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建國后的頭三十年里,實行的是計劃經濟,是大規模的政府干預。對于建國后前三十年的計劃經濟所取得的成績,中國的文化知識精英持的是徹底否定的態度。他們見到了政治運動及其造成的糧食短缺,看到了別的國家,如日本、南韓、香港、臺灣、新加坡等國家取得的經濟成長。他們認為,中國政府如果采用西方的發展模式,采用與之相同的經濟政策,就會取得非凡的發展結果。
筆者生長在農村,受益于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很多,因此有堅決擁護社會主義制度的理由。但一九七七年考上大學后,在當時的社會大環境、大氣候下度過四年的大學生涯和三年的研究生生涯,居然頭腦了留下了一個頑固的念頭:如果中國的領導人有日本政府和亞洲四小龍政府那樣的智慧,也采用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該有多好。那樣,中國人民也就可以過上富裕的生活了。
由此可見,當時中國的知識精英對中國青年人的洗腦是多么的高效率,多么的徹底。如果是美國政府、美國的教授要想讓我接受這樣的觀念,我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就范。在這一點上,當時中國的知識精英做到了美國政府、美國的知識精英,或者任何外國政府和外國知識精英無法做到的事情。歷史就是這樣具有諷刺意義。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只是到了美國之后,我才開始真正意識到毛主席等老一代革命家的智慧和遠見。在美國,我看到了從沒有見到過的富有。有錢的人家,二、三口人住著四、五百平米的大房子,院子有幾十畝大,二層樓的房子居然還有電梯,有室內游泳池和室外游泳池,有網球場和籃球場。廚房里的墻上掛著花十幾萬美元從非洲獵獲的各種野生動物的頭角。因為我兒子得到一份私立小學的獎學金,讓我有機會在參加兒子同學家長舉辦的圣誕晚會上,看到那些美國有錢人是怎樣生活的。但任何人都可以看到美國社會中的另一面,成千上萬的無家可歸者,和那些靠社會救濟生活,被有錢人視作社會渣滓的人,還有那四千四百萬沒有醫療保險的統計數字,和四千多萬每天都在餓肚子的統計數字?!?span lang="EN-US">1】美國的人口最新統計數字是三億三千萬,約占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五。但其監獄人口卻有二百三十多萬,約占世界監獄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除此之外,還有二百多萬人犯罪嫌疑人在逃,和二百多萬保釋在外的犯罪人口。總共有六百多萬的人與法律有麻煩,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二。而占美國人口百分之十一的黑人,占這些與法律有麻煩的人的百分之七十。
一個世界首富的國家,居然有如此多的人餓肚子,有這樣多的人活得那樣悲慘。任何一個有正義感,有良知的人都不會無動于衷。有一天,我的很有錢的房東問我對美國社會的看法,我直截了當地回答說我很失望。他問為什么,我說一個如此富有的國家,卻有這么多的無家可歸者和餓肚子的人。我說那些無家可歸者,那些靠社會救濟度日的人,實在不如中國農民過得好。那位闊房東對我的看法很意外,從此我們的談話就沒有投機過。等租約到期,他就不再續約,我就只好搬出來重找出租屋。
中國共產黨于一九四九年建國以后采取的基本上是國家主導的經濟建設政策。在農村,共產黨政府實行了或許是人類歷史上最徹底的土地改革,實現了耕者有其田。把農民徹底地從封建地主的桎梏中解放出來。此后,為了使得到土地的農民不再失去土地,并且高效率地使用土地,共產黨政府又在全國范圍內推行農業合作化運動。從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到人民公社,曾經為一盤散沙,毫無組織,毫無生活保障的中國農民,真正實現了從原始落后的生產方式往現代的農業生產和管理方式過渡。毛主席領導下的的中國政府通過一系列革命化的措施,使占中國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村人口,包括邊遠地區的農村人口,普及了小學教育、初中教育,到上世紀70年代末,有的地區已經開始普及高中。
