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24日凌晨,一架私人飛機在巴黎的機場緩緩降落,飛機的主人名叫帕維爾·杜羅夫,是世界著名互聯網企業VK和TG的創始人。
杜羅夫此番是為了赴宴而來的,就在幾天前,法國總統馬克龍給他發了封邀請函,內容大意是,老兄,我一直很欣賞你,咱們一起吃個晚飯吧。
聊聊工作,談談人生,你看如何。
和總統共進晚宴?機會難得,杜羅夫沒多想,興高采烈地帶著多位美女助理、坐上私人飛機就來了。
然而令他沒想到的是,他吃的是鴻門宴。
飛機剛停穩不久,一群法國執法人員便沖上了飛機,還沒等杜羅夫和隨從們反應過來,便已將其統統逮捕,杜羅夫本人還被拷上了手銬。
過了好一會兒,杜羅夫才回過神來,我是來和大總統吃飯的,你們要做什么?
這一定是誤會,等大總統知道,你們就完了。
但杜羅夫很快就傻眼了,馬克龍變臉了。法國政府回應說,總統啥時候邀請過你?
Fake News。
當然,經過這幾天全球各路媒體的查證,馬克龍大概率是發過邀請的,總統親自釣魚執法,杜羅夫的待遇夠高了。
他的被捕不是個人問題,更不是簡單的犯罪問題,而是意味著一個時代——互聯網田園時代的正式終結。
(一)
1984年,杜羅夫出生于圣彼得堡,父母都是圣彼得堡國立大學的教職工,父親是主任,母親是教師,家境相當殷實。
他4歲那年,父母要去意大利都靈的一所大學做學術交流,便把杜羅夫和哥哥尼古拉,帶了過去。
一家人在意大利呆了很多年,直到1998年才回國,正是這段經歷,打開了杜羅夫兄弟的眼界。
電腦那時還是個新鮮事物,個人電腦更新鮮,在俄羅斯幾乎買不到,但在隔壁的西歐,電腦已經開始普及。出于好奇,父親買了一臺電腦回家里。
杜羅夫和哥哥尼古拉在意大利也不認識什么小伙伴,只能沒事就玩電腦,玩著玩著,就迅速迷上了編程。
哥哥尼古拉的技術要更出眾一些,他領導的團隊,獲得了各種編程大賽的冠軍,2000年和2001年,其先后兩次獲得ACM國際大學生編程設計競賽冠軍,這是世界上最悠久、最有影響力的大學生編程比賽之一。
而弟弟杜羅夫的技術,相對沒那么出色,能力更偏向于運營和管理。
但總的來說,兩人都是技術狂人。
那時候的互聯網還處在田園時代,充斥著傳統的“互聯網精神”,崇尚開放與共享,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互聯網剛普及時,盈利模式還不明顯,在商業化上就不深入。
對資本而言賺得并不多,他們的介入較少,政府也不怎么管,主要是不知道管理互聯網的重要性,畢竟新事物嘛。
導致當時互聯網的作用,還是以公益為主,并且往往想發啥就發啥,沒人管。
杜羅夫和哥哥在這種環境中成長起來,身上充滿了田園時代的氣息,經常在網上跟別人分享各種技術問題,有問必答,毫無保留。
大學時期,杜羅夫和哥哥弄了個論壇,名叫spbgu.ru,反響頗為不錯,算是小試牛刀,哥倆有了初步的經驗。
時間來到2006年9月,某一天,杜羅夫和老同學維亞切斯拉夫喝酒吹牛,對方問他,你知不知道臉書?
臉書?那是啥?
