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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茂松| 新中國成立75周年的全面創制： 從一窮二白到充實而有光輝

點擊：5933  作者：謝茂松    來源：觀察者網  發布時間:2024-10-03 12:24:08

 

2001年中國加入WTO資料圖

一、“大觀在上”：從經濟數字直觀看新中國75周年的偉大歷史成就及其光明正大之道

 

新中國成立75年來，從舊中國的一窮二白到2010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再到2023年中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的17%。2013年到2023年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增長平均貢獻率超過30%，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最大引擎。

 

中國以制造業為立國、強國之基，成為世界最大制造業大國。2023年中國制造業增加值達到33.9萬億元，規模連續14年位居世界首位。500種主要工業制造產品中，中國有220多種產品產量位居全球第一。中國實現了從舊中國的造不出一輛汽車，到外媒所說的“中國制造幾乎填滿了全球所有已知領域”。

 

中國成為世界制造業大國，離不開包括交通運輸在內的基礎設施建設。75年來中國已建成全球最大的高速鐵路網、高速公路網和港口集群，鐵路和公路客貨運輸量、港口貨物吞吐量等居世界第一。中國高鐵營業里程達4.5萬公里，占世界高鐵2/3以上。世界前十大港口，中國占據七席。

 

1950年，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僅11億美元，占世界比重不到1%，2013年中國首次成為全球貨物貿易第一大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達到5.9萬億美元，占世界比重升至12.4%，連續7年穩居全球貨物貿易第一大國。近年來，光伏產品、電動汽車、鋰離子電池等高科技工業產品，成為中國對外出口的“新三樣”，取代了家電、家具、服裝的中國制造“老三樣”。新能源電車成為中國制造走向海外的一張新王牌，在全球市場份額高達65%。

 

中國制造這一跨越式增長的背后是科技創新的堅實支撐，2023年中國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支出達到3.3萬億，穩居世界第二大研發投入國，2023年末，我國擁有的全球百強科技創新集群數量躍居世界首位。誠如韓國媒體也不得不承認的“中國制造已不單單是‘制造’，更是技術上的創造”，中國正在邁向產業鏈、價值鏈的中高端。

 

中國科技創新背后是教育、人才的基礎性支撐。2023年，中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超過60%，規模已位居世界第一，中國人才資源總量、科技人力資源均位居世界首位。

 

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解釋建國初期的“一窮二白”：“我們一為‘窮’，二為‘白’。‘窮’，就是沒有多少工業，農業也不發達。‘白’，就是一張白紙，文化水平、科學水平都不高。”以上數字充分體現中國徹底告別了一窮二白。

 

中國5G通信技術領跑世界，加快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到2023底已培育421家國家級智能制造示范工廠、萬余家省級數字化車間和智能工廠；中國數字經濟規模連續多年穩居世界第二，電商交易額、移動支付交易規模居世界第一。從文明史的歷史來看，中國在農業文明時代長期領先于世界，在工業文明時代落后挨打趕超，在數字文明時代則與西方發達國家并駕齊驅。

 

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2020年底中國近1億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完全解決了消滅絕對貧困問題這一艱巨任務，為全球減貧事業做出歷史性貢獻；中國建成了世界規模最大的社保體系，發揮了可持續的托底作用；2023年中國人均GDP達8.9萬元，中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3.92萬元，擁有14億人口的中國躍升為世界中等偏上收入國家；中國統籌區域協調發展，以東西部協作促進區域協調發展，中西部地區加快發展，區域發展新格局正在形成。

 

以上數字，直觀顯示了75年來中國綜合國力所達到的歷史性躍升與世界影響力，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歷史性意義。

 

中國對于世界的內在吸引力，就在于中國道路蘊含的“中至正之道”。中國走出的中國社會主義道路是一條光明正大的普遍大道，正如70年前毛澤東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開幕詞充滿自信地說道：“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正義的事業是任何敵人也攻不破的”。

 

新中國的75年歷史，正是從舊中國的一窮二白躍升為“充實而有光輝”的新中國的歷史，“充實而有光輝”之大國就是合政治大國、經濟大國、文化大國為一體的文明大國。

 

