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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我本是高山》引發了巨大的輿論爭議。

起初，有人借指責《我本是高山》“存在性別對立”來制造性別對立，那時候電影還沒上映，筆者對這種指責還有些反感的，對主創團隊還有些同情。

后來，電影點映，電影的內容呈現出來了，大家才發現“性別對立”并不是電影最大的問題，反而是電影里處處打著“人性化”、“接地氣”標簽對真實事件進行魔改的細節。

張桂梅老師辦學的精神支柱從崇拜江姐變成了對亡夫的悼念，因為貧窮、因為男女不平等的封建陋習輟學的女童變成了鄉村的問題少年……

通過這樣的魔改，張老師真的就被塑造成了武訓或者特蕾莎式的、心懷慈悲之心的精英，去“拯救”那些天生就壞、不思上學、只想著當小太妹的山里的孩子；這樣的魔改不僅嚴重矮化了張桂梅老師，更是以文藝精英的偏見與傲慢，丑化了山里的孩子，丑化了底層群眾；張老師的感人事跡所反襯出來的，正是時代光鮮外表下那些隱秘角落里的不光鮮，而電影的魔改又將這樣的反襯披上了一層“人性化”的遮羞布，時代的癥候被重新描摹成個人的問題。

張老師還活在當代、張老師的事跡剛剛發生、正在發生，并且因為媒體的報道已經廣為人知，文藝精英們都敢這么解構；我們也就不難想象，對于已經遠去的革命年代、對于已經逝去的毛澤東時代，他們會怎么解構。看看那些傷痕文學、看看那些傷痕電影、看看大作家莫言，一切不是顯而易見的么？

2021年6月29日，張桂梅老師獲頒“七一勛章”的時候做了一個發言：“小說《紅巖》和歌劇《江姐》是我心中的經典，我最愛唱的是《紅梅贊》。”類似的話，張桂梅老師在大場合、小場合甚至私下場合，無數次地提起過。

張老師的精神支柱究竟是什么？張老師自己已經講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本是高山》的主創團隊是看不懂呢還是揣著明白裝糊涂呢？

2018年，“江姐”的扮演者孫少蘭老師去華坪女中演出歌劇《江姐》，在拍攝校園風光時，張老師小心翼翼地靠近孫老師，把頭靠在了她的肩上。

張桂梅老師生于1957年，在張老師眼中，剛剛誕生的新中國是一個“物質上匱乏”，卻又“精神上富足”的時代。她在一篇文章里寫到自己讀中學時的一段經歷：

“演江姐、學江姐，她的堅強，她的忠誠，她的堅定信仰，她的無畏，成了我一生的楷模。當時，我便暗下決心，要以她為榜樣，做她那樣的人。”

18歲那年，身為知識青年的張桂梅在人民領袖毛主席的號召下到云南支邊，在迪慶藏族自治州中甸縣（今香格里拉市）林業系統工作，從此一頭扎進了大山里，立志要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為貧下中農服務。

剛剛到云南的張桂梅被分配到青年隊，參加林場建設，做炊事員；過了幾個月，又去做團支部書記。剛參加工作時的條件艱苦并沒有嚇退張桂梅，反而和年輕的工友們打成一片，結下了深厚的感情。

后來，在那個知青返城、傷痕文學興起、控訴聲浪傾瀉的時代，張桂梅選擇留在了大山里，成了少數的“逆行者”。

再后來，張桂梅從大理調到麗江華坪工作，健康出了問題，又遭遇家庭變故……2001年，走出人生低谷的張桂梅兼任華坪“兒童之家”福利院院長，深刻體會到山區教育資源的匱乏，重男輕女的觀念在八九十年代早已死灰復燃，教育資源的不平等在山區女性身上體現的更加明顯，由此，她才在當地黨委政府和社會各界支持下，創辦了免費的女子高中，并堅持至今。

毛主席說，“一個人做點好事并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一貫地有益于廣大群眾，一貫地有益于青年，一貫地有益于革命，艱苦奮斗幾十年如一日，這才是最難最難的啊！”而毛澤東時代的精神養料培育出來的張桂梅老師，能夠在一個個人人為己、追求升官發財的時代，把一件“小事”堅持下來，的確是“最難最難的”。

即便如此，張老師依然很謙虛：“青少年時期的經歷一直激勵著我，革命精神始終滋養著我。與‘江姐’們比，我差得遠呢！”

江姐的原型江竹筠同志生于1920年，犧牲在了重慶解放的前夕，沒有見到新中國、沒有見到真正的五星紅旗。

相比江姐，生于新中國、長于新中國的張桂梅老師是幸運的，她們倆人相差了37歲。

筆者忽然想到：假如張桂梅老師早生37年，她會是像武訓一樣，在一個人吃人的不平等的舊中國，做一個慈善辦學的大善人，還是會像江姐一樣，拿起武器同吃人的舊秩序做最勇敢的戰斗呢？

電影《我本是高山》的主創團隊基于自身的階級立場給出了一種答案；而真正了解到張桂梅老師事跡的我們，其實也有另一種答案。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

站在剝削階級立場的自私、傲慢的文化精英和文藝精英們，連給張老師提鞋都不配，你們又有什么勇氣來演繹張老師呢？

文：子午；來源：遙望黎明微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