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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時期，中共的抗戰經費從何而來

點擊：作者：記者來源：夢回軍營mhjy微信號發布時間:2024-10-14 11:21:47

1937年，毛澤東和周恩來、博古（右一）等在陜北

1935年9月，毛澤東率領的中央紅軍到達甘肅隴南市宕昌縣西北部的哈達鋪鎮。在這里，無意中發現的一張過期的國民黨《山西日報》，為長征中的紅軍找到了歸宿和未來的政治方向。聶榮臻回憶說：“9月22日，毛澤東同志召集團以上干部在哈達鋪一座關帝廟里開會。”在會上宣布了“目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我們就是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陜北去，那里有劉志丹的紅軍……”

壹

初到陜北，毛澤東為中央紅軍四處借錢

雖說當時紅軍的目標是北上抗日，可初到陜北連生存下去都困難。70多年后，據陜北紅軍的后人回憶：當年長征過來的紅軍，有三個分不清，男的女的分不清，個個都頭發老長；槍支棍子分不清，都是當拐杖杵著走過來的；每個人的衣著分不清，沒有軍裝，都是衣服破爛，有的人干脆是獸皮裹在身上……如何籌措到糧食和衣被，成為中央紅軍首當其沖考慮的問題。

毛澤東、周恩來讓當時的紅軍采辦處主任楊至成盤點了中央紅軍的家底，7000多人的中央紅軍只有1000多塊大洋。周恩來很著急：這么多人要吃飯，將來還要打仗，從哪里去找錢？

這時，毛澤東突然想到了幾天前見過的紅15軍團（原為陜北的紅軍部隊）軍團長徐海東，就對楊至成說道：“我給你寫個借條，你拿去找找徐海東如何？我相信，只要有可能，海東是一定會幫我們這個忙的。”

毛澤東在信中寫道：“海東同志：請你部借2500元給中央，以便解決中央紅軍吃飯穿衣問題。此致，敬禮！毛澤東。1935年12月。”

黨中央向陜北紅軍借錢，又是初來乍到，不到萬不得已，不會如此。

徐海東看到借條后，立即叫人把供給部部長查國楨找來，問他：“咱們現在總共還剩多少錢？”“還剩7000塊大洋。”查國楨答道。“那好，留下2000，5000給中央。”徐海東說道。

第二天，紅15軍團供給部就派人把5000塊大洋送到中央紅軍后勤部，并抽出許多重要物資和大量駁殼槍送去，而且命令每個班挑一把最好的機槍送給中央紅軍，就連最精銳的騎兵團，都直接交給中央指揮。

后來，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彭德懷等人都把這5000塊大洋看作是雪中送炭。

這筆錢究竟有多重要呢？若干年后，毛澤東對這件事還念念不忘，經常提及徐海東對中國革命的貢獻，說徐海東是“中國工人階級的一面旗幟”“對中國革命有大功的人！”徐海東雖然1940年后由于積勞成疾，長期擔任閑職休養，但1955年授銜時仍在大將中位列第二。

初到陜北，盡管經費開支極度困難，中國共產黨始終沒有忘記領導全民族抗戰的責任。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陜北召開瓦窯堡會議，討論和制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這也意味著紅軍在蘇區“打土豪，分田地”的做法已經不合時宜了。

為了渡過難關，1936年3月，毛澤東又想到了宋慶齡，希望通過她向時任中國銀行董事長的宋子文借一筆錢。然而，此時的宋慶齡與宋子文早已分道揚鑣。宋慶齡只好將孫中山逝世撫恤金全部取出，又將自己唯一的一處寓所——莫利愛路寓所典押出去，這才湊夠了5萬美元寄給中共中央。

“土豪”地主不能打，只能打漢奸和賣國賊。最后，中央提出，“在開始階段上，對當地的豪紳地主，在有錢出錢的口號下募捐抗日經費和糧食”。不過，1936年，陜甘寧根據地的沒收款僅為65.3萬元，卻占了年度收入的55％。1937年全年的沒收款還不及1935年12月一個月8.7萬元的數額。到了1937年2月初，毛澤東已經先后幾次致電周恩來，“紅軍已無伙食費”，“不打土豪又不給錢是不能生活的”。

