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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經濟學家戈德曼：中國是美國從未面對過的一種對手！

點擊：作者：大衛?保羅?戈德曼來源：EMBA周刊發布時間:2020-10-19 10:16:01

導讀：面對中國在經濟、軍事、技術上的全面崛起，西方世界雖疑慮重重，卻至今仍云里霧里，不知如何理解。一個20年前被西方學者算定即將崩潰的國家，為什么今天成了可能超越美國的國家？

作者：大衛·保羅·戈德曼

譯者：張佳俊

來源：原載《Claremont Review of Books》2020年春季刊，譯文首發于“修遠基金會”

美國哲學家、經濟學家大衛·保羅·戈德曼(David P. Goldman)在《克萊蒙特書評》撰文，從中國的經濟、軍事、教育、商業等方面，以改革開放以來長時段歷史演進的眼光，系統而深入分析了中國之所以崛起的理由，試圖辨析當下美國研究者對中國的諸種誤解。作者指出，中國是美國從未面對過的一種對手。而在這一歷史關頭，美國必須像當年肯尼迪的登月計劃和里根的戰略防御計劃那樣做出全國性的努力，才能恢復美國在高科技制造和軍事應用方面的決定性優勢，否則就會成為第二個英國。由于作者的身份，本文對中國的一些判斷帶有鮮明的美國立場，請讀者加以辨析，以便了解美國戰略界的思想動向。

精神病學家伊麗莎白·庫伯勒·羅斯（Elisabeth Kübler-Ross）描述了悲傷的五個階段：否認、憤怒、討價還價、沮喪和接受。在過去十年中，美國一直否認中國已崛起為一個全球大國。我們無法相信一個世世代代被視為貧困代名詞的國家能夠與我們競爭。隨著特朗普在2016年當選總統，我們已經轉變為憤怒。就目前情況來看，我們不久就會討價還價。

幾千年來，中國內在的弱點，使其一直把注意力放在內部。自公元前3世紀中國統一以來，我們正處于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轉折點。中國正在向外發展——但不想統治你們。就像《星際迷航》（Star Trek）的博格人一樣，它想同化你。

特朗普總統認定美國與中國的現狀不能繼續下去，他扭轉了20年來我們對于中國挑戰美國戰略優勢的善意忽視，并采取有力措施遏制中國的擴張。但是他沒有成功。到目前為止，他只是治標不治本。到2019年底，我們與中國的貿易爭端陷入了不穩定的休戰狀態，雙方經濟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損害，但沒有明顯的贏家。

01不算秘密的計劃

自章家敦（Gordon G. Chang）2001年出版暢銷書《中國即將崩潰》(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以來，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五倍。曾經是第三世界貧民窟的中國城市已經發展成為看起來像科幻電影場景的鋼鐵玻璃巨人——不僅僅是上海、深圳和廣州，還有像成都和重慶這樣的內陸城市，每個城市都有3000萬居民。中國的經濟增長已經放緩至每年6%——約為美國增長率的3倍。中國的債務負擔比其國內生產總值的3倍略高一點，和美國差不多。

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Graham Allison）在《必有一戰》(Destined for War, 2017)中提出警告，認為那場戰爭是一個崛起大國挑戰一個守成大國的典型結果。正如我在《我們必須戰斗嗎？》（“Must We Fight?”, CRB's Fall 2017 issue）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樣，艾莉森的文章里有很多地方是錯誤的。最顯而易見的是可行性問題：中國在火箭、超高速滑翔導彈、潛艇和其他軍事技術上傾注了大量投資，這些技術可以阻止（外部軍事力量）進入中國海岸及其周邊地區。悉尼大學2019年的一項研究警告稱，戰爭爆發后幾小時內，中國的導彈力量可能會壓制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大部分資產。即使我們希望對中國采取軍事手段，這條路也走不通。

哈德森研究所中國戰略中心主任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確信，中國有一個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頭號超級大國的秘密計劃，但其高科技軍事建設并不是什么秘密。中國已經證明了其擊沉美國船只和遮蔽美國衛星的能力。中國火箭、潛艇、電子對抗和防空的結合，使我們的西太平洋軍事資產成了靶子。幾年前我們失去了南海。毫不奇怪，菲律賓在2020年2月單方面退出了與美國的聯合防御協議。當我們在亞洲最老的盟友走到另一邊時，我們應該捫心自問：為什么？