二、“充實而有光輝”的新中國：政治大國、經濟大國、文化大國

 

中國民族從新中國成立的站起來，到改革開放的富起來，再到新時代的強起來，正是“充實”的最集中、完整體現。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意味著中國從成為政治大國，到成為經濟大國，再到成為文化大國的連續發展、累積過程。

 

中國只有首先取得國家獨立、政治獨立，才能經濟獨立自主，從而發展大國經濟，否則政治不獨立、政治依附下只能是經濟依附。中國作為廣土眾民的超大規模國家，不同于小國，依附性的經濟只能被鎖閉在價值鏈的低端，更不可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最終是少部分人受益但整個國家是沒有出路的。

 

政治、軍事不獨立，經濟即使發展起來，對帝國主義霸權形成挑戰也會被其遏制而停滯發展。上世紀八十年代，日本經濟總量達到美國的三分之二，半導體等高科技產業壓倒美國時，美國就逼迫日本簽訂廣場協議，之后就是日本停滯的三十年。

 

當歐洲整合起來，歐元對美元霸權構成挑戰后，美國就全力遏制歐洲，打壓歐元，通過關押法國阿爾斯通的副總裁，逼迫法國將其工業皇冠上的明珠阿爾斯通賣給美國GE公司。近年又通過俄烏沖突，打斷歐洲的再工業化與戰略自主進程，逼歐洲企業轉移到美國。

 

 

《美國陷阱》資料圖

 

然而日本、歐洲敢怒不敢言，就是因為日本、歐洲都有美國駐軍，俄羅斯總統普京說世界上只有三個真正獨立的國家，那就是中、美、俄，話雖極端，卻讓人深思。

 

2018年，美國對中國發動貿易戰、科技戰、金融戰、認知戰，無所不用其極地全方位遏制中國。中國堅決應戰，加速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挺住了美國的混合戰。中國不同于當年的日本、歐洲，就是中國的政治獨立、經濟獨立，而這是中國革命徹底反帝反封建的徹底性帶來的豐厚的精神遺產。

 

今年9月30日是第十一個烈士紀念日，習近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門廣場向人民英雄敬獻花籃，緬懷英烈的功績。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的28年艱苦卓絕的中國革命是徹底的反帝反封建、反對內外敵人。

 

1962年9月29日，毛澤東會見錫蘭（今斯里蘭卡）駐中國大使佩雷拉。佩雷拉說他學生時代就讀過毛主席的著作，并通讀了《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毛澤東回應說：“我們經過了28年的斗爭，其中22年是武裝斗爭。當中也經歷過好幾次失敗，幾起幾落。我寫的文章就是反映這幾十年斗爭的過程，是人民革命斗爭的產物，不是憑自己的腦子空想出來的。先要有人民的革命斗爭，然后反映在我們這些人的腦子里。既然有人民革命斗爭，就產生要采取什么政策、策略、理論、戰略戰術的問題，栽了跟頭，遭到失敗，受過壓迫，這才懂得并能夠寫出些東西來。”

 

一年半后的1964年3月24日，毛澤東在同薄一波、李先念、譚震林等談話，當談到全國正在掀起一個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熱潮時，毛澤東更直截了當地總結《毛選》是“血的著作”，他說：“《毛選》，什么是我的？這是血的著作。《毛選》里的這些東西，是群眾教給我們的，是付出了流血犧牲的代價的。”

 

中國革命是徹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走的是一條最難的路，正是由于中國革命反帝反封建的徹底性，才帶來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國發展道路獨立自主的徹底性。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的發展道路跟中國革命一樣走的是最難的道路，正是因為走了最難的道路，所以新中國才能在短短三十年快速建成了完整的工業體系，也才能在2018年以來面對美國的科技封鎖，堅定打贏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戰。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走了一條先難后易的道路，正是選擇走最難的道路、兩個徹底性的深厚底蘊，水到渠成地帶來新時代在科技與文化兩端的自立自強。獨立自主、自信自強可謂是中國革命、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改革開放、新時代各階段“一以貫之之道”。中國革命天翻地覆的三十年與新中國天翻地覆的75年發展躍升之間，有著深刻的精神聯系。

