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場輸不起的戰爭
點擊： 作者：風雨如歌 來源：盧克文工作室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3-11-27 11:39:24
波廷格
2020年5月4日，五四青年節，美國副國家安全顧問波廷格破天荒發表了一份全中文演講，演講題目為《一個美國視角下的中國“五四”精神》。
我們知道，“五四運動”是反帝反封建運動，是愛國主義運動，口號是“外爭主權，內除國賊；誓死力爭，還我青島”，還有“取消二十一條”。
然而在波廷格的演講中，卻對這些絲毫不提，而是將重點放在了所謂的民主，他聲稱“五四運動是中國的啟蒙運動，是民主理想”。
“五四運動”有爭取民主的成分不假，但主要問題從來都是爭取主權與愛國主義。
除了歪曲“五四運動”的精神內核，波廷格還點了三位“五四精神”的代表人物：張彭春、胡適和李文亮。
兩位古人，一位今人。
波廷格為什么要捧這三人呢？
按波廷格自己的話說，張彭春的最大貢獻是參與了《世界人權宣言》的起草，還在“五四運動”中推廣民主精神，后來辭去外交官職務，是因為“對中國缺乏民主感到沮喪”。
實際上，這是不要臉的篡改歷史。
對于巴黎和會的失敗，張彭春是痛心疾首的，日后辭去外交官職，也是因為看透了叢林世界的法則，知道沒有國力為基礎，外交沒有意義。
波廷格捧他的目的，是先制造歷史，然后暗示新中國封殺了他，封殺了民主精神，實際上，由于長期駐外，張彭春很少在國內，和國內的各種事件聯系不大，才導致沒名氣，壓根不是被封殺。
說完張彭春，來說說第二個人物：胡適。
波廷格捧胡適的目的，也是認為他推廣了所謂的民主精神。
“五四運動”發生后，胡適力主將北大遷到上海，遠離是非之地，理由是專心學術，不談政治。
事實上就是逃避。
不談政治，又怎么能推廣民主精神呢？恐怕事實與波廷格所說有很大的出入。
在《覺醒年代》中，胡適反對郭心剛去和北洋政府抗爭，希望他“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還希望帶著北大南遷，躲避紛爭。
但于和偉扮演的陳獨秀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之所以這么窩囊，就是因為郭心剛太少，胡適之太多”。
胡適認為“新文化運動”讓北大變得生機盎然，現在學生去參加五四，會毀了這大好局面。對此，陳獨秀表示：我要的不是北大的生機盎然，我要的是中國的生機盎然。
沒錯，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確實有貢獻，但把他捧成五四精神的代表，認為他傳播了民主精神，這就有問題了。莫非帶著北大南遷，對巴黎和會視而不見，就是五四精神？
最后是李文亮醫生。
波廷格把李文亮醫生說成“五四精神”的當今代表，無非是那時正值疫情，想趁機踩一下中國的痛點。
但他沒想到回旋鏢來得飛快，先是懂王政府在疫情中的糟糕表現，導致一百多萬人死亡，再提疫情也沒底氣了。
更大的回旋鏢出現在2021年1月6日，這一天，無數美國人前往國會山追逐自由，波廷格卻在1月7日辭職了，理由是對川普的煽動行為感到失望。
按照美國的標準，國會山事件是典型的民主運動，是美國人民前往國會山追逐自由，不知道他為什么要失望。
當然，嘲笑之余，對于波廷格的五四演講，我們是需要認真對待的，因為今天我們看到了太多類似的解構。
如《我本是高山》這部電影，將一個原本崇高的黨員的故事，給拍成了單純的個體故事，集體和黨的作用，還有奮斗的理想，在影片中完全看不到。
我們也不清楚是故意的，還是單純的沒拍好，由于不熟悉內幕，這里就不妄下結論。
又如最近，某個媒體公開將爭取主權、爭取工人權益的“五卅運動”，給歪曲成上海市民在租界爭取自治。租界本來就是非法的，哪來的什么爭取自治，這是在暗戳戳否定中國對上海的主權。
實際上，前兩年好萊塢拍的《花木蘭》也是這樣的套路，把中國傳統的保家衛國故事，歪曲成追尋自由，還有為了家族榮耀，幸虧由于好萊塢自身的墮落，導致影片質量稀爛，要是拍好了，影響是非常壞的。
必須強調，本人對劉亦菲沒有任何不滿。
電影《花木蘭》
注意波廷格的職務，副國家安全事務顧問，他的上級就是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當年秘密訪華時的職務，就是國家安全顧問，這是一個總統的直屬職務。