中國的全球雄心也不是什么秘密。它的目標是在數萬億美元的“一帶一路”倡議下，將歐亞大陸融入中國的經濟領域，并利用其5G寬帶優勢引領第四次工業革命。自2011年以來，華為的網站一直在宣傳中國的全球經濟計劃；在過去的十年里，中國在每一次電信會議上都大張旗鼓地宣稱了這一點——而且花費了相當大的代價。

美國戰略家們似乎認為我們在和20世紀80年代的蘇聯打交道。要是有那么容易就好了！中國是完全不同的。蘇聯共產黨人對他們最有才華的科學家說：“發明點新東西，我們會給你一枚獎章，也許還會給你一個臘腸。”中國說，“發明新東西，進行首次公開募股，然后成為億萬富翁。”截至2019年底，中國共有285位億萬富翁——包括阿里巴巴的馬云，他和其他許多億萬富翁一樣，都是共產黨員。身處馬薩諸塞州劍橋市的馬克思主義者，比全中國都多。

我們面對的可不是喝醉的、腐敗的蘇聯官僚，而是從這個世界上最大國家最聰明的大學畢業生中挑選出來的精英。美國面臨著更令人生畏的事物：一個有5000年歷史的國家，它務實、好奇、適應性強，而且饑腸轆轆。

華為提供了模板。該公司使競爭對手破產，并雇傭了他們的人才。它在R&D（譯注：R&D即研究開發，指在科學技術領域，為增加知識總量，以及運用這些知識去創造新的應用進行的系統的創造性的活動，包括基礎研究、應用研究、試驗發展等三類活動）的移動寬帶市場占據主導地位，因為它的5萬名外籍員工從事大部分基礎研究。在漫長的歷史中，中國首次成功吸收了西方科學和工程精英中的關鍵群體，并利用他們實現其全球雄心。

移動寬帶僅僅是一個開端。中國的目標是在經濟生活的各個領域擁有“控制點”。試想：工業機器人通過5G網絡相互交流，并利用人工智能設計生產技術，而無需人工輸入；醫學診斷利用了10億人不斷更新的生命體征和遺傳史；由穿著白大褂、戴著虛擬現實護目鏡的技術人員指揮的采礦機器人；寬帶和人工智能的結合使得其他十幾種顛覆性技術成為可能。中國就像一枚兩級火箭。鄧小平改革后，出口驅動的廉價勞動力經濟將它從一個貧窮的農村國家變成了一個繁榮的城市化巨人，這是一個助推器。十年前，中國開始拋棄這種助推器。下一階段是華為的第四次工業革命，由人工智能、機器人技術、互聯網以及供應鏈管理、運輸、醫療保健和其他領域的大數據應用推動。

02 “大黃蜂”的飛行

美國對中國全球雄心的回應已經失敗。這次失敗有兩大原因。首先，我們長期低估了中國的能力和雄心。其次，我們沒有解決自己的問題。中國將大量資源投入基礎研究、科學教育和基礎設施。相比之下，在里根政府時期，美國對基礎研究和科學教育的投入已經縮減到大約一半。中國的經濟就像一只大黃蜂，不應該會飛——但是居然會。美國評論員很難解釋中國的成功，所以他們假裝中國不存在，或者，如果存在，也不會長久。例如，特朗普在2019年7月30日的推特上寫道，“中國表現非常糟糕，是27年來最糟糕的一年……在過去的3年里，我們的經濟規模已經遠遠超過了中國。”

一個30歲的中國人的消費量幾乎是他出生時父母的十倍。在地上臟兮兮、廁所在屋外的房子里長大的中國人，現在住在有中央供暖和室內管道的公寓里。省吃儉用買自行車的中國人現在可以買得起汽車了。中國的數據，是為了讓事情看起來更好而偽造的嗎？別妄想了。經濟活動的基本指標，如電力生產、貨運和關鍵工業項目的生產都是可以核實的，它們密切跟蹤報告著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中國已經建成了世界上最長的高速公路系統(約90，000英里)，世界上最大的高速鐵路網(今天約18，000英里，到2025年將增長到24，000英里)，以及足夠將近6億人從農村轉移到城市的住房。這些東西30年前都不存在。中國的基礎設施是現代世界的奇跡。與中國的機場、公路和鐵路相比，美國的大部分地區看起來像一個第三世界國家。

中國現在培養的科學家和工程師比美國、歐洲、日本和韓國加起來還要多，是美國的六倍。在過去的十年里，中國的科學教育質量已經達到了世界水平。得益于美國的研究生院，中國的大學聚集了世界一流的科學和工程學院。美國五分之四的計算機科學和電子工程博士學位授予外國學生，其中中國學生是最大的一部分。

