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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衰退與中國崛起無疑是當今世界最時髦的話題。那么，美國為什么會衰退呢？對此有不同的解析，而不同的解析自然也決定了不同的解決方案。歸納起來講，主要有以下五種解析。

第一種解析，認為美國衰退的原因在于全球化，經過得益于全球化的一個世紀之后，美國現在變成了全球化的犧牲品。30多年前，美國與西方國家是經濟全球化的倡導者與推動者，而產業轉移被認為是一條“微笑曲線”。曲線兩端朝上，在產業鏈中附加值更多體現在兩端，設計和銷售，處于中間環節的制造附加值最低。微笑曲線中間是制造；左邊是研發，屬于全球性的競爭；右邊是營銷，主要是當地性的競爭。顯然，在這條微笑曲線中，微笑的是美國與西方國家的大型跨國公司，因為它們控制了兩頭，由此控制了利潤，而至于中國與新興經濟體國家作為制造加工中間環節，實際上是為它們打工而已。所以，當時美國與西方國家大多數人對于產業轉移與中國制造不屑一顧。但是，30多年后，“微笑曲線”突然變成了“哭泣曲線”，美國與西方國家認為是中國搶走了他們的飯碗，掏空了他們的制造業，是中國剝削了他們。中國“吃虧”變成了美國“吃虧”，這又是因為什么呢？究其原因，我們不難看出，美國企業是中美貿易的最大贏家，他們在中國賺得盆滿缽滿，所以對他們來講中國是機遇，絕對不是威脅。但是，問題是他們在中國獲得的利潤并沒有惠及美國社會，相反是以犧牲美國社會和國家利益為代價的，一方面由于將產業外包或者轉移到中國，導致美國自身產業的空洞化，就業機會的流失，中產階級的貧困化。另一方面隨著產業外包與轉移到中國，然后又將產品運回美國銷售，盡管產品價格是降低了，這有利于消費者，但是美國與中國的貿易逆差卻上升了。而且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成了世界工廠，美國變成了能源與農產品出口國，這一變化又進一步加速了世界權力中心的轉移。對此就如美國一些政客所講，如果繼續以此下去，那么在不久未來美國將成為中國的藩屬國，中國將不費一槍一彈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的陀螺儀，就如同歷史上美國取代大英帝國那樣，而且中國會比美國干的更漂亮。

所以，解決方案在于去全球化，采用脫鉤，貿易保護，甚至于不惜通過政治與軍事手段打亂不利于美國的全球產業鏈結構，倒逼產業回流美國，唯有如此，美國才能再次偉大，并再次領導世界。對此特朗普曾經口口聲聲地講，貿易戰很容易打，也很容易贏。因為貿易戰，現有全球產業鏈就會被打亂，資本與產業就會回流美國，中國經濟就會崩潰，中國崛起就會被終止，美國就會再次偉大。但是，事情根本就不是這樣。目前，拜登不僅繼續手持貿易保護大棒，而且試圖通過組建“民主國家聯盟”，重新塑造以美國和西方國家為中心的全球產業鏈。但是，問題是改變地緣政治結構，真的就能改變全球地緣經濟結構嗎？30多年前，新自由主義潮流風靡全球，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解釋道：理由是“別無選擇。”市場掌握全局，那些試圖違背歷史潮流的國家將會為它們的愚蠢付出代價。是經濟，傻瓜。但是，30多年后，人們認為這種認識是膚淺的，因為正是權力決定了權威與市場之間的關系，除非施展權力和擁有權威的人允許，市場不可能在政治經濟方面發揮主導作用。是政治，傻瓜。那么，到底誰是傻瓜呢？

