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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 |《懸崖之上》：張藝謀的“架空劇”
點擊：4670 作者：郭松民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21-05-03 11:10:38
“他們一絲不茍、機敏過人、壯懷激烈、殺身成仁，但是，卻與歷史無關！”
01
有人說，《懸崖之上》體現了張藝謀的創新。
如此評論的人，可能真的不太看張導的電影。在我看來，《懸崖之上》不僅沒有創新，反而落入張藝謀自己的窠臼，這再次證明，老謀子老矣，他只能不斷地重復自己了。
《懸崖之上》講了這樣一個故事：
一個叫王子陽的人從日寇的細菌病毒實驗中僥幸逃出，張譯、秦海璐、朱亞文和劉浩存等四個在蘇聯受過特殊訓練的地下黨，用空降的方式回到哈爾濱，任務是找到王子陽，并將他送到國際法庭，揭露日本的反人類罪行。
所有的情節都圍繞這一設定展開。
張藝謀的特長在攝影、色彩，他似乎不太善于講述復雜的故事，也無力展示豐富的社會生活。從早期的《秋菊打官司》《一個也不能少》《我的父親母親》，一直到去年上映的《一秒鐘》等，都是如此——圍繞一個非常簡單的設定，像拉橡皮筋一樣單調地延續劇情。
如果按照好萊塢的分類，《懸崖之上》屬于“鬼怪屋”類型，其要素只有兩個：一個封閉的空間（如旅館、游艇、小鎮等），“鬼怪”（如怪獸、恐龍、反人類的科學家等），然后再加入人物就可以了。規則也只有一條：別被吃掉！而情節更簡單，主要就是追殺和躲藏，最終以幸存者逃出封閉空間或殺死怪獸而結束。
中國觀眾熟悉的《侏羅紀公園》《大白鯊》《致命的誘惑》，2018年獲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原創劇本的《逃出絕命鎮》等，都屬于“鬼怪屋”類型。
《懸崖之上》也是這樣，一個封閉空間——日寇占領下的哈爾濱；一個“怪獸”——倪大紅飾演的特務科長及其手下，然后就是躲藏和追殺。《懸崖之上》的海報一直以頭戴禮帽、身穿大衣的冷面殺手為主調，就準確地反映了影片的這一特質。
所以，從形式的角度來看，《懸崖之上》的創新是沒有的，它既沒有突破一般商業片的套路，也沒有突破張藝謀自己。
不過，形式上沒有突破并不是問題，問題在于，在價值觀方面，張藝謀也沒有突破自己。
02
看了《懸崖之上》，我立刻就想起了張藝謀10年前拍攝的《金陵十三釵》【點擊閱讀】，同時，心底也涌起了一個深重的懷疑：張藝謀何以如此熱衷于表現被“國際”營救？
《金》和《懸》看似兩個完全不同的故事，但主題卻只有一個：把獲得拯救的希望寄托于“國際”，前者是美國，后者是蘇聯。
這是一種相當“民國范兒”的思維模式，或者說是一種殖民地半殖民地文化精英的思維模式，其背后真正的邏輯是：反正靠自己的力量無法戰勝日本，只能寄希望于其他大國干預。
三十年代的時候，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就是這樣的思維模式。
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占了東北，蔣介石想的不是動員全民族的力量，厲兵秣馬，收復失地，而是到“國際聯盟”去控訴，但國聯是偏袒日本的，對阻止日本的侵略沒有發揮任何作用。
東北失而復得，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取得徹底勝利，粉碎了徳意日三個軸心國的結果。
民國精英有依賴“國際”拯救的心理，或許可以理解，因為晚清以來，中國的反侵略戰爭基本是每戰必敗，每敗必割地賠款，他們還沒有品嘗過勝利的滋味，有嚴重的失敗主義情緒。
但是，新中國成立以來，迄今為止我們已經取得了所有保家衛國戰爭的勝利，尤其是抗美援朝的勝利至為輝煌，張藝謀這樣的文化精英為什么還是不能走出失敗主義的陰影？
正如我多次指出的那樣，張藝謀沒有擺脫“第五代”的敘事框架，即把西方（蘇聯算半個西方）表現為“現代”的，把中國表現為“傳統”的，以此來暗喻中國走向西方的必要性、正當性。
這個敘事框架中，事實上還包括了一個更為隱而不顯，但更為致命的前提：否認中國革命也是一種現代性，并且是中國走向現代化必由之路。
《懸崖之上》《金陵十三釵》這樣的電影，和張藝謀的《活著》一起看，也許才能品出其真實的含義。
順便說一句，渲染依靠其他大國拯救的思想是非常有害的，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一切禮物都會被暗中標明價格，被人拯救就必然被人統治、算計、甚至出賣。
以蘇聯為例。
在抗戰初期，蘇聯固然給了中國很大援助，但是在1941年，蘇聯和日本簽訂《蘇日中立條約》后，即停止了對中國援助，并宣布承認“滿洲國”，這對正與日寇浴血奮戰的中國是一個十分沉重的打擊，可以說，《蘇日中立條約》嚴重加劇了中國抗戰的困難局面。
03
在本質上說，《懸崖之上》仍然是一部“神劇”而非“人劇”，張藝謀不過是借抗戰的背景，講述精英無所不能的神話故事。
許多評論把《懸崖之上》和2009年上映的《風聲》做比較。其實，從觀賞性和扣人心弦的角度看，前者似乎還不敵后者，但這兩部影片，和近年來一系列熱播的諜戰劇一樣，都共享了同一個史觀，即精英史觀，并且對我們黨在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地下工作做了錯誤的表現。
如果單看這些“諜戰劇”，地下黨的工作似乎主要就是搞情報、搞暗殺，有時甚至還要大施美人計，但真實的地下工作不是這樣的。
真實的歷史是，我們黨在國統區和淪陷區的地下工作——尤其是在遵義會議確立了毛主席在全黨的領導地位之后——固然也包括搞情報，但重點是動員群眾，組織群眾，搞工運、學運、農運、兵運等。
建國初期羅廣斌、楊益言創作的反映“陪都”重慶地下工作的長篇小說《紅巖》，才更接近地下黨的真實狀況。
在小說中，許云峰、江姐、成崗這些地下黨英雄們在做什么呢？他們在印《挺進報》宣傳群眾，深入重慶大學動員學生，深入國民黨的兵工廠動員工人，深入華鎣山區去組織和武裝農民……
黨的地下工作之所以把群眾工作作為主要任務，這是由中國革命本質上是一場人民革命的基本性質所決定的，把地下工作完全表現為少數“諜戰精英”的情報工作和暗殺工作，這是對地下工作的歪曲。
《懸崖之上》算是歷史題材，但在這部歷史題材的影片中，歷史卻并不存在，就連王子陽要去的目的地國際法院，在影片展示的那個年代，都還沒有成立。
《懸崖之上》中的英雄人物，都是外在于歷史的，正如影片所表現的那樣，是“空降”到歷史中來的，他們一絲不茍、機敏過人、壯懷激烈、殺身成仁，但是，卻與歷史無關！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獨立評論員郭松民”）
責任編輯：向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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