很難衡量中國與世界其他地方的科技教育的相對質量。在《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增刊》的世界50強工程技術學校排名中，就有五所中國大學。中國科技公司的高管告訴我，他們不太喜歡聘用美國大學的中國本科畢業生。他們認為，中國的項目更加嚴格，出國的中國學生很可能是富裕家庭的孩子，他們在中國的高考中沒有取得好成績。

中國不再需要竊取或復制西方技術。在過去的五年里，中國生產了世界上最好的5G設備，一些世界上最快的超級計算機，超高速戰略導彈，可以與美國設計的最好的計算機芯片相媲美的計算機芯片，以及一種不可破解的網絡安全技術——量子密碼技術。2019年，一艘中國機器人飛船首次軟著陸在月球的背面。那僅僅是一個開端。

03研究與債務

中國目前在研發上的支出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2%，而美國為2.8%——但考慮到我們經濟的相對規模，他們在R&D的絕對支出與我們大致相當。一個很大的區別在于支出的構成。美國R&D的主要構成是尋求對現有產品的漸進式改進——一種升級的洗衣液或一罐不太咸的湯。正如五角大樓在2019年對中國軍事能力的評估中所解釋的那樣，中國的R&D專注于軍民兩用技術。在關鍵領域，中國的支出比我們多得多。2019年，哈德森研究所的分析師亞瑟·赫爾曼（Arthur Herman）在華爾街日報上撰文指出:“北京是美國量子計算的主要競爭對手。它每年至少在研究上花費25億美元——是華盛頓花費的10倍多——并且在合肥省有一個巨大的量子中心。中國渴望開發破解密碼的“殺手級應用”，這意味著保護美國數據和網絡免受量子入侵是一項至關重要的安全利益。”

作為全球移動寬帶行業的領導者，華為在R&D的投資超過了其主要競爭對手諾基亞和愛立信的總和。

根據巴布森學院教授托馬斯·達文波特（Thomas Davenport）的說法，中國政府對人工智能的支持使美國的努力相形見絀：“2017年，(中國)國家政府宣布，希望到2030年，讓中國及其產業成為人工智能技術的世界領導者。政府最新成立的風險資本基金預計將在國有企業的人工智能和相關技術領域投資逾300億美元，該基金還將加入規模更大的國有風險資本基金。僅中國一個省就表示將投入50億美元發展人工智能技術和業務。北京市已承諾投資20億美元，開發一個以人工智能為重點的工業園區。天津是一個主要港口，計劃投資160億美元來發展當地的人工智能產業。”

美國的投資計劃，主要是在國防工業，與中國的努力相比相形見絀。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是國防部的研究機構，多年來一直贊助人工智能研究和競賽，并擁有一個名為“人工智能下一步”的20億美元基金，幫助大學和公司開發下一波人工智能技術。目前還不清楚它的努力取得了多大的實際進展。

一些分析師稱，中國經濟將遭遇一場令其元氣大傷的債務危機。但是數據并不支持這種觀點。根據國際清算銀行的數據，中國和美國的債務負擔差不多。中國政府、家庭和非金融企業的信貸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61%，占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249%。最大的區別在于誰欠誰的債。中國的中央政府債務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一半，但美國的中央政府債務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00%。相比之下，美國私人企業債務僅占國內生產總值的75%左右，而中國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50%。

誠然，中國的金融體系存在許多問題。它過度依賴大型國有銀行，這些銀行習慣于向國有企業發放貸款，而不加任何刁難。中國當局允許私營企業倒閉，而不是鼓勵銀行掩蓋它們的問題。2019年前11個月，中國有170億美元的企業債券違約，與4.4萬億美元的在岸企業債券市場相比，這是一個小數目。

然而，大多數中國企業的債務是由基礎設施融資的，而基礎設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支撐債務負擔。中國為基礎設施支出融資的方式解釋了債務集中度的大部分差異。在美國，聯邦、州和地方政府從稅收或借款中為基礎設施支出提供資金；在中國，國有企業從國有銀行借款，為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資金。

2017年，我在給亞洲時報的一項研究中提出，據計算，在中國基準股票指數深證300中，非金融企業所欠凈債務的三分之二，僅由22家企業所欠。幾乎所有公司都涉及基礎設施（能源、通信基礎設施、航運、航空或金屬）。中國企業的債務應該被視為中國主權的“公共工程”投資。