臉書都不知道?out啦,那可是有幾千萬人使用的應用,老同學滔滔不絕地說了起來,杜羅夫漸漸聽入迷了。
“要不我們也創立一個類似的?”杜羅夫說。
“可以呀。”
說干就干,兩人各自拉來一個人,維亞切斯拉夫拉來的是以色列同學列維耶夫,杜羅夫則把哥哥拉了過來,四人小團隊正式起航。
在團隊中,杜羅夫擔任CEO,哥哥尼古拉負責技術開發,維亞切斯拉夫和列維耶夫負責其他事務,2006年10月,著名的VK誕生了。
VK初期的產品策略很簡單——模仿臉書,臉書有什么功能,VK就有什么功能,再做一些本地化改進。那時,俄羅斯還沒有幾個社交平臺,網民們的交流基本以論壇為主。
而VK無論界面還是功能,對傳統的論壇都是降維打擊,于是大獲成功。
后來雖然有了競爭對手,但憑借更出色的功能優化,VK始終壓制著對手,2008年4月,VK的注冊用戶破千萬,2010年,破一億,坐穩了俄語區頭把社交媒體的交椅。
別看一億注冊用戶不多,俄語區人口合計也就不到三億,除去不上網的老人和中年人,VK占了半壁江山。
而且那年頭的一億用戶,絕大部分是真實用戶,說一億就是一億真人,不像今天,許多平臺的數字生命,比物理生命還要多。
VK的成功,讓兄弟倆晉升為富豪。尤其是弟弟杜羅夫的資產,早早地突破了一億美元。然而,就在他們春風得意之時,世界開始變了。
(二)
2010年末,“阿拉伯之春”在突尼斯爆發,本·阿里政權僅僅撐了一個月,就被光速推翻,隨后“阿拉伯之春”席卷整個阿拉伯世界。
引發的巨大動蕩,直到今天仍未平息。
“阿拉伯之春”和傳統的顏色革命不一樣的是,傳統的顏革要進行線下組織,比較麻煩。而在突尼斯,反對者首次通過互聯網進行了集結和聯系,就是推特、臉書這些平臺,尤其是推特,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由于阿拉伯各國政府不知道怎么管理互聯網,也拿不到推特的內部數據,因而對局勢的發酵束手無策,只能眼睜睜看著事態惡化。
看到互聯網的巨大威力后,美國政府立刻介入,要求各大互聯網公司配合,大部分互聯網公司選擇了暗地里配合,表面上扭扭捏捏,以顯示自己的迫不得已。
唯有谷歌不要臉地公開配合,瘋狂在搜索頁面中給暴亂推波助瀾。其創始人施密特,甚至成了希拉里的心腹之一,是“阿拉伯之春”的重要推手。
所以當中國政府要求谷歌在境內存儲數據時,施密特不可能同意,否則怎么干活?
在俄羅斯,反對派看到社交媒體還能這么玩,也在VK上面搞起了串聯。俄羅斯政府一看,不行,得加強管理,要求VK把反對派群組的數據交出來。
作為深受互聯網田園時代影響的人,杜羅夫態度很堅決,不給,就是不給!
不僅不給,還嘲諷了一波普京,他在社交媒體上發布了一張豎中指的照片,并發起了一項活動——“向普京豎中指”,一時間,VK上跟風者為數不少。
這讓杜羅夫收獲了來自西方的廣泛贊賞,但也讓他和普京,以及梅德韋杰夫,結下了梁子。
緊接著,更大的麻煩來了。
2013年末,亞努科維奇決定,暫緩與歐盟簽署自貿協定,這引爆了烏克蘭反對派的不滿,其實亞努科維奇不簽才是正確的,烏克蘭的產業是什么水平,大家都清楚。
和歐盟簽自貿協定,純粹是不想活了,這會造成無數人失業,必須緩緩。
但西方不管那么多,趁機發起新一輪顏革,烏克蘭反對派串聯的重要平臺就是VK,普京再次要求杜羅夫交出烏克蘭反對派的數據。
不給,杜羅夫還是不給。這下,不用普京出手,大部分俄羅斯人是真的怒了,你這不是幫烏克蘭反對派么?抨擊杜羅夫的聲音一浪高過一浪,杜羅夫壓力山大。
緊接著是克里米亞事件,俄羅斯拿下克里米亞,遭到了西方的全方位制裁,這對杜羅夫嚴重不利,畢竟他不想VK局限于俄語區。
如果要全球化擴張,西方市場還是很關鍵的,繼續留在俄羅斯,那就只能守著一畝三分地了。
于是2014年4月,他做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把公司賣了,和哥哥一同離開俄羅斯,臨走還撂下一句話,“俄羅斯不適合做互聯網生意”。
當時,很多人調侃“普京真是心善,只是弄得杜羅夫沒有了公司”,沒想到后來的事實證明,和西方相比,普京確實是心善。
話說,杜羅夫離開后,先通過捐款25萬美元,搞到了加勒比海島國圣基茨和尼維斯的國籍,然后又弄到了法國和阿聯酋的國籍,再加上并沒有辦理退出俄羅斯國籍的手續,以致于他竟然擁有四個國籍。
在居住地上,杜羅夫大部分時間呆在迪拜,很多人都疑惑,杜羅夫為啥不去美國呢?