筆者的家鄉山東省即墨縣,到76年已有高中89所,平均每公社有高中三所,而以前該縣只有一所高中,有初中240多所,平均每四個村子就有一所聯辦中學,而該縣以前只有初中10所?!?span lang="EN-US">2】農村的醫療衛生事業,在集體化的框架下,也取得巨大的進步,實現了村村有合作醫療站,各個公社有自己的衛生院,縣人民醫院低價為工農提供醫療服務。農村缺醫少藥問題,在70年代中期基本解決。中國人民的平均壽命從建國初的35歲,增加到改革開放之初的69歲,領先與自己起點差不多的印度15歲。中國這樣巨大的成就,基本上是在沒有什么外援的情況下取得的。
而印度卻收到60億美元的外援,在同一時間里,中國還為第三世界國家提供了約60億美元的無償援助。中國堅持獨立自主的發展政策,堅持走自己的路,讓西方學者耳目一新。許多聯合國的發展問題專家,稱中國為第三世界的樣板,是人類的希望。可中國的精英卻不以為然,他們堅持認為西方學者上了中國政府宣傳的當,不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他們硬要徹底否定中國人民在共產黨、毛主席領導下取得的偉大成就。【3】
為什么毛主席去世后,中國的知識精英會如此刻薄地詆毀毛主席和他的戰友們三十年奮斗取得的成就呢?把一盤散沙的中國農民組織起來容易嗎?在一窮二白的中國大地上建起初具規模的國民經濟體系,讓人口眾多,飽受饑寒的中國人民得到溫飽容易嗎?可中國的知識精英們認為毛主席和他的戰友所取得成就沒有什么了不起,他們覺得、從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來看,中國當時人均只有三百美元,實在可憐得很。
可是,用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作為一個國家的發展水平衡量標準,現在看來實在是多么的膚淺和荒唐。美國的人均國民收入很高,每人達三萬六千美元,但對那些成千上萬的無家可歸者,對四千多萬每天餓肚子的美國公民,對四千多萬沒有醫療保險的美國人,這么高的人均收入又有什么意義?中國的人均收入,在過去幾十年有了很大的增長。大城市里,高樓林立,汽車多得塞路,成為一個新的問題??墒菍δ切┙徊黄饘W費的農民子弟,看不起病的農民,受高房價等剝削的無數普通老百姓,人均國民收入的提高又有多少意義?所以,不能簡單地用西方國家根據他們的利益制定出來的衡量發展的標準來衡量中國和其他社會主義的發展成果。而應該用適合我國自己情況的發展標準,因為,社會主義國家本來就不是以追求單純的經濟增長為目標的。
社會主義國家更注重公平合理,更注重建立一個沒有剝削,人人安居樂業,比較平等,犯罪率低,各種社會問題少的社會。這決不是有些人說的烏托邦,而是完全可以實現的目標,而且是一個值得追求的高尚的目標。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政府能在建國后的前三十年,在及其困難的國內、國際環境里,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讓全世界注目,原因之一,就是因為他們追求的是這樣一個高尚的目標。因為有這樣的高尚目標,中共的黨員干部,就相對清廉得多。也帶動中國社會的優秀分子,為他們的高尚目標無私奉獻。
這就是為什么毛澤東時代,中國是英雄輩出的時代。這就是為什么那個時代能出雷鋒,能出歐陽海,門合這樣的解放軍英雄,能出郝建秀,倪志福這樣的勞動模范,還有張富貴、陳永貴這樣的農民領導人。
許多中國的知識精英們沒有用辯證的方法看待中國的發展問題。他們看到美國支持的日本、南韓、新加坡、臺灣,經濟發展較快,就以為如果中國采取同樣的經濟手段,就可以取得同樣的結果。他們不知道,美國扶持南韓、新加坡、臺灣,完全是處于冷戰時期圍堵中國的需要。從某種意義上講,是社會主義中國的存在,導致了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增長,因為美國向這些國家開放市場,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美國不可能以同樣的方式向對中國開放市場。
中國太大,從地緣政治角度來看,美國將是競爭對手,而不可能是戰略伙伴。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西方國家的好多財富,是靠侵略和掠奪廣大第三世界國家得來的。中國不可能,也不愿走這樣的路。中國因為歷史的原因,人口眾多,土地資源和自然資源相對少,又受西方帝國主義多年掠奪。我們的國情如此,我們要走的發展道路,不能脫離這個國情。
