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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時報》近日報道，美國使領館對中方雇員進行嚴格的政治審查，要求上交社交賬號，財產以及鄰居親友信息，而且每隔幾年就要對中方雇員做一次背景調查。調查表格還明確標注，中方雇員填寫的信息有可能提交給美國情報部門。

其實這種事對美國來說屬于常規操作。我們可以以此揭露美國鼓吹價值多元的虛偽，但美國重視政審的做法，倒值得中國思考。

現在有一種說法說，說美國不怕和平演變。這些人根本就不了解歷史。美國當年對當時社會主義國家的紅色革命輸出，內心忌憚得很。

美國顏色革命別人，而沒有被別人顏色革命的秘訣，就在于美國一方面很講政治，對于意識形態的重視從未懈怠，另一方面想方設法地誘導別國放松意識形態。

二戰后，美國一直通過各種形式給社會主義國家灌輸去政治化的意識，要求實行價值多元，而他們自己一直堅持嚴格的政治審查，對于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嚴防死守。一些社會主義國家被嚴重洗腦，放松了意識形態的防線，放松了政治審查，讓很多反共意識強烈且明顯的人輕松進入體制內，輿論戰線被嚴重滲透，嚴重的，甚至形成逆淘汰機制，對信仰共產主義的人進行壓制。蘇聯在這方面的教訓特別深刻。

美國現在加強對中國雇員的政治審查力度，說明：因為中國的年輕人越來越不信美國那一套話術，讓美國在雇傭中國人時越來越不自信了。他們還要通過社交賬號了解這些雇員的價值觀傾向。批評過美國的，就很可能遭解雇。這種“忠誠”調查，是美國的傳統藝能。

隨著中國實力不斷增強，美國會越來越焦慮。但在普遍建立起社會主義的制度自信，并在全社會范圍內重建共產主義的信仰之前，我們還主要是用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增強了意識形態的防御能力，但還沒有重新建立起相對于美國的意識形態優勢，還沒有讓美國的焦慮變成恐懼和絕望。

歷史上，讓美國恐懼真正恐懼的，是二戰后共產主義對美國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優勢。

蘇聯在二戰后，迅速成為和美國并駕齊驅的超級大國，一度給美國很大的壓力，軍事方面的實力更是不輸美國，但讓美國壓力最大的不是蘇聯的工業能力和鋼鐵洪流.美國怕的是社會主義陣營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輸出能力。二戰后，共產主義席卷全球，面對共產主義浪潮，美國統治者產生了“紅色恐慌”。美國一度如驚弓之鳥，時刻擔心“敵在內部”，懷疑有很多人內心向往蘇聯，并為蘇聯提供情報服務，而且不求報酬，只為信仰。

很多人喜歡看諜報戰的影視劇，比如《潛伏》、《黎明之前》都是這方面的佳作，（《風箏》就算了，不合邏輯的地方太多，而且貶低地下黨的信仰，抬高國民黨的信仰），最令國民黨情報部門無奈的是，我黨的地下黨員為了信仰，真是做到了忍辱負重、不計得失，不懼風險，不怕犧牲。雖然藝術作品不等于歷史的真實，但當時我黨的地下工作和諜戰能力，確實讓老蔣防不勝防，很多有正義感的人只要有機會，自動靠攏我黨。這就是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優勢產生的信仰力量。

當年的美國面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意識形態處于明顯的劣勢。自由主義那一套在意識形態攻防戰中，不是共產主義的對手。這會讓一大批人因為信仰共產主義，自愿為蘇聯的社會主義事業服務。

很多人都知道大名鼎鼎的蘇聯特工佐爾格，但成就比他還高的美國人阿爾杰.希斯，知道的人就少多了。希斯因為痛恨資本主義的不公，成為一個共產主義者。他作為羅斯福總統的特別顧問，參加了著名的雅爾塔會議，成為美國的頭號談判代表。羅斯福當時的健康狀態很不好，在那場關乎二戰后秩序和世界命運的重要會議期間，高度信任希斯，和另一個共產主義戰士霍普金斯，被美國懷疑在雅爾塔會議中發揮了無法估量而且是關鍵的作用，美國人一直認為那次會議在劃分勢力范圍方面對蘇聯讓步太多，輿論評論蘇聯得到了所有想要的東西，沒有體現出彼時美國對蘇聯的實力優勢。霍普金斯，擔任羅斯福首席顧問，參與美國所有重要決策。有媒體稱其為"影子總統"。美國人后來認為，援助蘇聯的"租借法案"，就是霍普金斯一手促成和主導的。

美國隨時擔心“兩面人”現象，害怕已經有很多政府官員吃美國飯，砸美國鍋。

無論多么強大的國家，都害怕堡壘從內部爆破。

美國為了防止共產主義滲透，都警惕到神經過敏的程度。1947年3月21日，美國總統杜魯門頒布“聯邦雇員忠誠調查令”，要求徹查200萬聯邦政府雇員的忠誠度。聯邦聯邦政府每個部門都成立忠誠度委員會，并授權美國聯邦調查局，通過調查，清除聯邦政府、高等院校和研究機構內的共產主義信仰者和同情者。如果有“合理理由”懷疑哪位政府雇員的忠誠度，就可以將其解雇。后來“忠誠調查”的范圍進一步擴大到地方政府、私營企業、宗教界和文藝界。有人統計，在“忠誠調查”地十年期間，共有2000多萬美國人被不同程度地審查過。

