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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若麟：在法二十余年，我才看透西方真正的三權是資本、政權和媒體

點擊：作者：鄭若麟來源：紅色文化網發布時間:2024-07-19 12:48:09

從一次晚宴談起

鄭若麟

晚宴，是生活中一個非常普通的場景。然而在法國，晚宴卻可以成為一幅最發人深省的風俗畫，告訴我們法國社會的一切內幕……

在法國，如果一位相識請你在飯店共進午餐的話，說明他認為你是一位事業上“潛在的或現實的合作伙伴”，或者認為，你是一位一起“交流聊天”能使其精神上有所收益的談話對象;或更簡單，說明他在某事上有求于你。當然還有一種“純精神的”交往：對方就是喜歡與你交朋友，與你聊天，與你共享一段巴黎陽光下的美妙中午。要知道，巴黎有著得天獨厚的自然氣候條件，大多數時間都是極度宜人舒適的。再加上美味佳肴佐以法國葡萄美酒!這是一個令人愜意的時刻。

這就是大名鼎鼎、盡人皆知的“工作午餐”。我擔任《文匯報》常駐巴黎記者時，每周總會有兩三次工作午餐，不是我請別人，就是別人請我。當然，法國還有一種午餐，餐費是各付各的，一起用餐的目的就是聊天、談話。但很多信息，甚至是“秘密信息”，都是通過工作午餐傳遞出來的。巴黎的“工作午餐”可以說馳名全球。

當某位你相識的人突破了工作午餐的框架，邀你某周末晚上赴其家宴，這證明他已經認可你，將你視為“朋友”，并且認為你夠格被介紹給他飯桌上的其他朋友。也就是說，他認為你“夠資格進入他的社交圈子”了。當然，這當中你還要區分自己是否正在扮演著著名電影《傻瓜晚宴》中的那個“傻瓜”的角色……

《傻瓜晚宴》(Le Dîner des Cons)是法國導演弗朗西斯·韋貝爾(Francis Veber)1998年執導的一部著名喜劇電影，講述一批“聰明的”闊佬閑得無聊，每周三晚邀請他們選中的一至數名窮人“傻瓜”參加他們的晚宴，以捉弄、嘲笑這些“傻瓜”為樂。而這些“傻瓜”自己當然云里霧里、懵懵懂懂，被人捉弄卻不自知，還以為自己成為名流的座上賓了呢!電影放映后引起法國社會的強烈反響，因為影片將法國社會階層之差異、貴賤、隔閡等等剖析得極其深刻。幾乎人人都可以從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不過，除了“傻瓜晚宴”之外，自文藝復興以來，巴黎上流社會的某些著名家庭晚宴，就一直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名人、貴人、富人、俗人均趨之若鶩。如果某位享有一定社會地位的著名朋友有一天邀你赴家宴，你就算進入了這位朋友的社交圈子。法國一些歷史性時刻，有時也就是在這些家宴中發生的。如法國前總統尼古拉·薩科齊(Nicolas Sarkozy)在任時，就是在雅克·塞蓋拉(Jacques Séguéla)府上的晚宴首次遇見了后來的第一夫人卡拉·布魯妮(Carla Bruni)。

雅克·塞蓋拉學醫出身，擁有藥學博士學位。20世紀60年代他轉入新聞行業，曾在《巴黎競賽畫報》(Paris Match)當過記者，后來還擔任過《法蘭西晚報》(France Soir)總編。33歲那年，塞蓋拉進入廣告行業。當時廣告業還是一門新興行業，人們并不知道如何去做。塞蓋拉在這一行業精明過人，很快便出人頭地。到七八十年代時，他已成為富甲一方的廣告公司大老板。廣告公司大老板的最大本事，就是擁有販賣蠱惑民心的概念的才華，其中當然也包括政治概念。事實上，塞蓋拉是法國社會黨領導人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1981年成功當選總統的重要功臣之一。當時他正是密特朗的公眾形象負責人。

