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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貴，26歲任河南林縣（今林州市）縣委書記，后來擔任過公安部副部長、國務院扶貧辦顧問。上世紀60年代，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他帶領林縣人歷時10年在太行山腰修建了引漳入林工程紅旗渠，被世人稱之為“人工天河”，徹底解決了林縣人祖祖輩輩的“吃水難”問題。周恩來曾自豪地告訴國際友人：新中國有兩大奇跡，一個是南京長江大橋，一個是林縣紅旗渠。所不同的是南京長江大橋是集全國之力修建，而紅旗渠完全是憑林縣一己之力。

因紅旗渠出名的楊貴，不久便卷入政治漩渦中，幾起幾落，而無論是被提拔重用，還是受迫害遭批判，都無一例外地起因于當年他領導修筑的紅旗渠

1954年，26歲的楊貴被河南省委派到林縣當縣委書記，直到1973年，周恩來親自點名調他去公安部工作為止，他在這個太行山深處的山區縣前后工作了19年。也正是在這期間，林縣人修鑿了轟動一時、至今仍在發揮作用的紅旗渠。

楊貴（1928年5月28日-2018年4月10日)

“感謝1959年那場大旱”

林縣自古就飽受缺水之苦。由于十年九旱，老百姓平時都不洗手臉，長年累月地不洗衣服，只有在婚喪嫁娶這些大事的時候，才舍得去缸里舀出一點點水來，全家人合用一個洗臉盆，你洗完了我洗。洗完了的水，或是給牲口喝，或者澆菜，也不舍得倒掉。當地流傳一個說法，林縣姑娘嫁人“不圖你的萬貫家產，就圖你有水洗臉”。

剛到林縣，楊貴就聽說了這樣一個事：民國年間，桑耳莊300多戶人家，常年要到8里外的黃崖泉擔水。有一年除夕，老漢桑林茂為了過年吃頓餃子，一大早就去挑水，直到太陽落山也沒有回來，剛過門的兒媳著急就去村頭等。接到公公后，兒媳想幫著擔水，可不小心碰翻了桶，把水灑了個凈光。回來后，兒媳又羞又愧，當晚就上吊自殺了。

據楊貴回憶，由于缺水，林縣人生活很艱苦，一年糧食畝產才200多斤。“我是解放后去的，老百姓吃的太差，還不如戰爭年代我打游擊的鐵路沿線。當時我就感覺林縣不解決水的問題，群眾要過富裕生活，是根本不可能的。”

擔任縣委書記后，楊貴決心帶領全縣55萬人“重新安排林縣河山”。最初，他并沒有考慮從山西的漳河引水。他回憶說：“林縣境內有幾條河流，我和縣委其他領導當時都認為只要充分利用好河里的水，挖掘地下的水，蓄住天上的水，就能徹底結束林縣缺水的歷史。所以一開始打了很多旱井，從1955年起還相繼修建了抗日渠、天橋渠、英雄渠和3個中型水庫。”但1959年一場干旱讓這些水利設施形同虛設。由于流經林縣的幾條河流全部斷流，已建成的渠道無水可引，水庫無水可蓄，打下的旱井也已干涸，“這才逼著我們走出去找水”。

多年后，在談起修建紅旗渠的動議時，楊貴仍感慨地說：“應該感謝1959年那場大旱，它使我們從陶醉中清醒過來。嚴酷的現實，不僅考驗了林縣的水利設施，而且也逼著縣委不得不重新考慮解決林縣缺水的辦法。”

1959年6月，林縣派出3個調查組順著漳河、淇河和淅河逆流而上，尋找新的水源。很快，目標就鎖定在山西省平順縣境內的漳河。其他兩條均為季節性河流，而漳河最大流量達7000立方米每秒，常年流量30立方米每秒，即使枯水季節也不少于10立方米每秒。

為了讓山西方面同意引水，楊貴除了請河南省委與山西省委協商外，還趁春節之際給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打電話拜年，懇請曾在林縣工作過的他幫助協調解決。如今已92歲的陶魯笳也居住在北京，楊貴時常去看他。兩人談起那段往事，老書記總是感嘆道，當年他以為楊貴只是修條小渠解決吃水問題，哪知道竟然修了這么大一條人造天河！

“再晚兩年，肯定修不成”