第二種解析，認為美國衰退的原因在于新自由主義，上世紀70年代，美國與西方國家新自由主義的興起被認為是一條通往自由與繁榮之路。正是這種市場原教旨主義催生出了80年代的“撒切爾主義”、“里根經濟學”和所謂的“華盛頓共識”。然而事實上新自由主義革命，在經濟增長方面遠遠沒有實現此前三十多年凱恩斯革命所達到的高水平，反倒是引發了大量觸目驚心的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就如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桑德斯寫道的那樣：“1975年以來，美國社會對收入進行了大規模的重新分配，但其方向完全是錯誤的。過去45年中，最底層的90％民眾掏出了50萬億美元，而最富有的的1％卻拿走了50萬億美元，這使中位數的工人每年付出了42000美元。”同樣，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其《美國的真相：民眾、政府和市場勢力的失衡和再平衡》一書中更是詳細地分析了美國問題的由來。首先，美國的經濟學出錯了。人們總是認為不受約束的市場是所有經濟問題的唯一解決方案。認為金融、全球化和技術進步本身就會給所有人帶來繁榮，市場本身是具有競爭性的。因此，他們不理解市場勢力的威脅性。總是盲目地認為，個體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過程將會提高社會的總體效益。其次，美國的政治出錯了。太多的人認為選舉就是民主的全部。美國人不理解金錢對政治產生的威脅，不明白金錢的集中化將如何瓦解民主，也不明白精英如何利用金錢來塑造經濟和政治體制，進而使經濟和政治權力進一步集中。美國人也不明白，他們何等輕易地滑入了“一美元一票”的陷阱。實際上，美國的民主制度是被操縱的。其三，美國的價值觀出錯了。美國人忘記了經濟應該服務于人，而不是讓人服務于經濟。美國混淆了目的和手段。全球化本應創造更強大的經濟，以便更好地讓經濟為人服務。然而，由于全球化影響了經濟，美國不得不削減他們的工資和公共項目支出。金融本身從為經濟服務的工具變成了經濟目標。這導致美國經濟更加不穩定，增長更加緩慢，社會不平等加劇，而普通人深受其苦。個人對利潤的追求并沒有使扭曲的經濟得到改善。對資本有利的，并不一定也有利于社會和國家。相反，是以犧牲社會與國家利益為代價的。

所以，解決方案在于重建企業，社會與政府之間的平衡，對此就如斯蒂格利茨所言，“21世紀，美國需要一種新的社會契約來實現和維持社會發展。該視角基于歷史責任感和對經濟及社會權力的深刻理解，即社會權力塑造了經濟，又反過來被經濟所影響。”用克林頓的話說：美國必須以人為本而不是以資本和利潤為本。新的社會契約應包括為子孫后代保護環境，恢復普通人的政治和經濟權利。因為唯有如此，美國才能最終解決其自身問題。否則結果將是美國的分裂與解體。事實上，今天的美國已經“比任何人所想的都更接近爆發內戰”。

第三種解析，認為美國發展與繁榮的引擎是創造性毀滅，而美國衰退的原因正是這一驅動力的消失。艾倫·格林斯潘在《繁榮與衰退》一書據此分析美國經濟史，認為創造性破壞是推動美國經濟進步的主要動力，它是“永遠存在的颶風”，經常能夠把企業連根拔起，但就是在這種破壞的過程中，它能為美國經濟和社會帶來一個生產力更高的經濟體。“創造與破壞是一對孿生兄弟。創造性破壞其實就是用更前沿的科技手段，打破了社會中任何一種已經處于平衡的狀態，也打亂了任何一種已經沉淀的社會結構”。