在美國的白色恐怖下，左翼組織受到嚴重打擊，一蹶不振。美共全國委員會的12名成員，被美國法庭以《國家與革命》等馬列經典為證據，以講授、宣傳用暴力推翻、摧毀美國政府的罪名起訴和定罪。根據張海濤的《以民主的名義：美國資產階級對工人的鎮壓》，在忠誠調查運動的高潮麥卡錫主義時期，美共西部12州的黨員，全部遭通緝和逮捕,其中存在死刑的3個州對5236人以“叛國罪”判處死刑，另外9個州也對96人以“叛國罪”判處死刑，62351人被判處20年以上的刑獄。

美國輿論整體右轉。教授社會科學的教師不在課堂上大罵蘇聯和共產主義，就可能被解雇。參加角逐美國小姐的候選人都必須陳述她們對卡爾.馬克思的看法。美國部分城市和學校的圖書館查禁“可疑的書籍和雜志”，涉及的數量近200萬冊。美共領袖和左翼作家的書籍被列為禁書，馬克.吐溫的作品都進入“危險書籍”名單。

“曼哈頓工程”首席科學家奧本海默被認定為“蘇聯代理人”。馬丁·路德·金只因一次演講中說自己“基本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就被FBI長期監視。愛因斯坦被美國政府認為贊同共產主義的理想，成為危險人物而被監視到死。卓別林被視為推翻資本主義的危險分子，被驅逐出境。海明威因反戰和思想左翼，被懷疑是同情共產主義的間諜，被監聽電話、攔截郵件、安裝竊聽器而精神崩潰自殺，五星上將馬歇爾被指責在雅爾塔會議上蒙蔽羅斯福，幫助蘇聯獲利，并在擔任美國總統特使調停國共沖突時“出賣國民黨”幫助中共獲取政權，壓力之下被迫辭職。

美國的意識形態壓力真正減輕，是在赫魯曉夫領導下，蘇共告別馬列走上修正道路之后。美國還可以借用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批判，開始有能力對蘇聯進行意識形態反攻。

蘇聯自列寧-斯大林，雖然理論水平是下降的，但斯大林的馬列主義水平依然能夠保證蘇聯對西方的意識形態優勢。而且，斯大林以出色的社會建設成就，彌補了理論水平方面相對于列寧的不足。

但到了赫魯曉夫這一代，蘇聯領導人的理論水平開始斷崖式下跌。蘇聯領導權從馬克思主義者手里，落到了講究實用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的官僚手中。

在斯大林時代，無論發展起點多么低，與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生產力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差距有多大，外部安全環境有多么險惡，蘇聯都沒有從根本上動搖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信心和馬列主義基本原則的堅持。

到了赫魯曉夫時期之后，蘇聯雖然在形式上還是那個聯盟，硬件不但還在，而且看起來還更硬朗，但軟件已經不一樣了，操作系統被篡改了，而且篡改的是最令美國恐懼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關鍵部分。沒有了這些關鍵內容，就會出現美國最后一任駐蘇大使馬特洛克在《蘇聯解體親歷記》中說的情形，“如果蘇聯領導人真的愿意拋棄階級斗爭觀念，那么他們是否稱他們的指導思想為‘馬克思主義’也就無關緊要了。”

不得不承認，很多時候對手最了解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在哪。

蘇聯紅旗落地、聯盟解體的罪人，最大的罪魁禍首有兩個：第一個就是這個赫魯曉夫，第二個是戈爾巴喬夫。赫魯曉夫的問題不僅是片面地否定斯大林，他還拋棄的是布爾什維克帶領蘇聯從弱到強的意識形態最精華部分。赫魯曉夫認為，黨在思想上的敵人早已從政治上被徹底粉碎，所以他提出全民國家、全民黨理論。22大上，赫魯曉夫作報告認為“國家在現階段變為表達全體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的機構。”“在蘇聯消滅了階級形成并鞏固了蘇維埃社會在道義上政治上的一致。社會主義完全地最終地勝利了。工人階級的黨現在成了全體人民的黨，蘇共已經成為全民的政治組織。”蘇共意識形態一松動，很快就有人提出了分權，建立總統制，人民直接選舉國家總統等建議。

放棄馬列主義最核心的內容，對于社會主義國家是致命的。

蘇聯自從斯大林之后，對資本主義的研究就僅僅浮現于表面的繁榮，而看不到內部的危機了。

毛主席當年組織九評，與蘇共展開大論戰，并不是無的放矢，更非放空炮，這都是關系社會主義前途和命運的大事。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核心利益之一。在那個經濟上從一窮二白開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時代，沒有強大的意識形態，在綜合實力更為強大的西方國家的封鎖和包圍下，國家很難生存，更不要談發展了。