我們都知道，法國是西方“民主國家”中的一員。這些“民主國家”的一個特征，當然就是通過選舉產生其國家以及各級政治領導人。我稱之為“民選體制”。“民選體制”是否就是或可以等同于“民主體制”，我個人的回答是否定的。關于“民主”的定義，我們可以從歷史、從現實、從大英百科、從《辭海》等資料，或從多如牛毛的著作中去尋求答案。我們很快就會發現，“民主”的定義是多重的、甚為復雜的，而且一旦在前面加上一個定語，就更為龐雜……而“民選體制”的概念則非常簡單——因為是我自創的：我將所有通過直接選舉產生的國家政權，一律稱為“民選體制”。

在“民選體制”下，一個政治家要想通過選舉上臺，就需要提出一些一目了然、一聽即明、清晰簡潔，并能夠讓選民們輕易接受且方便記住的政治口號。既不能過于復雜，讓人不知所云，又不能過于簡單，讓人感覺水平太低;既能感染選民，使之認定提出者是為“我”的利益著想，又不能太過寬泛，讓人覺得人人都能提得出……

政治口號與競選中各式各樣的政治許諾還不同。政治許諾是非常具體的，許諾者當選后，如果真的將其許諾付諸實施的話，會使社會立即產生變化，特別是會對支持該政治家的選民帶來政治上或經濟上的好處。比如左翼候選人往往許諾要提薪，右翼候選人則往往許諾減稅……但政治許諾提出極易，實際上能否做到當然是另外一回事。競選口號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則是一種“政治號召力”，主要是用于“感染民眾”。有一些我們都耳熟能詳的口號，比如奧巴馬的“是的，我們能行”( Yes We Can)和“變革”(Change)，特朗普的“讓美國重新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和“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等等，都是競選政治口號。塞蓋拉也為1981年參選的左翼社會黨總統候選人密特朗，找到了一句使其當選的政治口號。

當時第三次參選的密特朗正面臨一個困境，即法蘭西第五共和國還沒有任何一位左翼領導人當選過總統。盡管他在第四共和國曾11次出任部長，有著相當深厚的從政經驗，但到了第五共和國，他兩度出馬競選總統一職均告失利——1965年輸給了夏爾·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1974年又敗于中右翼的瓦萊里·吉斯卡爾·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1981年大選，密特朗與競選連任的德斯坦再度狹路相逢。觀察家們都認為，這將是密特朗政治生涯中最關鍵的轉折點，若再失敗，他很有可能會就此畫上其政治生涯的句號……

如何用一句口號，既能代表左翼，又能吸引選民，來助密特朗勝選，確實是一個挑戰。塞蓋拉非常聰明地找到了法國歷史上左翼政治家萊昂·布魯姆①于1936年6月5日所作的一篇著名政治演講“平靜的力量”( La force tranquille)，他非常欣賞這句話。事實上，“平靜的力量”也是法國著名政治家讓·饒勒斯②所青睞的用詞。塞蓋拉發現，經過戴高樂、喬治·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以及中右翼的吉斯卡爾·德斯坦三任總統長達20多年的統治以后，右翼已經在選民們心目中產生某種“審美疲勞”。而左翼所代表的力量既為民眾所期盼，但又因左翼尚未執過政，并且在西方媒體對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所做的種種污化描述影響下，法國民眾天然地對所有“左翼”有所恐懼……在這種背景下，塞蓋拉找到“平靜的力量”，正好既展示了左翼的實力(力量)，又安撫了民眾對左翼的不安(平靜的)。這一天，密特朗手下20多位競選專家聚集在一起討論競選口號，眾說紛紜、爭論不休。當塞蓋拉提出這句口號時，遭到所有人的一致反對。③然而就在此時此刻，總統候選人密特朗走進會議室。他一看到這句競選口號，頓時眼睛一亮，并立即明確表態：我喜歡。總統候選人當即拍板確定下來，“平靜的力量”成為1981年總統大選左翼社會黨的競選口號。結果這句口號大受選民歡迎，從而助力密特朗競選成功。后來歷史學家們認為，這是法國近幾十年來最成功的一句競選口號。