貳

蘇聯與共產國際究竟援助了多少抗戰經費

眾所周知，蘇聯與共產國際對中共領導的中國革命提供了巨大的幫助，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項就是經費援助。1934年夏秋間，莫斯科與中共中央及中共在各地的武裝力量失去聯系后，蘇聯和共產國際對中共的援助基本都停止了。直到1936年，才又恢復對中共的援助。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的軍事行動威脅到蘇聯的戰略安全，為此，蘇聯加大了對中國共產黨的援助力度。據資料，從1931年到1937年局部抗戰時期，蘇聯通過共產國際向中國共產黨提供的財政援助共計161.39萬美元、210.5萬盧布、10.2452萬墨西哥元、30.75萬法郎、5000瑞士法郎、1864荷蘭盾和1000兩白銀。

全面抗戰期間，共產國際在資金上援助中共的情況，最醒目的一筆是來自于王稼祥的回憶。回憶稱，王稼祥1938年從莫斯科回國時，曾經帶回30萬美元。

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右）

依據現在已公開和披露的檔案資料，這樣的記錄其實還有不少。

1937年９月，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潘漢年致信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轉達毛澤東和張聞天要求共產國際再度按月提供經費的請求。11月，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答應給中共150萬美元，還表示國際革命戰士救濟會將提供3萬美元用于救治從監獄釋放的同志。但后來據康生說，中共并沒有收到150萬美元。目前有據可查的只有1937年11月王明回國時帶回的國際革命戰士救濟會提供的3萬美元。

1938年2月初，中共中央又通過任弼時和王稼祥電告共產國際，提出黨在財政上的困難極端嚴重。因為沒有錢，缺少武器，擴軍困難不說，部隊挨餓受凍十分普遍，希望莫斯科迅速提供經費上的援助。這時在武漢的王明、周恩來等也通過延安致電莫斯科，要求盡快得到財政上的援助，以便為部隊購買緊缺的各種槍支和彈藥。對此，共產國際負責人季米特洛夫緊急同蘇共政治局領導人進行了磋商，在2月17日的日記中，他就記下了與斯大林、莫洛托夫談話后的結果：“援助中國共產黨50萬美元。”

據資料查到4月28日由毛澤東簽字的一份收條：“從米哈伊洛夫處收到30萬美元”，因此目前只能確認中共收到30萬美元。1939年2月，在莫斯科治病的林彪向季米特洛夫表示，中共現在需要用錢。后來，共產國際組織專門的工作組對中共的情況進行研究。之后共產國際和蘇聯提供了兩筆金額不大的經費。

1940 年2 月，斯大林接見了在莫斯科治療臂傷的周恩來，周恩來再次闡述了中共對財政援助的迫切需要。季米特洛夫為此致信斯大林，附上周恩來提交的預算表，強調周恩來提出的預算是可信的，“認為可以在1940年向中國黨（中共）提供35萬美元的援助”。據此，他請求斯大林“向有關部門下達撥款指示”，而斯大林的答復很簡單：“我很忙，很多東西我未能讀完，請你們自行決定。我們將提供30萬美元的援助。”后來，這筆錢通過匯款和專人遞交的方式提供給了中共中央。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后，莫斯科與毛澤東圍繞如何對待蔣介石和國民黨上發生了爭執，莫斯科據此不愿再提供經費援助。但是，由于蘇德戰爭突然爆發，應中共中央的要求，斯大林還是批準向中共提供一筆數目更大的援款——100萬美元。后來由于蘇德戰況緊張和共產國際總部搬遷等原因，目前可以確認中共只收到60萬美元，剩余款項杳無音信。

應該說，來自莫斯科的經費援助和各種物資幫助，從1937年斷斷續續一直持續到抗戰結束。1937年蘇聯資金援助是陜甘寧邊區全年總收入的5.2倍，直到1940年還是1.5倍。即使在共產國際于1943年5月宣告解散以后，季米特洛夫仍在與蘇共政治局領導人莫洛托夫和馬林科夫討論向中共提供經費援助的問題并提議幫助中共中央解決5萬美元，不過，目前沒有確切資料證明中共收到過這筆款項。除此直至抗戰勝利，中共中央再沒有得到來自蘇聯和共產國際的經費援助。

總之，全面抗戰初期，除去武器和其他戰爭物資，蘇聯和共產國際向中共提供經費援助總計221萬多美元，扣除英鎊匯率下降造成的損失和沒有兌現的40萬美元，中共中央總共收到180多萬美元。