 

新時代的強起來，關鍵在于讓中國成為文化大國。所謂文化大國，是在文化價值的內聚力與外部吸引力層面成為大國；是在成為政治大國、經濟大國的基礎上，成為統合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的整全性的文明大國。中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民族偉大復興，根本上是文明復興，是在東升西降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以文明體的方式實現復興，回到歷史的中國的榮光。

 

 

開國大典中的毛主席資料圖

 

75年前的1949年9月16日，毛澤東在批判美國白皮書的五篇文章之一的《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一文中，充滿自信地指出：

 

“偉大的勝利的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已經復興了并正在復興著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文化。這種中國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來說，已經超過了整個資本主義的世界。”

 

毛澤東更是生動地指出：“比方美國的國務卿艾奇遜之流，他們對于現代中國和現代世界的認識水平，就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個普通戰士的水平之下。”這是破除西方精神侵略后的文化自信，是志愿軍在抗美援朝戰爭中能夠以弱勝強的關鍵所在：立國之戰的背后是立國精神的支撐。

 

倉廩實而知禮節，充實之為充實首先是倉廩實即成為經濟大國。經濟大國前端的政治大國與后端的文化大國之充實，可能不如經濟大國之充實一般可見，但政治是倉廩實的經濟之保障與方向，知禮節之文化是經濟發展后的安身立命所在。

 

但同時，經濟是政治、文化穩固的基礎，政治大國、經濟大國、文化大國可謂是三位一體。中國走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道路，保持并更加穩固了中國文明一直以來的大一統國家傳統，達到了現代中國的新的政治統一、文化統一之合一，而這都離不開作為國家政治、精神文化基礎的經濟的強大。

 

中國成為政治大國、經濟大國、文化大國，是中國社會主義的政治大國、經濟大國、文化大國，其中一以貫之道是中國社會主義之道，是先難后易走出的大道，是正大光明之道。

 

新中國成立75年來，中國成為充實而有光輝的中國，充實之集中體現是成為政治大國、文化大國，有光輝是成為文化大國，具有文明的普遍性。

 

三、覺悟、組織、團結：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中國社會主義的三位一體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通過28年艱苦卓絕的中國革命，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號顧名思義，最深刻、充分、完整地體現了新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本質。

 

要深刻理解中國革命勝利建立的新中國以人民當家作主作為本質，就要深刻理解中國共產黨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從而組織動員最廣大的中國人民，為了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利益而共同奮斗的歷史。中國革命的成功，在于中國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初心，以及對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覺悟的激發。

 

毛澤東1944年在追悼張思德會上的講演《為人民服務》，最深刻地揭示了政治之為政治的本質。中國共產黨人把政治放在最優先的地位來考慮，政治在中國一直以來就是一篇最大的文章。毛澤東指出：“一切問題的關鍵在政治，一切政治的關鍵在民眾。”又說“我們共產黨人好比種子，人民好比土地。我們到了一個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結合起來，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

 

何謂政治？政治，最簡單地說來，就是組織動員最大多數的民眾為了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標、共同的利益而共同奮斗，共同意味著是“我們共同的”。這一切為《為人民服務》所深刻揭示，他說：“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我們還要和全國大多數人民走這一條路。”

 

 

《為人民服務》開宗明義講到我們共產黨的革命隊伍的宗旨是為人民服務、是為解放人民的，他說：“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接著，他又飽含感情地說到共產黨人解救中國人民的責任以及我們為人民而死的神圣意義。他說：“中國人民正在受難，我們有責任解救他們，我們要努力奮斗。要奮斗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但是我們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數人民的痛苦，我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過，我們應當盡量地減少那些不必要的犧牲。我們的干部要關心每一個戰士，一切革命隊伍的人都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

 

短短幾百字的《為人民服務》，寫出了共產黨人的覺悟——眼里看到所有人，并以徹底的平等心來幫助人民覺悟，從而改變人民受苦的命運。

 

