鄧小平在1985年8月28日的談話中，關于“主體”和“補充”做了這樣的說明：公有制為主體，“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現在占整個經濟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同時，發展一點個體經濟，……這些都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主體”就是“主角”，“補充”就是“配角”。私有制經濟發展后，認為不應當只當配角。于是有些參加中央文件起草的學者，主張取消“補充”一詞，只講共同發展。但是，不當配角，就是要與公有制這個主角平起平坐，也成為主角。試想，如果公私兩家都是地位一樣的兩個主角，還能保證公有制為主體么?如果認為講“補充”占比太小，也可考慮一個占比較重的概念。比如，可以換為“公有制為主體，非公有制為輔體”。這樣依然是公有制為主角。但簡單取消“補充”，傳遞給人們的信息就是，要大力發展私有制經濟，讓私企也做主角。于是有的省委書記提出對待非公有制經濟要放手、放開、放膽、放心地去發展。不少地方的領導干部形成重私輕公的思想，把擴大私資占比作為改革的成績。還在改革的一個時期，聽任國有資產大量流失，不少國有經濟變成私有。于是，公有制為主體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發生了逆轉。這類問題值得在總結改革開放經驗中進行理論和實踐的反思。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本文原載《政治經濟學評論》第9卷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