蘇共放棄了原來的意識形態核心競爭力之后，就特別重視軍備競賽和地緣擴張，以此證明蘇聯制度的優越性。但并不能彌補蘇聯閹割馬克思主義所造成的核心競爭力力的衰減。而美國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注重意識形態。

蘇聯有一段時間比較幸運的地方在于，雖然蘇共自動關閉了思想發動機，讓美國的意識形態壓力驟然縮小，但在東方，還有一部思想發動機在高速運轉，資本主義還不得不進行意識形態的防守，暫時還無法整體實現對社會主義陣營的意識形態全面反攻。

在東方國家的意識形態影響下，1968年成為西方思想史和文化史上一個重要的年份。這一年，“日本、西歐、北美資本主義心臟地區，爆發了空前巨大的革命運動，越來越多的人民正在覺醒。”

1968年5月，五月風暴席卷巴黎，數百萬懷有理想的學生和工人，高舉馬克思、列寧、毛主席、格瓦拉的畫像，以及“沿著毛澤東指引的道路前進”等標語，表達對資本主義現實的不滿。從法國大革命算起，經歷接近一個世紀后，革命又回到法國這個“革命老區”。

不光是法國，那一年，全世界風起云涌，創造著無限的可能。

《1968：撞擊世界之年》的作者馬克.科蘭斯基說：“1968年令人激動人心的地方在于，全世界難以計數的人們都拒絕對世上諸多不平之事保持沉默。如果別無選擇，他們會走上街頭，吶喊示威，這給世界帶來了一絲難得的希望，即哪里有不公，哪里就回有人揭露它，并試圖改變它。”

當時如果不是蘇聯歇菜，社會主義是真有可能顛覆資本主義心臟地帶的基本秩序。這場運動因為蘇聯的性質變化，導致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力量顯著的不平衡。如果當年中國有蘇聯的硬實力，再加上中國的軟實力，就可能會資本主義形成摧枯拉朽的攻勢。這是那場運動最終失敗的原因。

蘇聯的對外政策開啟帝國主義的道路，屠龍少年開始向惡龍蛻變，失去了先進性。將資源重點投向軍事工業的蘇聯，軍事能力卻在下降，輸掉了阿富汗戰爭。

蘇聯1981年的“西方軍演”，創造了很多記錄，蘇聯還把軍演剪輯成紀錄片《這樣的軍隊，不可戰勝》，展示當時的蘇聯武德有多么充沛。巔峰時期的蘇聯軍隊對美國形成的軍力優勢是多方面的：現役部隊總兵力蘇聯對美國是500多萬：200多萬；坦克數量美國對美國是53000多輛：13000多輛；步兵戰車數量蘇聯對美國是63000多輛：20000多輛；火炮數量蘇聯對美國是：48000多門：10000多門；空軍飛機數量蘇聯對美國是6000多架：4000多架。

但又如何呢？但照舊無法阻止10年后蘇聯的解體，照樣無法改變在蘇聯解體前危急的關頭，軍隊的作用缺位。

從社會主義變成社會帝國主義，失去了社會主義的精神內核，偏離了社會主義的路線方向，蘇軍即使在軍備競賽中取得暫時的優勢，也會因為失去了社會主義的政治優勢而大打折扣。美蘇爭斗，變成了社會帝國主義跟老牌帝國主義之間的競爭。玩帝國主義，哪能玩過美英法德等老牌帝國的聯合圍攻。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才是決定一切的。蘇聯失去了這個正確，也就失去了戰勝西方的最大優勢。

這就是西方為什么如此重視思想和政治的和平演變，就是要誘導社會主義偏離航向的原因。美國極力地誘導中國去政治化，但他們自始而終都很重視政治。

而思想和政治從來都沒有真空，一種意識形態讓出了陣地，另一種就會乘虛而入。

一旦資本主義的世界觀和思維方式，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主流，那么就進入西方最擅長的圍獵游戲了。西方 不能在軍事上滅掉社會主義，一旦控制了社會主義的大腦，都可以讓社會主義殺死自己。

網上有一段文字，據說是撒切爾夫人（也不能完全排除是別人借她之口）說的：“中國人不可能成為很強的國家——超級大國。因為中國沒有那種可以用來推進自己的權力，進而削弱我們西方國家的具有‘傳染性’的學說。今天中國出口的是電視機，而不是思想觀念。”這段話說明西方政客對于思想觀念的重視程度和思想學說的重要性。我們現在的意識形態形勢相比十年前，已經有了很大的好轉。但距離由守轉攻還有距離。中國面對的最強對手，還不是美國這個有形的國家，而是那個無形的體系。中國需要的不只是在制造業和整個經濟方面趕超西方最先進最強大的國家，還要在意識形態方面重建我們的優勢。前人給我們找到了馬克思主義，偉人給我們留下了思想核武器，是時候重啟思想發動機了。如今我們在硬實力方面正在快速地拉近與美國的距離，如果再能在思想價值觀方面重建對西方的優勢，那么中國崛起的速度會加快很多，不確定性也會減少很多，代價也會小很多。

（作者尹國明系昆侖策研究院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明人明察”微信公眾號，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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