由此，我們能深刻理解毛澤東所說的兩段話：“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中國的命運已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這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于政治的最為深刻的洞察，也是中國共產黨的可大可久之道的關鍵所在。這里的“人”不是離開各種共同體關系的抽象的、原子式的個人，而是中國共產黨組織、帶領的人民的共同體。

 

人民既是最大的復數，同時又是最大的單數。最大的單數是“我”，意謂每一個個體的“我”為了“我們”、為了我們大家的“共同的理想”而“共同奮斗”的自我覺悟；最大的復數是由一個個“我”最終有機構成的“我們”，乃是如大海一樣匯集每一條江河、匯聚每一條溪流，根本上是匯聚每一滴水而成其為大海。

 

從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開始，中國共產黨始終相信人民的力量，毛澤東形象地譬喻，“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看起來，反動派的樣子是可怕的，但是實際上并沒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于反動派，而是屬于人民”。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為何始終如此相信人民，相信人民的力量？

 

那是因為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相信，人民與“我”一樣。激發人民的覺悟的無限潛能，就是黨要做的工作。人民覺悟起來，就能組織起來，從而團結起來，為了共同事業而共同奮斗。覺悟、組織、團結是這一切的三個關鍵詞。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顧名思義就是為著人民的解放、人民的當家作主。人民解放軍在全中國人民的支持下取得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這一政治語言一以貫之于新中國的國家政治生活的全部。

 

政府是人民政府，兩會是人民代表大會、人民政協，公檢法是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人民公安，無不冠之于“人民”之名，完整體現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當家作主。早在1948年，毛澤東同志就說過：“各級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種政權機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

 

 

人民歡迎解放軍進入北京資料圖

 

中國人民民主之根本在于人民當家作主，人民當家作主之成為可能，在于人民的自我覺悟。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人民當家作主完全是一體相生的。“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共同構成了中國現代新政治秩序，二者是休戚與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體關系。

 

中國共產黨若脫離了中國人民，就不成其為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若脫離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會回到舊中國的一盤散沙的狀態，也就不成為政治學意義的具有高度自覺而組織動員起來的中國人民。

 

“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共同構成中國現代新政治秩序，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選擇的制度是中國社會主義，“充實”之為“充實”的最根本實質，也就是社會主義，政治大國、經濟大國、文化大國歸向于社會主義大道。

 

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之要義，在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使中國成為“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的政治大國、經濟大國、文化大國。首先，新中國成立75年來，只有中國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舉國體制（從制定第一個五年規劃到十四五規劃就是最好的例子），才能使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人民，同時創造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奇跡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跡兩大奇跡。若不是走社會主義大道，經濟全球化下的經濟快速發展就不可避免地帶來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都普遍存在的貧富差距、階級固化。

 

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初一再強調，現在我們搞四個現代化，是搞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不是搞別的現代化。我們采取的所有開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為了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我們允許個體經濟發展，還允許中外合資經營和外資獨營的企業發展，但是始終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

 

鄧小平更是一再提醒，“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我們提倡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是為了激勵和帶動其他地區也富裕起來，并且使先富裕起來的地區幫助落后的地區更好地發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也是同樣的道理。

 

鄧小平強調“一個公有制占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我們就是要堅決執行和實現這些社會主義的原則。從長遠說，最終是過渡到共產主義”。

 

中國社會主義既保持以全社會人民整體利益、長遠利益優先的原則，同時又保持高度的靈活性。這就是中國獨有的、深深植根于中國文明“執兩用中”傳統的社會主義中道，就是守正創新的文明意義，就是與時偕行的中正之道。

 

中國社會主義中道既堅持社會優先、保護社會，避免出現卡爾·波蘭尼批判的資本主義的資本至上對于社會的破壞，同時又對市場、資本、技術善加利用，發揮其社會活力、經濟動力，從而充分解放、發展生產力，但對于市場、資本、技術存在的過度逐利對于社會的破壞又加以規訓。

 

如此，則社會主義的經濟成為德性經濟，社會主義政治為德性政治，明末清初大儒王船山將“善”詮釋為“處焉而宜”，指把事情辦得適宜，這完全是著眼于客觀行為的結果。“至善”則是“皆得咸宜”，把每一件事都做到適宜，恰到好處。船山強調“不處胡宜”，所以“善”若沒有落實為最終的行為結果，是不成其為善，社會主義造就之德性社會正是“善莫大焉”。