按理說，五四運動和國家安全沒有任何關聯，要是出于外交禮儀發個賀詞，讓國務卿發就可以了。
但偏偏這事是波廷格來做。看波廷格的履歷就明白了，他曾在華七年，先后在路透社和《華爾街日報》的中國分部任職，2005年9月加入海軍陸戰隊擔任情報官，意識形態上是個鷹派，能講較流利的中文，號稱“中國通”。
波廷格對中國有一定了解，知道中國的熱點在哪里，弱點在哪里，所以才會發表這種解構中國歷史的演講。
背后反映的，是美國已經把“按照美國價值觀，解構中國歷史”這件事，提高到了國家安全的高度。
敵人對我們的歷史文化進行解構和偷梁換柱，是有組織的，這種組織并不是指幕后有一個長老式的人物在發號施令，而是去中心化的，由無數個NGO、公司、機構組成，有時候身處其中的個體本身，都未能意識到這一點。
他們要在中國進行歷史文化解構是非常便利的，核心原因有兩個，一是中國存在許多文化間諜，這一點我在《間諜，為什么這么多》一文中已經詳細說過，這里就不再細說。
除了文化間諜，第二個原因也是我們在文化領域被動挨打的關鍵：文化評價體系的缺失。
什么叫文化評價體系呢？通俗一點，就是各類獎項，各類電影節，數量越多，體系越嚴密，構成的體系就越完整。
文化評價體系很重要，對娛樂圈有一點點了解的人都清楚，各種獎項是足以引領審美和內容潮流的，美國這些年政治正確膨脹極其迅速，與奧斯卡密不可分。
近十年來，奧斯卡刻意在頒獎時傾向于政治正確，甚至制定了“光圈2025”計劃，這個計劃概括起來就是四個要求：
1.主角或重要配角中至少有一人是政治正確群體；
2、政治正確群體必須在整部電影的演員總人數中占比30%以上，注意是演員總人數占比；
3、所有人員比例必須有30%的政治正確人群，也就是攝影師、化妝師、打光師、服裝、剪輯、特效制作等崗位，也必須有30%的政治正確群體；
4.營銷、公關或發行團隊中，也要遵循這一比例。
以上四個要求，必須達成兩個，達不成的直接不讓參加奧斯卡評選，試問有多少人會不想評上奧斯卡的，圈內人哪怕不喜歡，也會為了獲獎而迎合。
藝人們的粉絲受其影響，有不少人會相信這一套，認為這一切就是最新穎的潮流，跟著潮流才會酷，于是，政治正確就這樣傳播開來了，這就是文化評價體系的威力。
1966年開始，蘇聯陸續投入了多達5.6億美元拍攝《戰爭與和平》，那個年代的5.6億美元啊，之所以要投入這么多錢，是有原因的。
1956年，好萊塢拍攝了美國版的《戰爭與和平》，影片的內容就和今天解構中國一樣，把《戰爭與和平》這個飽含愛國主義和集體精神的巨作，給歪曲成了愛情片，片子從頭到尾都在講三角戀。
蘇聯人看到影片后大受刺激，竟敢這樣解構和歪曲我們的經典，絕對不允許。為了拍出真正的《戰爭與和平》，蘇聯不僅由中央撥款，投入巨資，還先后動用了包括大批軍隊在內的60萬名群演。
作品的質量很出色，一經上映就引發了轟動，信心滿滿的蘇聯人更是在1969年將片子選送到奧斯卡，美國人看了后，也不得不承認這是好作品，最終榮獲1969年的奧斯卡最佳外語片，蘇聯上下都覺得反擊成功了。
蘇聯版《戰爭與和平》場景
然而，真的成功了么？
并沒有。影片確實是成功的，但將影片選送奧斯卡，并以在奧斯卡的獲獎為成功，無意中暴露了蘇聯的一個問題：文化評價體系缺失。
連《戰爭與和平》這樣的巨作都需要奧斯卡獎項，蘇聯是不可能有文化評價體系的，自然就不能守住自己的文化，美國人歪曲一次你能反擊，但是十次八次呢，幾百上千次呢？
后來無數人感慨，是戈爾巴喬夫上臺，放開意識形態讓蘇聯輸掉了文化戰爭，進而從內部瓦解，其實要我說，自從《戰爭與和平》決定選送奧斯卡，以奧斯卡為評價標準的時候，蘇聯就已經輸了。
一個沒有文化評價體系的國家，注定守不住文化的陣地。
文化評價體系和國家的關系，就好比平臺之于網民，和平臺斗，連懂王都被全網封號，你斗得過才怪。對國家來說，唯一的辦法是建立自己的文化平臺，也就是文化評價體系。
中國演藝圈雖然也有不少獎項，但這些獎項的分量不夠，再加上存在的種種問題，所以無論是演藝圈的人，還是普通人，都更關注歐洲的三大電影節以及奧斯卡。
你想在人家那獲獎，自然得遵循人家的文化評價體系，遵循人家的價值觀，因而中國演藝圈高度西方化，有時候甚至比西方藝人更激進，有種皈依者的狂熱。
毫無疑問，中國需要自己的文化評價體系，從而將審美掌握在自己手中，但一切不能蠻干。
這方面應該解剖一下，美國的文化評價體系怎么來的，文化評價體系需要一個基本的條件：全球化。