需要說明的是，蘇聯通過共產國際提供給中共的經費援助是無償的，當然，這也與蘇聯的國家利益尤其是戰略安全密切相關。無論如何，作為抗戰時期中共最主要的外來援助，它有力地支援了中共領導的抗戰事業，幫助中國共產黨渡過了那段最為艱苦的歲月。

叁

中共到底領了國民政府多少抗戰經費

1940年年底以前，陜甘寧邊區、各抗日根據地及軍隊財政收入的一個主要來源就是根據國共協議，國民政府發給的薪餉。以陜甘寧邊區為例，1937年7月至1940年年底，其財政收入半數以上均來自外援，而外援中占最大比例的就是國民政府提供的抗日經費。

1936年年初，國共兩黨在莫斯科就聯合抗日的問題進行過秘密接觸，蔣介石也有意為紅軍抗日提供經費。中共代表周小舟、潘漢年都曾前往南京談判，只是后來國民黨在待遇問題上出爾反爾，談判陷入僵局。就在此時，西安事變爆發，被扣留中的蔣介石同意“經過張學良暗中接濟紅軍，俟抗戰起，再聯動，改番號”。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應中共的要求，1937年1月，蔣介石指示顧祝同：“在政府立場，姑且每月支付二三十萬元軍費，由楊虎城間接領發，共軍番號暫且照舊。”后來，顧祝同派人將善后款50萬送抵西安，經楊虎城交送給周恩來。在這以后，直到1937年8月，國民政府每月都向紅軍撥款30萬元。6月，根據周恩來的要求，陜北缺糧，需從外地調運，國民政府又額外加發了5萬元運輸費。

1937年8月，陜北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后改稱第十八集團軍），下轄3個師，共4.5萬人。南方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新編第四軍，下轄4個游擊支隊共1萬多人。改編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也開始按月從國民政府領取抗日軍餉。

先說八路軍，按4.5萬人的編制，1937年度月領經費30萬元（法幣，當時法幣1元合抗戰前一塊銀元），戰務費20萬元，補助費5萬元，醫藥補加費1萬元，米津及兵站補助費7萬元，合計月發63萬元。從1939年8月份起，每月加發兵站臨時補助費2.5萬元。從1940年元月份起每月增發米津4.5萬元，后略有增加，但總數沒超過75萬元。

再說新四軍，按照葉挺出任新四軍軍長時的要求，每月應發給新四軍經費18萬元。實際只給了新四軍每月8萬元。后經葉挺和項英多次要求，自1938年6月份以后，每月增至11萬元。1939年開始，每月另發臨戰費2.2萬元。

值得一提的是，第二次國共合作實現后，長期堅持在海南島的紅軍游擊隊也改編為“廣東省十四區民眾抗日自衛團獨立隊”，即“瓊崖縱隊”，改編之初，國民黨海南島當局每月發給瓊崖縱隊經費0.8 萬元，但到1939 年6 月后，原來的每月0.8 萬元開始縮減到0.1 萬元。

此外，八路軍和新四軍開赴抗日戰場時國民政府還分別撥發了20萬元和1萬元的開拔費。按照當時的規定，國民黨中央軍一個甲等野戰師的軍費每月約20萬元。因此，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待遇如果按照編制人數來算的話，與國軍的中央軍相當。

另外，蔣介石還根據中共要求和戰爭需要給了一些臨時性補助和獎勵，如1939年4月葉挺要求蔣介石發放各種補助：“1.運輸困難，懇賜發行動費2萬元；2.請準予軍司令部經費發給每月5600元；3.乞準設立醫院一所每月經費1.3萬元。”蔣批示：“照準。”1939年7月，蕭勁光向國民政府電請增發河防經費10.5萬元，也得到了批準。此外，1937年10月八路軍襲擊日軍陽明堡機場，擊毀擊傷日軍作戰飛機24架，蔣介石以軍事委員會的名義獎勵了八路軍大洋2萬元。

拋開武器、彈藥、軍裝、軍糧、藥品等戰略物資不談，全面抗戰期間中共部隊到底從國民政府那里領了多少經費，由于國共雙方記載不同，準確數額已難考證。據相關資料，從1937年7月至1940年，國民政府發給中共軍隊經費共約3175.1萬元，其中八路軍經費約2729.5萬元，新四軍經費約445.6萬元（以上數字僅供參考）。