“民選體制”有一整套操控選民心理的“秘密”，外行費盡心思也難以看透。為什么“平靜的力量”就能勝過“法國必須有一位總統”( Il faut un président à la France)，即密特朗的競選對手、在任總統吉斯卡爾·德斯坦所提出的競選口號?一個碩大的問號!

唯一可以確認的是，經此一役，提出這句口號的塞蓋拉在政界名聲大振。

到了2007年大選時，自稱左翼的塞蓋拉先是支持社會黨的總統候選人塞戈萊納·羅亞爾(Ségolène Royal)，后來在第二輪投票前夕卻轉而支持右翼總統候選人薩科齊，所以他被譏稱為“全巴黎的朋友”。他曾有一句“名言”：“一個男人若到50歲還沒有一塊勞力士手表，那他的一生算是白活了。”一句話，得罪了絕大多數法國人。因為絕大多數法國人還真是到50歲也買不起一塊勞力士手表!這背后的潛臺詞真是太多了。當然，塞蓋拉也不在乎，盡管他裝模作樣地進行了公開道歉……這是題外話。

塞蓋拉于2007年11月一個周三晚上，將時任法國總統薩科齊和著名歌星卡拉·布魯妮等人請到家中共進晚餐。目的當然盡人皆知，事實上歷史也確實如此演變……當晚發生了很多事。塞蓋拉后來在他寫的一本書《未經許可的自傳》④中對此有非常詳盡的描述。其中有些“鏡頭”已經成為法國歷史學家們研究“薩科齊時代”的寶貴資料。

根據此書的描述，第一個進門的卡拉將平時愛穿的高跟鞋換成了平底鞋，由此可窺卡拉心有多細，因為薩科齊是個矮個子。而最后一個到來的便是這位法蘭西共和國總統，手里還拿著手機。他剛剛入座，手機就響了。

“是情人電話嗎?”卡拉開玩笑問。

“不是，是正經事兒。”薩科齊回答，“工會領袖貝爾納·蒂博(Bernard Thibault)的電話，”

席間，總統與歌星交談甚歡。薩科齊對歌星說：“其實我們做的是同一種職業：用語言來吸引公眾。你是通過你的歌，而我則是通過我的演講。”

另外一位著名記者，也是法國三大新聞周刊之一《觀點》(Le Point)雜志的老板，弗朗斯-奧利維耶·吉斯貝爾(Franz-Olivier Giesbert)，在他出版的一本書《總統先生：2005-2011年政治生活場景》⑤中也提到這次家宴，還描述了一些細節。他寫道，在卡拉獻唱一首《每個人都是奇特的》(Tout le monde)之后，薩科齊湊近卡拉在她的耳邊輕聲地說：“卡拉，你⑥敢不敢在此刻當著眾人的面親我的嘴?”

……

在法國上流社會的家宴中，有一個角色往往不可或缺：一位法蘭西院士，或一位著名文人。這次未來的“新第一家庭”相遇的晚宴也同樣如此，哲學家呂克·費里(Luc Ferry)和《觀點》雜志的總編吉斯貝爾共同扮演了這個角色。這真是令人深省的一幕!呂克·費里曾進入薩科齊的政府擔任教育部長一職。而吉斯貝爾則是法國媒體界舉足輕重的角色。要是薩科齊如拿破侖一樣有一位御用畫家雅克-路易·大衛(Jacques-Louis David)的話，這絕對是一幅“家宴”的杰作。因為這一家宴，恰恰是今日法國社會統治階級的一個縮影，借用“新小說派”的一句術語，這一幕就是法國政治生活場景的一個“Mis en abyme”⑦，一切都可在此找到對應的代表。