但是，目前美國能否通過運用創造性破壞的手段，繼續保持自己已經擁有的相對優勢？現在看來，我們越來越難以給出確定的答案。其原因，一在于高工資，高稅收，高福利政策讓美國負重前行，企業投資欲望下行；二在于既得利益集團的的反對。三在于創造性毀滅自身，因為創造性毀滅具有兩面性，既有創造，也有毀滅。這里存在的問題是，任何人在創造新世界的時候，都必然要破壞舊社會的一些組成部分。破壞是創造帶來的不可避免的一種副作用，把社會資源投入生產力更高的社會活動，必然會導致舊工作崗位被摧毀，舊工廠被關閉，但同時也會創造新的工作崗位，創造新的企業。由此創造性破壞在發生效應的過程中必然導致民眾的不安，創造性破壞的颶風越強烈，民眾的不安感就越強烈。這種社會不安情緒的存在，導致即便是在社會狀況最好的年代，也很難向民眾推廣創造性破壞的理念。讓這種情況變得更糟糕的現實是，創造性破壞通常都會帶來三個重大社會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創造性破壞造成的損失往往比其帶來的收益更明顯，收益通常分布的領域很廣，而且要經過很長時間才能體現出來，而損失往往集中在個別行業，并且即刻就會產生。創造性破壞的最大受益者是窮人和邊緣化群體。但在創造性破壞的過程中，窮人和邊緣化群體也有可能是最大的輸家，而且他們的損失往往會比他們的所得更為顯眼，人們更容易看到被絲織廠取締的手工絲織工人，而不會去關注工廠生產的數百萬雙絲襪。這就引發了第二個問題，創造性破壞可能變成一種自我否定的社會現象，創造性破壞的敵人通常都有自己的情緒，他們可以指出“破壞”顯而易見的邪惡之處。人們很容易提出終止不公正的行為或者提升最低工資水平的要求，但很難以觸動經濟活力為由來為創造性破壞正名。在“破壞” 過程中遭遇危害的受害者會更容易團結在一起，向社會要求改革，而在破壞過程中獲得收益的勝利者則很難聚在一起。由此，創造性破壞這場“永遠存在的颶風”就遭遇到了政治敵對的另一場“永遠存在的颶風”。社會民眾會聯起手來保護那些受到威脅的崗位，試圖挽救那些垂死的行業。他們對資本家無情的貪婪發出各種批判。這么做的后果就是經濟滯脹，在試圖遏制創造性破壞的過程中，比如在保存舊式工作崗位或者保持舊式工廠持續營業的過程中，人們實際上扼殺了經濟發展的前景。第三個問題是，創造性破壞有時可能帶來的全是破壞，沒有創造。這在金錢的世界里很常見，商業銀行、投資銀行、對沖基金，以及類似的金融機構，把整個社會的儲蓄資金都引導到被人們認為最具生產力的行業中。在最佳狀態下，金融是創造性破壞最純粹的形式，資金比任何一種生產力要素的流動性都要更強，也更無情。在最壞的狀態下，金融純粹就是破壞。

所以，解決方案在于如何應對“創造性破壞”的兩面性，在創造與毀滅之間尋求一種平衡，做到有序前行，有序撤退。說到底就是在創造性毀滅過程中，如何做到共同發展，共同富裕，而不是以一部分的利益犧牲大部分人的利益。可以說，這既是美國發展面臨的問題，也是人類文明發展面臨的共同問題。對此恩格斯曾經就寫到：“歷史大概是所有女神中最殘酷的了，她引領她那駕勝利戰車碾過堆積的尸骨，不僅在戰爭的年代是如此，而且在和平的經濟發展時代也是如此。不幸的是，我們這些男人，女人是如此愚蠢，以至于沒有鼓起勇氣去爭取真正的進步，除非當苦難似乎幾近不合情理的時候，才會要求進步。”

第四種解析， 認為美國衰退的原因在于全球戰略的出錯，美國正在失去領導世界的合法性，可信度與道德地位受到削弱。對此已故布熱津斯基認為，冷戰后美國歷任總統難辭其咎。1991年12月標志美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真正的全球性大國，但是，當美國領導地位總體上受到世人歡迎的時候，美國卻缺乏一種更宏大，更雄偉的方向感來領導世界。布熱津斯基認為，大國的出現是特定的歷史機會與固有的實際能力相結合的結果。這一時機或歷史的趨勢必須與一個占主導地位的，起催化劑作用的國家的興旺相適合，這個國家對整個世界至關重要，不論是通過傳播文化的使命，或學說上的啟示，或令人向往的社會楷模，而其他國家則甘愿接受該國的影響。最后重要的一點是，該國一定要有必要的實力，經濟和軍事力量。而目前，美國的各種權力應有盡有，但唯獨缺少一樣：合法性。在當今世界，這是一個致命的缺陷。