 

作為政治組織動員領導者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動員對象的中國人民與二者追求的制度、理想即中國社會主義，三者構成了三位一體的緊密一體聯系。

 

四、立國規模弘遠：守謙之道、憂患意識、斗爭精神與天下情懷

 

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規模弘遠，這首先體現在兩個務必蘊含的守謙之道。

 

中國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前夕，毛澤東有鑒于當年李自成的歷史教訓，提出“兩個務必”，要求全黨在勝利面前要保持清醒頭腦，在奪取全國政權后要經受住執政的考驗，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在兩個務必基礎上提出“三個務必”，即務必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務必謙虛謹慎、艱苦奮斗，務必敢于斗爭、善于斗爭。

 

延安時期，毛澤東回答黃炎培窯洞之問，新中國成立之后，毛澤東又一再給黃炎培回信，一以貫之的正是守謙之道。

 

守謙之道背后是中國文明最為深厚的歷史憂患意識。大國不能沒有歷史，年輕大國沒有經歷起落則狂妄無知，以恃強凌弱為自然，而不知亢龍有悔。中國歷史王朝有興亡，但中國文明卻能一次次衰而復興，成為世界上唯一保持文明連續性與大一統的文明與國家，其中有“可大可久之道”，這就是執兩用中的大中至正之道。拉長歷史來看，具有深厚歷史文明意識的中國文明深刻理解到以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為支撐的道義而非霸權才是最為持久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立國與中國共產黨生于憂患、成長于憂患、壯大于憂患一樣，也是在憂患中成長壯大。新中國成立不久，就遇到美國入侵朝鮮，戰火燒到中國鴨綠江邊，中國不怕再次燃起戰火而推遲建設，毅然出兵朝鮮，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在不到三年時間逼美國在談判桌上簽訂停戰協定。新中國打贏了一場立國之戰，后人無法想象當時之兇險與出兵決策之艱難。

 

1950年代初尤其是抗美援朝后，中蘇兩國經歷了一段蜜月期，但19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蘇論戰而交惡，1960年代末蘇聯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中國同時面臨美、蘇兩個霸權大國的封鎖。封鎖反而激發全體中國人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在短短三十年快速建成完整的工業體系。

 

改革開放中國快速發展十余年后，又遇到美國的制裁。中國不懼制裁，鄧小平保持戰略定力，相信“中美關系終歸要好起來才行”。美國離不開中國的市場，不得不放棄制裁。

 

此后，中國與美國經歷艱難的談判，在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中國加入世貿后不到十年時間，就在2010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美國當時就想如之前遏制日本、歐洲一樣遏制中國，但911事件的爆發，美國不得不推遲對于中國的遏制。

 

民主黨奧巴馬第二個任期已提出亞太再平衡，共和黨特朗普上臺后先是提出印太戰略，接著是對中國發動貿易戰、科技戰。民主黨拜登政府不僅延續了特朗普政府對于中國的遏制，還糾結盟友一同遏制、圍堵中國，在科技封鎖、脫鉤斷鏈、出臺實體清單進行技術管制方面更是層層加碼。

 

面對美國從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持續對中國的科技戰，中國沒有后退，堅決應戰。科技戰使中國反而加速了關鍵核心技術攻關，逼中國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道路；美國脫鉤斷鏈的做法結果是反噬其身，其自私自利又讓盟友的離心力加速。

 

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精神與中國共產黨生于憂患、成長于憂患、壯大于憂患一樣，憂患意識同時意味著革命精神與斗爭精神，這正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三個務必”的強調之一所在。

 

1949年開國大典上，天安門城樓上的標語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中央人民政府萬歲。”第二年，毛澤東提議將天安門城樓東側標語改寫為了“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社會主義的最終目的不僅要救中國、解放全中國，還要拯救世界、解放全世界，這背后是中國文明由家國共同體擴展，到天下共同體的天下一家的天下情懷與家國天下共同體意識。由此，我們就可以深刻理解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與今天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以及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這三大倡議之間一以貫之的立國精神。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乃是“至大無外”之大，即內有國內統一戰線，外有國際統一戰線。