這些經費如何分配不得而知，可以確定的是，隨著八路軍和新四軍隊伍的迅速擴大，再加上物價飛漲，這些費用越來越不夠用了。以八路軍為例，1940年八路軍已發展到40多萬人。其間，中共多次向國民政府要求擴大編制，增加軍餉，但國民政府始終不予批準。由于經費嚴重不足，國共兩軍待遇相差很多。當時，國民黨軍隊師長每月一般發800元，連長發100多元，而八路軍師長每月只發5元、連長發3元，即便這樣低的薪餉標準也常常不能按時發放。

1939 年在晉東南紀念“五卅”大會上，彭德懷發表演說：“我們共產黨人是不怕困難的……八路軍本月每人只發津費1元，我們的總司令（朱德）今年50多歲了，也只領得1元。”對此，毛澤東激憤地說：“八路軍新四軍幾十萬人擋住了五分之二的敵人，同（日軍）四十個師團中的十七個師團打，卻只領到七十三萬塊錢餉”，而且“票子跌價，打個二折半，每人每月不上一塊錢。”

延安農民踴躍交公糧，支援抗戰

“票子跌價”說的是從1938年年底開始，通貨膨脹迅速加劇，國民政府發給中共的軍費又以法幣為主，所以其價值也嚴重貶值。1939 年，毛澤東在《八路軍軍政》雜志發刊詞中指出：“長期抗戰中最困難的問題之一，將是財政經濟問題，這是全國抗戰的困難問題，也是八路軍的困難，應該提到認識的高度。”

即便如此，自1939年12月國民黨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國共兩黨間的摩擦不斷加大。1940年12月，國民黨政府國防部長何應欽宣布停發延安方面的軍餉和物資。新四軍的軍費，則是1941年1月以后停發的，因為這個月新四軍領完最后一筆軍餉和物資后，就爆發了皖南事變。此后，中共所屬部隊的經費、給養都靠自己解決。

肆

各類募捐：數十萬兩黃金送延安

募捐也是全面抗戰之初八路軍、新四軍經費的重要來源。1937年10月，劉少奇在《抗日游擊戰爭中各種基本政策問題》中，明確提出“向富戶征求救國捐”“發動群眾自愿捐助抗日經費，戰爭中的需用品”，并且認為抗日游擊隊的給養，“主要是以沒收敵人的資財與漢奸的財產及向富戶募捐來維持。只有在十分必要時才向一般群眾募捐”。

因此，這種自愿與帶有某種強迫性的攤派，也為敵后抗日根據地募集了一定數量的資金與物資。1937年秋冬，八路軍120師開辟晉西北抗日根據地時，僅在山西興縣，楊家坡地主楊篤仁將出賣土地和城里商號所得的銀元1.5萬元全部捐出，黑峪口王家村的王則相捐出2000 銀元和一條船，著名開明人士牛友蘭不但捐出自己“復慶永”商號的貨物，而且一次捐獻銀元2.3萬元。到這年12月，興縣民眾捐助八路軍達6萬銀元、糧食700余擔。各抗日根據地都有組織地開展募捐活動，如1938 年年初山東和冀中抗日根據地募集的抗日救國捐，1940年晉綏抗日根據地開展的獻金、獻糧、獻鞋、擴兵的“四獻”運動等。

美國“工合”專家在根據地

全面抗戰爆發后，八路軍取得了平型關大捷等一系列的勝利，為中共領導的抗日部隊贏得了良好的聲譽，國內各階層及一些海外華人華僑紛紛解囊捐助。1938年至1939 年，上海未被日軍占領的租界區開展群眾性的支援新四軍運動，組織義演、義賣，共募集到幾十萬元，為新四軍購買了一批藥品和5萬套軍裝所需布匹。抗戰開始后，宋慶齡在上海和香港及時成立了保衛中國同盟（簡稱“保盟”）和中國工業合作國際委員會（簡稱“工合”）兩大組織，向全世界正義人士、反戰組織及華僑呼吁募捐、宣傳中國的抗戰。據最新資料，宋慶齡通過“保盟”和“工合”兩大國際組織在國外募捐約500萬美元，其中大部分都輸送到了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據地。