1991年前蘇聯解體標志冷戰的結束，人們歡呼“歷史的終結”。但是，事實上，冷戰從來就沒有結束過，因為美國從來就沒有走出冷戰，仍然受制于冷戰的思維，美國所有機制都是為冷戰而設計的，冷戰思維依然盤踞于美國政策制定者的思想中，以至于美國根本就沒有冷戰后的長期戰略，而是在用冷戰的機制去處理后冷戰的問題。所以，世界依然籠罩在冷戰的陰影之下。1993年已故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亨廷頓在《外交事務》季刊上發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提出了著名的“文明沖突論”。現在看來這只不過是一種冷戰新思維，區別只是在于他將冷戰時期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意識形態沖突代之以不同文明之間的沖突，以此來構建所謂冷戰結束后的世界新秩序，而這一新世界秩序的特征依然是分裂，沖突與對抗。之后“9·11”恐襲事件似乎證實了亨廷頓的理論，一時間文明沖突論成為美國外交的主旋律。在中東與歐亞大陸南部，冷戰結束后的30年里，發生了兩次伊拉克戰爭，敘利亞戰爭以及阿富汗戰爭，成為世界上最為動蕩和戰亂的地區。而目前對于美國來講，無論是發動還是退出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都被認為是一種錯誤。2001年“9·11”事件，曾標志著一個特殊時刻，美國在世界舞臺上的地位達到頂峰。美國準備在全球范圍內伸張正義，打擊恐怖主義。但其結果是對阿富汗和伊拉克發動了代價高昂的入侵戰爭，這兩場入侵及其造成的混亂、暴力和不穩定，粉碎了美國是不可或缺的以及是民主力量的觀念，“美國治下的和平”的共識開始消失。美國不僅沒有贏得反恐戰爭。相反，戰爭播下混亂的種子，最終導致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的崛起。在20年間，美國咄咄逼人的沙文主義、種族歧視、酷刑、秘密監獄、士兵傷亡、平民遇難和帝國夢想時代的破滅，最終導致自由的退卻。美國傲慢地認為發動戰爭能改造世界，結果被改造的卻是自己。在這一過程中，美國花費了大約8萬億美元，付出了無數生命的代價，還搭上了國家的名譽。

目前，美國將中國與俄羅斯定義為戰略競爭對手，并稱之為是民主與威權之間的沖突與對抗,號召全球的所謂“民主國家”聯合構建一個具有堅韌性的民主聯盟，從而避免威權主義或專制政權對民主制度的侵蝕。那么，由此民主與威權的沖突與對抗將形成一種新的兩極分化的世界秩序嗎？未來世界國際沖突的根源將主要是民主與威權的沖突，而不是文化的，也不是意識形態的和經濟的嗎？民主與威權的沖突將主宰全球政治，兩者間的（在地緣上的）斷裂帶將成為未來的戰線。民主國家與威權國家的沖突與對抗將影響未來國際政治秩序的形成和未來走向。全球政治格局正在以民主與威權為界限重新形成，并呈現出多種復雜趨勢，具有不同制度的國家間最可能的是相互疏遠和冷淡，也可能是高度敵對的關系，或者更可能是競爭性共處, 即冷戰和冷和平。顯而易見，所謂民主與威權沖突論實際上是美國冷戰新思維的新版本，無非是以所謂民主與威權沖突代替文明沖突，代替冷戰時期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意識形態沖突。

布熱津斯基曾經引用法國著名政治學家和歷史學家雷蒙•阿隆的話，這樣寫到：除非美國的國家利益能夠同時服從于一種基于權力和法律的國際秩序，否則它既無法擊敗任何國家，也難以獲得任何國家的效忠感。世人有理由喟嘆，那種僅僅運用影響和權謀，冷靜卻毫無道德感的外交年代已經終結。進入20世紀，如果一個大國停止為一種理念服務，其力量勢必受到削弱。但是，美國顯然不僅沒有接受這一誡言，而且更加變本加厲，逆勢而動，由此結果只能是美國霸權的自我終結。

第五種解析，認為美國衰退的原因在于冷戰的結束，因為冷戰才是二戰后美蘇霸權的基礎，冷戰結束不僅導致了前社會主義陣營與前蘇聯的解體，同時也動搖了美國與西方主導世界的基礎。1991年前蘇聯的解體被認為是冷戰結束的標志，這已是一種共識。但是，事實正相反，前蘇聯的解體恰恰是冷戰結束的結果，冷戰結束才是社會主義陣營與前蘇聯瓦解與解體的直接原因。從戰后歷史看，正是因為冷戰，所以才有了美蘇兩大陣營的分裂與對峙，當然反之亦然，因為兩大陣營的對抗不斷升級，才有冷戰的形成。兩大陣營的形成不僅在政治與軍事上導致了世界南北分裂與對峙的兩極格局，同時也形成了兩大相互隔絕的封閉的地緣經濟格局，一個是以前蘇聯為中心的，以計劃經濟為特征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另一個是以美國為中心的，以市場經濟為特征的資本主義經濟體。而且，兩大陣營的分裂與對抗同時加強了美蘇兩國對集團內部的領導，鞏固了它們在各自集團內部的中心與霸權地位。所以，隨著冷戰的結束，前社會主義陣營的分崩離析與前蘇聯的解體，其原因也就不難理解了。