一眼望去，總統扮演的是中心角色。這也沒錯，因為他是在臺前。就與一幕電影或話劇一樣，在屏幕或舞臺上風光的是明星，但實際上的操縱者卻是導演和背后的制片人。政治家在“民選體制”中就是扮演著臺前或銀幕上的明星角色。

總統靠選民的選票才能上臺，而選舉需要兩大法寶：金錢和輿論。塞蓋拉和呂克·費里-吉斯貝爾就扮演著這個提供金錢與輿論的角色。所以，這一家宴由塞蓋拉操辦、呂克·費里-吉斯貝爾作陪、薩科齊為主賓，大致提供了法國政治中“資本(財團)、政權和媒體”三權分立、三足鼎立結構的一個奇妙縮影。

“資本(財團)、政權和媒體”三權分立、三足鼎立?你肯定以為我搞錯了吧?

我們早已耳熟能詳的不是“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相互制衡嗎?確實，從理論上而言，“西方民主國家”確實是實施行政權、立法權與司法權“三權分立”的統治模式。法國也不例外。

然而當我在法國生活了20多年之后才理解，這種理論上的分權模式只是一種表面權力架構⑧。如果僅僅是這種分權制衡的話，國家將會動蕩不安。⑨實際上，西方國家的主要控制結構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超穩定結構：由壟斷甚至是跨國的資本(包括金融、軍工、石油、醫藥、廣告、化妝品等壟斷財團。在法國，除了石油與核能是國有之外，其他基本上被控制在私人手中)扮演著軸心作用;資本通過對大眾傳媒的控制，以及手中掌握的巨額金錢，在幕后暗中操控著民選政權的產生和執政過程。而主要由民選精英組成的政權通過手中的行政、立法權力對財團進行某種“有限反制”。媒體則利用公眾輿論的支撐，同時也對公眾輿論進行操縱，借輿論之力量，形成對政權一定中限度上的制約和控制……

三者相互利用、相互制衡，盡管三者之間也存在摩擦與斗爭，但更多的是相互協力、相互提攜，共同統治。金錢是三者運轉的“潤滑劑”。這就是我所說的“新三權分立”。

讀到這里，讀者一定意識到，與舊說的“三權分立”所不同的是，在我所謂的“新三權分立”中，資本占據著絕對的主導地位。與此同時，由于資本的主導地位和作用往往隱藏在幕后，因此在舞臺前表演的一般是政治家。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幕后的主角“資本”是真正的導演，操縱著在臺前的“演員玩偶”政治家。在一旁聲嘶力竭做著評論的，則是資本控制著的媒體。由于資本的作用和角色是在幕后，因而往往被忽略。特別是資本控制了幾乎所有的大眾傳媒，因而大眾傳媒很少敢于曝光其真正主子在國家權力結構中的實質性作用，因此法國乃至西方民眾很少能夠理解這一權力結構的真實構成。

當然，也有目光精準、對此心知肚明的學者《世界報》(Le Monde)記者、作家埃爾韋·肯普夫的著作《寡頭政治足矣，民主萬歲》，封底文字中便開宗明義地提出：

我們生活在專制社會中嗎?不是。我們生活在民主體制里嗎?也不是。金權獲取了過度的影響力，大眾傳媒被資本利益所控制，游說集團在走廊里決定了法律的制定，自由則日益萎縮。在所有西方國家，民主正在遭到一個特權階級的攻擊。事實上，我們進入了一個寡頭政治體制時代，這是一種由古希臘人所構想，卻被我們的政治學家們所忘記了的政治統治形式：一小撮權力強大的階級，在他們之間討論一切，然后再將他們的決定強加在全體公民頭上……