因為杜羅夫雖然有些理想化,但終究不是傻子,美國已經收編了各大互聯網公司,自己去了能避免嗎?
不可能的。
美國政府的管控力,可比俄羅斯政府強多了。不和普京合作充其量是被迫離開,敢不和美國政府合作,搞不好要身中八槍自殺。
而且美國有一大堆互聯網公司,自己去了,和他們是競爭關系,不被弄才怪。
歐洲他也不想去,原因是一樣的,有完善國家體系的地方,不可能容忍杜羅夫這種人,以及他那種理念創辦的公司,而阿聯酋的政府管控力很弱。
去過阿聯酋的都知道,當地繁華的另一面,是電詐等犯罪活動極為猖獗,根源就是當地政府管控力薄弱,也不怎么想管,反正只要不損害酋長們的利益,跟酋長們三七分成,愛咋整咋整。
杜羅夫到了迪拜后,立刻著手重新創業,從瑞士弄了三億美元的貸款,開始運營TG,也就是“電報”,其實電報在2013年4月就創立了,只是那時候還局限在俄羅斯市場。
杜羅夫離開俄羅斯后,電報才開始全球化運營。
相比VK,電報的運行理念更加“自由化”,用戶們愛發什么隨便發,平臺絕對不管,而且數據絕對不交給任何國家的政府。
這一理念讓“電報”大受歡迎,涉及灰色產業的人群尤其喜歡通過“電報”進行聯絡,反正沒人管,數據也不會交出去,就算從事違法活動,也不用擔心被抓到。
2014年末,“電報”的活躍用戶就突破了5000萬,2016年突破一億,2018年突破兩億。這是第一波流量暴漲,而第二波流量暴漲,則因為那個人——懂王。
2017年懂王上臺時,面臨一個很尷尬的局面,他主要通過推特和粉絲們聯系,然而推特是白左掌握的。
懂王的賬號固然沒有被封,但紅脖子們就不一樣了,他們經常被推特封號,扎克伯格和谷歌旗下的平臺,對紅脖子的態度是類似的。
紅脖子里有人靈機一動,咱們用“電報”如何,那地方不受管控,于是用“電報”的紅脖子,出現了。
2021年1月6日,“國會山事件”爆發,許多美國人質疑民主黨在大選中使用了陰兵(其實明眼人都看得出來),便到國會山進行抗議。
結果深層政府炸了,國會山是你們想來就能來的?