同樣，對于美國與西方陣營來講，冷戰也是美國霸權與西方主導世界秩序的基礎。而冷戰的結束，既終結了美蘇兩大陣營的分裂與對抗的局面，導致了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與前蘇聯的解體。同時，也動搖了美國霸權與美歐主導世界秩序的基礎。另外，共產主義的大失敗也并不意味新自由主義的完勝，相反在冷戰結束后的30多年里，人們見證了新自由主義的大失敗，以及民粹主義在美國與西方的興起。對此美國已故歷史學家沃倫斯坦·伊曼紐爾就曾經講到：“在蘇聯解體之后，美國據說是贏得了冷戰的勝利，其后，我們就處于一個單極世界之中，而美國則是其中最為強大的力量。我以為這是對于現實的極端錯誤的理解。問題之一，就是蘇聯解體了。對美國而言，這是個災難！我知道沒人這么說，他們只是說這對美國而言是個巨大的勝利，但它確實是個災難。”他之所以如此認為，這是因為冷戰期間美蘇兩大陣營的對峙，就如同相依在一起的兩捆稻草堆，誰也離不開誰。而冷戰的結束，其中一捆稻草倒塌了，那么另一捆還能屹立不倒嗎？首先，沒有蘇聯這一共同敵人，也就沒有美歐聯盟的必要性，由此結果是美歐關系的漸行漸遠。而沒有美歐聯盟，美國單槍匹馬又何以能夠領導世界呢？其次，冷戰結束，改變了全球地緣政治與經濟結構，加速了全球經濟中心從大西洋向太平洋地區的轉移，美國與西方不再是全球的政治與經濟中心。曾經的“美國生產，世界消費”的模式變成了“世界生產，美國消費”的模式，或者更準確地講變成了“中國生產，美國消費”的模式，以至于導致美國衰退，中國崛起。而經濟中心的轉移又進一步加速了全球權力中心的轉移。事實證明：全球化等于民主化與市場化，但是不等于世界美國化與西方化。再有，沒有冷戰，美國的軍火又能夠賣給誰呢？不錯中東是一個市場，但是卻相當有限。最后，沒有了共同敵人，又何以轉嫁國內矛盾，凝聚國內的團結呢？

所以，沃倫斯坦·伊曼紐爾認為：雖然許多評論家歡呼1989年是美國統治下和平的開始，但事實正好與之相反，它標志著美國統治下和平的終結。冷戰才是美國統治下的和平。冷戰結束了，因此美國統治下的和平現在已經終結。目前，種種跡象表明，美國為了再次偉大，再次讓世界回到美國治下的和平，正在試圖將世界再次推回到冷戰，甚至于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韙，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但是，問題是歷史真的還能回到過去嗎？

1945年黃炎培先生問毛澤東同志，中國共產黨能不能跳出歷史上"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律。毛澤東同志回答說：行，這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同樣，從世界歷史發展來看，也存在大國興衰的歷史周期律。對于美國為何衰退，早在上世紀70年代中期之后就有過爭論。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把衰退的原因歸于凱恩斯主義，因為它扼殺了企業家創新精神，以至于發展陷入停滯與衰退。保羅·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一書中將之歸于“過度擴張”，而名噪一時。還有學者將之歸于投資政策的錯誤，認為美國是在重蹈大英帝國的覆轍。羅伯特·基歐漢認為原因在于世界權力結構的變化，由此世界將進入霸權之后的時代。但是，最后結果出人意料，美國不僅走出了衰退，而且不戰而勝，取得了冷戰的勝利，一超獨霸。目前，美國又一次面臨衰退。那么，美國還能夠走出衰退，再次偉大嗎？難道在這個世界上，如俾斯麥所講，上帝還會只惠顧美國，醉漢和傻瓜嗎？

作者簡介：鮑盛鋼

曾獲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本科國際政治碩士

曾獲加拿大卡爾頓大學比較政治學碩士

任教華東師范大學國際政治研究中心，后赴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學習國際關系

興趣：全球化與國際關系民主化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來稿】（圖片來源網絡 侵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