肯普夫在書中試圖證明的，正是法國“民主體制”自戰后半個世紀以來，在上述資本(財團)、政權和媒體這“新三權分立”基礎上，日益走向一種典型的“寡頭政治”結構的現實。這令人深為西方“民選體制”政體的未來前景擔憂。

我在法國工作、生活時，經常參加各種各樣的晚宴。法國各個階層都會有各自的晚宴，包括前面提及的“傻瓜晚宴”。事實上，法國很多重大歷史事件都是在晚宴上、在觥籌交錯的不經意間落墨的……

《觀點》雜志總編輯吉斯貝爾也曾邀請當時還是內政部長的薩科齊赴家中晚宴。他用來招待薩科齊的是一瓶1989年的拉圖城堡(Chateau La Tour)葡萄酒(盡管薩科齊歷來滴酒不沾)，和一大塊價格在法國比黃金還要貴的松露⑩。這種松露具有一種特殊的香味，為歐洲美食家所著迷，與魚子醬、鵝肝醬并列為“三大珍饈”。2006年11月12日，一塊重達1.5公斤的白松露在拍賣時賣出了16.1萬美元的價格……

“新三權”的特點之一，就是都很有錢!

注釋：

①萊昂·布魯姆(Léon Blum，1872-1950)，法國著名猶太裔左翼政治家，曾擔任第三共和國總理，在法國左翼民眾人群中聲望極高。

②讓·饒勒斯(Jean Jaurès，1859-1914)，法國著名左翼政治家，因其政治觀點而遇刺身亡，死后遺體被安置在法國先賢祠。饒勒斯是法國左翼民眾甚為崇敬的政治家之一。他曾當選議員，是法國社會黨領袖。

③也有一種說法，認為最早提出這句話的并非塞蓋拉本人，而是他手下的一名參加討論的助手安妮·斯托奇(Anne Storch)，是她在會上提出：“密特朗不僅僅是一位平靜的人，而且是一種平靜的力量。”究竟真相如何，我們就不得而知了……但由于當時塞蓋拉是密特朗的競選公關負責人，因此把功勞算在他頭上也并不算太出格。

④原書名為Autobiographie non autorisée，法國Plon出版社2009年出版。

⑤原書名為Monsieur Le Président： Scènes de la vie politique (2005-2011)，法國Flammarion出版社2011年出版，見第95頁。

⑥塞蓋拉稱兩位未來的總統夫婦從一開始就以“你”(tu)相稱呼。在法國，陌生人之間一般都用“您”(vous)字來互敬，只有熟悉、友好到一定程度時才會改“您”為“你”。這里兩位主角用“你”互稱，當然用意頗深……

⑦“Mis en abyme”是一個法語藝術專業用語，是作家安德烈·紀德(André Gide)首創，意為將一幅畫的主題用“畫中畫”的方式表現出來。在文學上就是小說中的小說，用一個場景、一個細節來概括、包含整部小說。有點類似中國古典名著《紅樓夢》第五回中，“賈寶玉神游太虛幻境”時讀到金陵十二釵正冊、副冊等包含或預示人物命運結局的結構。

⑧至于這一點，下面各章還會詳盡分析。

⑨法蘭西第四共和國就是一個例子。當時法國戰后百廢待興，本土大資本在戰爭中受損慘重，媒體尚被政權所控制，因此后文所提及的“資本(財團)、政權和媒體”新三權結構尚未形成。盡管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在理論上已經成立，但在實踐中卻造成法蘭西第四共和國政局的長期動蕩。

⑩松露因其稀有、難以種植而價格昂貴。法國人在用餐時很少真正食用，多為點綴。不過，自從在中國云南北部、四川南部等地發現松露后，大量價格比法國松露便宜的中國松露進入市場。但一些美食家斷言，中國松露味道遠遜于法國松露……不管怎么評價，一旦中國產品進入市場，往往會使市場上同類商品的價格受到較大影響。這也是一些西方商人對中國人心生芥蒂的一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