 

五、全面創制的典章制度自覺：全面深化改革的“革故鼎新”與傳承發展的“損益之道”

 

充實之最大者乃是要最終上升到制度層面。新中國成立75周年前兩個月召開的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的歷史意義要與新中國成立75周年的歷史意義連在一起來看。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繼續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總目標的深遠歷史意義要放到文明論、政治學的視野中才能有更深刻的認識。

 

《決定》共提出300多項重要改革措施，都是涉及體制、機制、制度層面的內容，其中有的是對過去改革舉措的完善和提升，有的是根據實踐需要和試點探索新提出的改革舉措，總體都是以制度建設作為主線，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動態過程中的不斷完善與發展，這些充分體現注重全面改革。

 

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之“全面”，在根本上意味著“全面創制”與“立國規模弘遠”，其全面創制之全面性的制度完備、體大思精之要求，一如三千年前的周公制禮作樂，兩千年前秦朝確立的郡縣制以及“書同文、車同軌、量同衡、行同倫”。

 

“深化”體現的制度的繼續完善和發展，意味著中華文明強調的典章制度自覺。典章制度也就是今天所說的制度體系，典章制度自覺也就是中華文明一以貫之的制度意識、制度思維，也是中國傳統政治學之核心所在。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所具有的全面創制與典章制度自覺的文明意義，其所指向的是中國未來千年制度，而不是一時一地。

 

 

中華文明數千年不曾斷絕新華社

 

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改革開放，到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再到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可以看出三者的連續性。全面深化改革充分體現了中國文明“革故鼎新”與“集大成”的文明傳統。

 

全面深化改革的“革故鼎新”與“集大成”的中國文明傳統，要與去年6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強調的“第二個結合”的精神聯系在一起。第二個結合、對中華文明傳統的傳承發展，體現的是孔子所說的損益之道。

 

孔子弟子子張問孔子：“十世可知也？”孔子回答道：“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百世為三千年，孔子距今兩千五百多年，兩千五百多年后的中國可知者，乃是如毛澤東所說，“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毛澤東又說：“我們看歷史，就會看到前途”。“只有講歷史才能說服人”，“拿歷史來教育最有效力了”。

 

百世可知者，就是今天的中國政治、經濟依然是中國文明一以貫之的德性政治、德性經濟傳統。中國社會主義的德性特質、國際主義與儒家的德性特質、家國天下共同體意識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所以社會主義在歐洲產生，在其發源地式微，卻在中國發揚光大，正是因為中國有社會主義發展的深厚文明土壤與政治社會土壤，中國社會主義是對中國文明德性傳統的傳承、發展。

 

六、新中國、新時期與新時代的集大成、新道統建立：開中國下一個千年新局

 

新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時期、改革開放新時期、新時代，這三個歷史階段一以貫之的，一方面是對于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不斷完善、發展與定型，另一方面是現代中國新道統的建立，政治制度的支撐乃在于文化價值，文化價值就是中國文明傳統強調的“道統”。中國共產黨早在延安時期就開始新道統的建立，新時代同時強調制度自信與文化自信、制度創新與文化創新，念茲在茲者正在于新道統的建立。

 

新中國建立的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中國共產黨團領導中國人民走出的中國社會主義道路，最終會上升到道統這一具有普遍性文明原理的高度。充實而有光輝之“光輝”的本質就是文明、道統，也就是中國共產黨創造的中國式現代化具有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文明意義，其“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將開中國下一個千年新局。同時針對過去五百年，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給世界帶來破壞社會、破壞生態的災難，帶來的不公正、不合理秩序，中國將提供新的文明想象，提供更為公平、正義、合理的新文明秩序。

 

新中國成立75周年具有全面創制的文明意義，將一窮二白的舊中國躍升到“充實而有光輝”的新中國。

 

（作者：謝茂松 系清華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資深研究員，太和智庫高級研究員，國創會中國文明和中國道路研究中心主任；來源：觀察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