相對于各自的經濟規模，中國和美國借入了大致相同的資金，它們得到了什么回報？美國國債增加了20多萬億美元，這還不算未注資的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負債所預計增加的46萬億美元。我們把這筆錢的大部分花在了轉移支付上。中國利用其債務將5.5億人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并建造了世界上最新、最大規模的基礎設施。

04沒有權宜之計

我們用“帝國”這個詞，來喚起人們對軍事征服和殖民占領的記憶。但中國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實體：它的目標是同化和間接控制，而不是帝國統治。它避免了帝國對外國軍事承諾的過度干預，并試圖通過在貿易和技術領域的主導地位來鎖定自己的影響力。

美國對中國沒有簡單的回應方式，沒有快速的解決辦法，也沒有捷徑。世界從未見過像中國這樣的全球突破。它將改變這個星球上每一個居民的生活，包括美國人。俄羅斯革命家利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說，你可能對戰爭不感興趣，但戰爭對你感興趣。中國也是如此。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人僅僅因為是美國人而得到報酬。全世界都得來找我們。我們有獨一無二的深度資本市場，獨一無二的風險資本家，獨一無二的國防機構能夠把大量的資源投入到基本的R&D領域，獨一無二的熟練勞動力準備把創新轉化為產品。我們發明了數字時代的每個組成部分：半導體、顯示器、傳感器、激光、網絡和互聯網本身。美國公司在幾十個領域享有自然壟斷。我們的商品和服務高價出售。美元是國王。當我在第一屆里根政府期間住在德國時，駐扎在德國基地的美國士兵用軍餉購買了寶馬汽車。

1960年，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占世界國內生產總值的40%。現在它占24%。更重要的是美國在高科技工業生產中所占份額的下降：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從1999年的18%下降到2014年的7%，而中國從3%上升到26%。美國對高科技制造業的承諾隨著2000年的科技泡沫而崩潰，再也沒有恢復。絕非巧合的是，在接下來的20年里，美國家庭的收入幾乎沒有增長。

中國的挑戰是巨大的。我們正在與14億聰明勤勞的人競爭。中國小學生早上7:30到校，下午5:00離開。每年有1000萬中國青少年參加高考，并在兩年內每天學習備考12個小時，以期被一所好大學錄取。亞洲人的職業倫理，解釋了為什么美國常春藤盟校28%的學生是亞洲人，盡管亞洲人只占美國人口的5.6%。我們為中國的大學培養了世界級的工程系，其中最好的大學與美國最好的大學不相上下。

但我們早已不可能用中美技術能力的一對一對比來解釋戰略平衡了。中國已經招募了幾十萬名西方最優秀的科學家和技術人員。華為創造了中國歷史上獨一無二的商業模式，在20多個西方國家擁有5萬名外籍員工和研究中心。它是一種可以產生雪球效應的技術驅動的群體。隨著它的成長，它擠垮了競爭對手，吸收了他們的才華。

1258年巴格達被蒙古人攻陷，提供了一個直觀的教訓。這座擁有100萬人口的城市躲在18英尺高的城墻后面，阿巴斯·哈里發·穆斯塔法（Abbasid Caliph Al-Mustasim）拒絕了蒙古人的進貢要求。阿巴斯認為，蒙古人是輕武裝的騎兵；面對18英尺厚的巴格達城墻，他們能做什么？但是蒙古首領旭烈兀（Hulagu Khan）帶來了1000名中國炮兵專家，他們只用了三個星期就攻破了城墻，之后蒙古人把巴格達人的頭顱堆成金字塔——“筑京觀”。可以肯定的是，今天的中國人不是蒙古人，但這個類比是成立的：中國人從西方獲得了摧毀我們的技術手段。更危險的是，中國已經學會吸收同化西方最優秀的人才。

美國能繼續作為世界上最強大、最有生產力和最具創新力的國家嗎？我們以前也曾面臨過這種挑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民主國家的軍力壓倒了軸心國；在太空競賽中，我們克服了早期俄羅斯人的領先優勢，將人類送上了月球；在里根政府時期，數字革命超越了俄羅斯在軍事技術上的虛幻優勢。我們需要像約翰·肯尼迪的登月計劃和里根的戰略防御計劃那樣的全國性努力，來恢復美國在高科技制造和軍事應用方面的決定性優勢。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如果中國超過美國——我們將會退居二線，就像20世紀的英國一樣。我們將變得更窮、更弱、更不安全。選擇在我們手中，至少目前是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