據陜甘寧邊區的統計，僅從1938 年10 月至1939年2月的5個月時間里，海外及后方捐款共達法幣130多萬元。

新疆軍閥盛世才也曾提供一些物款。1939年7月8日，毛澤民在共產國際中國問題研究小組的發言中說：“在新疆省，開展過為八路軍購買防毒面具的募捐活動，募集到6萬元。盛世才送給八路軍5萬件毛皮大衣，給了10萬元，并將大衣從蘭州運往前線。”

另據八路軍供給部的統計，從1937年至1941年，各部隊上繳的捐款有賬可查的共為892.4萬元，各部隊（包括一些敵后抗日武工隊、縣大隊、區小隊）的經費不但要自己解決，有條件的還要上繳支援中央。

說起地方對黨中央的經費支持，山東的膠東特委貢獻很大。招遠盛產黃金，是中國第一個年產萬兩黃金的縣，可惜七七事變后淪陷于日軍之手。為了虎口奪金，中共膠東特委成立了一個特殊的常設機構——膠東黃金工作委員會。在這個組織的領導下，礦工們有時用爛石頭換下高品位金礦石，有時干脆在礦井下將金礦石砸碎帶出來，甚至出現“同一座礦山，鬼子在南邊掘進，中共在北邊挖洞”的狀況。

中共膠東特委還通過創辦秘密金礦，組織地方武裝伏擊日軍的運礦車、運金車，同時，秘運礦石到中共控制的煉金廠，再將成品金通過地下交通站運往延安。

由于一路上要穿越敵人的封鎖線，因此選派的八路軍戰士一般都身穿特制衣服，將黃金裝在衣袋里，基本上每人攜帶10兩左右。據不完全統計，抗戰期間，招遠人民為中共領導的抗戰貢獻黃金多達數十萬兩。僅1940年，工會書記蘇繼光和陳文其等人就秘送兩萬多兩黃金至延安。

伍

自力更生：開展生產自救，支援前線

大致說來，延安時期的中共抗日經費來源分兩個階段兩個不同來源。1937年至1940年，外援是中共抗戰經費和邊區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1940年后，抗日戰爭進入最艱難的時期，特別是1941年皖南事變后，國民黨的政治、經濟、軍事封鎖，使中共領導的地區財政經濟和所屬作戰部隊面臨著極其嚴重的困難。以八路軍120師為例，1940年，“因為糧食很少，一天只能吃到2至3頓稀糊糊，有時連糊糊也吃不飽，就是喝黑豆湯，吃蔬菜。至于油鹽，因為沒有錢，每人最多亦僅能維持一二錢。吃菜很少，大部分挖野菜吃”。“嚴寒的十月天以至十一月間，戰士僅僅穿著一套貼肉的單衣同敵人搏斗，也常常光著腳行軍作戰。不僅一般人員是這樣的，就是師長、政治委員及傷病員同志，也過著這樣的生活”。

毛澤東對這段時間的生活也記憶頗深：“最大的一次困難是在1940年和1941年，國民黨的兩次反共摩擦，都在這一時期。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國民黨用停發經費和經濟封鎖來對待我們，企圖把我們困死，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

怎么辦呢？求人不如求己。朱德首先提出：建立自己的“家務”。為此，任弼時還做了一番調查，向政治局提出一個方案：一是軍隊實行屯田制，生產自給；二是開荒；三是把三邊地區的鹽運出去向邊區外銷售，盤活經濟。1940 年5月，朱德從晉東南抗日前線回到延安后，親自到延安東南的南泥灣、金盆灣進行實地勘察。1941 年3 月，王震率領八路軍第120 師第359旅進駐南泥灣，“一把镢頭一支槍，生產自給保衛黨中央”，王維舟則率領358旅去隴東開荒種水稻。延安著名的大生產運動就此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毛澤東稱其為：“這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未有的奇跡，這是我們不可征服的物質基礎。”