在堅決鎮壓下,多達數百人被捕,后續統統重判,另有數十人死傷,其中,進了佩洛西辦公室那位大哥,被發現身中八槍死于家中。
警方判定他是自殺,拿著槍從背后朝自己開了八槍,不得不說,結論非??茖W。
另一邊,懂王被扣上了“煽動叛亂”的罪名,遭到全網封號,紅脖子也被各大平臺全面封殺,無處可去的他們只能涌入“電報”。
盡管美國各大應用商店隨后對“電報”進行了下架,但想下載的人還是能找到辦法的,在紅脖子的助推下,“電報”的活躍用戶數突破5億。
杜羅夫又喜又憂,喜的是用戶多了,錢也就多了,自己的資產暴漲,到2022年,便超過了150億美元,憂的是,自己成了深層政府的眼中釘。
從2022年開始,美國政府不斷地施壓杜羅夫,讓他把“電報”的數據交出來,CIA還試圖收買“電報”的員工,想要悄悄植入“后門”。
這些勁爆的內容,是杜羅夫在2024年4月的一次采訪中,親口說的。
他的選擇,依然是不交!除了他依舊秉持那套田園時代的互聯網理念外,也因為只要交了,自己的財路就斷了。
“電報”的核心競爭力,就是絕對的數據保密,哪怕是違法犯罪的數據,也保密,相關的用戶群體,是“電報”的絕對基本盤。把數據交出去,將嚴重打擊核心競爭力。
那就只能拖。
但很快,另一件事的發生,加速了杜羅夫的困境。
(三)
2023年10月7日,“阿克薩洪水”爆發,并一舉沖垮了IDF的邊境墻防線,隨后,IDF進入加沙,開展巷戰,所有人都以為,哈馬斯扛不了多久。
不過后來的事實,卻令無數人感到驚訝,哈馬斯給IDF造成了重創,還用攝像機,記錄下了無數個戰場的精彩視頻,擊碎了IDF的“中東小霸王”形象。
只不過,視頻拍得再精彩,也得有地方發,哈馬斯選擇的重點經營平臺,就是“電報”,一時間,無數用戶涌入“電報”,試圖以最快速度,看到哈馬斯發布的信息。
包括大量中國用戶,許多軍事和時政博主會在“電報”群里守著,等待搬運哈馬斯的視頻。
在“阿克薩洪水”的助推下,“電報”的流量再次暴漲,2023年末,活躍用戶突破8億,幾個月后突破9億,又過了幾個月,突破9.5億。
這是電報的第三波流量暴漲。
在大多數互聯網平臺都增長乏力的今天,“電報”的增長速度相當令人羨慕,可恰恰是這種增長,成了壓垮杜羅夫的大麻煩。
我們早前說過,有三個世界性的社交媒體平臺對以色列是不利的:X、Tiktok和電報。
X有大量的反猶言論,Tiktok則有很多的以色列殘暴視頻,嚴重沖擊猶太人的受害者形象,而電報是哈馬斯的視頻發布主陣地,擊碎了以色列的軍事強國印象。
許多人從一個個源自電報群的視頻里意識到,IDF菜得連步坦協同都不會,哪里有軍事強國的樣子。
對深層政府來說,三大平臺是必須收拾的,于是馬斯克被迫到奧斯維辛的遺址接受了教育,X開始刪除批評猶太人和以色列的言論;
Tiktok也逃不掉,美國國會通過了封殺法案,拜登沒有任何猶豫,立刻簽署;
那就只剩下電報了。
對西方各國而言,能抓住杜羅夫當然是最好的,但杜羅夫不是傻子,長期呆在阿聯酋的窩里不出來,阿聯酋在名義上又和西方是盟友,不好下手。
阿聯酋對自身的定位,就是多頭撈好處,所以也不用指望它會幫忙抓捕。
必須想辦法,把杜羅夫引出來。
這時候,馬克龍親自上場了。馬克龍本人是電報的忠誠用戶,他和杜羅夫的關系表面上還不錯。
早在2018年,馬克龍就曾經“建議”杜羅夫,把電報的總部遷到巴黎,想要啥優惠政策都可以。馬克龍確實是真心的,因為歐洲一直缺個社交媒體巨頭。
馬克龍看著臉書推特壟斷歐洲輿論場,就來氣,要是能吸引電報過來,絕對能打破美國互聯網巨頭的壟斷。
對杜羅夫來說,如果去了巴黎,好處是有了馬克龍這個靠山,一時半會是不會挨整了,壞處是,到了巴黎,手里的數據肯定保不住。
數據保不住,電報的核心競爭力就沒了,用戶數可能會銳減,到時候,說不定資產價值、也就是手里的股份估值,得斷崖式下跌,還是算了。
馬克龍不死心,后面幾年,一直在勸杜羅夫,把公司總部遷到巴黎來吧,杜羅夫一概已讀不回。
2024年3月,勸得口干舌燥的馬克龍,決定給杜羅夫一點顏色瞧瞧,法國警方對杜羅夫發出了通緝令,理由是電報群里存在大量的兒童犯罪內容。
雖然是找的理由,但說實話,電報上確實有很多這類內容,電報官方確實不怎么管,馬克龍還真沒冤枉杜羅夫。
而杜羅夫的回應是,在一個月后接受了塔克·卡爾森的專訪,把一堆爛事給爆了出來,包括但不限于前面說的CIA試圖植入后門,西方各國政府的施壓等等。
為了維持生意,他死活就是不交數據。
眼看硬的不行,馬克龍決定來軟的,利用雙方“良好的私人關系”,邀請杜羅夫來巴黎共進晚宴,杜羅夫覺得,馬克龍不會親自坑自己吧,那也太掉價了。
畢竟自己和馬克龍關系這么好,法國又是法治社會,沒理由不去呀。當然,基本的風險意識還是要有的。
在去見馬克龍之前,他坐著私人飛機,跑到了阿塞拜疆的首都巴庫,去那干嘛呢?