我在一次國際學術會議上指出中國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問題,以及這個問題對中國社會的長治久安的潛在威脅。人民大學一位教授很不以為然,他說農民和下崗工人應該滿意。以前他們只能吃到一個餅子,現在能吃到兩個餅子了,應該知足。不應該看到別人吃到五個餅子而眼紅。問題是,說這種話的人民大學教授是吃到五個餅子,甚至是二十個餅子的人。作為既得利益者,他們這樣看待中國的貧富差距,一點也不奇怪。如果他們也屬于只吃到兩個餅子的群體,他們也絕不會因為自己以前只吃一個餅子,現在吃到兩個餅子而心滿意足,不在乎別人吃到五個餅子,或者二十個餅子,甚至更多。這是一個階級立場的問題,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我不否認,中國的經濟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取得了一些表面上看來很大的發展。但這不等于中國的發展模式就是完美的。中央近些年也開始認識到我們在一些改革上盲目西化,導致了一些問題的存在。一個國家的發展方向是否正確,關鍵是其發展的道路是否符合該國國情。中國的國情是什么?首先是我們有十億農民。有中國學者提出通過城市化,來消滅農民。你怎樣消滅十億農民?如果中國農民都生活到城市,光垃圾一項,就會把我們弄得焦頭爛額。其次,我們國家可耕地少,這一點是很嚴重的實際問題。美國和中國領土大小差不多,美國的可耕地占美國領土的百分之四十,而我們的可耕地只占我國國土的百分之十五,也就是說,美國的可耕地幾乎是中國的三倍,而美國人口只有二億八千萬,不到中國的四分之一,大約是五分之一多一點。這就是我們相比美國特殊的國情,任何脫離這個國情的發展都會造成嚴重后果。
九十年代初,我曾指出,發展小汽車工業不符合中國的國情,希望國家鑒于中國人口集中,土地稀少這樣的國情,多發展公共交通,限制私人汽車的發展。我跟許多學者辯論這個問題,他們認為美國人有汽車,可以周末到郊區去兜風,為什么中國人不可以?!?span lang="EN-US">4】這當然不是可不可以的問題,而是怎樣更好一點的問題。如果人家有的,我們就一定要有,不管對自己好壞。那我們就不是在獨立自主地發展,而是跟在人家的后面,做人家的奴隸。如前所述,全球化如戰場,你有你的打法,我有我的打法??藬持苿僦涝谟谝约褐L,攻敵之短。中國完全可以跟美國競爭,但不是在美國人設定的框架內。我們不應該跟美國人比誰的人均國民總值高,我們應該跟美國比誰的國民更能安居樂業,比誰的犯罪率低,比誰的社會更和諧,誰的人民更幸福。
古語有云,“不患寡,而患不均”,這就是我們的民族文化,也是我們前人的智慧。八十年代初,許多中國學者把這一民族文化特點看作重要包袱,大加撻伐,要改造,要超越。其實我們更應該下工夫研究我們的民族文化。【5】其實,我們更應該下功夫研究,搞清楚,搞明白我們的民族文化,在發展過程中順應我們的民族文化。
曾經有一段時間,我們的各級政府每年都在派大量的干部到國外進修。其實我們的當務之急,是了解我們自己的國情,我們的民情,而不是美國的國情和民情。依我看,花巨額外匯送干部到美國和英國學習,只能得不償失。語言不通,國情不通,在短時間里是學不到什么東西的,而往往還學到負面的東西。若干年前,筆者就見到過一個縣委書記,到國外溜達了三個月,走馬看花地看了一下國外的高樓大廈、市容地貌。回國后在全縣干部大會上講,美國日本是天堂,新加坡和香港是小康,深圳是貧民窟,而內地則是人間地獄。共產黨的干部如此不懂政治,到了讓人吃驚的地步。對這樣的干部,重要的不是到國外學習,而是在國內學習。
本文要說的無非是發展要基于本國國情,衡量發展好壞的標準不應該是西方制定的模式,而應該是以我們自己的國情為主的模式。我們不僅要學習了解外國,更應該研究了解自己的國家、自己的人民、自己國情與民情。對美國好的政策,未必對中國好。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有非常獨特的歷史、文化和自然地理環境。中國學者和中國政府當務之急是制定出一套適合我國國情的發展道路,而不是盲目效仿西方或任何外國的經驗。
注釋:
【1】這些都是美國政府的統計數字。
【2】參看即墨縣志,695-706頁。
【3】參看Suzanne Pepper,<<激進主義與二十世紀的中國教育改革》(Radicalism and Educational Reform in 20th Century China)(紐約:劍橋大學出版社,1996)
【4】拙文《汽車工業與中國之國情》在《中國與世界》上發表。
【5】趙光遠主編,《民族與文化》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
作者:韓東屏 美國華倫威爾遜大學政治學教授 來源:淮左徐郎 微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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