在征得了上級部門和山西省的同意后，下一個問題就是修渠的經費和設備從哪里來？為此，林縣曾找過省委、地委，但得到的答復是：國家困難，不可能給予資助，林縣可根據自己的財力、物力、人力考慮安排。

 “那時縣財政只有290萬塊錢，但糧食還充足，有3000多萬斤儲備糧，每個生產隊都有三五萬斤。”楊貴回憶說，“最關鍵的是群眾修渠的熱情很高。一聽說要跨省修渠引水，大家都摩拳擦掌，紛紛要求參加。有個13歲的孩子叫張買江，他父親在修渠中剛不幸被崩塌的巨石砸中犧牲，他母親就把他送上工地。工地指揮長說什么也不答應，父親剛走，怎么能讓家里的獨苗再來呢？更何況他還是個孩子。他母親懇求說，讓孩子留下來接著干吧，俺知道，紅旗渠水流不過來，他爹也合不上眼。”

就這樣，1960年春節剛過，近4萬名修渠民工就自帶口糧、被褥和簡易的工具，匯集到晉冀豫3省交界的漳河邊。

為了速戰速決，修渠大軍一上來就一字排開，在70多公里長的工地上全線開工。由于技術人員不夠，民工又看不懂圖紙，漫山打眼放炮，一崩一個山頭，有的挖錯了地方，有的炸壞了渠底。沿線的山西群眾對此也是怨聲載道。他們向楊貴反映，天天放炮，像地震一樣，把牲口嚇跑不說，還把房子也震裂了，這樣下去還怎么過日子？

 “在林縣還好辦，但在人家的地盤上，時間拖得越長，矛盾就越多。”楊貴說，開工20多天后，他們就調整了施工方針，集中力量先把山西境內的20多公里渠道修完。事后證明，這次調整對修鑿紅旗渠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當年，與紅旗渠幾乎同時動工的還有甘肅定西的洮河大渠，也是全線開工，但沒堅持多久就全線下馬了，只留下沿途遍地的坑坑洼洼。而紅旗渠在開工8個月后，就把滾滾的漳河水引入了林縣，極大地振奮了林縣人繼續修渠的熱情。事實上，正是這種修一段、成一段的分段施工模式，才使得紅旗渠的建設能前后堅持10年之久，并最終得以全線貫通。

漳河原本經山西流入河北，紅旗渠第一期工程建成后，就改道流向林縣。隨著水資源的日益緊張，受影響的河北幾個縣意見很大，甚至好幾次偷偷炸毀了紅旗渠渠首大壩，這讓楊貴很意外。他對記者說，當初修渠沒考慮有什么矛盾，想法很簡單，盼水心切，“也沒想到開工正好趕上全國困難時期，各地都忙著解決吃飯問題，顧不得阻攔我們。”他感慨道：“如果再晚兩年，矛盾多了，就肯定修不成了。”

“修渠沒有餓死一個人”

紅旗渠有很多段都是在懸崖峭壁上修筑的，這都是當年林縣人系著一百多斤重的麻繩，懸掛在半空中，一錘一錘鑿出來的。

動工以后，資金需求越來越大。為了把漳河水早日引到家門口，林縣人想盡了辦法。買水泥太貴，他們自己建水泥廠生產水泥，整個工程所用的6705噸水泥，有5170噸是林縣人自己生產的；缺少炸藥，生產隊便多積有機肥，省下的硝酸銨配上鋸末、干牛糞碾碎制成土炸藥；鋼釬造不了，大伙就力圖節約，長釬磨短了就當小撬用，小撬磨短了就捻成手把鉆用。在資金最困難的時候，縣委抽調了30多名干部，成立了勞力管理組，組建工程隊，到其他城市承攬工程，賺錢彌補修渠資金的不足。據統計，當年就有31000林縣人外出搞建筑，掙回經費1800萬元。