抗戰時期延安城內光景

那時，延安所有機關、學校，人人動手，開荒種糧種菜紡線。為率先垂范，鼓勵大家，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也安排了生產任務。對此，毛澤東堅持要親自參加勞動，他說：“我一定參加開荒，地點就選在我門口，只開一畝地，不多也不少。我還能自己動手，堅決不要人代耕。”年過五旬的朱德則同身邊的工作人員組織了一個生產小組，在王家坪開墾了3畝菜地，栽種了十幾種蔬菜。周恩來和任弼時，堅持帶頭學習紡線，搖著359旅從南泥灣送來的紡車，一邊勞動，一邊積極地向紡線技術好的同志學習，不斷鉆研紡線技術。中組部部長陳云帶頭到處收集肥料。延安馬克思列寧學院院長張聞天自費買了兩把鋤頭，堅持參加生產。留守兵團主任蕭勁光搞起了邊區鹽的產運銷，由邊區政府出資，“官督民運”……　　與此同時，中央還抽出一部分資金和人力從事生產經營，到國統區甚至香港去做生意，開商店辦企業，把邊區的土特產外銷，換取法幣和美元。

楊尚昆回憶：“這件事，當時主要由任弼時、朱（德）老總和（李）富春同志主管。中央派到香港去做生意的是盧緒章，后來他在新中國擔任外貿部副部長，在香港搞了個華潤公司。華東區也派曾山搞了個五豐商行。北平這攤由賴祖烈經營……”

說到為黨籌措抗日經費，還要提一下1933年楊延修與盧緒章、張平等人在上海成立的“廣大華行”。周恩來為“廣大華行”明確的三大秘密任務之一就是為長江局、八路軍武漢辦事處等機構提供和調節經費。根據楊延修回憶和黨史專家研究，從1942 年起到抗戰勝利，重慶紅巖村的中共南方局和八路軍辦事處經常從重慶“廣大華行”提取經費，有時兌換貨幣或金銀，有時“一包錢有好幾十斤重”。不僅如此，重慶期間，“廣大華行”還提供了大量藥品、香煙、鋼筆、手表、奶粉，甚至劉伯承的假眼睛。抗戰勝利后，上海、南京的《新華日報》辦事處房屋、南京梅園新村的購房款、南京局的經費都是“廣大華行”提供的，這是后話。

1933年，廣大華行五位創始人合影（右一為楊延修）

大生產運動開展3年后，邊區財政開支的64％實現自給，359旅經費實現了全部自給，其他部隊的經費自給率也逐年增加。到1943 年，邊區的軍隊凡有地的，做到每個戰士平均種地18畝，吃的菜、肉、油，穿的棉衣、毛衣、鞋襪，住的窯洞、房屋，開會的大小禮堂，日用的桌椅板凳、紙張筆墨，燒的柴火、木炭、石炭，差不多一切都可以自己造，自己辦。

為了解決抗戰經費困難和邊區財政困難，中央和邊區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給各機關部隊一部分生產資金讓其各自經營以解決經費困難；西北鹽池、定邊、綏德是有名的產鹽區，邊區政府發動群眾馱運食鹽出口，如計劃出口60萬馱，其中6萬馱為公鹽，分配各縣，由群眾義務馱運；統一產銷鹽價，其收入歸軍委，作為軍費和軍委生產保證；發行建設救國公債618 萬元；征收救國公糧20萬石，公草2600萬斤，解決人員和馬匹糧草；禁止法幣，發行邊幣1054萬元。稅收也是1941年后邊區政府的主要財政收入。1942 年1 月，中共中央明確提出：“抗日經費，除赤貧者外，一切階級的人民均須按照累進的原則向政府交納，不得畸輕畸重，不得抗拒不交。”這些應急財政措施，對解決1941年以來的抗戰經費困難起了很大作用。

延安時期的生產自救，一方面解決了在沒有外援的情況下，中共所屬抗日部隊的經費問題，另一方面也為中共領導的根據地培養了一種自我造血的功能和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特別是后者，在解放戰爭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如1946年，蔣介石用30萬大軍將6萬人民解放軍中原部隊壓縮在鄂東宣化店為中心的狹小地區，新四軍五師的李先念一再向中央告急：“財經給養有朝不保夕之慮”“年關在即，無米為炊，萬萬形勢，生活危險之至。”為了救急，任弼時屢電各解放區多方籌款接濟，毛澤東也指定華中、山東、晉冀魯豫、晉察冀4區“負擔五師一個月經費”，五師才渡過難關。應該說，沒有抗戰時期打下的經濟基礎，各解放區也沒有能力完成黨中央交給的任務。