原來,8月18日,普京到阿塞拜疆訪問,杜羅夫找了關系,想和普京見上一面,如果能見到普京,巴黎就可以大膽去了,馬克龍不敢動自己。
然而,普京拒絕了,具體不得而知,反正不想見他。
這讓法國政府下定了決心,反正你沒靠山,就一個阿聯酋,能保得住你么?
接著,就有了文章開頭那一幕。對普京豎中指啥事都沒有,反而是得罪了西方,是真要進局子的,事實證明,普京還真是心善。
在交了500萬歐的保釋金后,杜羅夫被準許自由活動,只是不能離開法國。
對于杜羅夫這顆重要的棋子,各方有自己的小算盤,阿聯酋不會輕易讓杜羅夫把電報的總部遷走,無論成不成,都會保一下;
馬克龍的算盤,上策是迫使電報把總部遷過來,中策是讓他把數據交出來,弄進去是下策;
對美國政府而言,他們肯定希望法國將杜羅夫送過來,只是馬克龍不會輕易給;
另外,俄羅斯也不會完全不救,從杜羅夫試圖求見普京可以看出,他有點回頭是岸的意思,如果能營救成功,價值是很大的。
當年一個因為反普京而離開的人,今天卻被普京救了,想想看,對俄羅斯的自由派將是多么大的打擊。
各方的利益訴求南轅北轍,決定了事情沒那么簡單,誰勝誰負,還不好說。
只是有一點可以確定,那就是杜羅夫的那套理念,堅持不下去了,互聯網的田園時代,一去不復返,這與精神不精神的,沒有多大關系,而是利益之爭。
互聯網剛誕生時,產生的收益還不多,涉及的利益還不夠廣泛,身處互聯網行業的人,自然可以你好我好大家好,互相不爭。
但隨著互聯網的產業化進程深入,涉及的利益不是幾十億,而是動輒幾百上千億,就不可能不爭了。
對各個國家來說,要是在互聯網問題上不爭,輕則喪失稅收,重則被顏革,于是對互聯網進行嚴管;
對各個互聯網企業來說,要是在互聯網問題上不爭,輕則被對手超越,重則自身被淘汰出局,便紛紛將數據視為私產,連爬蟲都日益排斥。
打個不太恰當的比方,互聯網的巨大改變,就好比西周早期,種田的收益還不高,公田,也就是井田制是絕對的主流,大家會互相幫助。
等到技術進步,種田的收益足夠高了,誰不想把收益獨占一份呢,私有田產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井田制瓦解,而互聯網同理。
當技術進步,收益多了后,大家都想跑馬圈地,把盡可能多的收益放進口袋里,這就是現實。
在日益嚴峻的現實面前,杜羅夫那一套田園時代的理念,早已不合時宜,但偏偏電報的核心競爭力,又決定了杜羅夫沒法輕易改變。
對此,他沒什么好辦法,只能拖延,只是拖得了一時,終究拖不了一世,正如井田制終會瓦解,互聯網的田園時代,也將一去不復返。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盧克文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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