1960年11月，中央發出通知，全國實行“百日修整”，基本建設項目全線下馬，紅旗渠也面臨停工的危險。

當時，山西境內的渠道剛竣工，正在修筑從河口至木家莊的二期工程。如果停下來，整個工程很可能就會因此夭折；如果不停，又違反中央政策。最后，楊貴提出了一個折中的辦法：絕大部分民工回生產隊修整，留下300多名青壯勞力，繼續開鑿二期工程的咽喉——600多米長的隧洞青年洞。“中央要求修整，是因為當時糧食緊張，停止工程建設，全力保證老百姓的生命。但那時我們還有幾千萬斤儲備糧，中央指示要執行，工程也不能停。青年洞的作業面很小，上不了很多人，即使在正常年份，也要鑿很長時間。留些人先啃下這塊硬骨頭，等形勢好了，再大批上人修明渠。”楊貴說。

他告訴記者，在三年困難時期，紅旗渠的建設沒有中斷一天，而且在1961年最困難的時候，還拿出了1000萬斤糧食支援災區。

林縣為什么有這么多儲備糧？楊貴說，這主要得益于“大躍進”期間他沒有跟風，“報的產量比較實”。他記得有一次新鄉地委、專署召開縣委書記會議，讓各縣匯報小麥產量，楊貴報了一個比較低的數字，“我匯報完后，專員很生氣，說就是躺著睡覺也能產那么多！像這樣，林縣就根本沒有‘大躍進’！”楊貴一度被批判為有意瞞報，右傾思想嚴重，但他堅持不能說瞎話，“有些縣報的高，水分很大。你報的多，國家購的就多，留下的自然少了。”結果，在河南發生大規模饑荒的年代，“林縣沒有因為修渠餓死過一個人”。

“修一條紅旗渠有什么了不起？”

開鑿青年洞時，上級經常派人下來檢查。為了應付檢查，施工青年們在路邊安置了觀察哨，一旦發現有小車經過，立刻揮動紅旗，示意洞內的人停止施工。等車走遠后，又繼續干。

盡管如此，還是有人到上面告了楊貴的狀。1961年7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譚震林在新鄉糾正“大躍進”造成的“左”的偏差，一聽林縣縣委不顧群眾死活，還在大搞紅旗渠建設，非常生氣，隨即指示地委撤了正在新鄉開會的林縣組織部部長路加林的職，還準備撤楊貴的職。楊貴回憶說，“結果把我叫去開會，會上我講了林縣的實際情況，譚副總理聽了立即派人到林縣調查。調查結果證明我講的是實話，才恢復了路加林的職務。”

1965年4月5日，林縣人經過5年艱苦奮斗，鑿通了最艱險的紅旗渠總干渠。隨后楊貴又帶領大伙用了1年時間，修筑了3條干渠，正當他準備一鼓作氣建設配套工程時，“文革”開始了。“文革”中，一些造反派誣蔑紅旗渠是“黑渠”“死人渠”，楊貴也被打成“走資派”撤職罷官，長期遭受批斗毒打。好在林縣群眾暗中保護楊貴，給他兜里塞雞蛋，往他懷里揣烙餅，把他從造反派手里搶出來送到山西勞模李順達家，后又輾轉送往北京，讓他躲到了新華社記者方徨等人的家里。不久，新華社和《人民日報》幾位記者聯名寫信給周恩來反映楊貴的情況，周恩來指示河南把楊貴保護起來，他這才得以回林縣，組織建設配套工程。

1969年7月6日，歷經10年的紅旗渠工程全面竣工。但僅僅過了100天，省里軍管負責人又在林縣組織批楊貴，說“紅旗渠是唯生產力論的活標本”“楊貴穿新鞋，走老路”。這些人還攻擊“楊貴修了一條小小的紅旗渠有什么了不起？紅旗渠對外驚天動地很兇，對內灰心喪氣很空”。又是周恩來知道后，立即要河南省委常委、省軍區黨委常委和楊貴來北京。他拉著楊貴的手質問那個軍區負責人，你為什么反紅旗渠？為什么整楊貴同志？

1973年，楊貴在黨的十大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并隨即到北京參加中央讀書班學習馬列主義。在學習期間，周恩來又提名楊貴到公安部工作。最初，他不愿意去，覺得自己沒有經驗。當時兼任公安部部長的華國鋒勸他說，不熟悉不怕，我也沒經驗，有事咱們共同商量。在公安部，楊貴又被卷入他更難以把握的政治漩渦。直到2006年3月，中央才批準了他的職級為副部長級，享受中央、國家機關部長級醫療待遇。

原載于《中國新聞周刊》2009年第42期，作者蔡如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