直白地說，你的各類獎項得有全球性影響力，否則就是小圈子的自娛自樂罷了，沒有影響力。
而決定各類獎項的全球影響力的根源，是你能不能產出足夠多的優秀作品。
為什么歐洲三大電影節和奧斯卡是當今電影圈的最高獎項，是因為他們曾經產出了大量的優秀作品，歐洲至今仍是世界文藝片高地，好萊塢則憑借工業化電影，打得各國本土電影沒有還手之力。
你的好作品多了，各國觀眾都喜歡看，連帶著各類獎項也都關心，試想一下，我們這一代人小時候對美國文化的接觸，哪個不是從優秀作品開始的呢？
雖然兩者近年來都有衰落趨勢，歐洲電影深陷文藝片的泥潭，無法轉型升級，好萊塢則在過度工業化與政治正確中日漸墮落，但不可否認，論優秀作品的存量，西方還是最多的。
存量龐大的優秀作品，托起了歐洲三大電影節以及奧斯卡，造就了曾經的輝煌。如果一個地區沒有足夠多的優秀本土作品，是不可能有什么權威獎項的，也就不存在自己的文化評價體系。
金馬獎即使沒有2018年那檔子事，衰落也是必然的，因為臺灣拿不出成規模的優秀電影作品，偶爾來那么一兩部，意義不大。
香港的金像獎也同理，盡管金像獎的衰落有過度本土保護的因素，但歸根結底還是香港電影衰落導致的，市場連香港電影都不關心了，還會關心一個獎項嗎？
好的作品才是文化這座金字塔的根基，而文化評價體系，也就是各類獎項，屬于這座金字塔的塔尖，只有塔基牢固，塔尖才能存在。
從這個角度說，中國要做的，是努力發展自己的影視產業，產出更多優秀作品。
中國電影曾長期找不到自己的方向，在盲目的圍墻中打轉，就像國足一樣，一會模仿這個國家，一會學習那個國家，直到近年來，小破球等國產工業化電影的出現，才為我們指出了明確的戰略方向。
但有了戰略方向，不等于能夠快速成功，一切注定是慢功夫。
一種工業品至少需要五個階段：理論設想、理論驗證、實驗室生產、實用化攻堅和批量生產。
2019年之前，雖然知道好萊塢的工業化電影，但沒有人相信我們能走上這條路，此前也只有《戰狼2》、《紅海行動》等少數電影具有工業化痕跡，因此僅處于理論設想階段。
直到《流浪地球1》的出現，《球1》的質量其實算一般，卻是一部標準的工業化電影，它的意外成功，為我們指出了明確的戰略方向，意外完成了理論驗證。
到了《球2》，信心更足，還有了各種創造性，使用了大量新技術和新理念，進入了第三個階段，也就是實驗室生產。
雖然《球2》票房過得去，質量更是硬核，但終究只是個別現象，距離真正的批量生產還有很大距離。
現在來到了第四步——實用化攻堅，這一步需要將工業化的理念鋪開，解決各種基礎問題，需要很長的時間。
這一步面臨的問題不僅是內部的技術，還有外部的阻撓。
文化買辦們試圖把中國的工業化電影扼殺在搖籃里，畢竟那可是神明的專利呀，作為低等文明，怎么能去研究神的專利呢，應該安安靜靜呆在黑域里，不要想光速飛船的事。
然而，黑域也是光速飛船產生的，這意味著我們沒得選，為了活下去，只能走工業化電影之路。
通過技術變革，以及注入中國價值觀，創造足夠多的優秀作品，才能打造出國產文化評價體系，才不用像蘇聯那樣找奧斯卡評價自己的經典。
1919年5月3日晚，北大法科禮堂內擠滿了人，大家來到這里的目的只有一個：商討對策。
巴黎和會失敗的消息傳來，令各界痛心疾首，中國明明是一戰的勝利者，卻不能收回青島，北大作為最高學府，學生們又熱血，因而群情激憤。
法科學生謝紹敏當場咬破手指，寫下四字血書：還我青島。
而今天，我們的一個又一個英雄人物被對手解構，連五四運動的精神內核，對手都試圖偷梁換柱，一旦成功，無異于文化上的“巴黎和會”式慘敗。
面對敵人的步步緊逼，我們是要做胡適，帶著北大在關鍵時刻南遷躲避，假裝專心學術不聞世事，還是要做奮起反抗的郭心剛和陳獨秀？
胡適認為，讓北大學子參與政治，會毀了北大“新文化運動”以來，一片生機盎然的局面。
也的確有幾分道理，但如果北大的生機盎然僅僅止步于北大，那“新文化運動”又有何意義呢？
“新文化運動”的目的，從來就不只是辦個好學校，而是為了救亡圖存，所以陳獨秀才會說：
我要的不是北大的生機盎然，我要的是中國的生機盎然。
不辯，不爭，不可以。
（作者：風雨如歌；來源： 盧克文工作室微信號）
責任編輯：向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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